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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9 月—10 月，中国提出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具体来说，该倡议旨在通过推进和开发相关项目，增加南亚、中亚、东南亚、中东和北非地区（MENA），独立国家联合体（简称“独联体”，英文名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简称“CIS”。独联体是苏联解体后由多个苏联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区域性组织，位处欧亚大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独联体国家间存在着相互依赖的经济关系，尤其是在能源、交通和贸易领域。独联体国家在文化和历史上有许多共同点，并且这些国家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地缘政治关系，建立了多个地区合作框架。因此，本书将独联体所在区域作为一个单独的区域进行分析，这样有助于更全面地研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这个地区的影响，同时也有助于更全面地揭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与欧洲中部和东部（CEE）的区域一体化合作机会，加强经济联系。共建“一带一路”的主要目标是：完善全球安全与贸易体系，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发展路径，通过建立区域间合作，推动建立广泛的世界经济体系。
总体而言，“一带一路”涵盖了中国对欧亚国家的基础设施、矿业、能源等领域的大量投资。中国政府表示，约 65 个国家将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占全球家庭消费的四分之一，占世界GDP的三分之一，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Chin et al．，2016）。国家主席习近平多次在正式场合表示，“一带一路”是一个多元共赢的项目，为中国和参与国企业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利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众多项目的主要目的是将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联系起来。这些项目包括通往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和缅甸的天然气和石油管道，荷兰的铁路网，还有新加坡的一条高速铁路。其他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计划连接中国以外的地区，如蒙巴萨和内罗毕之间的铁路，白沙瓦到卡拉奇的高速公路，以及连接亚的斯亚贝巴和吉布提的设施齐全的铁路（国家发改委，2015）。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被认为会带来经济转型、发展进步、互利共赢，得到“一带一路”国家的支持。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虽然有一定的收益，但也面临着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威胁。目前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潜力和外商投资风险的研究较少。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政治、经济、环境等方面的各种投资风险因素还没有得到外国投资者的充分重视。由于许多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风险认识的缺失，本书对此进行了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环境风险评估是环境监管机构的一项重点工作。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存在高度敏感的生态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关键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其他生物多样性区域或全球生态圈等，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备受关注（Tracy et al．，2017； Ascensao et al．，2018）。这些环境风险也导致了部分“一带一路”项目受阻。例如，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和密松水电站项目由于内部政治和环境问题而被叫停（CROIC-IWEP， 2017）。
这些障碍使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有了更多的认识。中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保护国家的声誉并对企业予以关怀。因此，需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环境风险进行全面评估，并制定相关政策，以确保中国企业积极开展海外投资活动。
中国企业从事海外投资活动的政治风险意识日益增强。中国政府制定了多种形式的投资机制，支持“一带一路”建设。例如，中国政府建议中国大型企业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多种方式的投资，引进它们的技术和环境安全措施，加强相互间的经济支持，提高国家之间的政治信任（Chatzky et al．，2019）。“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基础较弱，金融稳定性差；一些国家政治风险高，政府更迭频繁，偿债能力较弱（CROIC-IWEP， 2017）。据《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报道，由于东道国的政治动荡、政策变化和政府垮台，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失败次数约 334 次，2005—2021 年的投资损失约为 4 159 亿美元（CGIT， 2022）。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政治动荡。例如，阿富汗、也门、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叙利亚、沙特阿拉伯和黎巴嫩等面临的政治动荡可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外国直接投资（Sheng， 2018）。这进一步增加了在“一带一路”国家实施项目的风险。例如，缅甸的密松大坝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港项目，这两个项目实施中所遭遇的困境也使得人们更加担心其他“一带一路”项目也遭遇政治风险。
除政治风险外，经济基础薄弱可能是投资者所面临的最大障碍。中国企业在考虑对东道国进行投资之前，应当首先评估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具体包括该国偿还债务的能力、国内生产总值、通货膨胀水平、汇率稳定性和经常账户余额等（Brian， 2018）。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中国企业大多面临重大经济风险。例如，许多“一带一路”国家是经济脆弱的国家；中亚和南亚的一些国家经济基础薄弱，加上腐败、贫弱的政府机关、对宏观经济问题治理无效等原因，这些国家常会拖欠外国贷款。中国企业在这些国家投资的风险更大。
此外，由于存在外债风险，许多国家正在撤回或缩减其“一带一路”项目。如马来西亚决定取消由中国政府出资建设的 200 亿美元的“一带一路”项目和 23 亿美元的“天然气管道”项目（ zhang， 2017）。马尔代夫、蒙古国、老挝、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黑山、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债务问题严重，可能导致“一带一路”项目进一步脱轨（ Hurley et al．，2018）。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要避免出现经济问题，就要考察一个国家的经济基础，确保投资活动的最优化。
东道国可以以其自然资源潜力为投资者提供机会。一些“一带一路”国家拥有丰富或高潜力的自然资源，可用于双边资源体系的开发（Huang et al．，2017）。有学者认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自然资源潜力之间存在正向的关系（Buckley et al．，2007； Kang et al．，2018）。有学者认为，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可以在推动“一带一路”国家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主导作用。例如， Wang等（2015），还有Kolstad和Wiig （2012）利用delevel样本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计方法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东道国自然资源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Chang （2014）用空间引力模型考察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 138 个国家的情况，认为中国企业应该考虑投资东道国的燃料资源。中国的对外投资通常被视为对自然资源的寻求。因此，全面评估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环境风险，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内在资源潜力，是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关键。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风险是一个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对外投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对这些风险进行分类。例如， Zhang等（2018）讨论了中国企业在“中巴经济走廊”地区进行投资可能存在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并提出了一些降低风险的措施。 Yuan等（2018）基于熵权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 20 个“一带一路”国家的电力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治不确定性和中国因素是电力投资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 Duan等（2018）采用熵权法模糊综合评价设计对 5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他们建议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东道国的环境和政治风险。
Huang （2018）主要采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构建环境与生态指标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进行了研究。他们建议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考虑东道国的环境风险。同样， Sanchez - Monedero等（2014）建立了 9 个经济指标用于描述 27 个欧盟国家的主权风险。 Brown等（2015）分析了四个不同的视角，形成了更广泛的风险指数。
上述文献主要从一个维度考察了各国的投资风险。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社会、经济和环境总体风险的研究很少。本书涵盖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并结合各维度的新指标，全面评估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此外，据调查，我们认为，东道国的自然资源潜力会给中国企业带来机会。
本部分研究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①从经济基础、政治稳定、环境风险、资源潜力四个方面综合考虑 36 个指标，构建了新的投资风险与资源潜力评价指标体系。我们通过三个维度（经济基础、政治稳定和环境风险）来识别投资风险。②基于熵权，采用TOPSIS方法对中国海外投资进行整体风险评估，并在方法论部分使用TOPSIS模型评估中国海外投资风险和东道国资源潜力的优势。③全面评估中国对外投资风险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潜力，提出了帮助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时做出明智决策、降低潜在风险、实现可持续发展效益最大化的政策和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