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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厘清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简称“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和政策意图，本文选取中央纪委 1998—2020 年发布的工作报告作为分析对象，基于注意力理论及情感分析方法，探讨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方面的注意力配置和态度变化。与此同时，本研究利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发布的政策情感强度分类词典，进一步分析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的态度变化，以此揭示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政策态度随时间变化的趋势。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中央纪委对于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呈逐年上升趋势，其间存在显著的阶段性波动，这些波动受到特定情境结构的影响。其次，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不同领域的关注度变化与党的主要政策导向和战略部署密切相关。最后，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趋向更加积极。
关键词： 注意力配置；情感分析；中央纪委；巡视工作；中央纪委工作报告
巡视工作是党的监督利器，承载着党章赋予的重要职责，是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履行监督职责的关键举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巡视工作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了巡视工作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深化政治巡视，坚持发现问题、形成震慑不动摇，建立巡视巡察上下联动的监督网”。从注意力配置的角度审视，巡视工作与中央纪委的决策紧密相连。在决策过程中，党的纪律检查机关需对重要与不重要信息进行筛选，关注与决策环境相关的问题，这对于政策议程设置具有决定性意义。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赖恩·琼斯认为，注意力作为一种选择机制，将特征的突出性引入决策制定结构。可见，在巡视工作中，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注意力的合理配置显得尤为关键。这不仅关系到政策制定的精准性，更是党的监督职能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保障。因此，进一步探讨巡视工作中的注意力配置问题，对于提升党的监督效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从我们对已有文献的梳理来看，近年来学术界涌现出大量关于巡视工作的相关研究，内容涉及多个方面，其中包括对中国古代不同朝代巡视制度的探讨，如秦汉时期、元代、明代和清代的巡视制度，以及对中国古代巡视制度发展历程及其史鉴价值的研究。随着研究的深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学者们不仅重点剖析了土地革命时期、苏区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开放以来以及党的十八大以来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演进脉络，还对建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演变进行了深入透彻的分析，并将其划分为萌芽、徘徊、重启、确立与成熟等不同阶段。研究者在通过阶段划分对巡视制度进行高度概括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党的十八大后党内巡视制度为适应新时代新形势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特征，并探讨了巡视整改成果的巩固问题。近年来，随着党中央作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部署，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研究已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在此背景下，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的研究也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而逐渐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纵观已有文献，巡视工作研究主要侧重于我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历程、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巡视制度的演进脉络，以及构建巡视巡察上下联动机制等方面。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以下不足：一方面，鲜有文献从注意力视角剖析巡视工作中中央纪委的作用，缺乏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主观角度探究巡视工作中政策注意力配置的问题。这意味着现有研究未能充分揭示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中的决策行为及注意力配置。作为巡视工作的主要执行者，中央纪委注意力配置直接关系到巡视工作的效率与效果，但这一重要议题并未得到研究者的足够关注。另一方面，对巡视工作政策文本态度的研究，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从文本中提取情绪信息。大多数研究采用情感词典法来计算政策文本态度，认为政策文本态度是由文本中出现的情感词决定的。因此，对情感词的选择在政策文本态度研究中可谓至关重要。然而，已有研究中鲜见基于情感分析视角剖析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导致难以全面理解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中的情感倾向及其变化趋势。鉴于此，为弥补以往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将注意力和情感分析视角引入巡视工作相关政策领域，采用内容分析法探析巡视工作中中央纪委的决策行为。通过这种方法，本文将为国家和地方纪律检查机关进一步修正、补充和完善相关巡视工作政策提供参考和依据，从而更好地推动巡视工作的科学化、规范化和高效化。
“注意力”是一个心理学的概念，最早由当代心理学奠基者之一、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他认为注意力是“进入意识的一个过程”，是获取信息的起点。此后，学者们不断挖掘其价值，并将其延伸至管理学领域。在管理理论的发展过程中，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之一、卡内基梅隆大学经济学教授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在其著作《行政行为》中引入了“注意力”这一概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有限理性决策理论。西蒙指出，鉴于管理者的“有限理性”，他们需要将有限的注意力配置到关键议题上。这一思路将“注意力”与“决策”两个概念相结合，使注意力配置对个体决策行为的影响成为组织管理决策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
相较于在心理学和管理学中的应用，“注意力”被引入政治学领域的研究相对较晚。将“注意力”引入政治学研究领域的学者包括美国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布赖恩·琼斯（Bryan Jones）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弗兰克·鲍姆加特纳（Frank Baumgartner）。他们的研究基于西蒙对注意力的研究，探讨了民主政治及其治理，并提出了“注意力驱动的政策选择模型”。布赖恩·琼斯将政策的环境变量作为外生变量加以分析，认为政策问题之所以进入政策议程，其关键在于政策制定者的意图。
一方面，本研究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巡视工作的政策注意力进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分析。作为一种“非直接介入的分析工具”，内容分析法能够帮助研究人员以客观中立的态度剖析客观事实，因此也被称为“从公开资料中萃取秘密”的“黑箱”技术。该方法最初主要被应用于图书情报学、信息管理和传播学领域，但其具有独特的研究效度与信度优势，逐渐被政治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研究广泛采纳。对正式文件中特定文字或句子表述的频次与比重等进行分析，并结合其背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组织决策者在不同情境下对某一公共事务的重视程度与认知变化。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的巡视政策文本集中体现了纪律检查机关在巡视工作中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因此，采用内容分析法研究巡视政策文本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内容分析法在公共政策研究中已被广泛应用于解释决策者注意力配置与政府决策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内容分析法当前已成为测量决策者注意力的新方法。通过这种方法，本文将揭示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中的注意力配置特点，并为政策制定和实施提供科学依据。
另一方面，本文拟利用词典法获取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态度实质上表现为文本信息中的情感表达，词典法是当前应用较为广泛的情感分析技术之一。考虑到本文分析的基础语料是针对政策议题的表达，因此本文引入了针对政策情感强度的专业词典——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以下简称“LAS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该词典汇集了多位专家的解读意见，包括科技部原副部长李萌、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培德、科技部战略规划司原司长许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吕薇和清华大学薛澜教授等。LAS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通过对政策文本中的情感词汇进行分类和量化，能够有效测度政府部门注意力配置情况。该词典涵盖了“高”“中”“微”三个等级的情感强度分级词汇，这使得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情感表达进行精确分析成为可能。通过应用这一词典，本文能够系统地评估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中的态度变化，进而揭示其注意力配置的趋势和特点。此外，LAS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的应用还有助于识别和理解中央纪委在不同阶段对巡视工作的情感倾向及其背后的原因。这对于深入分析巡视工作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实施效果具有重要意义。量化情感词汇的使用频率及强度有助于我们更加科学地评估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中的关注度及其变化趋势，为后续的政策调整提供实证支持。
本文选取 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作为研究数据，分析纪律检查机关对巡视工作的政策注意力配置。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是对本部门特定年度内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总结和对未来工作的展望。这些报告集中反映了纪律检查机关决策者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注意力配置情况。它们不仅是纪律检查机关将思想和精力投入巡视工作中的指南，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向公众宣告“政府将重视什么、将向哪些领域投入资源”的重要途径。
根据注意力理论，注意力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其指向性，这意味着政府的注意力在某一阶段内是一种稀缺资源。对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关键词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可以展示中央纪委在巡视工作领域的注意力配置强度，从而预测中央纪委施政方向。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是其政策注意力配置的集中体现，能够较为准确地反映纪律检查机关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情况。本文的分析内容来源于历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有关巡视工作的部分，以此作为评估纪律检查机关对巡视工作注意力的数据来源，具有较强的科学性。
1.注意力配置水平
对我国政府注意力的相关研究作为热点议题受到学者们的高度关注。学者们以政府注意力作为中介变量，探究了政府行为和官员决策中的变动机制。对注意力变动机制的经验研究离不开恰当的测量方法。需要注意的是，作为一个抽象概念，注意力难以被直接测量，加之决策过程的复杂性和客观因素的影响，对政府注意力的测度成为政策文本量化研究的难点之一。目前，学者们主要通过对政府行为进行文本分析来测量政府注意力，在文本数据选取方面主要基于政府工作报告、领导人批示等进行内容分析。
为了准确描述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水平，本研究对 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的相关文字表述进行了系统性的数据提取与分析。具体如下：
首先，本文通过计算公式得出每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涉及巡视工作的相关表述占该年度工作报告总字数的比例，以此来衡量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水平。其计算公式为：
其次，进行文本内容的提取。如果一个句子完全属于巡视工作的范畴，则整句提取；如果一个句子既包含巡视工作又包含非巡视工作的内容，则对该句子进行截取，仅保留与巡视工作相关的部分，保持其原始的主谓宾结构，并删除非巡视工作的文本数据后进行统计。通过上述方法，本文可以精确地量化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对巡视工作的重视程度，进而为理解巡视工作的演变趋势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提供实证依据。
2.政府态度
本研究运用LAS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对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涉及巡视工作的每一句话都进行了情感倾向分析。该词典以动词和形容词为主要构成，包含 364 个程度词汇，并通过概率主题模型（PMI算法）实现了词汇扩展，同时借助TextRank算法进行了实验验证，以确保政策情感强度评估的准确性。依据该词典，情感倾向被划分为“高”“中”“微”三个等级。本文的主要目标在于统计并分析每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中关于巡视工作部分的情感倾向分布情况，进而量化中央纪委在不同年份（记作年份t）对巡视工作所持有的态度倾向。通过这种方法，本文可以更直观地反映巡视工作在不同时间段内的政策关注度和支持力度的变化趋势。
在测量与分析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注意力的总体配置水平之前，明确“巡视工作”的定义至关重要。作为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巡视工作内容广泛，且随政策的变迁和监督需求的配置而呈现出动态性。为了确保样本提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文依据中共中央发布的巡视工作相关政策文件来界定巡视工作的具体内容。从图 1 可见，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具有如下特征：
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反映了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在加强党内监督中日益增长的重要性的认识。依据注意力理论，情境因素在影响政策注意力方面扮演着关键角色。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然而巡视制度的重构并未与改革开放同步发展。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如何优化和完善巡视制度，实现理论、实践与制度的三重创新，成为党中央面临的重要课题。这种情境结构对中央纪委的巡视工作注意力配置产生了显著影响。同时，治理理念的创新也是影响政策注意力配置的重要因素。根据历史制度主义的内生理论，理念的创新能够调整和改变行动者的偏好，进而影响其行为选择并推动制度配置。在改革开放初期，党内出现了一些以寻租为目的的经济犯罪和贪污腐败现象，这促使党风廉政建设成为党的建设的关键任务。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制度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在力度、广度、深度和效度上均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一进展在巡视工作的政策注意力水平上得到了明显体现。党中央将巡视制度视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工具，相继修订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并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
此外，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还显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具体而言，2014 年是中央纪委巡视工作的一个分水岭。1998—2013 年，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平均比重低于 2％，间断性是这一阶段的主要特点。在这 16 年中，有 3 年的工作报告涉及巡视工作的注意力比重不足 1％，表明中央纪委在此阶段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持续性较弱。事实上，这种短期内“选择倒转”的现象反映了决策者注意力的特性。布赖恩·琼斯指出，决策者的注意力往往是“插话式”而非“渐进式”的，并且经常会出现“连续转换”和“急剧变化”的现象。究其原因，可能是改革开放后，党的巡视制度正处于逐步恢复与重建的过程中，此时党中央更多地将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建设上。1990年 3 月 12 日，中共中央十三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同人民群众联系的决定》，提出了“巡视工作小组”制度，这标志着党的巡视制度恢复与重建的开端。在这一阶段，巡视工作在探索中不断前行，《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等一系列规章制度正式颁布，初步形成了巡视工作的制度体系。2014 年以后，每年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均大量涉及巡视工作的内容，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水平显著上升。这一变化得益于党的十八大之后，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下，巡视工作逐步实现了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和常态化发展，有力地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促进了巡视工作的健康有序开展。
图 1 中注意力比重曲线显示，2015 年和 2017 年出现了注意力“峰值”。那么，为什么在这些特定年份中，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给予了特别的关注？2015 年，《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明确提出“系统总结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的探索实践，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制定实施细则”。党的十八大之后，巡视工作作为“国之利器、党之利器”，成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支撑。同年 8 月，中共中央颁布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在制度层面细化了巡视工作的相关规定，在巡视对象、范围、内容、工作方式和权限等方面作出了更新和细化的规定，进一步创新了巡视工作的方式和方法。2017 年，《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七次全会工作报告》要求“实现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为进一步落实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2017 年 7月，党中央在系统总结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实践成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了整合修订，正式将“政治巡视”要求写入条例，并明确规定“一届任期内巡视全覆盖”。这是继 2015 年后的第二次修订，标志着巡视工作步入了成熟的发展阶段。由此可见，中央纪委积极响应党中央的部署，除了履行党章规定的监督、执纪、问责三大职责外，还在重要政策和事件节点对相关工作作出必要安排与汇报。当年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不仅展示了党中央的巡视决心，还通过巡视结果向民众“交答卷”。在这个过程中，工作报告无疑成为中央纪委述职的最重要窗口。正如学者布赖恩·琼斯所指出的，政策制定者的偏好在一段时间内具有相对稳定性，但其注意力可能会在短期内呈现“插话式”的转移，这种转移与政策议程设置密切相关。具体到巡视工作上，中央纪委短期内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波动体现了上述“插话式”波动特征。
图 1 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水平
前文对巡视工作注意力配置水平进行了整体考察，但这种测量与分析方法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未能充分考虑巡视工作各领域的差异性。巡视工作是一个广泛的政治范畴，在不同时间阶段，中央纪委所关注的具体领域可能存在显著差异。此外，注意力本身具有易变性，即使在某一时期内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给予了持续关注，其焦点也可能有所不同。因此，本文有必要进一步对巡视工作进行细分，从微观角度测量中央纪委在特定时期内对哪些具体的巡视工作领域分配了何种程度的注意力。只有通过这种细致的分析，才能更准确地揭示中央纪委注意力配置的特点及其背后的逻辑。
为了确保归类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进行信度检验的基础上，本文从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涉及巡视工作的政策文本中提取关键词并进行编码归纳，以识别巡视工作各领域的具体表述。对于意思相近的表述，本文也进行了归纳合并。基于巡视工作的重要政策、事件及相关文献，并借鉴学者彭前生对巡视工作发展阶段的划分，本文将我国巡视工作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巡视工作的恢复与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1 年）、巡视制度的完善与深化阶段（2002—2011 年）、巡视工作的规范化与创新阶段（2012—2016 年）、巡视工作的全面深化与制度化阶段（2017—2020 年）。本文根据这一时间框架建立了相应的分析框架。每个阶段中央纪委关注的巡视工作领域有所不同，因此需要结合各阶段巡视工作的具体配置情况，分析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各具体领域注意力的变化轨迹（见表 1）。通过这种方式，本文不仅能更准确地把握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还能深入理解巡视工作在不同阶段的发展特点及其政策导向。对这种方法的使用使得本文的研究更具有针对性和科学性，有助于揭示巡视工作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进规律及其背后的动因。
表 1 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中对巡视工作各领域的表述
注：本表由笔者根据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整理编制。
（1）巡视工作的恢复与初步发展阶段（1998—2001 年）。在这一阶段，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分配主要集中于巡视制度和巡视组两个方面。具体表现为：在巡视制度方面，1998 年、2000 年、2002 年和 2003 年的工作报告中均有较多涉及；在巡视组方面，2000 年、2001 年和 2002 年的工作报告中也有较多关注。1996 年 1 月，十四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通过了关于重申和建立巡视制度的决定。此后，在 1998 年 8 月至 2002 年 10 月期间，中央纪委先后派出 9 个巡视组，对 24 个省份和中央国家机关进行了常规巡视，并派出 1 个专项巡视组对“三讲”教育活动进行了专项检查。这一阶段标志着巡视制度的初步恢复、建立和完善，中央纪委通过派遣巡视组开展巡视工作，为巡视制度的后续深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2）巡视制度的完善与深化阶段（2002—2011 年）。在这一阶段，“党内监督”获得了持续性的关注，具体体现在中央纪委 2002—2011 年的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2002 年、2003 年、2004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09年、2011 年）。2002 年，党的十六大报告正式提出“改革和完善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建立和完善巡视制度”，这一提法为巡视工作的深化提供了明确的方向。同时，作为“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负责同志”“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以及“县（市、区）”等相关方面的监督也获得了中央纪委的持续关注。具体而言，在“主要负责同志”方面，2002 年、2005 年、2006 年、2007 年和 2009 年的工作报告中有所涉及；在“大型国有企业”方面，2006—2011 年的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在“金融机构”方面：2005 年、2006 年、2007 年、2009 年、2010 年和 2011 年的工作报告中有所涉及；在“县（市、区）”方面，2006—2011 年的工作报告中多次提及。这主要是基于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加强和改进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监督的要求。2006 年 1 月，中央纪委启动了对金融机构、大型国有企业和县（市、区）的巡视，以此治理和解决领导干部廉洁自律方面存在的问题。除此之外，巡视制度等传统领域虽然在一些年份中也被提及，但持续性不强。值得注意的是，中央纪委工作报告连续三年（2008 年、2009 年和 2010 年）均提到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这是为了落实党的十七大通过的党章修正案，将“巡视”这一重大举措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定下来，从而初步形成了巡视制度体系。2005 年的十六届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会工作报告中提及了《关于中共中央纪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巡视工作的暂行规定》等巡视制度的相关内容，但这次提及只是简单的说明，持续性不强。
（3）巡视工作的规范化与创新阶段（2012—2016 年）。这一阶段的最大特征是中央纪委开始着力强调巡视成果的运用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巡视工作连出大招，成效显著，全面从严治党取得重大成果。下一阶段的重点是抓好巡视成果运用这一关键环节。在这一阶段的特定年份，中央纪委也开始关注巡视工作的新领域，如巡视全覆盖等，但对这些领域的持续性关注并不明显。值得关注的是，巡视制度建设在不同年份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从 2014 年开始，连续三年将《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的修订工作写入中央纪委工作报告，不断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旨在为巡视监督提供基本遵循和制度保障。
（4）巡视工作的全面深化与制度化阶段（2017—2020 年）。这一阶段中央纪委的巡视工作注意力分配与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战略紧密相连。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战略后，政治巡视获得了持续性的关注。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巡视首次提出“政治巡视而非业务巡视”，通过面向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巡视”，促使党员坚守党纪底线，充分发挥“政治巡视”的“显微镜”和“探照灯”作用，推动巡视工作向纵深发展。2017 年，党中央对《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进行了第二次修订，并再次强调了“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巡视巡察上下联动”“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等相关政策要求。此外，在这一阶段，中央纪委还将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纳入了巡视工作。
综合分析这四个发展阶段的主要内容，可以发现，在 20 多年的巡视工作发展历程中，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分配呈现出两个基本的变化趋势：首先，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纪委所关注的巡视工作领域不断扩展。这一现象不仅表明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重要性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也显示出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管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一些新的工作领域正在逐步扩展。例如，巡视工作的范围从最初的制度建设和派遣巡视组，逐渐扩展到对机关主要负责同志、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及县（市、区）等具体领域的监督。其次，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分配重点由分散的、零星的个别事务领域转变为更具全局性、系统性的全方位布局。最典型的例子是在 2017—2020 年期间，“市县党委建立巡察制度”“巡视巡察上下联动”以及“一届任期巡视全覆盖”等一系列政策要求的提出。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管党治党”实现了从“宽松软”到“严紧硬”的根本性转变。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重视程度日益提高，也体现了巡视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战略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巡视工作在推动党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重要作用。
为了观察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变化情况，本文利用LAS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对每年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涉及的巡视工作态度进行了统计，并从时间维度和主题维度两个方面来进行分析。
从时间维度上看，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高”“中”“微”三个级别的态度逐年上升（见图 2）。
图 2 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高”“中”“微”级程度词）
从主题维度上看，本文通过梳理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高”级程度词，可以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有较大差异。“高”级程度词所在语句见表 2。
表 2 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中巡视工作“高”级程度词所在语句
表2（续）
注：本表由笔者根据中央纪委历年工作报告编制。
综合这两个维度，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日益强硬，不仅体现出中央纪委结合全面从严治党新形势新任务，立足巡视实践发展的需要而提出新的要求，还体现出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轻重缓急的态度不断明朗。尤其是 2015年中央纪委会同中央组织部发布《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以后，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
本文将注意力与情感分析相关理论作为研究基础，选取 1998—2020 年的中央纪委工作报告，对中央纪委巡视工作的注意力配置及态度变化情况进行分析。
首先，通过将注意力视角引入巡视工作相关政策领域，打开巡视工作政策文本解读的新思路，并从政策配置的新视角考察中央纪委巡视工作。本文通过对 1998—2020 年中央纪委工作报告的内容进行分析，发现中央纪委在其工作报告中对巡视工作的重视程度呈现出总体上升的趋势，这反映了巡视工作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这一发现与宫玉涛和王志瑶、孙亮和张正光的观点相一致。但该趋势并非线性发展的，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一定的波动，这些波动通常与国家重大事件或政策转变相关联。例如，在某些阶段，随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反腐败工作的高度重视以及一系列重要的制度性改革措施的出台，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明显增强；而在另一些阶段，由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或其他内部因素的影响，中央纪委对巡视工作的注意力可能会有所调整，但整体来看，这种波动并未改变巡视工作重要性逐步提升的大方向。
其次，通过应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的政策情感强度分级词典构建中央纪委巡视工作政策文本重要内容识别与分析框架，以深化中央纪委政策文本语义挖掘以及政策研究实践。本文研究发现，中央纪委对于巡视工作的描述在情感倾向上逐渐变得更加积极，显示出中央纪委对巡视成效的认可和支持力度加大。
最后，中央纪委巡视工作在其不同历史阶段中侧重点的变化，与党和国家在各个发展阶段的主要政策导向及战略部署紧密相关，体现了巡视工作与国家整体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契合。巡视工作不仅是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手段，也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和实施依法治国方略的关键机制之一。高质量推进巡视工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巡视工作在中央纪委处理的所有事务中的优先级，这一优先级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巡视工作的最终效果。巡视工作成为决策者优先关注事项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若中央纪委能够保持对巡视工作的持续关注，则有利于巡视工作逐渐成为优先事项。根据注意力理论，优先事项具有相对稳定性。虽然增加巡视工作的关注度不一定能立即改变其优先级，但是优先级的调整通常伴随着关注度的不断提升，二者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此，为了强化巡视工作的地位，可以在中央纪委的工作报告和其他信息公开场合将其尽量提前，并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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