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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聚集特性和服务的基本属性是把服务业与城市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内在机制。城市是知识经济的中心，城市经济是以地理上接近、生产专业化以及知识、财富与技术的集中为特征的，经济活动集聚在一个有限空间能带来规模经济和集聚经济。据经合组织报告估算，2008 年世界已经有超过半数的人口生活在城市里，到 2029 年，城市人口将达到世界总人口的75％。由于服务业的供给和需求是在人和人之间面对面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产生的，所以服务业的发展高度依赖于集聚了大量人口的城市。
产业结构递进演变的普适规律表明，在供给侧生产要素在部门之间的转移和需求侧消费需求升级的共同作用下，一国或地区的经济结构转型普遍遵循农业主导向工业主导再向服务业主导的发展趋势。从历史数据看，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1 万～1.5 万美元是重要的临界点，越过这个临界点后，产业结构和服务业比重将发生重要变化。国家统计局课题组通过研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的经济发展数据，发现当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 12 000 国际元（按 2011 年国际元计算），服务业发展快于工业，第二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顶峰，随后出现回落，表明经济由工业主导逐步向服务业主导转变。国务院研究中心市场经济所课题组在研究服务业发展的大规律时，也发现类似规律，即某一国家或地区在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人均GDP超过 1 万国际元之后，就会出现服务业加速发展、服务业占GDP比重和拉动就业比重持续提升的现象，社会开始进入服务业和制造业双轮驱动的发展阶段，之后逐渐向以服务业为主的方向继续发展。
从城市的维度看，我国学者对服务业和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不少重要结论。米娟（2008）提出现代服务业集聚及其优势、现代服务业的集聚效应和现代服务业集聚是实现城市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王兆宇（2015）通过归纳和整理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等世界城市服务业发展的结构特征，提出金融业、研发服务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商务服务业、创意设计业等高端服务业的专业化经济对城市经济增长的贡献巨大。杨艳琳（2015 年）以我国 30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研究对象，对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得出现代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非常重要，服务业集聚能够对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正向影响。周振华（2019）提出，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发展是全球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表现为服务业增长速度超过其他部门以及在经济总量中居主导地位，也同样反映在服务业提供的服务正成为其他部门生产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中间投入。可见，服务业发展对城市经济增长有重要影响。
城市往往会经历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的转变阶段，现代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转型的新动力。观瞻世界城市发展实践，世界城市大多经历了以“生产—投资”驱动为增长动力的传统赶超型增长模式向以“服务—创新”为核心的内生型增长模式转变，成为以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服务型城市。以芝加哥为例，19 世纪末，芝加哥成为知名的“钢铁城市”，建立起了以钢铁工业、金属加工业、机械制造业、食品加工业、印刷业等制造业为支柱产业的经济体系。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工业生产导致的严重空气污染、交通拥堵等问题开始对城市生活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中心城区空心化问题凸显。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芝加哥开始摒弃了以制造业为单一支撑产业的发展模式，执行“以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化经济”的发展目标，重点扶持与制造业密切关联的新兴服务业，发展商贸、金融、文旅、会展等现代服务业，形成了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多元产业结构体系。除了芝加哥，巴黎、伦敦等城市也大多是由生产型城市转型而来的。它们经历了工业化的历程，随后又导入了新兴服务业，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些服务产业。根据国际经验，一个国家服务业产值占GDP的比重和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的比重双双超过 60％，则标志着该国全面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一是进入服务经济主导的城市，服务业在城市生产总值中占据主导地位；二是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中占据主导地位；三是服务业从业人员占社会总就业人员的比重达到 70％，成为吸纳城市就业的主渠道；四是城市经济增长主要来自服务业，服务业成为城市经济增长的主动力。2022 年，我国近 70％的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过 60％，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详见表 1.2）。服务业能级提升和效率提高，成为城市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推动力和城市经济发展新动能。
表 1.2 2022 年我国直辖市和副省级城市服务业比重
数据来源：各城市统计公报。
按照产业结构演进的一般性规律，产业结构从以第二产业为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过程中，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也迅速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在全社会就业结构中体现为服务业就业总量增加、比重提高。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测算，2009—2012 年期间，服务业每增长 1 个百分点，带动新增就业 70 万人；2016 年，服务业每增长 1 个百分点，能创造约 120 万个就业岗位，服务业就业带动能力明显增强。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9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近期农民工就业曲线的变化稳定地在向服务业转移，在 2019 年从事服务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51％。洪群联（2021）在分析我国服务业就业结构演进和变化特征时指出，2011 年以来服务业成为我国吸纳就业“主渠道”，由于服务业行业多、门类广，涉及人民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劳动密集、技术密集、知识密集行业并存，就业创业方式灵活多样，相比一、二产业，服务业具有更高的就业弹性。互联网时代，5G、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加速创新突破，推动了服务业特别是生活服务业与数字化的融合，促进了生活服务业的升级改造。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研究报告 2023 年》，2022 年，我国服务业数字渗透率为44.7％，在生活领域，数字化应用爆发式增长，大量无接触经济新业态涌现。而新业态的涌现为新兴职业形态的涌现提供了客观基础。这些新职业形态正成为城市新增就业和从农业部门转移出来的劳动力的就业蓄水池。具体见表 1.3。
表 1.3 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
数据来源：美团点评联合 21 世纪经济研究院、智联招聘共同发布的《2019 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报告》。
服务业区位选择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中心地理论、竞租理论、集聚理论等。德国经济学家克里斯塔勒提出的中心地理论指出，商业市场（第三产业）的区位规模、影响范围以及提供服务的性质都与门槛人口保持一定的数量关系，并形成区域空间不同等级服务体系。廖什市场网络理论认为，各个较高级别的市场区服务的中心地，按一定格局分布并构成有序排列的中心地体系。不论是克里斯塔勒或是廖什的中心地体系理论均指出，城乡人口规模和人均收入水平是第三产业规划布局的重要依据。按照马克思的地租理论，地价的增值不是由于土地用途的转变（农业用地转为建设用地），而是区位地租的增值。根据威廉·阿隆索的竞租模型，决定各种经济活动区位的因素是其所能支付的地租，通过土地供给中的竞价决定各自的最适区位，最终自动形成一种产业布局，促进城市土地资源的最优配置，使土地的潜在效益得到最大限度发挥。按照竞租理论，越靠近城市中心，各产业的地租成本越高，高附加值产品的生产和高端服务业等一般都布局在城市中心位置。克鲁格曼（P． R． Krugman）集聚理论把产业空间集聚理解为向心力（市场规模效应、密集型劳动力市场和纯外部经济）以及离心力（生产要素的非流动性、地租、纯外部不经济）两种力量作用的结果。对于服务业而言，特定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集聚是为了学习和创新的需求、共享信息、获得高端熟练的劳动市场，以及追求企业之间面对面商务交流和合作的便利性和互补性等。
城市空间结构是城市功能组织方式在空间地域上的“投影”。对服务业的地理分布特征及其对城市空间结构形态演进的影响，我国很多学者已有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主要有以下结论：
吴启焰（1998）提出，由于高昂的交易成本、相对较低的内部规模，以及对市场的空间接近需求，服务业对内城区位的需求非常强烈，城市地区仍是服务业的最佳区位。张文忠（1999）提出，服务业向大城市及其中心区集聚的趋势，主要与它们能支付高额的地租、中心区易于获取各种信息，以及追求集聚经济效益等有关。现代服务业向城市集聚，深刻地改变着城市面貌和城市空间结构形态。一方面表现为现代服务业的区位分布呈现一种新的空间形态，在现代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占地多、污染大、效益低等特征的传统加工制造业从中心地区不断腾退转移，成片工业园区式的空间形态被复合型用地的产业功能区取代。另一方面，服务业会由中心向外围边缘地区不断转移，以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为主导的多核心、分散化的过程在城市－新城－郊区的空间重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推动了城市向多中心、网络化的空间结构演化，推动中心城区和新城、郊区之间形成相互联系的、多元功能相互组合的有机整体。
大量研究已阐释了生产性服务业在空间上的非均衡发展。申玉铭等（2009）认为，在国家和一定区域内，生产性服务业不论是行业整体还是部分行业的空间分布都表现出了高度不均衡和集聚特征。曹邦宇和姚洋洋（2013）考察了 2001—2011 年纽约大都市圈服务业各行业空间基尼系数的变动情况，得出生产性服务业基本上都表现出了集聚的特征，在纽约大都市圈内的分布较为集中。除了生产性服务业的整体研究外，还有一些学者对某一行业的集聚现象进行了实证分析。赵弘和牛艳华（2010）以商务服务业空间分布为研究对象，提出大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的控制中心、协调和指挥中心，资本和贸易活动频繁，往往成为商务服务企业的集聚中心。相较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分布的特性，生活性服务业的地理分布特征相差较大。陈绪冬等（2013）提出消费服务型服务业由于接待的客户量大，布局上以服务对象的可达性为原则，主要位于市中心和片区中心。主要服务于本地居民的生活服务业由于依赖区域人口分布表现出均匀分布的特征，此类生活服务业空间布局相对均匀。
在城市群发展初期，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会在中心城市集中布局，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得以强化，但对周边城市带动作用不强；但当城市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随着周边城市产业发展和人口集聚，物流、零售、文化教育卫生娱乐设施等服务业开始出现向外扩散的趋势，服务业的扩散会从中心地区到周边地区形成一种产业波及效应，城市群区域次中心的服务功能得以提升，进而提高周边地区整体的经济水平，推动整个城市群的经济发展。孙正等（2022）从城市群集聚角度精准测算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程度，发现在城市群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在空间上重新匹配生产要素，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梯度转移逐渐转移到外围城市，成本敏感型制造业、低端生产性服务业以及龙头企业的非核心产业迫于成本压力从中心城市退出，逐渐转移到城市周边，以高附加值和高技术含量为主要特征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聚集于中心城市并辐射周边产业，城市群内产业结构实现重组，形成中心城市带动周边城市产业融合集聚发展的格局。
“新经济”一词最早由 1983 年《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提出，1996年美国《商业周刊》的一篇文章推动其真正流行起来。广义上，新经济是指美国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到 2001 年互联网泡沫期间出现的高增长、低失业和低通胀并存的一波经济繁荣。狭义上，新经济是指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技术，以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产业产生颠覆性影响，既有新技术形成新产业，更有新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而对产业内部的产品、业态、模式、场景等方面的颠覆性变革。新技术对服务业的影响也引起了专家学者的关注。江小涓（2017）认为，网络技术的发展正在改变服务业的基本性质，引起了广泛的资源重组与聚合，对传统服务经济理论提出根本挑战，如服务业生产率低的假设不再成立。李晓华（2022）认为，颠覆性数字技术创新的不断涌现、日益成熟与广泛应用，不但带动了服务业中的数字经济部门快速发展，而且推动了服务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刻改变了服务业的性质。“十三五”期间，上海、杭州等城市服务业已成为新经济创新迭代支撑源泉。新技术对服务业产生了广泛且深刻的影响，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5G、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促进服务业创新发展，甚至有学者认为信息通信技术革命是一个“服务业的故事”。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从两个维度推动服务业新业态的形成。一个维度是由于新技术的发展直接形成的新业态，是“无中生有”。例如，从通信技术和交通运输技术发展而来的电子商务。由于新技术的应用极大地降低了交易成本，电子商务成为商贸流通业中增长很快的新业态。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 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为 4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5％。商务局数据显示，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实现 11.96 万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 27.2％。另一个维度是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服务业形成新的业态，是“有中生新”。新技术改变了服务的重要属性，多数服务业成为可贸易的行业，传统服务迭代为新服务。例如，数字技术与金融、商贸、教育、医疗、交通运输等服务业深度融合形成的新服务。以AI＋金融为例，根据艾瑞咨询测算数据，2021 年AI＋金融核心市场规模达到 296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 677 亿元。
商业模式是一家企业如何为客户创造价值、传递价值以及从中获得价值的模式。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其利用带来的万物互联、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智能无处不在等特征会使上述多个方面发生改变，从而催生新的商业模式。新技术推动的商业模式创新中，平台经济、分享经济和网红经济较为常见。互联网的出现和发展突破了物理空间的制约，迅速发展起来一大批以“经营平台”为特征的平台企业。闫德利（2023）提出，平台的构成要件有三个：连接双边（连接了双边或多边市场）、直接交互（两个群体按规则进行交易、浏览、点评、点赞等直接交互）、自己不干（不生产商品，不直接参与具体交互环节）。例如，Uber，世界上最大的出租车公司之一，却没有自己的汽车；Facebook，世界上最流行的媒体所有者之一，却不创造内容；阿里巴巴，最有价值的零售商之一，却没有自己的存货；Airbnb，世界最大的住所提供商之一，却没有自己的不动产。分享经济的基本理念是利用包括时间、空间、技能、知识、资本等闲置的社会资源换取经济利益，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重构。王宁（2021）认为，在新公地观念和共享观念兴起的背景下，正是借助于互联网平台所促成的跨距直接互动结构及其匹配直接性，私人财物剩余使用容量的分享，不但变得日常可及，而且成为规模经济。分享经济的兴起让我们目睹了一场存量资源的消费革命，是一种带有“颠覆性创新”特征的商业模式。“网红”指被网民关注而走红并且在社交平台上有一定量的社交资产且有潜力变现的人。网红经济的核心是依靠网红个人魅力对粉丝流量的追逐和变现。网红经济就是粉丝经济。菜骐（2015）认为，粉丝经济模式的具体模式体现在：一是以偶像为核心的明星经济，其在媒介融合语境下也呈现出跨界融合的趋势；二是围绕媒介内容的IP经济，通过调动粉丝的参与性构建出以内容为核心的纵横联合的文化产业链；三是以社群为核心的合伙人商业模式，粉丝、偶像及商业机构等以社群为平台实现了广泛的连接与合作，创建了多元的商业合作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