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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从东道国环境风险、政治风险和经济基础三个方面对中国海外投资风险进行评价。
环境风险评估是环境监管机构的优先事务。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备受关注，因为存在敏感的生态区域，包括自然保护区、重要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和其他生物多样性区域（Tracy et al．，2017； Ascensão et al．，2018）。这些环境风险导致了一些“一带一路”项目的延期。例如，中国在缅甸的莱比塘铜矿项目和密松水电站项目就因为缅甸境内的政治和环境问题而被叫停（CROIC-IWEP， 2017）。与之类似，由于缺乏对环境风险评估的考虑，中国与印尼合作的雅加达—万隆高速铁路项目曾一度被推迟。
此外，中国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的湄公河沿岸还有其他水电项目，这些项目因可能对环境和社区造成损害而遭到反对（ John， 2017）。这些壁垒使中国企业对海外投资项目的环境风险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中国政府需要采取行动来维护国家的声誉和企业的利益。
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风险是一个日益受到重视的问题。许多学者对中国的对外投资风险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对不同风险进行了分类。例如， Zhang等（2018）讨论了中国企业在“中巴经济走廊”地区的经营可能面临的社会和环境风险，并提出了一些降低风险的措施。 Yuan等（2018）基于熵权和模糊综合评价模型对 2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电力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政治风险和中国因素是电力投资风险的主要决定因素。 Duan等（2018）采用熵权法模糊综合评价设计对 50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投资风险进行了研究。他们建议投资者在考虑投资决策时应考虑东道国的环境和政治风险。同样， Huang （2018）采用基于熵权的TOPSIS方法，主要采用环境与生态指标体系，研究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区位选择。他们建议投资者在选择投资地点时应考虑东道国的环境风险。同样， Sánchez-Monedero等（2014）采用 9 个经济基本面因素来描述 27 个欧盟国家的主权风险。此外，Brown等（2015）分析了四个不同的视角，形成了更广泛的风险指数。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自然资源潜力和环境机遇。一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丰富或高潜力的自然资源，可以相互促进资源体系的发展（Huang et al．，2017）。有学者提出内部化理论，认为中国企业与东道国自然资源潜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Buckley et al．，2007； Kang et al．，2018）。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国企业可以在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基础设施投资方面发挥主要作用。例如， Wang等（2015 ）和Kolstad、 Wiig （2012）利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与东道国自然资源之间的关系，认为东道国自然资源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此外， Chang （2014）利用空间引力模型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 138 个国家的情况，得出中国企业应该考虑投资东道国的燃料资源。中国的对外投资通常被视为对自然资源的寻求。因此，全面评估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包括政治、经济、环境风险，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潜力，是获得最佳投资回报的关键。
在构建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指标之前，有必要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能源领域的投资情况进行深入了解，其中有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投资的角度来看，第一，我们需要概述目前在全球范围内最具吸引力的绿色能源技术，其中最重要的是风能和太阳能，其次是小型水力、生物质能、节能技术、生物燃料和地热（Bloomberg New Energy Finace， 2016）。在许多领域，以风能和太阳能为代表的绿色能源具有清洁、用途广泛的特点。全球能源消费对象正在从传统能源转向绿色能源（Benintendi et al．，2020）。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绿色能源投资总额从 2004 年的 17.2 亿美元增至 2017 年的 78.8 亿美元和 2016 年的 91.3 亿美元（彭博新能源财经，2019）。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拥有巨大的绿色能源潜力，但在 2004 年至 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绿色能源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仅为 3％，并在 2016 年达到新冠疫情前的峰值，达到世界可再生能源总投资的 3％（彭博新能源财经，2019）。2019 年年底至今，新冠疫情已严重影响到大多数国家的经济状况。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中国对外投资较 2019 年下降54％，但与此同时，中国正在不断扩大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投资规模。“一带一路”全部项目中的绝大多数（80％）都集中在运输和能源领域。在此背景下，中国将改善投资质量，包括在“一带一路”框架内扩大对绿色能源的投资规模。这是因为，首先，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没有太大风险——风力和太阳能发电厂的建设项目没有燃煤热电联产电厂那样大的规模，这意味着更容易控制风险及确保投资收益。其次，中国也借此履行了负责任的全球环境保护者的职责——这与我国许下的到 2060 年实现碳中和的承诺完全一致。2020 年中国已经朝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中的绿色项目迈出了第一步：绿色能源投资首次占中国能源投资的一半以上，达 57％，未来还有望进一步增加。
第二，“一带一路”在世界绿色能源投资格局中的地位如何？这个问题引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2015 年，中国能建葛洲坝集团持股 98％的苏吉吉纳里（Suki Kinari）水电项目，预计投资 19.62 亿美元，并在 2022 年 12 月开始运行。该项目装机容量为 884MW （兆伏），年发电量为 32.21 亿千瓦时，占巴基斯坦水力发电量的 7.5％，建成后将解决巴基斯坦 1/5 的电力缺口（魏晨雨，2020）。2020 年上半年，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能源相关投资最多的两个国家分别为巴基斯坦和越南。中国电建（ Power China）在巴基斯坦投资了 19.3 亿美元的水电项目（NSNS Energy Business， 2020a）。在越南，中国电建则投资了 3.1 亿美元的太阳能发电项目（Cukia， 2020）和 21 亿美元的燃煤发电厂项目（NSNS Energy Business， 2020b）。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可再生能源装机总量方面，我们注意到中国（620 856.8 MW）、印度（104 968.9 MW）、俄罗斯（51 853.7 MW）、土耳其（38 746.5 MW）、越南（18 202.3 MW）、伊朗（12 262.7 MW）、罗马尼亚（11 144.9 MW）、泰国（9 698.5 MW）和巴基斯坦（9 304.1 MW）的装机容量主要依靠水电开发，而水力发电是 2017 年上述国家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主要来源（IRENA， 2018）。与世界其他地区相比，2000—2017 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发展迅速，水力发电能力快速提升，风能、太阳能等优势明显，太阳能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第二大可再生能源。几乎 53％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土地面积年太阳辐射为 1 400 kWh/（m2， a）（Chen et al．，2019）。到2017 年太阳能装机容量排名第一的国家是中国（130 816.2 MW），之后是印度（17 872.8 MW）、土耳其（3 421.7 MW）、泰国（2 702.3 MW）和捷克（2 070 MW）（IRENA， 2018）。
尽管可再生能源发电和装机容量的绝对值可观，但与世界可再生能源总投资相比，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相对较少。世界上其他拥有类似太阳能和风能资源的地区，如非洲大陆、澳大利亚、中美洲、印度次大陆、南美洲和美国西南部，都拥有先进的可再生能源市场，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目前仍主要依赖传统能源，这意味着中国未来在这些国家的可再生能源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