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国内不少研究者将会话分析划分为语言学的二级学科或关联学科。会话分析看似主要关注会话过程中的言语行为特征，但实际上，会话分析关注的根本问题是社会秩序问题
。会话分析在其创始之初，所关注的并非语言，而是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所构建的秩序。萨克斯提出，人们组织社会活动的方法就是对社会秩序的展示过程（Sacks H．，1984：24－25）。会话分析通过揭示会话中的语言和非语言资源所呈现的会话结构和社会组织特征，说明交际者如何依赖这些资源执行和协同完成各种行为（Drew，2001：110－116）。尽管会话分析以自然会话作为观察对象，但会话分析研究的既不是语言本体，也不是语言使用策略，而是通过会话展现出来的社会秩序（吴亚欣、于国栋，2022：102－105）。
会话分析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是它与常人方法学存在重要交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①会话分析和常人方法学的研究范围都包括研究“常识的不可见性”；②会话分析的话语序列组织与常人方法学方法论研究的索引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相同性质的；③会话分析的过程很好地解释了常人方法学方法论所关注的日常行为的“具身性生产”（embodied production）这一问题，即日常行为是由行为双方在行动过程中逐步构建的，这一构建过程基于双方在行动过程中的即时理解和认知（Goodwin and Heritage，1990：287）。
会话作为人类最重要的社会活动形式之一，是人类社会化的最重要媒介，社会成员通过会话来实现意义共享并实施相应行为，从而实现有效交流和互动（Goodwin and Heritage，1990：289）。没有话语就没有社会事实，不理解话语就不能理解我们的事实、我们的经历和我们自己（Phillips and Hardy，2002：2）。人们的日常会话活动是常人方法学的重要研究领域。会话分析在加芬克尔的早期研究中就已经得到了初步发展，加芬克尔在他的研究中率先采用了录音、录像等方式对社会事件进行还原和研究，为会话分析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并做了初步的实践尝试（Garfinkel and Wieder，1992：175－206）。
萨克斯在1959年剑桥的帕森斯暑期学习班上遇到了加芬克尔，加芬克尔的常人方法学对萨克斯创立会话分析产生了重要影响。萨克斯后来在伯克利学习社会学，大湾区的学习氛围和圈子极大地推动会话分析的创立（Maynard，2013：13－15）。萨克斯对加州自杀预防中心电话录音的研究基本奠定了会话分析的研究方法。比如下面这段对话（语料3、1、1）。
语料3、1、1（Sacks，1992：3）
A：This is Mr．Smith，may I help you．
→B：I can.t hear you．
A：This is Mr． Smith ．
B：Smith．
萨克斯通过对诸多诸如这样的电话录音的研究发现，研究者需要将行动者的行为放到会话序列中去理解，这样才能准确地理解行为的意义与功能，发现人们在会话活动中的实际推理和行动方式。比如，在上面这段语料中，电话会话的礼仪一般是会话者在开头自报姓名，但求救者通过表示听不清的方式来避免给出自己的名字，这样一种违反社会礼仪的行为必然具有特定的社会学意义。
从呼叫者的“我听不清你说什么”这段话语开始进行研究。萨克斯并没有把这看成是一个交流问题，而是对这个话语进行研究，揭示它可能要做的事情。特别是，他怀疑呼叫者使用这个话语是为了避免说出自己的名字，但同时却又不明确地予以拒绝。通过这个问题，萨克斯提出了将话语作为研究对象的可能性，说话者在与他人互动的过程中如何通过话语来行事（Wooffitt，2005：6）。
受常人方法学的启发和影响，结合萨克斯早期对电话谈话所做的研究，萨克斯、谢格洛夫和杰弗逊等人摒弃传统社会学的研究方法，率先通过对日常会话录音的细节特征进行反复分析来发现日常会话活动的意义、方法和结构，提出了会话分析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萨克斯指出，通过研究真实录音会话的序列，我们可以获得那些真实发生的东西（Sacks，1984：13－15）。会话分析不是一种研究会话语言特征的语言学理论，而是一种研究人们在会话活动中的互动方法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会话分析的首要特征是，通过实际产生的话轮序列来分析会话活动的意义。根据常人方法学的看法，社会事实是人们富有技艺的有序互动成就。会话作为一种最为普遍的日常现象，表面上看起来无章，但其实是一种非常有序的、结构化组织的现象（deeply ordered，structurally organizedphenomenon）。会话是有序列组织的，但这种组织并不是事先被制定好的，话轮的序列位置对于确立和理解该话轮构建单位执行的社会行为至关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分析话轮在序列中的位置来揭示其意义。
根据常人方法学对社会互动的可说明性特征的研究，一个人对他人谈话内容的理解是要向对方展现出来的，所以这种展现状态也是可以为专业分析者所利用的。会话者在当下话轮中所展现出来的对上一个话轮的理解，既是分析上一个话轮的资源，也是一个验证程序，验证对上一个话轮进行专业分析的可靠性。会话分析就是通过对会话活动的话轮序列组织的研究，来揭示社会秩序是如何通过一个又一个不断产生的话轮而构造出来的，并揭示出人们在这种建构活动中所使用的方法。卡莉·巴特勒（Carly W． Butler）等人指出：“谈话组织的基本序列特征是会话分析研究的基石，它是社会行动的情景化组织。通过考察每个话语如何回应之前的话轮，以及对谈话的随后产生的话轮的影响，会话分析就可以证明社会秩序是如何在一个一个话轮转换的基础上完成的。谈话的每个话轮都被考察，从而了解在此话轮中所展示的对前一个话轮的理解，以及在那个特定的话语中所做的动作。”（Butler et al．，2009：6）根据话语产生的时间先后顺序，将录音材料转写为会话序列，这些会话序列反映了人们对行动的意义的理解，为研究者从会话序列中分析人们的互动方法提供了可能。
关注会话的话轮序列的组织特征，这将会话分析和其他的会话活动的研究区分开来。巴特勒等人强调：“会话分析研究的核心是对谈话的话轮组织的研究。”（Butler et al．，2009：6）对于基于常人方法学立场的会话分析者来说，他们感兴趣的是，人们是如何来组织会话互动的，会话互动的秩序是什么生成的，会话分析基于秩序分析而不是心理分析来理解会话行为的意义。经过数十年的经验总结和发展，一般说来，日常会话活动都会遵循话轮转换规则（见附录A），以一个话轮接一个话轮的形式进行，形成以相邻对为基本单位的序列组织。会话的序列组织是会话分析的主要发现，这些序列组织是人们的权宜活动的索引成就，是会话互动的内在组织结构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也是会话分析的研究基础。
会话分析不仅发现会话活动是有组织结构的，而且希望揭示人们成就这些组织结构的方法是什么。用丽贝卡·克里夫特（Rebecca Clift）等人的话来说，通过研究话轮序列，可以发现社会主体的各种互动方式（Clift et al．，2009：43）。查尔斯·古德温（Charles Goodwin）和约翰·赫里蒂奇（John Heritage）认为，会话分析很好地解释了日常行为是如何由行动双方在行动过程中逐步构建的，这一构建过程基于双方在行动过程中的即时理解和认知（Goodwin and Heritage，1990：287）。会话分析不仅揭示了会话的有序特征，而且试图说明参与者是如何理解和使用这种有序特征来执行或统筹各种行为的。通过研究会话的序列组织，我们可以揭示会话者在会话活动中组织与实施行动的方法。
会话分析对会话序列组织的研究不仅能揭示人们开展会话活动的方法，还能揭示人们开展这些会话活动的规范性基础。威廉·霍斯利（William Housley）和理查德·菲茨杰尔德（Richard Fitzgerald）认为，在日常活动中，话语不仅从常识库中获取它们的意义，而且也从语境中的范畴获取意义，这些范畴通过相关性和局部情景条件映射到其他范畴，并与之绑定在一起形成固定的范畴对。在会话活动中，这些范畴对关系对应了会话的相邻对结构。因此，我们不仅能从会话的序列组织中发现人们如何理解和组织行动，而且还能从中发现人们这种理解和行动的规范性基础。谈话的序列特征可以被理解为成员的实践—道德推理成果。相邻对、优先性组织等提供了一个极佳的切入点，从而能让我们观察和发现成员谈话中的规范性、范畴和序列的相互交织的特点（Housley and Fitzgerald，2002：66－67）。结合特定的文化背景和语境，研究者不仅可以研究人们在日常社会活动中的思维和推理的方法，还可以进一步分析人们的行动方法所依赖的社会文化规范、规则或习俗。
常人方法学彻底的描述性研究方法深深影响了会话分析。基于常人方法学的彻底的描述性研究立场，会话分析在对具体的会话活动开展研究之前，几乎不做什么理论预设，而强调对会话活动开展描述性的本土化研究。萨克斯等人强调，会话分析除了提出“一个时间段只能有一个人讲话”这条所有社会成员都默认坚持的结构性的可能性外，并不再提出新的规则，也不为话轮事先排好顺序（Sacks et al．，1974：729）。与常人方法学一样，会话分析都反对传统社会学研究的从理论到实践的研究方法，坚持对真实发生的材料进行彻底的描述性的经验研究，展现社会互动的真实秩序，以及人们的互动方法。会话分析以会话的序列组织为核心，采用自下而上的归纳法，旨在发现人类言语交际的规律和模式（吴亚欣、于国栋，2017：85－90）。萨克斯的如下论述充分彰显了会话分析的方法论立场。
会话分析是一种致力于发现自然会话规律和模式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学，反对像传统社会学一样使用假设的特殊样本（hepotheticalized，proposedly typicalized versions of the world）进行理论研究，因为无论研究者的想象多么丰富，设想的情景是多么符合专家们的意见，但现实世界的情况是否如此，终究还是存疑的。传统社会学将现实发生的情景排除在外，而会话分析则是要将那些被抛弃的真实事件找回来并进行研究（Sacks，1984：21－27）。
会话分析坚持研究真实发生的事件，用一套严格甚至有些机械的方式将这些事件记录下来，并基于此进行研究。只有采用这样严格的经验性的研究方法，大大减少人为偏见的影响，才能揭示互动事件原本所具有的结构。这种方法的另外一个重要优点就是，会话材料可以被不同研究者共同研究，为其他研究者提供直接处理数据的途径，能将研究过程中的研究者的主观性人为因素的影响降到最小，从而大大增强了研究结果的客观性。赫里蒂奇和约翰·阿特金森（John Atkinson）对会话分析的这种数据处理转写方式给予了高度评价。
使用记录的数据能够克服直觉和回忆的局限性与错误；它向观察者呈现了大量的交流材料和环境，并提供了一些保证，使得分析结论不会成为直觉特性的人工产物、选择性关注、回忆或实验设计。录制记录的便利使我们能够对特定互动事件进行重复和详细的研究，因而大大提高了观测的范围和精度。这种材料的使用有如下优势：为听者至少是研究报告的读者提供了直接面对那些分析结论所依赖的数据的途径。因此，这可以使得这些结论能够接受公众监督，从而将个人偏见的影响最小化（Heritage and Atkinson，1984：4）。
反复观察和分析会话材料，可以归纳总结出会话过程所展现的社会文化规范。会话分析的转写方法保留了会话的真实进程和大量行为细节，这些细节成为理解和分析会话互动的重要资源。萨克斯指出，对社会微观现象的研究可以对理解人们行事的方式有巨大帮助（Sacks，1984：24）。比如，会话过程中的可观察、可感知的语言或非语言的细节——笑声、吸气／呼气、语速、停顿、音高等，它们都可能对会话的组织结构及社会行为的执行与理解产生影响。会话的各种细节特征是理解话语和行为的意义的重要依据，对分析人们在会话活动中的思维和推理方法有重要意义。
当代会话分析与常人方法学在研究方法上产生了一些分歧，一些常人方法学家对会话分析提出了较为严厉的批评。比如：梅尔文·波尔纳（Melvin Pollner）批评会话分析的方法有实证主义和形式主义的倾向（Pollner，1991：370－380）；保罗·阿特金森（Paul Atkinson）认为，将会话分析的话轮转换、序列组织看作可以脱离具体的实际会话活动的僵化的物，可以进行抽象形式分析，背离了加芬克尔、萨克斯等创始人研究“人们的方法”的初衷（Atkinson，1988：441－465）。但是，无论如何，会话分析无疑是当代常人方法学研究中最成功和最常见的研究形式。道德拉斯·梅纳德（Douglas Maynard）和斯蒂芬·克莱曼（Steven Clayman）认为，会话分析甚至可能已经成为常人方法学研究的最明显和最有影响力的形式（Maynard and Clayman，1991：396）。人们都称赞会话分析是常人方法学的“王冠上的明珠”（Livinston，1987：74）。虽然常人方法学与会话分析在近年来的一些发展上产生了分歧，但常人方法学是会话分析的理论来源和基础，只有从常人方法学的角度才能真正理解会话分析开创者们所奠定的这种研究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