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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之义和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巨大成就，为国家治理全面、有序、稳妥地推进提供了重要的政治保障。本文重点考察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效能之间的内在逻辑，将党的建设和国家治理研究结合起来，通过党建和政治学的交叉融合拓展各自学科的研究议程，并立足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经验和成效，系统研究如何将全面从严治党的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的实际效能，推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
关键词： 全面从严治党；国家治理现代化；治理效能；内在逻辑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中国共产党。”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国家治理现代化与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交织在一起。在我国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际，探索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基础理论，不仅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各方面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在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党不断通过自我革命完善国家治理，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治国理政规律的历史遵循。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部分西方国家陷入国家治理困境，为我国国家治理提出了现实警示；同时，我国正处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国家治理现代化仍面临着一些体制机制弊端，迫切需要全面从严治党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新动能。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党建国家”是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开启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征程，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起点。首先，中国属于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实现现代化必须建立起现代政党领导的主权国家。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突破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主义统治造成的现代化治理障碍，结束国家分裂局面，推动封建专制向现代治理转型，始终是实现现代化国家治理的第一诉求。“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
实践证明，要完成这一历史任务，就必须要有现代政党的领导，缺乏强大政治力量的领导，现代化治理就无法开启。其次，在探索救亡图存的历史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成功扮演了国家体制的创建者角色，开创了国家治理新模式。“党建国家”并不是任何政党都能完成的。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孙中山就提出了由国民党领导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治国路径，最终却发展成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独裁统治，未能完成“党建国家”的历史任务。而中国共产党通过 28 年的革命实践，成功建立起了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设计了一整套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为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指明了方向。
虽然党在十八大以后才正式提出这两个重大战略，但国家治理现代化实践和党的自我革命却是两个相互交织的历史性命题，必须放在我国社会变革的历史过程中加以考量。首先，中国共产党是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主导者，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使中国共产党能够在各个时期都肩负起领导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任务。“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中国的国家治理具有特殊的发展规律，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过程，决定了国家治理现代化从开始、推进直至最终实现都需要党的坚强领导。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国家治理的历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科学理论指导，通过持续的自我革命提高自身治理水平，为不断提高国家治理水平提供了坚强的政治核心。其次，党的自我革命是推动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转型的政治前提。如何建立一种符合我国实际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模式是我们党始终面临的执政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从善管到善治的转变，党内民主、制度治党、依规治党等实践推动党的自我治理进入一个新的高度。在此基础上，党中央提出了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具体要求，进一步推动着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改革，顺利开启了从国家管理向国家治理的转型。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在国际层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迫在眉睫，世界需要更多更优质的公共产品，需要更多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方案，成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的国际挑战。在国内层面，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各方面风险积累进入集中显露期，人民群众对国家治理、社会治理具有新的期待和要求。在党内层面，“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全党面临的“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依然存在，今后一个时期全面从严治党面临的权力监督、反腐败斗争等重点工作依然严峻。其次，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理论建构问题。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国家治理，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智慧，是新型的国家治理模式，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层面做出回答。理念是行动的先导，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亟须加强从理论上探索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具体实现路径，将我国国家治理的成功实践上升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拓展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空间。
近年来，西方治理失序与“中国之治”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从侧面证明了我国必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治理模式。首先，西方国家政党博弈导致国家治理再次陷入困境。政党博弈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的常态，两党或多党之间博弈有利于对执政党的国家治理进行监督，被西方标榜为民主的真谛，因此西方国家在过去不断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身的政党制度。但是，政党博弈的基本结构限定了各政党的策略空间，每个政党都只能在自己的策略空间中选择、制定和实施符合自身利益的策略，最终都有可能陷入治理困境。因此，西方国家政党博弈导致的国家治理困境有其历史必然性。以“英国脱欧”和特朗普当选总统为标志，西方国家治理乱象频现，主要表现为政治极化、社会分裂、民粹主义盛行、代议制民主模式危机等，为科学有序推进国家治理带来严重阻碍。其次，西方国家治理困境，彰显了我国在现代政党治理中的中国智慧。面对西方国家的治理失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之治”显得格外耀眼。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推动党的自我治理常态化、制度化、法治化和专业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持续有力的政党领导，有效避免了西方国家政党博弈导致的治理困境，为现代政党治理提供了全新选择。
探析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在目标、利益追求、内容、价值与实践指向等方面的逻辑关系，构成了正确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的重要维度，有利于为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提供理论前提。
“四个全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战略布局，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以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为奋斗目标。一方面，现代化既是党的历史使命，也是当前全面从严治党的现实追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使命型政党，自成立起就担负着国家富强的历史使命。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来推进。从革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各项整风运动到改革开放后的“从严治党”，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从严治党”等战略，确保了党在各个时期都保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大战斗力。因此，只有持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才能正确面对国内外发展形势变化带来的问题与挑战，为实现伟大梦想提供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另一方面，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建成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和重要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成效，现代化强国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国家治理现代化涵盖各个领域的内容，是“国家现代化的‘软实力’”
。因此，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既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目前国家现代化的重中之重。
我国国家利益与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具有高度契合性，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都以国家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首先，治理现代化构成了现代国家政治的演进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水平的具体体现，符合党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追求。政党是现代国家治理的主要力量。与西方国家政党围绕特定利益集团而进行的国家治理不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治理模式强调国家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在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就是要不断增强中国共产党的治理能力，健全党领导下的政府、社会、公民等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科学治理结构，最大限度实现国家治理功能。其次，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巩固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事业持续稳定发展，符合党和国家的共同利益追求。相较于西方两党制或多党制国家轮流执政，党的领导是“经法定程序嵌入了国家体制”
。中国共产党在我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过程中确立起的长期执政地位，决定了党不仅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创建者，也是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变革的领导者和内在主体。因此，持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不但关乎党的组织肌体是否健康，影响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权威与合法性基础，而且也在较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治理的发展方向和现实水平，影响国家利益的实现。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旨在治国。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是治党与治国有机统一的现实表现，二者在内容上互为表里、相互嵌入。首先，全面从严治党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既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变革的组成部分，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不仅有利于加强和巩固党的领导，落实党的制度建设的目标和任务，也有利于把党的领导贯彻到国家治理的全过程。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包括政治、思想、组织等多方面内容，其中党内制度建设、政治生态建设、党风廉政建设、依法依规治党等内容有效推动了制度现代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反腐败斗争、公共权力管理等国家治理任务，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有效推进提供了直接指引。其次，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任务。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本质即完善制度执行能力，核心就是提高党运用国家制度管理各方面事务的能力。而在新时代，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任务之一就是要解决党长期面临的改革开放考验和执政考验，全面增强党在科学发展、改革创新、依法执政等领域的执政本领，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水平。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决定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都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价值诉求，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期待。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党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政治参与需求的必由之路。维护人民利益“是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本质属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日益高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进一步完善国家民主、法治的制度体系，推动人民群众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的共同管理，是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活动中的现实表现，有利于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层面的有序政治参与，“切实防止出现人民形式上有权、实际上无权的现象”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了党必须勇于进行自我革命，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持续奋斗。但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出现了部分干部信仰缺失、消极腐败、“四风”问题等现象，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了较大损害。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自我革命实现常态化、制度化和法治化，是确保党在新时代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根本途径。
当前，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使国家发展环境变得更加复杂、更具挑战，实现治党能力和治国能力的有效衔接，是二者发展的实践要求。首先，国家治理现代化面临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挑战。一方面，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是当前继续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宣言书”。理念是行动的先导，如何将国家治理的纲领性文件转化为具体的治理效能，进一步将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优势，是接下来全党面临的重大政治挑战。另一方面，“两个大局”交织为国家治理带来更多挑战。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既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带来历史性机遇，同时也使得国际环境更趋严峻，部分西方国家无端的经济打压、技术封锁、意识形态斗争等为我国国家治理带来诸多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同时，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迫切要求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满足社会主要矛盾转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引领、数字时代治理等新治理要求。其次，推动治党能力与治国能力有效衔接是全面从严治党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践指向。“政党治理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涵括自我治理和治国理政两个方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新成效，党的自我治理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现治党能力和治国能力有效对接，提高党在自我治理和国家治理两个方面的能力，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面对日益复杂的治理形势和任务的现实需要，有利于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执行效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巨大成就。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就是要聚焦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成效，从思想、政治、制度、纪律、作风等层面全面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理想信念教育为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地奉献于伟大事业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柱。以理想信念教育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有利于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科学的价值引领和强大的社会共识。“所谓国家治理现代化……还指规范公民个人行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不同于依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规范国家治理的“硬治理”，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作用是对国家治理形式的有益补充，可以为国家、社会、个人等治理主体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价值导向，潜移默化地塑造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等国家治理现代化内核的情感认同。首先，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彻底回答了党的理想信念的科学性，是理想信念教育的重要内容。同时它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来源，为其提供了理论支撑。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特别是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凝聚社会共识。其次，以理想信念教育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内容。将理想信念教育中有关精神、道德的内容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提高人民对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理解和认同。最后，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治理全过程。在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理想信念教育逐步实现常态化、制度化，确保了全体党员将理想信念融入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实践中。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要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政策体系，将其融入“国民教育、精神文明创建、文化产品创作生产全过程”
。
政治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性建设。加强和巩固党对国家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增强“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有利于完成“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政治任务，提高全党全国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政治定力。首先，巩固党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中的领导地位。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完善制度体系和提高治理能力都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要坚持和巩固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面领导，实现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覆盖，确保党中央的改革措施令行禁止。其次，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党的领导是发挥我国制度优势的根本保障，要激发国家治理的制度优势，就必须提高党的治理能力和制度执行能力，培养现代化管理干部，增强党对国家治理现代化把方向、谋大局、定政策、促改革的能力。最后，以强有力的政治监督保障制度执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要全面发挥我国制度优势，执行是关键，监督是保障。要继续发挥政治监督的作用，重点监督各项制度改革的落实情况。着力解决影响制度执行的体制机制障碍，改进监督方式，增强制度权威，倒逼制度改革。
制度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贯穿全面从严治党全过程，实现了新时代管党治党常态化、制度化。完善制度体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制度建设为完善国家制度体系提供了有效示范，以党内制度改革健全科学民主法治的制度体系，实现制度现代化，构成了我国国家治理的政治逻辑与核心任务。首先，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的领导制度体系是我国制度的首要优势，要严格按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战略部署完善党的领导制度，进一步完善党对国家治理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重大决策落实机制、请示报告制度、组织制度等具体制度，为加强和巩固党对国家治理的领导提供制度遵循。其次，加强经验转化，不断完善国家制度体系。当今世界并没有完美的制度。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具有多方面优势，但要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仍然需要不断优化和完善制度。要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积累的制度建设经验，如“深化顶层设计、强化政治保障、筑牢群众基础、维护制度权威、强化制度执行”等，积极运用到国家制度改革中，加强党的制度改革与国家制度建设的联动，推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领域制度建设取得新成效，健全科学民主法治的制度体系。
党的十九大将纪律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布局，坚持用铁的纪律管党治党，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治本之策，有效地巩固了全党的行动一致和团结统一局面。而以党纪优化国法，充分发挥“两条底线”在国家治理中的警示和惩罚作用，实现对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约束和监督，有利于为深入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首先，推动党纪国法有机衔接。实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纪律、组织纪律等党的纪律建设取得重大突破，为推动党纪建设成效转化为国法效能提供了前提。要坚持国法高于党纪、党纪严于国法的原则，建立起二者的立法协调机制，完善党委领导下的立法工作格局，增强立纪部门与立法部门之间的沟通与协调，注重解决制度冲突、弥补国法空白，健全国家法治体系。其次，科学管理国家治理权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程度则取决于对公权力的管理水平。”
国家治理现代化不仅追求形成多元主体协同参与的治理结构，而且强调对多元主体治理权力进行科学管理，加快建立权力科学管理的“价值体系、制度体系、制约体系、监督体系和法治体系”
，推动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取得新成效。最后，统筹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工作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把所有公权力关进制度“笼子”，应该严格按照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从党的领导、工作体制、制度建设、宣传教育等方面有序推进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和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始终与党的伟大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实行全面从严治党，中央八项规定、“三严三实”、“两学一做”等作风建设有力地净化了党内政治生态，维护了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以党内作风建设推动国家治理，有利于激发制度执行力和约束力，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和环境氛围，推进国家治理规范化、民主化。首先，坚持密切联系群众，确保人民群众在国家治理中的主体地位。作风建设的核心是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将党的群众路线贯彻落实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全过程，是以党内作风建设推进国家治理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要持续推进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大力解决国家治理过程中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的各种乱象。要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作风，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迫切的社会治理、基层治理问题，真正做到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要增强领导干部的群众工作本领，广泛动员群众参与国家治理的各领域各环节，构建起国家、社会、公民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其次，推动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营造良好的国家治理生态。反腐败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任务，要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党的优良作风，增强各级领导干部的自我约束能力，为国家治理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推动“反四风”向纵深发展，规范国家治理中的党政关系、党群关系、政商关系等，有效推动基层治理方式转变，增强国家制度与重大战略部署的执行力和规范性。
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我们党明确提出了以全面从严治党推进国家治理的战略部署，是遵循党的治国理政经验、避免陷入西方式国家治理困境的现实需要。就全面从严治党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关系而言，二者在目标、利益追求和价值立足点方面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内容与实践指向方面则表现为相互嵌入的关系。因此，将全面从严治党成效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有其深刻的理论前提。要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在思想、政治、制度、纪律、作风等方面的显著成效，有效推动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但是，全面从严治党成效不仅体现在以上五个方面，未来还可以从组织建设、反腐倡廉以及其他部分与国家治理的具体关系层面进行深入研究，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国家治理话语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