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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话分析一般被认为是微观社会学的一个分支，着眼于自然发生的社会活动的细节，对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进行科学研究。会话分析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学研究方法，只不过这种研究方法与其他宏观社会学研究方法不同，是从人们社会生活的细节中寻找社会成员建构社会机构的方法、步骤和过程（吴亚欣、于国栋，2022：104）。萨克斯认为，那些自然发生的实际社会活动的细节都是可以被描述的，对这些社会活动的描述应该与人们的理解和行动过程相一致。这些社会活动是系统性的、理性的，这使得对这些单个事件的描述是可归纳、可重复的（Sacks，1984：21）。会话分析几乎不做什么理论预设，坚持所有理解和分析的资源都内在于材料自身（Sacks et al．，1974：729）。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会话分析坚持一切从真实语料出发，在分析中摒弃理论假设和动机，采取“描述—归纳”的研究程序：其一，对案例进行详尽的观察和分析，发现有意义的特征；其二，对相同（似）类型案例的分析结果进行归纳总结，总结出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下的一般性特征。
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会话分析致力于研究自然发生的真实事件。萨克斯认为，会话分析致力于自然会话规律和模式的研究，描述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所使用的方法，反对使用假设的特殊样本进行研究，因为无论研究者的想象力多么丰富，设想的情景多么符合专家们的意见，但现实世界的情况是否如此，终究还是存疑的。传统社会学将真实发生的情景排除在外，而会话分析则是要将那些被抛弃的真实事件找回来并进行研究。萨克斯明确指出，研究者不能发明新的谈话序列并对此进行研究，对于谈话序列，我们并无强烈的直觉（Sacks，1995a：6－7）。林奇认为，“自然的”这个概念从萨克斯开始就已经深深植根于会话分析，后世的会话分析研究都是以真实事件的录音材料为基础的（Lynch，2002a：534－535）。
为了满足上述研究目标，会话分析的材料搜集方式也与其他学科有着明显区别，比如研究者都强烈反对通过访谈、角色扮演、内省、田野记录（field notes）、实验等方式来搜集研究资料。会话分析对研究材料的来源和类型都做出了严格的要求，这些要求大致可以概括为如下四点。其一，会话分析反对使用内省和假想得来的材料；其二，会话分析认为，不能通过回忆来搜集和记录材料；其三，会话分析还反对通过访谈形式来搜集材料，因为访谈这种形式自身就是一种机构性语境和研究对象，而不应该成为一种研究方法；其四，会话分析强烈反对通过实验手段来搜集材料，因为会话分析要研究的是自然发生的真实互动，而不是人工设置好的实验场景（Goodwin and Heritage，1990：289；Mondada，2013：33－35）。会话分析坚持从真实的社会互动活动出发，其首要原则就是拒绝使用任何假想的、不真实的人工语料。
在具体的情景中，人们通过动用大量声音、言语、视觉等资源不断取得一些连续的阶段性成果，循序渐进，最终建构起互动活动，因此，这些社会活动具有索引性、权宜性、即时性等特点。洛伦扎·蒙达达（Lorenza Mondada）认为，如果会话分析想要将自然产生的互动按自然发生的情景有序地展现出来，录音录像的材料搜集方式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Mondada，2013：33－35）。赫里蒂奇和阿特金森认为，使用录音录像所记录的数据能够克服直觉和回忆的局限性与错误；它向观察者呈现了大量的交流材料和环境，并提供了一些保证，使得分析的结论不会成为直觉特性的人为产物、选择性的关注、回忆或实验设计（Heritage and Atkinson，1984：4）。记录的便利性大大扩展和提高了观测的范围和精度，使我们能够对特定互动事件进行重复和详细的研究，为研究者提供了直接面对那些分析结论所依赖的数据的途径，这可以使得这些结论能够接受公众的监督，从而将个人偏见的影响最小化。会话分析只使用通过录音或录像收集的自然发生的真实语料作为研究对象，拒绝通过访谈、观察、自省和实验等传统方法收集语料，这是会话分析的一个重要特征。对于论证研究来说，会话分析对数据类型和搜集方式的严格要求非常具有启发意义，这种方法将保证论证研究成果源于论证实践、符合论证实践。
在常人方法学视域下，由于索引性特征，会话活动中的任何细节特征都有助于理解人们是如何开展实际行动的。加芬克尔认为，在关于社会事实的常人方法学发现中，秩序的本土性质被收集起来并被考察，每个事件都有其独特的、关联的细节和普遍性（interaffiliated details － and －generality）。在显示出的独特的联系性上，每个事件都是局部生成的，并且都是可自然说明的，表现出独特的细节内在联系，这种细节的内在联系内在于且展示了它们的融贯性和确定性（Garfinkel，2002：246－247）。利伯曼认为，常人方法学研究者普遍都对如下方式感到反感：采用抽象理论粗暴地处理他们的社会研究。这并不是说他们没有理论上的承诺，他们当然有理论承诺，但他们不愿意把这些理论兴趣作为敲打这幅世界图景的“棍棒”。常人方法学是一种被加芬克尔挖苦为“细节汇总”的事业（Liberman，2011：87）。然而，虽然常人方法学关注细节性研究，但这并不是说常人方法学是一种微观社会学研究
。
受常人方法学的影响，会话分析非常重视互动过程中的各种细节，并基于这些细节来理解会话者们是如何开展与他人的互动活动的。赫里蒂奇认为，会话的每个细微结构都具有重要意义，序列组织的任何细节都不能被先验地当作偶然的、无序的、无关的而被抛弃，为了尽量不遗漏对任何基于真实情况的发现，会话分析的语料处理方式应该要能够保留说话人在具体语境中真实的发音特征及其他交际细节（Heritage，1984a：241）。比如，利伯曼在对西藏哲学文化的辩经研究中发现，在实际的辩经活动中，许多行为特征都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比如：击掌、叫喊、手势、抬脚、在手中捻佛珠，或当对方提出了一个荒谬的论据时将佛珠在对方头上转三圈。如果我们拒绝参与实际的辩经活动，不结合这些行为细节来理解西藏的辩经活动，而是坐在书斋里看经书，我们就不能够很好地理解僧侣们是如何开展辩经活动的（Liberman，2004）。会话分析不仅关注说话人说了什么，说话人是怎么说的也同等重要。
录音和视频不是能够被直接分析的文本材料，会话分析发明了一套能够将录音录像材料转变为文本材料的转写方法，最大限度保留会话的真实结构。研究者首先应该认真仔细地听录音或看录像，然后借助一套转写方法将录音录像材料转写为文本材料。现在流行的转写方法主要是杰弗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开创并逐渐发展而来的。这套转写方法包含了一整套的转写工具，能够将实际发生的会话转写成文本形式，将会话的微观结构特征尽可能如实地保存下来，使研究者本人和他人能够对会话进行反复研究和分析。这个转写系统是一个典型的自下而上的系统，并不是依据某种理论原则或目标而制定的。杰弗逊提出，会话分析的研究者不保证这些符号和转写适用于任何未指明的研究任务，技巧会被不断地修改，应增加或减少那些看似有用的符号（Jefferson，2004：13－31）。转写系统是一个符号标记集合，通常出现在出版物的附录中。
转写对于会话分析有着重要意义，它是会话分析的工具，也是会话分析进行理论研究的基础。克里夫特等人认为，对于会话分析者来说，转写致力于提供一种对话语和行动的特征的详致描述（rendering）。会话分析将自然发生的互动交流转写成一定的格式，通过分析语料的转写记录，从而能够捕捉话轮序列的特征（比如沉默、停顿、重叠）和话语表达的特征（比如强调、发音方式、声调和音调等），从而使得对“参与者理解和回应他人”的研究成为可能，这对于研究会话者如何共同完成有序、理智的社会互动非常有帮助（Clift et al．，2009：40－43）。转写工作繁琐细致，是一项严格的专业技术活动，不恰当的转写会严重影响对会话的分析研究。在转写过程中，我们要尽量保留有关的语言和非语言因素，因为对任何相关因素的忽视都可能导致错误结论。
在会话分析的发展中，不同研究者基于自己的研究目的提出了不同的转写系统。然而，梅纳德认为，杰弗逊所建立的转写系统很好地与录音录像技术进行了结合，不仅能保留话轮序列和说话内容，还能考察犹豫、沉默、重叠、呼吸、笑声等一系列有意义的行为细节，能够仔细捕捉会话的各种成分特征，杰弗逊等所创立的这套转写系统成为最受会话分析研究者欢迎的转写系统（Maynard，2013：11－13）。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杰弗逊所创立的这套转写系统已经被国际公认为最能抓住会话互动特征的“黄金标准”（Lerner，2004：3）。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会话分析主要继承和发展了杰弗逊所开创的转写系统，广大研究者认为，转写应该能够产生一些对于读者来说是有序、简单、清晰的转写材料，并且这些材料对于读者来说是可读的和有意义的。为了达成这样的目的，并不需要将符号进行标准化，符号应该由研究项目的目的来决定。埃里克萨·赫伯恩（Alexa Hepburn）和加林娜·博尔登（Galina B． Bolden）认为，杰弗逊所创立的转写系统包含以下五个部分：①转写布局（layout），包括给每一段文字加数字编码，识别每个话轮的说话者，如实转写听到的内容（而不是臆想或认为应该如此的内容），使用固定宽度的字体等；②即时（temporal）序列关系，重点关注会话的不同部分是如何被即时地联系到一起的，比如重叠、间歇（gap）、沉默等；③言语表达方式，包括声调、重音、轻声、速度、强调程度、口吻和音质等的变化；④评论和听不太清楚的内容；⑤言语的一些伴随特征，比如吸气、叹息、笑和哭等，这些特征传递着说话人的复杂情绪（Hepburn and Bolden，2013：58－70）。克里夫特等人对转写提出了一些建议性原则，包括如下七个方面：①简约性（parsimony），只转写要分析的部分，即只把那些可理解的东西呈现给读者；②惯例性，词语和标点符号要根据它们的常规使用方式来被使用；③词汇完整性，为了可读性，词汇内在连续性不可被多余的符号干扰；④客观性，转写者的主观认知和分类不能作为客观度量来记录；⑤一一对应，一个转写符号只对应一个言语行为特征；⑥描述，非言语行为应该被描述而不是转写；⑦分离，转写者的解释、评注必须与实际的言语行为特征进行明确区分（Clift et al．，2009：43－45）。
随着录像技术的大范围采用，研究者也开始发明一些方法来转写可见行为，这些转写方法包括转写者评论、特殊标记系统和视觉再现（比如图画和视频截图）等（Hepburn and Bolden，2013：70）。这些方式各有优劣，比如图画和视频截图可以很好地再现当时的情景，可是非常占篇幅，只能用作简短会话的分析。一般而言，研究者应该根据实际需要选择适合自己的方式，本研究将主要采用转写者评论的方式来描述非言语行为。本研究采用的转写系统详见附录C。
转写工具为捕捉会话活动的微观结构提供了可能。会话分析的转写系统具有简洁性、易操作性、可重复性的优点，为语料转写提供了一套可共享的标准系统。这种数据处理方式能将会话的结构特征保存下来，为研究的客观性提供保证，使研究者能尽量做出无价值偏见的判断，并且能使研究者本人和其他人对会话材料进行反复研究和分析，大大提高了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和可靠性。
根据常人方法学的无差别原则，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要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研究时要抛弃可接受性、价值、重要性、必要性、特殊性、成功或理论一致性等传统社会学所强调的价值因素，通过反复观察自然发生的数据的记录，尽力根据活动参与者在开展活动当下的真实情况来描述这些活动。利伯曼强调，参与者的场景被按照他们自己所想的方式来研究，被研究的人的世界的意义必须被保留，而不是被淹没在当代欧美社会科学家的语言和相关性之下（Liberman，2004：109）。在常人方法学研究中，经验观察和总结都应该是不带任何动机的，研究者不能带有主观臆想和猜测去理解语料，应尽量客观地看待会话者对会话的理解以及语料中所呈现的结构，并结合语境予以解释。
承袭常人方法学的这种研究态度，会话分析坚持对日常会话活动进行本土化的经验研究。会话分析并不想进行理论建构，而是致力于研究日常会话中的有趣现象。萨克斯这样说道：“我基本上不会推销会话分析的理论基础、发展前景、方法的优越性或其他什么东西，我所要展示的就是我所能做的，以及我对发现的兴趣。”（Sacks，1995b：3）根据常人方法学的可说明性研究，会话者对前一个话轮谈话的理解影响着他们如何建构下一个话轮，后出现的话轮体现了对前一个话轮的理解，这种话轮交互的会话序列体现了参与者的理解和行动过程，构成了会话分析研究的基础，它们是可解释、可说明的。萨克斯认为，那些自然发生的实际社会活动的细节都是可以进行描述的，对这些社会活动的描述应该与人们的理解和行动过程相一致。这些社会活动是系统性的、理性的，这使得对这些单个事件的描述是可归纳、可重复的（Sacks，1984：21）。研究者可以从典型案例出发，归纳总结出会话模式或会话常规（conversation practice）。
会话分析广泛采用“描述—归纳”的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分为两个步骤：一是对典型案例进行细节分析，即对某个特定案例进行详尽的观察和刻画，发现值得注意的有意义特征；二是对搜集到的材料进行归纳总结，即搜集足够多的同类型案例，总结出一般性的普遍特征。
第一，对典型案例的分析，研究者需要观察和分析一段他们感兴趣的特定片段，找出那些可能有意义的特征，并联系会话发生的具体话轮序列的特征进行解释。会话分析首先要使用音频或视频设备来机械地记录社会实践的成果，并将这些录音录像转写成可以被分析的文本形式。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就可以在序列组织中对感兴趣的有意义的细节进行研究，从而发现人们开展相应行动的方式。经典的会话分析传统都是从观察互动过程中的一些特殊行为或现象开始，找出那些有意义的细节特征，尤其是那些反复出现的细节，比如重音、声调变化等，这些都非常重要（Sidnell，2013：77－78）。
第二，在特定案例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研究者需要尽可能多地搜集更多的有用材料，发现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并进行归纳，最终发现那些独立于语境的一般特征，发现人们会话中的一般性规律和模式，并解释这些规律和模式背后的社会秩序。比如，赫里蒂奇在对“Oh”的功能的研究中，通过将伴随“Oh”的音律纳入考察，总结出一些具有一般性的使用规律（Heritage，1984b：299－345）。赫里蒂奇认为，与演绎法相反，会话分析采取的是基于对自然会话的客观审视，进而对观察到的规律进行概括的研究路径。会话分析研究所用的语料就如同在自然科学研究中从大自然中采集的标本一样，通过观察分析人们言谈应对的这些标本，进而总结出自然会话的结构及其规律（Heritage，1988：127－144）。吴亚欣和于国栋将其称为“自下而上的归纳法”（吴亚欣、于国栋，2017：85）。
为了获取人们真实的互动结构，会话分析坚持使用自然发生的社会互动记录，同时，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持会话互动的原始结构，会话分析采用了一套特殊的数据处理方法——转写，将自然发生的材料转写为可供研究的语料。会话分析通过逐个对案例进行研究，最后归纳这些案例的特点并得到一般性特征，但又注重每一个案例的独特特征。这个研究过程大致上可以总结如下：
①通过录音或影像的手段获得自然产生的会话材料；
②将录音或录像材料转写为可供分析的文本材料；
③分析所要研究的文本材料；
④对类似材料重复上述研究步骤，归纳分析；
⑤报告研究成果。
会话分析广泛采用“描述—归纳”的研究方法，反对基于抽象模型、理论、研究假设来解释实践活动。无论是对材料的搜集记录，还是对材料的分析研究，会话分析都拒斥抽象的理性模型、理论或假设，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实际会话活动的研究的影响。这种严格的描述性的研究方法能够大大减少理论和人为偏见的影响，有助于揭示会话活动所具有的真实结构。并且，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使会话材料可以被不同研究者重复研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直接处理原始材料的途径，从而大大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
总体来说，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是一种观察—归纳的自然化方法，强调使用自然发生的真实会话活动作为语料，通过研究序列组织来发现人们交际互动的规律和模式，并解释这些规律和模式背后的社会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