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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导读 ：考察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既要参照外国名家的思想、理论，更要结合中国现实。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结构的以下几个特点值得关注：中国金融体制的形成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始终没有摆脱以外源性融资为主、内源性融资为辅的状态；国内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确立经济与金融互动、多元化差异化和中性竞争三大原则，需要以创新思维研究国内货币超额增长现象；金融机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要取决于交易成本和信息对称，对于中国金融产能是否过剩，首先要界定金融产能的含义和范围，要考察金融业发展的效率；中国需要地方银行，需要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的渠道；需要建立和发展互助性金融平台。同时，需要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进行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中国金融业的发展，需要考察中国金融结构及其发展规律。
美国经济学家、耶鲁大学教授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Raymond W．Goldsmith）在 1969 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他在该著作中论述了一国的金融结构由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两部分组成。金融工具包括债权凭证（如债券）和所有权凭证（如股票）。银行创造供给的信用货币也是一种凭证。对发行信用货币的主体来说，它是一种债务凭证；对持有信用货币的人来说，它是一种债权凭证。债务凭证成为信用货币发行者的负债，债权凭证成为信用货币持有者的资产。考察一国的金融状况，就要考察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的形式、性质和规模。按戈德史密斯的诠释，金融机构的形式是指组织形式：银行还是其他金融公司；金融机构的性质是指所有制的不同：公有还是私有；金融机构的规模是指它的实力：多少、大小和承受力等。
按戈德史密斯的诠释，金融工具的形式是指它的载体是实在的还是虚拟的，金融工具的性质是指它是债权凭证还是所有权凭证，金融工具的规模是指它的数量。戈德史密斯这样的划分和诠释表明，金融工具的形式、性质和规模被什么形式、性质和规模的金融机构掌握，从而说明金融业的发展状况和金融发展的道路，借以推动经济发展。
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明确指出，金融结构就是一国金融工具和金融机构的形式、性质及相对规模，而反映各国金融发展差异的主要指标是金融结构指标。因此，他认为，各个国家之间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差异，但是对于经济分析来说，最重要的也许是金融工具的规模以及金融机构的资金与相应的经济变量（如国民财富、国民产值、资本形式和储蓄等）之间的关系。因为从金融上层结构、金融交易以及国民财富、国民产值基础结构两方面在数量规模和质量特点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为了反映各国金融发展的差异，探悉金融发展的规律和方向，必须从解析一国的金融结构入手，因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
为了进一步揭示金融发展是指金融结构的变化，戈德史密斯设计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的八个指标，本文着重分析考察其中四个指标：①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比例关系；②金融资产与负债总额在各种金融工具中的分布；③金融机构持有或发行的金融资产在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中的分布，即所占的比例关系；④金融资产在各经济部门的地位。戈德史密斯对上述四个指标进行了定量分析。第一个指标涉及的“金融资产”包括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产和非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产，对银行来说，既包括存款又包括贷款；所谓“实物资产”就是“国民财富”。按照亚当·斯密对“国民财富”的定义，就是供给国民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这二者在总量上的比例关系可表明经济金融化的程度。戈德史密斯提出“金融相关比率”（financial interrelations ratio，FIR），以此反映金融资产与实物资产在总量上的比例关系。第二个指标考察的是金融资产与负债由哪些金融工具构成。按戈德史密斯的设计，金融工具主要是金融机构创造供给的货币，如前所述，它既是金融机构的负债（如存款），又构成金融机构的资产（如贷款）。对这方面存量总量的考察，旨在分析有多大规模的货币量作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第三个指标是从结构（金融机构与非金融机构之间的分布）来分析有多少金融资产被金融机构拥有，有多少金融资产被非金融机构拥有。被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资产，金融机构有权回收。但回收的状况要靠非金融机构的运作，也就是它们的资产与负债之间的相互转化。如果运作的途径不畅，则会带来金融风险。因此，对第三个指标的结构分析，也是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分析。对于第四个指标，金融资产在各经济部门中的地位，主要考察各经济部门金融资产的来源，即是以内源性融资为主，还是以外源性融资为主。以内源性融资为主，表明该部门的金融资产是自身收入→利润→积累的转化，在资产增加的同时，对外负债没有相应增加；以外源性融资为主，表明该部门的金融资产大部分是借来的，在资产增加的同时对外负债也相应增加。通过这样的分析，戈德史密斯试图揭示金融深化的路径和规律。他认为，金融相关比率、金融机构在金融资产总额中的比重、银行系统的地位等方面的变化都呈现出一定的规律性，只有在战争中或通货膨胀时才会出现偏离现象。在这条道路上，不同国家的起点各不相同。在这里，起点不同有两重含义：一是指起始时间不同，二是指起始点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沿着这条道路，各国的发展速度也不一样，但是它们却很少偏离这条道路。这就说明，虽然各国金融发展水平不同，但金融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一致的，并非金融发展的道路不同，而是在同一条道路上形成了两条不同的轨迹。沿第一条轨迹发展的国家中，实际上所有的金融机构都是由私人拥有和经营的，只是在其金融发展的后期出现了中央发行银行和社会保险组织；而沿着第二条轨迹发展的国家中，几种重要的金融机构往往由政府所有与经营，或者是全部所有，或者是部分所有，或者是始于成立之初，或者是始于发展之后。因此，戈德史密斯认为，尽管各国的金融发展有着不同的起始点和发展速度，但发展趋势和道路是相同的。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戈德史密斯很看重FIR。他设计的FIR计算公式为FIR＝ F ／ Wt，其中Ft代表金融活动量，Wt代表经济活动量。在此基础上，戈德史密斯研究了 1860—1960 年的经济数据，计算出 16 个国家的FIR值，以此对各国的金融发展水平做出定量评价。其研究结果表明，不同层次的国家具有不同的金融相关率：处于最高发展层次的是FIR超过 1 的几个发达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等；处于较低层次的则是几个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委内瑞拉、墨西哥等。为了评估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戈德史密斯从社会分工理论出发，假设消费者的储蓄偏好和投资风险大小均为不变因素，认为在一定的生产技术水平条件下，金融机构与金融资产种类越丰富，金融活动对经济的渗透力越强，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如果没有金融机构和金融工具，储蓄与投资职能往往混淆在一起，每个经济人若要扩大投资必须进行储蓄；反之，如果他没有投资机会，储蓄只能是财富的贮藏。金融活动的出现，使储蓄和投资成为两个相互独立的职能。金融活动克服了资金运动中收支不平衡产生的矛盾，一方面它使投资者可以超过本期收入进行支出，另一方面它又为储蓄者本期积累的收入带来增值。正因为如此，无论是储蓄者还是投资者都非常乐于接受金融活动带来的社会分工。此外，随着金融机构的发展和金融资产的多样化，金融活动为那些没有投资机会的储蓄者创造了新的投资机会，这不仅使他们能分享投资带来的好处，而且推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我们在评介了戈德史密斯关于“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思想和理论后，再结合中国实际考察戈德史密斯的思想和理论，看看哪些对我们有用，哪些不能照搬。
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改变了我国的金融结构；同时，学界和业界进行了深入研究，也试图建立符合中国实际的金融理论，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金融结构有以下几点值得关注：①以银行为主体的融资占主导地位。②国有或准国有企业融资占主体地位。③国民收入中的储蓄绝大部分集中于中央财政，成为投资的重要渠道。④当中央财政因收入降低而支出（包括转移支付）又不能减少时，银行吸收的存款（包括居民和企业的储蓄）便充当起“第二财政”。⑤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拥有的金融负债成本较高，主要表现为利率市场化推动不畅，利息率始终处于较高水平，相当一部分金融机构和非金融机构面临的“融资难”“融资贵”问题难以消除。应当承认，这种金融结构的状况，不仅不能用戈德史密斯的思想和理论诠释，而且还相悖。戈德史密斯金融结构的思想和理论，主要以储蓄与投资为核心，不仅要使储蓄有效地转化为投资，而且要使投资有效率，即以利益为导向。所以，讨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必须密切结合中国实际，审视我国金融结构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①由谁推动的，市场还是政府？应当说，我国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在更好地发挥政府调节指导的思想引导下，我国金融体制的形成主要是由政府推动的。②是金融结构推动金融业的发展，还是金融业的发展推动金融结构的形成？在计划经济时期，我国金融业的发展受制于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表现为：金融机构包括银行需要为国家建设积累货币资金。在 1984 年以前，我国没有区分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中国人民银行既是金融宏观调控机构，又是经营货币资金的机构。所以，在 1984 年以前，是金融业的发展推动了金融结构的形成。在 1984 年以后，“大一统”的金融结构虽有变化，但在金融运作中，垄断与竞争并存。③是以内源性融资为主，还是以外源性融资为主？无论是计划经济时期，还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没有摆脱以外源性融资为主、内源性融资为辅的状态。一方面，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国实行财政资金包建设、银行资金管经营和流动资金的“全额信贷”制度；另一方面，我国企业不注重将盈利转化为积累，积累较少。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自有资本不足，多靠外部融资。以上三点差异是其他发展中国家所没有的，值得关注和讨论。
在讨论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时，要坚持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确立这样的几个原则：①经济与金融互动原则：要把金融的职能回归到支持实体经济的增长上来。②多元化、差异化原则：在银行体系建设方面，要多层次、广覆盖、有差异；在金融产品设计方面，要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③中性竞争原则：在中性竞争中发展、完善金融市场。
在这三大原则的指导下，推动中国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关注的是货币供给。我国近 20 年来，货币供给量M0、M1、M2 三者的增长速度，总体上不断加快。仅就M2 而言，2000 年，M2 为 13.46 万亿元人民币，2020年，M2 为 218.68 万亿元人民币，21 年增长了约 15.25 倍。中国的M2 与GDP之比从 2000 年的 1.36 上升到 2020 年的 2.16。以 2000 年为基期，单从M2 与GDP之比来看，是否能够说人民币购买力下降了 37％，这个问题有待研究。
本文认为，货币供给量M2 是一国工商企业和个人所拥有的可供支付之用的货币总量，或可用于各种交易的货币总量。它包括流通中的银行券、硬通货（现金）、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不包括高流动性的证券。货币供给量是货币管理当局进行宏观经济调控的手段之一，与主要经济变量关联度大，所以它是内生变量。本文考察货币供给，不仅包括用于各种交易的货币总量，而且包括社会总体需要的货币量。具体包括：①货币作为中介用于商品交换的货币量；②货币本身作为商品的货币量；③货币作为收入分配国民收入的货币量；④货币作为资金在金融系统内流转的货币量。
关于第①点，人们容易理解和接受，不容易理解和接受的是第②③④点。联系实际，货币本身作为商品在货币期货交易所中就存在，货币期货交易中的汇率，就是某种货币作为商品的价格，所谓“炒美元”，就是把美元确定为“商品”。货币作为收入存在于社会成员，包括家庭（含个人）、企业（含其他单位）和各级政府手中，社会成员的收入和支出（如交纳税收、享受补贴等）都是分配、再分配国民收入的表现，这样的分配、再分配需要货币供给。再说，货币作为资金在金融系统内循环，也是公众能直接感受到的，因为金融系统除中央银行和货币监管当局外，都是金融企业，金融企业经营的对象就是货币资金。经营货币资金主要是为获得利差收入，利差收入需要以货币为载体。要获得利差收入，必须增加货币供给，否则就只能还本，不能付息，货币资金在金融系统内就不能正常运行。每年货币供给增量中，相当部分要满足金融系统内货币资金经营的需要。
在《研究我国货币供给超额增长要有创新思维》一文中，笔者曾指出：“一些国家在特定阶段，用M2 ／ GDP指标来表明经济货币化的程度，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随着客观经济环境的改变，M2 ／ GDP和经济货币化程度的不匹配现象，也越来越明显。如果继续用M2 ／ GDP指标来说明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则会得到我国经济货币化程度高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和部分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结论。这个结论既经不起理论推敲，也不符合中国国情，因为在我国，M2 ／ GDP的增大反映的是我国融资的市场化程度的推进。”笔者在文中进一步指出，在一定条件下，货币供给继续扩大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问题在于谁掌握货币供给权，向什么人供给货币；所供给的货币有利于谁掌握资源，对谁有利。这已经超出经济学、金融学所要讨论和研究的范围，而且难以用西方经济学的思维逻辑和研究范式去考察。本文认为，研究货币供给超额增长，一要把货币与准货币区别开来，二要着力研究储蓄与投资的关系，三要研究货币、货币替代品以及准货币与有价证券之间的替代关系。
在中国，掌握货币供给权的自然是中央银行，现阶段实行的是灵活精准、合理适度的稳健货币政策。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对这一政策的解读是，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与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基本匹配。这样的解读是必要的、正确的，它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货币理论：货币的供给决定于货币需求，货币需求决定于商品流通，商品流通决定于预期经济增长。但在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还必须与国际上主要国家的货币政策相配合，货币供给需要考虑国际因素。
结合中国实际，从金融机构角度考察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需要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
近年来，学术界和实际部门非常关注我国金融业的发展状况。有人提出我国金融业过度膨胀；有人认为金融业产能过剩，去产能应当包括金融业；有人认为中国 90％的银行将破产；有人提出“银行网点还能活多久”的问题。总之，他们认为，现阶段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不正常，“自娱自乐，自我陶醉”，危机四伏。怎么看待这些问题？本文仅就金融业产能是否过剩，着重从研究视角讲一孔之见。
1．金融产能的含义和范围界定
金融产能，顾名思义，通俗地说，指金融作为产业发挥出的能量。这里需要界定在什么范围内发挥能量，对谁发挥能量。金融产能通过金融活动发生，通过“一定的组织”推动。如果把这“一定的组织”称作金融机构，则金融机构活动的范围就是金融产能发挥作用的范围。但什么是金融机构、什么不是金融机构，则需要明确界定。
国外对金融机构的界定大都依法行事，或者由法律授权。英国有《2000年金融服务与市场法》，美国有《联邦金融机构检查委员会工作条例》，德国有《银行法》等。制定和颁布这些法规、条例，旨在规范有关部门行使职责的工作范围，而非从理论上确立什么是金融机构、什么不是金融机构。在已制定和颁布的法规、条例中，虽然也明确了什么是金融机构，什么是信用机构；这样的机构能够从事什么业务，不能从事什么业务，但这样的规定完全是出自监管的需要。
在我国，金融机构的活动，也是依法行事并由法律授权。通常认为，金融机构是指依法设立和经营金融业务的机构。这样的认定，其逻辑关系是：因为你经营金融业务所以是金融机构。按这样的逻辑，考察金融产能是否过剩，其焦点就集中到有多少金融机构在经营金融业务上，无论是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金融机构，还是没有被批准的金融机构。
我国现阶段的现实是，经营金融业务的不仅有机构，还有自然人。其中既有各种传统金融机构，也有非传统金融机构和主要由自然人组成的组织，如蚂蚁金服、京东金融等互联网金融公司和风险投资基金（VC）、股权投资基金（PE）、母基金（FOF）等基金。应该说，不论是机构还是自然人，经营金融业务的形式，可谓五花八门，不胜枚举。这些业务常被美其名曰“金融创新”“金融业的新业态”，但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有正面效应，也有负面效应。对此，本文存而不论。需要指出的是，金融创新是大势所趋，不可避免。
以数字货币为例，在当代，货币以信用为基础，信用关系包含权利与义务关系。数字货币的流通，也就是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与消除。数字货币在线上即可完成交易，这一优越性使之一定程度上替代了法定货币。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提高了效率；更重要的是，增进了社会成员的信用观念，提高了社会成员的信用素质。数字货币的出现，改变了真实货币的供求，增加了货币供求的不确定性。
货币问题是信用问题，社会成员既是货币需求者，也是货币供给者，这给货币政策调控带来了巨大挑战。数字货币的出现，拓展了金融服务范围，但也存在潜在的金融风险。设想一下，如果数字货币就是信用关系的量化，货币流通就是权利与义务关系的建立和消除。在这种状况下，数字货币对金融业的挑战，就是社会信用状况对金融业的挑战。1976 年，美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发表著述《货币的非国家化：对多元货币的理论与实践的分析》，认为应力求避免货币的国家垄断、阻碍市场的自由竞争。哈耶克的预言逐步展现在人们面前，数字货币不存在垄断，但这种趋势却发人深思。
2．考察金融业发展的深度和广度
考察金融业发展的深度，要研究金融与经济的关系：是经济发展决定金融发展，还是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发展。对这一问题，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回答，同一国家在不同时期也有不同的回答。
在改革开放以来的相当长时期里，我国经济呈两位数增长，经济增长要靠货币资金推动。货币资金也是货币，多年来靠增加货币供给推动经济增长是不争的事实，所以要承认，这段时期是金融发展决定经济发展。如果这样的结论成立，就要承认，我国金融的发展已经有相当的深度。这种深度，是否导致金融产能过剩，先要确定与谁比较。如果确定与实体经济发展比较，应当承认金融产能是过剩的。具体表现是，供给的货币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在实体经济领域形成货币资金作用于实体经济的生产与流通。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是，银行贷款难以找到好的项目，中小微企业特别是民营经济面临“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考察金融发展的广度，通常以货币供给的速度和金融机构的规模去衡量。对于金融机构的规模，通常以每一个金融机构服务多少人去衡量。中国人口多，且现在是网络时代，人均金融机构数量没有多大意义了。但以货币供给的速度去衡量金融发展的广度仍具有意义。供给的货币，除了作为支付手段外，还要形成储蓄手段，作为储蓄手段的货币绝大部分作为货币资金发挥着作用。按马克思的揭示，实际经济需要的货币资金是有限的，取决于流通过程；进一步，作用于再生产过程的货币资金取决于流通过程的时间跨度和作为交易的商品流通总量。这个领域需要的货币量大体以M1 表示。我国的实际情况是，M1 逐步增长且大体稳定，而准货币M2－M1 则增长较快。这样的货币并未闲置，而是作为货币资金在发挥作用。货币资金要保值增值，在没有好的途径保值增值的条件下，就不可避免地“以钱炒钱”。应当承认，“以钱炒钱”的盛行是货币供给过多、实体经济相对萎缩的集中体现。在这种状况下，“以钱炒钱”难以避免，也可以说是常态。问题是，“以钱炒钱”是否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如若抬高了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就是不正常的。因为这样会改变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结构，扩大社会收入差距，乃至扩大贫富差距。本文之所以强调金融要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要把银行的钱落实到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重要原因：一是金融活动必须以实体经济为依托；二是资金的价格必须以实体经济的利润率为基础。离开了这两点，金融活动就缺乏承受力，就会带来经济金融危机，其最终结果是国民收入的不合理再分配，贫富差距拉大，造成社会不稳定。所以，结合我国现状进行理论分析，应当承认金融发展的广度已经过剩，当前状况还很难说这种局面已经稳住。
3．考察金融业发展的效率
这是考察金融产能是否过剩的核心指标。为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有关人士编制了金融发展指数。这个指数基于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历史背景，因此它能用来说明什么问题、不能用来说明什么问题，有待研究。编制什么样的金融发展指数才能适合中国金融体系，必须从信息层面和技术层面上研究。
不过，IMF专家编制金融发展指数的指导思想有值得借鉴的地方，其核心内容就是“要遏制金融发展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负面影响主要包括：拖累实体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排挤其他部门协调发展，造成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导致人们的生活质量下降；带来经济金融危机；加大两极分化；影响社会稳定；等等。
与金融负面影响相关的是，金融支持资源的开发，是不是绝对的好事？20 世纪 50 年代，荷兰发现沿海岸线储藏着丰富的天然气，于是大肆开发，扩大出口。20 世纪 70 年代，荷兰通货膨胀严重、收入增长缓慢、失业增加，这种现象被称为“荷兰病”。后来，很多资源丰裕的国家也遭遇了“荷兰病”。国内外学者开始深入研究“荷兰病”的作用机制，尤其是资源丰富、制造业衰退和经济增长减缓的关系。经济学家们以此来警告：过分依赖某种资源来促进经济增长存在危险性。为了避免可能发生的危险性，经济学家们强调，资源的开发一定要产权清晰、法律制度完善、市场规则健全，要避免机会主义行为和设租寻租活动的产生，要避免掠夺性开采。这应当是学术界新近提出的有关金融效率的理性认知。针对这一点，经济学界提出了“绿色金融”概念，倡导实施绿色金融。从金融领域本身去考察金融效率，要关注金融资源分配负担的成本、金融服务供给所付出的成本、金融机构的收益。从中国当前的实际判断，金融资源分配所负担的成本和金融服务供给所付出的成本增加，收益下降。从结构上说，这种状况在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有所不同。总的说来，经济发展、业务发展向好的地区、行业部门是从优的趋势；相反，则是从劣的趋势。这也是经济效率决定金融效率的集中表现。用这种经济金融资源趋向来考察金融产能是否过剩，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方面。
1．需要把握的问题
（1）中国是个大国，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分层次进行。既需要全国性大银行，更需要地方性小银行。地方政府要参与，搞好扶持和监管，要增强实力，要承担风险。
（2）不能把社会主义片面理解为“国家包”，什么都是由国家包下来。大有大的好处，大也有大的难处！财政要“分灶吃饭”，银行要分区设立。地方银行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的发展。名称可以不同，服务的对象是明确的，大体方向是确定的。
（3）地方作为区域概念，服从于行政管理。行政管理以政府为单位，政府也是社会成员。作为社会成员，它也应有资产负债。地方政府的经济实力，取决于它的净资产。一届政府的资产负债是这届政府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反映一个地区的承受力和人们的生活质量。政府官员的离任审计就是要审计本届政府的资产与负债。政府官员不能造成不合理的“烂账”，不能让负债任意形成“前人借款，后人还债”。地方银行的资产负债状况，是地方政府资产负债状况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政府要对所辖地区的社会公众负责。
（4）经过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发展，形成了不同的利益格局，不同利益格局的载体是利益群体。不同利益群体靠金融支持形成。利益格局差距的缩小和消除，要靠金融。这当中地方金融机构要发挥一定作用。
2．地区金融业发展需要深入分析当地的金融需求、金融供给和金融环境
（1）金融需求。经济发展：以什么产业或行业支撑；近几年的规划、投资。企业构成：大、中、小，国有、合资、合伙、个体；它们的资金余缺状况；资产与资本规模；各阶层收入：城镇居民收入、农村居民收入。货币资金的流出、流入状况：流出的渠道、数额；流入的渠道、数额。财政收支状况、近年来的收支状况、转移支付的状况。民间信用状况：采取的形式、数额的大小、利率的高低、运作的规范程度。购买保险的状况：人数、金额、种类。证券投资状况：人数、金额、盈亏。总之，考察金融需求，主要回答这个地区有多大规模的流动性资产需要流动。
（2）金融供给。金融机构设置：商业银行、信用社、保险、证券、信托。各家金融机构的运行状况：存贷款、结算及业务覆盖面。金融服务状况：结算、汇兑的数量和质量。考察金融供给，主要回答这个地区金融中介功能发挥得怎样，存在的空缺怎样弥补。
（3）金融环境。各企事业单位的信用度，各阶层居民的信用度。法治建设状况，特别是财产、债权债务关系方面的法治建设。信息的汇集、交流、透明度、传递性。人们的金融意识：怎样寻求保值、增值（追求什么？盈利性、流动性、安全性）。考察金融环境，主要回答这个地区金融发展的相关条件是否具备和完善。
让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是政府多年来的导向，而且这一导向逐步升级：允许→引导→鼓励→扩大。也就是说政策是逐步放开的，力度是逐步加大的。2013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金融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3〕67 号）提出，要“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对此，除鼓励民间资本入股金融机构和参与金融机构重组改造外，还提出“尝试由民间资本发起设立自担风险的民营银行、金融租赁公司和消费金融公司等金融机构”。为什么要这样引导？除为扶持小微企业解决“融资难”外，主要是为民间资本找出路，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实体经济领域。应当说初衷是好的，但在执行中必须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好以下问题。
1．为什么要“尝试”
“尝试”意味着“摸着石头过河”，意味着需要取得经验。银行业负债经营是常态，杠杆的作用不可少。负债经营直接关系着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杠杆作用能够支持银行业务不断扩大。而这两点都关系着怎样保护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从法治上讲，银行应当是有限责任公司，而不是无限责任公司。所谓有限责任公司，只能对负债负有限责任，而不能承担无限责任。也就是说，当发生债务时，其承受力只能以公司资产为限而不能扩大到公司资产以外。相对于无限责任公司来说，这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进步。因为无限责任，债权债务关系没有约束，承担责任的范围直接延伸到自然人的所有资产。西方国家不让私人办银行，因为从法理上说，私人既是社会人，也是自然人，私人不能负有限责任，只有法人才能负有限责任。从社会学上说，不让私人办银行，除防范私人行为不当、圈钱跑路外，主要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
2．怎样理解“自担风险”
通常人们把“自担风险”理解为自有资金的承受力，认为自有资金的实力强便能“自担风险”。严格说来，这是不准确的，因而是片面的。首先必须明确银行作为公司法人，在展业运作中要承担哪些风险、承担什么样的风险。简单地说，银行的风险可能发生在信贷领域，也可能发生在非信贷领域。负债经营是银行的常态，杠杆的作用不可少，银行的风险能够潜伏、扩大、迂回。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风险就不是自有资金能够承受的。所以，“自担风险”，不只是能弥补部分投资者损失的问题，而且关系着弥补社会公众损失的问题。为什么要成立存款保险公司？成立存款保险公司，不仅是为了弥补部分存款人的损失，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金融秩序和社会信用秩序。
3．怎样理解“民间资本”
有人把“民间资本”理解为“老百姓的家庭储蓄”。现在比较规范的说法是，“民间资本”主要是民营企业资本。按这样的立论，扩大民间资本进入金融业，就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确立民营企业怎么办银行。对此，有关部门（如原银保监会现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正在制定相关法规。
4．怎样选择资质良好的民营企业办银行
资质良好的民营企业应当具备以下条件：①公司治理结构完善；②社会声誉、诚信记录和纳税记录良好；③经营管理能力和资金实力强，财务状况、资产状况良好；④入股资金来源真实、合法；等等。资质不良的民营企业，其特点可以概括为：①公司治理结构存在明显的缺陷；②关联关系复杂；③关联交易频繁且异常；④核心主业不突出；⑤现金流量受经济景气度影响较大；⑥资产负债率、财务杠杆率高；等等。
值得关注的是，有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不是规范的股份制企业，有的企业资本虽然按股份构成，但没有按股份制章程运作。还有一部分民营企业是独资企业、家庭企业、合伙或合资企业，根本没有公司治理结构。怎样考察其公司治理结构完善不完善呢？公司治理结构是一种相互制约的机制，这种相互制约机制具有公开性、公正性和社会性。但对那些独资、合伙或合资企业要考察其治理结构的公开性、公正性和社会性是困难的。
5．如果说民间资本主要指的是民营企业的资本，那么什么是民营企业？是否非公有制企业都是民营企业？是否民营企业就是私有制企业
现在有的民营企业正在股份化，其股份不完全是私人股份，还有集体股，这怎么看？一些由原来的公务员在离职后或离退休后办起来的企业，怎么看？有的企业资金不是艰苦创业、长期积累发展起来的，而是靠关系创业，短期暴发发展起来的，怎么看？现在还有官方、非官方支撑的民营企业。所以把民间资本定义为民营企业资本，而且让它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里面，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如果说民间资本主要是指民营企业的资本，在民营企业的资本中有多少资本能够进入金融领域，参与发起设立银行，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这需要研究。这里需要强调，进入银行业金融机构的资本必须是真实的、合法的。这个真实和合法，应当是民营企业利润转化为资本中的货币资本，而不是借来的资本和非货币资本，也就是要“真金白银”，不能以负债投资，不能以实物投资。
建立和发展互助性金融平台的构想，总的来说，要按“32 个字”的思路探索前进，即“从下到上，倡导创新；相互授信，自愿参与；政策到位，差别监管；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所谓“从下到上，倡导创新”，主要指组织形式的多元化，要让下面发挥聪明才智，进行制度创新，不要上面先推出一个模式让下面去统一照做。互助性金融应当既有正规的（经过市场准入的）互助性金融组织，如银行、信用社等；又有非正规的（未经过市场准入的）互助性金融组织，如民间合会、各单位的互助储金会等。
所谓“相互授信，自愿参与”，主要指信得过的，鼓励参与；信不过的，不要动员参与。不要强制群众入股，特别是不要强制要求农民入股加入信用社。是否参与，由其自愿。只有“相互授信、自愿参与”的互助性金融才有生命力。
所谓“政策到位，差别监管”，政策到位主要包括民间借贷受法律保护，财政上实行优惠政策。如互助性金融组织不缴纳营业税、所得税，社员存款不缴纳利息、所得税等。监管上实行区别对待，如不提取存款准备金、备付金，不实行资产负债比例管理等。
所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对参与者提供金融服务，对参与者融资给予优先、优惠政策；二是参与者共同享有经营成果，有益共享，有损共担。特别是，要做到财务公开、分配公议、信息透明。
一要加快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金融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国产化。二要做好金融综合统计，健全及时反映风险波动的信息系统，完善信息发布管理规则，健全信用惩戒机制。2017 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推进金融业综合统计和监管信息共享，建立统一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解决数据标准不统一、信息归集和使用难等问题。目前，此项工作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牵头推动。三要管住金融机构、金融监管部门主要负责人和高中级管理人员，加强对他们的教育监督管理，加强金融领域反腐败力度。四要做到“管住人、看住钱、扎牢制度防火墙”。
现阶段，名目繁多的微型金融机构兴起，如小贷公司、担保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理财公司、私募基金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大中城市比比皆是。它们的生存靠什么？总的说来，它们靠我国当前存在的金融环境，依托于当前金融制度的安排。这种状况，不是简单地用“缺钱”二字能解释的。有人说小贷公司的存在，是因为银行与工商企业之间在资金供求上“断了桥”，小贷公司就在“搭桥”中生存。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需要关注它的操作程序。它的具体操作是：企业需要货币资金，必须向银行申请授信。银行按中央银行有关规定，授信时间最长不得超过 1 年，且取得了授信额度后，企业才有资格向银行借款。企业按授信额度取得银行借款后，必须在 1 年内偿还。偿还以后，如果缺少资金，必须再取得银行授信，再次获得银行借款。由于得到的授信时间有限，这样一家企业的资金运转就在取得授信→借款→还款→再取得授信→再借款→再还款之间循环。这样的循环有时间间隔，特别是要先还清上期的借款后，才能获得下期新的借款，这就给小贷公司融资留下了空间。这个空间简单地说，就是企业要先向小贷公司借款，以此偿还银行贷款后，才能重新获得银行贷款。
据调研，小贷公司的借款一般按天计算利息，利率每天 2‰，今天办手续，明天打钱，按两天计算。利息按天计，1 天 2‰，10 天 2％，30 天 6％，100 天 20％，1 年 360 天 72％，利息有多高很清楚。有人说，我国金融制度的安排，为高利贷创造了条件！为什么某家企业、某个行业一定要先还款，后借款呢？为什么授信的时间只限 1 年呢？
对小贷公司来说，利息这么高，怎么控制风险？经过调查，我们发现有两种情况：一是让与借款方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入股。小贷公司借 1 000 万元给企业，借款方关系密切的自然人出 100 万元，小贷公司仅出 900 万元，利息均沾。二是控制借款人银行账户印鉴。在还清借款前，银行账户印鉴由小贷公司保管，甚至派人操作。综合以上情况，从局部考察微型金融机构防范金融风险的途径，采取人际关系和利益相关的做法，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是能够生效的，对保证信贷资金的安全是起作用的。但如果超出了一定的时间范围，很难说是安全的。因为防范局部的金融风险，难以抵制系统性金融风险。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特点之一是在相当大的范围内资金链的断裂。若相当大范围资金链出现问题，靠人际关系和利益相关防范金融风险，必然无济于事。
在顶层设计上，监管当局对金融监管的思路提出了两句话八个字的思路，即“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对这两句话怎么理解？可以讨论。笔者的理解是，“放松管制”，主要就市场准入和业务创新而言；“加强监管”，主要就职能部门的工作和责任而言。
近年来，新出台的法律法规对“放松管制”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总的精神是放松对市场准入的管制，把市场准入由“核准制”转变为“注册制”。例如，2019 年 12 月 28 日，第二次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新《证券法》）全面推行注册制，取消证券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核准等。金融业相关监管文件对“加强监管”也做了进一步的诠释，更加注重事中和事后的监管以及过程的监管。例如，《关于加强存款准备金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提出，要运用科技手段提高审核效率，加大非现场检查和现场检查力度。又如，新《证券法》提出，要强化监管执法和风险防控，明确证监会依法监测并防范与处置证券市场风险的职责，完善证券市场禁入制度等。
这样的监管思路是基于建立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是基于形成开放、包容和多元的金融体系，是基于培育理性的金融文化，因而从初衷上说是值得肯定的。但结合现阶段中国的国情，这样的监管思路，值得研究，需要修正。①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我国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虽然制定了相关法规，但不少法规仍然有计划经济的痕迹；即使建立起了符合市场经济体制的法规，仍存在是否认真贯彻执行的问题。不可否认，现阶段，不仅必须认真贯彻执行已经出台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规，而且必须制定和完善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法规。②必须培育人们的法治观念。不可否认，相当一部分社会公众，法治观念淡薄，知法、守法的意识不强。③在金融领域中，专业知识有待普及和提高。不少人没有树立理性投资理念，存在较强的投机心理。现阶段，拥有千万、亿万资产的富人虽然占少数，但他们对金融业发展的影响力不可低估。因为不同人群的金融意识不同，对风险的承受力不同，对金融资产的选择也不同。由于这些不同，必然会存在有形的和无形的违规操作，可能会对市场带来冲击，扰乱金融秩序，危及社会公众利益。所以，“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值得研究，需要修正。
怎么修正？应当“合规放松管制，合力加强监管”。所谓“合规放松管制”，不仅是指要建立健全法规，严格按法规条件市场准入，而且要深入研究市场经济条件下金融业发展和金融产品运行规律。例如，银行资产证券化与资本市场的关系和关联；又如，本币的自由兑换与货币资本自由流动的关系和关联等。只有合规准入并把握好金融要素的关系和关联，才能建立有序竞争的金融市场，才能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所谓“合力加强监管”，就是要调动各方的积极性，共同维护金融秩序，防范风险，维护好投资者利益。在这方面，特别要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行业协会既是一个协同发展的组织，也是一个自律管理的机构。自律是自知、自觉、自重的反映，能实现内向型的监管。有了自律，不仅能提高监管的效率，而且能降低监管的成本。至于严惩违法违规行为，是必要的，但不是最优的。严惩在一定条件下，能以儆效尤，但毕竟是在造成了巨大损失的情况下进行严惩。严惩不能挽救已经造成的损失，而损失总会给当事人及广大公众带来伤害。
修正金融监管的思路，把它确立为“合规放松管制，合力加强监管”，是为了缩小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防患于未然；而不是扩大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更不是等事件发生后再去收拾“烂摊子”。
（202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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