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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对保险公司权益投资的研究源于20世纪的美国市场，他们发现保险公司的盈利预期、风险偏好以及外部监管政策等会对其权益投资有重大影响。例如，Hart（1965）认为，法规并未限制作为长期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寿险公司进行权益投资，但寿险公司会因达到盈利预期而涉及高风险投资，而高投资风险将导致企业融资成本和信用成本的增加（Reddy et al.，1993）。因此，风险和预期收益如何平衡是影响寿险公司进行股票投资的重要考虑因素（Gentry et al.，1969）。后续许多学者建立经济模型、机会约束模型等，通过实证检验的方式研究产品端的收益率和外部利率波动对寿险公司投资的影响（Vanderhoof et al.，2000）。
随着全球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以及监管政策逐渐转向风险导向，保险公司资产和负债的风险属性受到关注和探究，围绕资产和负债如何匹配、风险如何量化、如何用风险大小定义监管标准的研究逐渐增多。Shim（2010）研究美国财险公司在偿付能力监管下的经营行为调整，资本不足的保险公司倾向于承担更高的投资风险以获取高收益。Bohnert等（2015）研究投资策略和盈余拨款方案的选择如何影响寿险公司风险，提出资产负债管理决策能较好控制投资风险。
此外，监管机构通过对偿付能力的硬性要求，开始约束保险公司资产配置，这也对保险公司权益投资产生了重大影响。Solvency II是欧洲国家对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监管制定的新框架，提出了偿付能力资本要求的量化指标，同时也对公司治理和信息披露等提出了新要求。新的监管框架限制了股票类风险资产的风险敞口，因为股票投资是短期高风险，但其长期收益较高，这样会大幅抑制保险公司对风险资产的追求，影响保险公司长期风险决策（Campbell et al.，2002； Braun，2016； Braun et al.，2017）。因此，在可变规则和最优投资策略下，保险公司在提供更为全面的产品的同时也要坚持审慎投资原则（Chen et al.，2018）。
国内学者关于我国保险资金股票投资的研究，主要起源于2004年以来中国保险业的迅猛发展和监管政策对保险资金权益类投资相关限制的逐步放松。从外部经济、监管、政策等宏观视角看，我国保险公司的经营绩效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风险较高的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不足（秦振球等，2003）。而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部分学者关注到低利率环境对寿险公司投资产生的重要影响（王辉，2016；宋占军等，2017），尤其是自2013年起我国保险行业费率市场化改革拉开帷幕，负债端的保险产品定价利率的市场化进一步挤压保险公司传统业务的利润空间，保险资金权益性投资因其高效和高收益开始得到更多青睐（李志辉等，2019）。
除此之外，宏观经济的不确定性也会影响保险公司的投资决策（黄溪等，2012）。胡良（2014）从风险决策行为模型和预期响应分析方法出发，实证检验了开展偿付能力监测可显著提升对保险公司的投资规模和优化投资结构。雷鸣等（2015）认为监管压力对寿险公司的投资风险承担行为起到门限效应，但如果寿险公司偿付能力不足，前述效应也得不到发挥。因此，中国的偿付能力监管改革是对保险公司经营和投资决策最为重要的外部监管制度，也是为防止保险资金投资过热或是投机的限制措施，监管政策的影响是众多学者的研究重点（杨枫等，2014；王灵芝，2016；王婧等，2019）。
从保险公司自身经营、结构等微观视角看，资产与负债匹配是影响寿险公司投资的首要原则（张艳妍等，2008），李秀芳和景珮（2014）强调公司盈利能力、流动性能力、资产负债匹配、偿付能力等经营目标都会对寿险公司的资产配置产生影响。也有学者通过相关理论模型分析保险公司的最优投资策略，例如，王丽珍和李静（2011）结合当前金融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框架，建立了一个包含保费收取、赔付支出和破产概率的投资策略模型。张景奇（2012）结合A股历史滚动收益和寿险资金的特征，提出寿险资金的四种投资策略，包括大面积性、长期性、滚动性和周期性。赵景涛等（2014）认为超额现金持有会加重寿险公司的代理问题，进而造成过度投资。卞小娇和李方方（2014）基于动态多期投资模型，认为满足长期负债的持续期匹配才是资产组合管理中最重要的部分，不同风险偏好和投资期限下的债券和股票配置比例呈动态变化。此后，还有部分学者从公司治理（王媛媛等，2017）、行业同群效应（刘玮等，2018）等视角展开了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