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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所需的数据资料源自 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基于价值分享的农业全产业链整合效率评价及动态优化路径研究（编号：18XJY011）”。笔者作为课题的成员之一，参与了课题申报资料撰写、资料搜集、调查设计、调查实施、论文发表等工作。数据调查时间为 2020 年 5 月—2021 年12 月，调查人员基本上为在校硕士研究生，均拥有丰富的调研经验。
本研究的问卷设计借鉴前期研究成果和已有的文献资料，所设计的相关问题聚焦文章所需研究的主题，并尽可能结合前人研究成果。为确保问卷设计科学、合理，邀请了八名专家对问卷提出修改建议，并结合预调查情况，对问卷内容进行了反复修改，最终形成合作社调查问卷和社员调查问卷（详见附录）。最终形成的合作社调查问卷包括合作社基本信息、合作社产业链建设情况、合作社经营状况、合作社外向合作状况、合作社的管理制度、合作社绩效等方面。
本研究选择四川省作为样本合作社数据来源省份，主要原因是四川为农业大省，地域特征多样化，且呈现出适度规模经营与小农户经营并存的农业经营格局，其农业发展在西部地区乃至全国均具有较强的代表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的基本特征和共性问题。
在样本确定上，我们采取以下步骤：
第一步，采用分层抽样方法确定调查县（区）。四川省是青藏高原向长江中下游平原过渡的地带，地形高低悬殊，地貌类型多样，山地、丘陵、平原和高原占全省面积的比重分别为 77.1％、12.9％、5.3％、4.7％
。考虑到川西北高原面积占比最小，加之，海拔较高，自然条件相对恶劣，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合作社数量较少，给调研工作开展会造成一定困扰，所以排除高原地区。样本覆盖四川省的山地、丘陵、平原共三类地区的 12个县（区），计划完成调查问卷 360 份。若仅考虑地形因素，山地、丘陵、平原的样本比例大致为 8∶1∶1，但这会造成山地区域的问卷量占比过大，需适度扩大丘陵地区、平原地区样本数量，以增强样本代表性。因此，综合考虑到产业特征、政策背景等多重因素，最终确定山地、丘陵、平原的样本比例为 6∶2∶2，计划在山地、丘陵、平原地区分别发放问卷 216 份、72 份、72 份，实际分别发放 218 份、73 份、72 份（详见表 1-1）
。
表 1-1 有效问卷回收情况
第二步，确定各县（区）调查数量和最终调查名单。在确定县（区）名单、各类型地区所需合作社样本数量的基础上，结合县（区）合作社数量，明确各县（区）计划调查合作社的数量。在确定各县（区）所需合作社样本的基础上，确定合作社名单，完成调查人员编组，采用“一对一”的方式对合作社进行调查。为确保样本能够实现基本均衡，要求一个村仅获取一家合作社样本，在取样困难（如突发暴雨、交通不便、道路泥泞、受访对象外出或不配合等）的情况下，一个村最多不能超过两家合作社样本。
此次调查，计划发放合作社问卷 360 份，实际发放问卷 363 份，一家合作社单独填写一份合作社调查问卷，剔除数据缺失、前后逻辑矛盾等不合格问卷共 32 份，有效问卷为 331 份，约占 91.18％。同时，完成普通社员问卷 1 213 份，剔除重复填写、数据缺失、以合作社问卷充数的问卷，实际共获得有效社员问卷 1 109 份，占比约为 91.43％。单个合作社平均完成有效社员问卷 3.35 份。
在调查的 331 家样本农民专业合作社中，注册时间均值为 6.19 年，说明合作社面临激烈竞争或自身能力普遍薄弱，淘汰更迭较快，生命周期较短。成立时间距调查时间 4~6 年的最多，为 101 家，占比约为 30.51％；其次为 0~3 年，为 85 家，约占 25.68％，原因在于自 2015 年左右始，脱贫攻坚战、乡村振兴战略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相继实施，需要以合作社为载体带动贫困户生计改善、牵引产业发展和优化乡村治理，政府行为促进了合作社数量的增加，说明合作社具有政府强制嵌入乡村社会的特征（肖荣荣、任大鹏，2020）。
在 331 家样本合作社中，社员数量最多的为 1 460 人，最少的为 5 人。多数合作社人数介于 100 人和 299 人之间，为 173 家，占比约为 52.27％；其次介于 5 人和 99 人之间，为 139 家，占比约为 41.99％，说明多数合作社的社员规模较小。
在 331 家样本合作社中，发起主体最多的为专业大户和家庭农场，为165 家，占比约为 49.85％；其次为村干部领办，为 104 家，占比约为31.42％。普通农户发起和主导的内生型合作社数量偏少。这反映了在现阶段合作社普遍是由具有能力优势和要素贡献优势的经营主体所发起，合作社内部的成员异质性现象较为突出。
在 331 家样本合作社中，理事长学历为初中及以下的数量最多，达130 家，占比约为 39.27％，但同时，33 家合作社理事长学历为本科及以上，占比约为 9.97％。这说明，多数合作社理事长学历偏低；但同时，相对于普通农民群体，合作社理事长学历整体上又处于较高水平。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如表 1-2 所示。
表 1-2 调查样本的基本情况描述
2020 年 8 月和 10 月，我们分别对雅安市石棉县的 2 家合作社和名山区的 1 家合作社进行调研。2021 年 3 月，我们再次对石棉县的 1 家合作社进行补充调研
。调研对象包括各个合作社的理事长、普通社员以及两县（区）的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其中，对合作社管理人员采取问卷调查、半结构式访谈等方式，调查内容包括合作社基本信息、发展历程、经营状况、产业链整合状况、制度安排、社员参与等方面；对社员的调查包括问卷调查、座谈访谈等，主要了解对合作社的评价、参与合作社情况等，并印证合作社管理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对两县（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采取半结构式访谈的调查方式，了解区域内合作社概况、对合作社的支持政策等。本书借鉴了季晨等（2017）和刘颖娴等（2021）对案例的研究方法，保证结果的可靠性（参见表 1-3）。
表 1-3 案例的效度和信度验证
我们选择雅安市名山区的 1 家合作社、石棉县的 2 家合作社作为研究对象，是出于以下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雅安市独特的位置和以山地为主的地形特征，决定了其具有丰富的农业资源和厚实的农业产业基础，优势特色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产生了较强的合作需求，导致合作社大量出现。这契合了我国以特色产业为依托、嵌入农业产业化的合作社发展特征。二是合作社均以水果产业作为主营产业，所处地域相近，能够避免产品异质性和地域差异性对研究结论的影响。三是截至调查时间，3 家合作社均至少有 7 年的发展历程。相较成立时间较短的初创类合作社，运营模式已臻完善，能反映合作社的演进历程。四是合作社在成立发起主体、运营模式、发展选择上也存在不同，在变量测度上的差异性可以形成“控制组”和“对照组”，以实现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