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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业在区域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工业化、城镇化、国际化效率的提升至关重要。
狭义的工业化是指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上升的过程。由于工业的发展与服务业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广义的工业化则是表现为非农产业部门逐渐取代农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通常认为 18 世纪英国的第一次产业革命是全球工业化时代的开端，但关于工业化阶段的划分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钱纳里（ H． B． Chenery）和贝尔（D． Bell）以人均GDP为标准，罗斯托（ W． W． Rostow）以主导产业、制造结构和人类的追求目标为标准，配第（ W． petty）和克拉克（ Colin Clark）以三次产业就业比重的变化为标准，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则是以三次产业增加值比重的变化为标准，等等。虽然多数学者的划分标准不同，但较为一致的是以生产技术的变化所引起的产业增加值比重、就业比重的变动为特征，将工业化划分为前、中、后三个阶段。
工业化初期，制造业发展大幅提升了传统手工作坊的生产效率，工业成为经济增长和结构升级的绝对引擎。工业对服务业的需求主要集中在以交通运输和仓储、邮政、电信、批发零售等为主的流通性服务业，人们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还停留在基本的个人服务阶段。由于国家财富积累不足，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公共管理等社会服务业也维持在较低水平。在这一阶段，服务业更多表现为对工业的补充和依附关系，服务业比重迅速增加，甚至达到 45％～50％。
工业化中期，制造业水平大幅提升，工业化水平继续提升，在经济发展中占主导地位，但增幅开始放缓。以金融保险、房地产、租赁和商务服务、软件和信息服务、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主的生产性服务业加快发展，为工业发展提供支撑和服务。美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法国、德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韩国在 20 世纪 90年代初，生产性服务业在服务业内部的比重开始超过流通性服务业。在这一阶段，工业和服务业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互动明显增加。
工业化中后期和后工业化时期，服务业开始成为国民经济中最主要的部门。工业中的内部服务部门加快分离出来，生产性服务业的专业化、精细化水平大幅提升，成为工业不断进步发展的重要保障和前提，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到制造业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同时，生产性服务业对服务业内部行业的支撑也在增强，带动传统服务业转型升级。经济发展带来人们物质生活的丰富和消费水平的提高，个人服务业和社会服务业在服务业内部的比重小幅提升至一定水平后趋于稳定。从世界经济产业结构演进历程来看，在这一阶段服务业的比重会出现迅速增长，达到 60％以上。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服务业和工业、服务业和农业逐步呈现较高水平的协同和融合发展趋势。
服务在产业结构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不仅体现为服务业的主导地位，还体现在制造中的服务含量不断增加，生产性服务在产品价值增值链中的比重持续上升。在日益精细化的现代产业分工体系下，制造和服务融合渗透是大势所趋。中国社科院李晓华教授的研究表明，数字技术正在清除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障碍，服务型制造在加速发展，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度不断提高。从城市经济发展实践看，制造业之“强”，不在规模和比重，而“强”在能控制科技研发、信息服务、营销网络、资本运作、文化塑造等价值链高增值服务环节。这些环节正是制造业服务化后形成的生产性服务环节。它们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人力资本、数据要素和知识资本进入生产过程的通道，也由此成为技术进步和创新的载体。城市制造业竞争力的提升不再只是单纯依靠硬性的制造业部门，而是发挥城市综合服务优势，通过生产性服务业赋能制造业，推动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加速发展现代服务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以高端产业链引领城市经济发展，培育与发展多元支柱产业，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的双轮驱动，从而推进城市摆脱经济衰退的困境，成功转型。
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业制造化是二、三产业跨界融合的两种主要表现形式。
（1）制造业服务化。
随着高端制造业中服务环节在价值链中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融合发展不断深化，制造业服务化趋势日趋明显。制造业服务化，是指制造企业为了获取竞争优势，将价值链核心由以制造为中心向以服务为中心转变，制造与服务边界日益模糊化。制造业企业由原先只关注产品本身，正转向产品＋服务，向消费者提供“制造＋服务”一体化方案，提升制造业附加价值。
制造业服务化有利于促进企业由单纯提供产品和设备向提供全生命周期管理及系统解决方案转变，消除制造业与消费者之间的信息间隔，解决低端产能过剩、高端产能不足的问题，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强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从根本上提升供给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汽车制造、大型装备制造、白色家电、电子信息消费品以及家饰家具等行业都已呈现出典型的服务业制造化趋势。如汽车 4S店就是汽车企业从传统汽车生产向售后服务、维修、装饰等高附加值终生性服务的延伸。IBM在 20 世纪90 年代是一家典型的硬件制造龙头企业，但如今已成功转型为“提供硬件、网络和软件服务的整体解决方案供应商”，IBM全球营收中大约有65％的收入来自IT服务。
2015 年，国务院发布《中国制造 2025》，明确提出加快制造与服务的协同发展，推动商业模式创新和业态创新，促进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主要发展方向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延伸服务链条，增加服务环节投入，发展个性化定制服务、全生命周期管理、网络精准营销和在线支持服务。二是支持企业由提供设备向提供系统集成总承包服务转变，由提供产品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转变。三是鼓励优势制造业企业“裂变”专业优势，通过业务流程再造，面向行业提供社会化、专业化服务。四是支持制造业企业建立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金融机构，发展大型制造设备、生产线等融资租赁服务。
（2）服务业制造化。
与制造业服务化相比，服务业制造化在学术界的研究相对较少。一部分学者认为，服务业制造化是服务业厂商探索为客户提供一种更高效的一体化解决方案，将制造业的现代化生产方式、标准化产品、流程管控等引入服务业（肖挺等，2018）。也有学者认为服务业制造化是在“互联网＋”背景下，服务业企业在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凭借自身的核心技术，以实体产品为载体进入制造业领域，生产相应产品，完成向制造业企业的转变（袁博，2016）。服务业制造化含义存在争议的背后，反映的是服务业与制造业在产业融合中的主导性、主动性、作用机理等方面的认知差异。
服务业制造化的产业绩效在行业间存在异质性特性。服务业制造化与服务业的产业绩效在大多数服务行业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其中，运输邮电及房地产服务等行业在制造化的进程中起着排头兵的作用；但也有部分行业如金融业等，实证分析服务业制造化对其生产效率提升并无显著影响。此外，服务业制造化的产业绩效效应与制造业技术含量密切相关，高技术制造业对服务业拥有更高的产业关联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尤其是自动化技术、信息技术等服务业高技术制造化对服务业生产率提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有助于提升服务业效率。
党的十八大以来历年中央一号文件均提出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明确持续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服务业与农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撑。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有效衔接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一是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农业现代化相伴而生。芦千文和韩馥冰（2023）认为，农业生产性服务业是指以农业生产全程和农业全产业链为服务对象的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将服务功能渗透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肖建中（2012）以浙江省为研究区域，分析得出服务业每增加 1 个百分点其外溢效应可推动农业经济增长 0.4 个百分点。陈笑艳（2014）以广东省为例，发现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金融保险服务和农产品营销服务对广东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具有显著影响，金融保险服务和农产品营销服务的服务水平每提高 1 个百分点，将促进农业劳动生产率分别提升 0.35 和0.17 个百分点。二是活用农业资源实现农业新价值。充分发挥农村生态、农业资源等优势，推进农业与商业、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康养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创意农业、乡村休闲旅游、餐饮美食、田园民宿、休闲农业、文化体验、健康养老等新产业新业态。董凤丽等（2017）提出，在农业和旅游业融合的过程中，农业扮演的是供应资源的角色，古风古韵的村容村貌、清新的田园风光、质朴的村民生活状态、传统的农耕文化等都是具有旅游价值的农业资源，是乡村旅游内容的基本构成，旅游业则扮演服务延伸的角色，旅游活动以农业资源的方式进行表现。建设“农业＋”主题的、可欣赏可传播的消费场景，适应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新期待新需求，将乡村发展具化为可感可及可参与的美好体验。
明月村距离成都市中心约 90 千米，是成都市最偏远的乡村之一，面积 11.38 平方千米，辖 15 个村民小组，共 1 237 户。过去明月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导，基础设施薄弱，经济发展滞后，农民居住条件较差，2009年前曾是市级贫困村。为了发展本村经济，明月村先是花大力气修复了川西特有的乡村居住形态——川西林盘，提升了人居环境，之后充分挖掘茶山、竹海、明月窑三个特色资源，吸引了百余位艺术家“新村民”慕名而来，引进蓝染、陶艺、篆刻、剧场、音乐酒馆、美术馆和主题民宿等 40 多个文创项目，形成陶、茶、竹三大特色产业，打造集家庭农场、林盘民宿、研学课堂于一体的旅游新业态，成为知名的文化艺术聚集地。2021 年，明月村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近 3 万元，比 2012 年增长约200％。明月村荣获“中国十大最美乡村”等荣誉，成为中国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中国传统村落活化最佳案例。
资料来源：由新华社《从“富口袋”到“富脑袋”——成都探寻乡村振兴的文化力量》和新浪网《四川明月村：农民与艺术家共建的诗意乡村》整理形成。
城镇化是一个多维的概念，人口学、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都有各自的定义。在这一过程中的核心是农村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农民生产生活方式向市民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也就是“人的城镇化”。在城镇化进程中，除了人口生产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的升级，一般还伴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张和社会思想观念的转变。服务业与城镇化具有双向作用的互动关系，但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服务业对城镇化的作用呈现不同的特征。
城镇化初期，工业的快速发展是城镇化发展的直接动力，服务业则主要表现为受产业扩散效应和生活服务需求的带动而发展。这一阶段，工业快速从农业人口中集聚了大量劳动力来到城市从事工业生产，而人口集聚必然带来对服务业的需求增长。一方面，城市生产方式推动人口将由家庭提供服务的生活方式向由社会提供服务的生活方式转变，对生活性服务业的需求快速增加，同时人口大量聚集也要求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有所增加；另一方面，工业的发展带来产业工人的收入水平上升，消费购买力增强，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城镇化中期，城镇化水平快速提升，人口快速向工业和服务业聚集，逐步形成工业和服务业双轮驱动的局面。在这一阶段，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空间城镇化均获得较大发展。由于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其吸纳劳动力的作用极大增强，有力提升了城市就业水平，反过来促进了城镇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同时，城市生产生活用地需求增加，城市空间规模快速扩张，城市功能开始完善。
城镇化中后期，随着社会大多数人口已经转移到城镇，人口城镇化进程放缓，工业在推动城镇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逐渐被服务业发展带来的规模效应和集聚效应代替，生产结构和消费结构发生变化，服务业开始成为推动城镇化进程的主导力量。一方面，CBD、高档写字楼、城市综合体等高能级服务业载体在城市建设加快，城市对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的集聚为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的发展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显著增强，对增强产业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起到十分关键的作用；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刺激了满足物质消费和服务消费的生活性服务业需求增加，推动城市向消费社会转型；城市文明的发展要求政府进一步完善城市功能，优化国际营商环境，加大对医疗、教育、环保等领域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这一阶段，城镇化与服务业逐步实现较高层次的协同发展。
学术界对我国服务业与城镇化协调耦合发展关系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
城镇化进程对服务业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市场基础；而服务业能有效吸纳就业人口，反过来促进人口城镇化，尤其是在城镇化进程的较高阶段，服务业对城镇化进程起到主导作用。杜宇玮和刘东皇（2015）认为，我国服务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表现出弱“U”形的变动趋势，即在 19 世纪 80 年代和 2009 年以后服务业对城镇化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其原因在于改革开放初期，服务业主要为满足城市居民需求的传统服务业，对劳动力有很大的需求，能够极大地促进人口城镇化；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限制了经济服务化进程；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使中国加工贸易遭受了严重冲击，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内需和服务业发展成为重点，城市服务业发展加速，对吸引人口流入和推动城镇化进程再次起到重要作用。瞿华和刘荣荣（2018）测量了我国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水平的区域影响，发现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为显著，但西部地区城镇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这个结论与部分学者认为服务业和较高阶段城镇化的互动关系较为显著的判断基本相符，西部地区城镇化水平相对东、中部地区更低，仍处在工业化是城镇化水平提升的主要推动力阶段。王少剑等（2019）对服务业与多维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广州市服务业发展对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社会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进程具有较为一致的促进作用，但在时间演化上表现不同步，服务业与人口城镇化最先进入高层次协调耦合阶段，其次是空间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最后是经济城镇化，主要原因是广州市对传统服务业的高度依赖制约了服务业与经济城镇化的协同作用。
城市规模越大意味着聚集了越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也形成了更大规模的生活性服务业市场需求以及生产性服务业中间需求，这也会进一步增强城市竞争力，促进城镇化发展。相关学者从多个视角对不同规模城市人口和服务业的耦合协同进行研究。Zhong等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对服务业的增长有重要影响。刘钰等（2021）对 1995—2015 年福建省城市人口与服务业的空间协同机制进行了分析，发现城市人口与服务业都有向中心城市周边聚集的趋势，而且服务业在中心城市的集中度要高于城市人口。传统经济时代，城市发展路径遵循先“引产”，再“聚人”，后“造城”的思路推进。数字时代的到来，深刻地改变了以往“产人城”的城市城镇化逻辑，形成“人城产”新模式，即城市的发展应先锚定人，将生活方式转换为生产力，围绕人的需求造城，后引产。正如《新地理》作者乔尔·科特金所言：“哪里宜居，知识分子就会到哪里居住；知识分子到哪里居住，人类的智慧就会在哪里聚集；智慧在哪里，人类财富最终就会在哪里汇聚。”发展服务业特别是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求的生活性服务业，加快发展高品质的消费服务功能，培育具有鲜明气质的生活城市，是推进规模较大城市集聚各类人才、汇聚高端要素资源的重要抓手。
对于城市而言，国际化是指城市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与协作，日益融入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事务交流和管理的过程，以及要素配置功能在全球发挥作用的程度，是国际社会公认的迅速提升城市综合实力和治理水平的重要途径。依照国内外学者对城市国际化发展实践的观察与研究，从世界范围看，城市的国际化路径大多遵循“区域层面中心城市—国家层面中心城市—洲际层面全球城市—全球层面全球城市”的递进发展范式。经济全球化驱动城市国际化进程，从产业的角度看，城市国际化水平取决于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服务业发展的高度成熟是城市国际化所必需的前提条件。
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发生深刻变化，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和国际经贸合作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服务业成为国际经贸规则重构的焦点。服务业在国际货物贸易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服务业为产品制造活动提供服务。在产品制造过程中，采购、原材料运输、融资贷款、员工培训、工厂生活配套等都离不开各类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没有服务业支撑的制造业无法实现大规模可持续发展。二是围绕国际贸易全链条帮助货物贸易顺利实现。围绕着国际货物贸易，物流仓储、国际商贸、金融保险、检验检疫、专业代理等服务业加快国际化发展进程，为全球货物贸易发展提供支撑，保障了货物贸易的顺利实现。服务业跨国公司全球扩张的初期，主要表现在围绕农业和制造业龙头服务的追随式全球扩张。三是帮助产品增值，提升货物贸易价值。今天的货物贸易，已经不完全是由商品本身决定市场，服务业对货物贸易的贡献度越来越大。研发设计、品牌营销、地域化服务等商品“微笑曲线”的两端环节大多需要由服务业进行提供和实现。可以说，服务业的参与推动了凝结在货物贸易里实物产品的价值提升。服务贸易包含面较广，包括服务的跨境交付、消费者跨境服务消费、企业跨境提供服务、服务人员跨境提供服务等。服务贸易的发展已经突破了以前经济学家“消费不可存储”的认知，许多生产性服务业可以通过服务外包、技术贸易等方式实现生产地和消费地的分离；而生活性服务业和部分公共服务业则可以通过消费者或服务供应商（服务供应者）跨境流通的方式实现。当前，服务贸易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信息技术服务、旅游服务、交通运输、国际金融、技术贸易、文化娱乐等方面。实际上，服务贸易领域对各国而言具有较强的“敏感性”，因而服务贸易壁垒远远多于货物贸易壁垒。一方面，信息技术、通信、金融、交通运输等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出于本国经济独立性和安全性的考虑，各国政府会限制服务贸易发展；另一方面，教育、新闻、影视娱乐等行业虽然不是影响国家经济命脉的行业，但出于意识形态独立和政治文化上的考虑，各国政府对这些服务行业普遍采取保守的开放态度。
从理论推导和实践发展看，从工业主导向服务业主导转变是向国际化城市迈进的必由之路，这是现代经济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一是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推动城市国际化的必由之路。全球化和世界城市研究网络小组把世界城市定义为“提供全球服务的中心”，世界城市是服务业的高度集中地，其职能是将先进服务业的生产与消费中心，以及它们所连带的地方社会，逐渐连接到全球网络。一个城市在全球城市网络中的节点地位取决于该城市的高能级生产性服务业跨国机构与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多少、层次、频率等。因此，服务业是国际化城市重要的主导产业，世界城市服务业占GDP比重普遍在 80％左右，金融、保险、咨询等高附加值的生产性服务业高度发达，是世界经济的管理、控制中心。二是服务业是国际化城市强化集聚辐射功能的重要支撑。国际化城市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城市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市场，更是全球的市场，即城市的经济、贸易、金融活动具有超出本区域和本国的辐射半径。伦敦、纽约、东京等城市一个十分鲜明的特征就是它们都拥有强大的集聚与辐射功能，这些功能多数体现为高端服务功能。这些城市的发展经验表明，国际先进城市必须具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发达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成为全球或区域性金融中心、贸易中心、专业服务中心和重要的生产与消费中心；必须是跨国公司总部或地区总部的集聚地，对物流、技术、资金、人才等资源具有很强的配置能力，对区域乃至国际范围经济发展具有强大的辐射带动功能；必须是智力资源密集区，成为全球或区域性的创新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