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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信息披露及其治理是会计与财务领域亘古不变的重要研究命题之一，其对于公司治理与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意义早已被广泛证实（Healy et al.，2001； Bushman et al.，2001； Leuz et al.，2008； Armstrong et al.，2010）。一般认为，公司治理是促使管理层采取与股东利益一致的行动或选择的契约集（Watts et al.，1990）。其中，通过强制性和自愿性披露向市场传递的会计信息被视为解决管理层与股东之间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的重要工具。Bushman等（2004）研究发现，公司外部董事监督和咨询作用的有效发挥，需要上市公司更加及时地披露财务报告信息；类似地，Ferreira等（2011）也发现外部董事比例与上市公司的盈余信息含量和盈余质量显著正相关。胡奕明和唐松莲（2008）、黄海杰等（2016）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也得到了类似的研究结论。
因此，大量文献重点研究了哪些机制能够有效发挥信息治理效应，降低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Cai等（2009）实证发现，在信息不对称使得直接监督管理层治理变得非常困难时，管理层股权激励作为一项重要的间接监督机制，能够有效发挥的治理作用。苏冬蔚和林大庞（2010）也以中国市场的大样本数据，验证了股权激励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的治理效应。积极的投资者能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发挥有效的监督作用（Bushman et al.，2004；李青原等，2018）。例如，Bhojraj等（2003）基于信用评级的实证发现，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能够显著提升上市公司的信用评级和信贷利率，这是因为积极的机构投资者的监督能够改善公司信息环境和抑制管理层自利行为。陈晖丽和刘峰（2014）以融资融券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发现，融资融券试点带来的卖空压力和投资者信息搜寻，促使融资融券标的公司显著降低了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和真实盈余管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