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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经济学家大多从农业和工业关系出发，从供求关系角度把农业和工业看成一种交换关系，把农业看成促进工业化的一种手段，并不十分重视农业自身发展规律，在他们看来，农业的作用仅仅是向工业提供过剩劳动力、资本和粮食。农业扶持政策作为保护支持农业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在西方已实施多年，取得了积极效果，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也形成了一大批理论研究成果，用以指导或改进保护支持农业的政策工具。
农业生产在为社会提供赖以生存的农产品的同时，其自然属性方面也为社会提供了良好、适宜的生态环境，具有较强的正外部性。就生态环境效益来说，它由农业生态系统直接提供给社会成员消费，具有纯公共产品属性，城市居民免费享用生态环境效应，存在明显的“搭便车”行为，农业生产私人收益低于其社会收益。农业生产难以通过竞争机制在市场上得到补偿。农业部门的正外部效应会降低其他非农部门的发展成本，使得非农部门的经济效益和比较利益水平远远大于农业部门。为了使农业的生态基础地位更加稳固，继续鼓励农业部门向社会提供更多的正外部效应，这就要求政府充当制度供给者和主要投资者的角色，采取一定措施使这种正外部效应内部化，即由政府对非农经济部门征收一定的税额来补贴农业部门的生产。
农业多功能性理论既是经济社会发展和农业产业不断变化的产物，又为自由贸易背景下农业补贴政策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支撑。由于比较优势的作用，农产品进口国农业萎缩影响的不仅是农业的发展，还包括了国内农业所产生的社会效应、生态效应以及文化效应等一系列非商品产出功能，最终减少或恶化了农产品进口国的国内净福利。对农产品出口国而言，扩大农产品出口，则导致了国内农业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因此而带来的生态环境效应和社会文化效应等非商品供给的增加，农产品出口国的整体福利得到改进。正是由于上述原理，农业资源稀缺性比较突出，农业生产处于比较劣势的日本、韩国和欧盟的部分国家才提出了农业多功能性理论以维持其国内农业保护政策。农业多功能中的生态功能外部性较强，农业充当净化器、洗涤槽、培养基、平衡体的功能，发挥着保护环境的积极作用。
总之，农业生产作为生物生产活动，利用了生命活动的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恢复或平衡工业生产和人类生活造成的环境破坏。农业的环境保护价值对于人类环境至关重要。但是农业产生的环境保护这一正外部性（外部收益）并未获得相应的价值补偿，只有政府安排包括农业财政补贴在内的农业支出时，才能使其得到一定额度的价值补偿。
相对于其他产业，农业的生产对象是有生命的动植物，不仅生产周期长，依赖于自然条件，面临着难以预测的自然风险，而且对市场反应慢，还要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由于受要素的投入数量限制等影响，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比较效益一般要远低于第二、第三产业，从事农业生产难以获得平均利润，高风险与低收益决定了农业的弱质性。
自然条件如气候、土壤、生态环境等对农业生产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农业生产受到自然风险的影响较大，各种旱、涝、风、雹、霜冻、病虫害、环境污染等自然灾害都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严重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农业的产出水平，农业生产者收益也受到来自自然条件的制约。其次，农业的生产周期长，承受着较大的市场风险，难以应对瞬息万变的市场变化。农业生产受季节影响，农产品具有集中上市、易腐、不易储存等特征，加上农产品需求缺乏弹性，农业生产者不能像其他产业的生产者那样能够根据市场需求信息及时调整生产，在市场交换中往往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当农产品供给大于需求，市场价格往往会急剧下跌，但又不能储备，即使再便宜也要出售，故农业生产者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在下一个生产周期就会缩减生产，容易造成农业生产的反复波动，难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供给。
自然风险和市场风险叠加使农业成为高风险的弱质产业，不像其他产业仅受市场的挑战，科技进步步伐相对缓慢，其不能像工业那样可以实现时间上的继进性。但农业又是基础性产业，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一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前提。高风险、低回报往往会造成对农业的投资不足，影响农业持续稳定发展，对其他产业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因此，政府对农业进行适当的干预和支持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世界各国的通用做法。政府通过对农业公共设施（灌溉、防洪设施）等投入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提供气象等服务，提高农业抵抗自然灾害风险的能力；采取农产品价格支持和补贴政策增加农业生产者收入，降低农户面临的市场风险，从而促进农业稳定、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概念的提出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1980 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委托国际资源和自然保护联合会编纂了《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第一次把“可持续发展”作为科学术语。1981 年，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创始人莱斯特·R.布朗出版了《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形成了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框架。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发表了具有轰动效应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该报告系统地阐述了人类面临的一系列重大经济、社会和环境问题，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其鲜明、创新的科学观点，把人们从单纯考虑环境保护引导到把环境保护与人类发展切实结合起来，实现了人类有关环境与发展思想的重要飞跃。从此，“可持续发展”概念被广泛运用，并被明确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损害子孙后代满足其需求能力的发展”。1992 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可持续发展为指导方针制定并通过了《21 世纪议程》，第一次在全球范围内把可持续发展的理论和概念推向了行动。
“可持续农业”的概念是由著名生物学家罗德尔于 1983 年在其发表的《持续农业》一文中提出的。
1991 年 4 月，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在荷兰召开农业与环境国际会议，通过了《登博斯宣言》，提出了“持续农业及农村发展”战略。《登博斯宣言》对可持续农业的定义为：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并调整技术和较高改革方向，以便确保获得和持续满足目前几代人和今后世世代代人的需要。这种农业、林业、和渔业部门的持续发展能保护土地、水资源、植物和动物遗传资源，而且不会造成环境恶化，同时技术上适当、经济上可行，能够被社会接受。
197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W.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论述补贴政策对农业改造有显著作用，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他认为，把弱小的传统农业改造为高效率的现代化农业取决于政府对农业的投入及农业补贴政策效应的发挥。
20 世纪 50 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提出了以工业为中心的发展战略，认为工业化是发展经济的中心，只有通过工业化才能实现经济起飞；认为农业是停滞的，农业不能对经济发展做出贡献，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在这种理论的指导下，许多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工业，而忽视了农业，有些国家甚至以损害农业来发展工业。到了 20 世纪50 年代后期，这种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就暴露出了问题，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一思路发展工业化，虽然实现了较高的工业增长率，但经济并没有真正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没有得到多少改善。这样，一些经济学家便对工业化的发展战略产生怀疑，转而强调农业发展问题。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首先纠正这种轻视农业的观点和做法。他认为，农业本身的发展正是整个社会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单能为现代化提供条件，本身就是现代化的动力之一。没有农业的现代化绝对没有整个社会的现代化。舒尔茨用日本、墨西哥、丹麦和葡萄牙等国的历史经验来说明农业发展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舒尔茨认为，传统农业不能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在于传统农业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入的收益率低，对储蓄和投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来说明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舒尔茨把收入作为一种流量，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生产要素是有价值的，也就是由供求决定的价格。在传统农业中，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即收入流的供给曲线是一条垂直线。同时，传统农业中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与动机不变，收入流的来源需求也不变，即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是一条水平线。这样，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不变，说明“来自农业生产的收入流来源的价格是比较高的”，即“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这正是传统农业无法对经济增长做出贡献的原因。因此，改造传统农业的出路在于寻找新的现代化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经济增长源泉，这些要素使农业收入流价格下降，资本的收益增加，必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发挥补贴政策效应。
引进新生产要素改造传统农业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建立一套适于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舒尔茨认为重要的制度保证是：运用以经济补贴为基础的市场方式，通过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来刺激农民；不要建立大规模的农场，要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能适应市场变化的家庭农场来改造传统农业；改变农业中低效率的所有制形式（土地的所有者并不住在自己的土地上，也不亲自进行经营），实行居住所有制形式（土地所有者住在自己的土地上独立进行经营）。二是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为引进现代化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尤其是供给更为重要。从需求上看，要使农民乐于接受新生产要素，就必须让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的农民真正有利可图。此外，还要向农民提供有关新生产要素的信息，并使农民学会使用这些新生产要素。从供给方面看，为了供给新生产要素，就需要政府或其他非营利机构研究出适合本国需要的生产要素，并通过农业推广站等机构将这些生产要素分发给农民。引进新生产要素，不仅要引进杂交种子、机械、肥料这些要素物，而且要引进具有现代科技知识且能运用新生产要素的人。各种历史资料表明，农民的技能和知识水平与其耕作的生产率之间存在着有力的正相关关系。三是强调政府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舒尔茨认为资本不仅包括作为生产资料的物，而且包括作为劳动力的人。人力资本投资的形式包括教育、在职培训以及提高健康水平，其中教育更加重要。他主张政府应加大财政向农民的投资力度，这种主张包括两个论点，即农民所得到的能力在实现农业现代化中是头等重要的；这些能力与资本品一样是被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还有一件基本经济事实，即所获得的能力并不是免费的；这些能力需要有实在的、可以确定的成本。这些成本在本质上是一种人力资本的投资。“迅速的持续增长便主要依靠向农民进行特殊投资，以使他们获得必要的新技能和新知识，从而成功地实现农业的经济增长”。研究农民的质量因素，提高农民素质是一个缓慢而持久的过程，需要政府长期不间断地大量投入，因为农民掌握新知识、新技能的过程“是缓慢和困难的”。但政府对农民的投资，则是农业发展的基础，是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增强农业竞争力的必要条件，是农业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