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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对原始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传统农业依靠人类经验的积累，采用铁器、畜力、人力和手工工具为主的手工劳作生产方式。传统农业具有生计农业的典型特征，农业生产方式依赖口头相传和经验积累，农产品种类较为有限，家庭成员实行内部分工参加生产劳动，生产模式较为稳定。传统农业属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量少，生产效率低下，很少进行产品交换。传统农业对外部自然环境的抗压能力弱，农业生产稳定性不足。
在传统农业中，铁产量快速提升，炼铁技术及铁制生产工具逐步成熟。随着铁制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由粗放式、纯手工生产转变为精细耕种，铁制农具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原始的放牧也转向放养和圈养相结合，畜禽产量稳步提高。至此，农业生产进入了传统发展阶段。
国外传统农业以中世纪的欧洲为代表，在 10 世纪发展速度缓慢，经历了初期的落后原始状态
。12、13 世纪，欧洲的农业生产步入了稳步发展阶段。14 世纪，由于黑死病的蔓延，欧洲劳动人口迅速减少，耕地荒芜。从 16 世纪开始，欧洲的农业劳动力逐步解放，在 17、18 世纪发生了农业革命，农业生产力得到快速发展。
整体上来讲，中世纪欧洲的农业生产仍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这与匮乏的农业生产条件息息相关。第一，中世纪的欧洲缺乏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欧洲长期处于四分五裂和战乱的状态，先后经历过十余次的霸主更替，国家内部也充满着危机和斗争，如英法百年战争，德意志的四分五裂等，这对农业的稳定生产和发展带来极大的威胁和破坏。第二，农业生产制度较为落后。如英国在中世纪时期，农业轮耕制度由起始的二圃制演变到三圃制，但三圃制并没有在欧洲各国得到广泛的推广和使用，而且使欧洲本来就贫瘠的土地的地力被进一步消耗。第三，欧洲自然气候和地理环境复杂，温湿不同期，不利于农作物的生长，限制了农作物品种的选择。在中世纪，欧洲农业自然灾害频发，严重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和收割。在13 世纪，灾荒在欧洲各国上演，如比利时、奥地利、英格兰、巴伐利亚等国家和地区尤为严重。1314—1316 年，风蚀和洪水席卷欧洲，欧洲地区满目疮痍、尸横遍野。暴发的瘟疫如黑死病、鼠疫等，使欧洲人口大规模衰减，生产劳动力数量严重下滑，田地荒芜，农业发展遭到严重打击和破坏，欧洲农业进入了长期的“黑暗和萧条”。第四，欧洲土地大多不便于农业生产和耕种。森林地带虽然土壤肥沃，但是降水过多使大量土地变成了沼泽，同时土地黏性强导致无法翻耕。在这样恶劣的自然环境条件下，从事农业生产活动需要大量时间、物力和人力进行土地改造，导致农业生产成本大幅提高。第五，耕作方式非常落后，主要使用较为笨重粗陋的农具，如大木槌、耙、犁、铲等。欧洲当时主要采用两头牛、四头牛甚至是八头牛来共挽重型大耕犁。这样的生产方式严重依赖畜力，但由于畜牧业的落后无法提供充足的牲畜，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第六，欧洲农业生产要素匮乏，肥料不足，严重损害了土地的肥力。欧洲的牲畜数量较少，农民没有认识到粪便对土地的增肥作用，土地被无休止地耕种，养分得不到充足的补给，部分地力被极大损害。
国外传统农业时代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但同时也取得了一系列进步。
（1）简单生产工具和生产方法的使用。5—10 世纪，欧洲进行一系列的技术革新，古罗马的先进生产技术得到传播，采用了连枷、现代挽具、轮犁进行三年轮作，利用马作为畜力进行耕种，麦类产量大幅提升。另外，欧洲革新了古老的强迫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的方法，耕种更具科学性，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意义和社会价值，如波兰因为连枷的使用直接使农业生产效率提升了 1 倍。
（2）11 世纪进入了铁农具农业生产时代。铁农具具有更强的耐用性和更高的硬度，生产效率较以往农具有了极大的提升。此时，大量的荒芜田地被开采出来，新开荒的土地归单个佃农所有，增加了低层农民的资产拥有量，经过劳苦耕作，曾经的“荒郊野岭”成为优质的集约土地，淤塞的河道得到清理，陡峭的山坡变得平缓，堆满乱石的土地重见天日，风车和水磨矗立于大地，农业生产展现出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
（3）14 世纪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农业组织开始出现。新型的大型农业生产组织具有资本主义的萌芽性质，与初期工业发展交相辉映，共同促进社会组织制度的革新。地中海地区采用“三次翻耕”技术，为保持地力采用休耕制度，利用重犁进行深耕；用马代替公牛来拉犁，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高。犁农具的改进使春季农作物得到两次松土，冬季农作物得到四次松土，短柄和长柄的带齿镰刀更易收割农作物。道路交通环境得到一定的改善，使用二轮车或者四轮车作为农作物的运输工具，搬运效率有了质的飞跃和提升。
总之，以中世纪的欧洲为典型代表的国外传统农业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这其中既有社会制度方面的原因，也有自然环境方面的原因。古罗马时期的传统农业技术对欧洲传统农业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农业器具、耕作方法深深地烙下了古罗马的印记。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人类思想得到解放，科技进步、生产方式变革使得随后的欧洲农业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在人类农业史上画出浓墨重彩的一笔。
夏商周时期，中国原始社会土崩瓦解，奴隶制度正式形成，农业生产经营也开始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形态，农业生产技术实现了初步发展，田间管理、耕作栽培有了新的创造和发明，步入了协田耦耕时代。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社会制度由奴隶社会转向封建社会，同时农业生产由粗放模式向精耕农业演变
。传统农业的发展使农业生产实现了农牧结合、细作精耕，在最大程度上抵御自然灾害的不利影响。使用有机肥料对土壤增肥，使土地肥力得到保持，更适合耕种，土地的使用寿命和期限也得到了延长。这一时期，中国形成了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农业耕种体系，人们使用了一系列的农业生产技巧，如人工捕捉、引入害虫天敌、换茬倒茬、培育抗病虫品种等，有效地提升了农业生产效率。
中国传统农业发展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就，创造了绚烂多彩的中华农业文明。总结起来，主要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这一阶段，中国的农业经济中心在秦岭、淮河以北的黄河流域，社会制度发生了巨大变革，社会生产力大幅提升。塞外游牧民族威胁中原政权，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相互融合，是这一时期农业发展的典型特征。随着大一统的完成，中国的封建社会生产关系得到确立和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了稳定有序的政治环境。
传统农业用具也多在这一时期被发明、使用。冶铁技术的发明和铁制农具的使用，使生产方式发生了重大变革，铁农具更加锋利、坚韧、耐磨，成为主要农具。牛、马等畜力大量使用，推动了耕作技术的发展。生产农具、收割农具、运输农具、加工农具、储存农具在汉代大量出现，至今仍在许多农村地区使用。在耕种技术方面，垄作法得到改进，保墒防旱的农业耕种技术开始出现。在抗旱育培技术方面，溲种法、区种法、代田法等开始出现，至今仍然被公认为最为环保、成本最低的抗旱技术。在施肥方面，种肥、基肥、追肥等新型技术开始出现，农地肥力得到提升。畜禽饲养方面，种畜选用、培育、杂交、养殖技术有了较大提升，积累了丰富的动物防疫、诊治经验。这一时期，七十二候和二十四节气已被创立，广泛用于农业生产时令的指导。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根据自身特点开启了农业个体户的社会变革。如承认土地的私有制度，农民向国家上缴土地税——什一之税。赋税制度的改革，把农民与土地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农民的农耕自由得到保障，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极大提高，个体小农经济快速发展。秦末出现了农民大起义，影响了农业生产。汉初百废待兴，国家实行“与民休息，轻徭薄赋”的政策，采取了“三十税一”的低税政策，重振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进入“文景之治”的农业繁荣时期。汉代青铜斧见图 1-3，旱地农业耕作（协田）见图 1-4，魏晋时期旱地农业果木嫁接技术见图 1-5。
图 1-3 汉代青铜斧
（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图 1-4 旱地农业耕作（协田）
（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图 1-5 魏晋时期旱地农业果木嫁接技术
（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自东汉末年，中国经历了长达 4 个世纪的战乱和分裂。部分政权制定了顺应历史发展的经济变革政策，如北魏时期实行“均田制”，对以后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直至隋朝完成了全国统一，黄河流域形成了“一耕一耙一耱”的旱地耕种体系。绿肥种植、良种选用、倒茬轮作等农业生产技术得到广泛应用。
唐朝时期，朝廷采取了空前开明的农业政策，实行计口授田和均田制，兴修水利，鼓励开垦荒地，制定“租庸调”制，减轻农民沉重的税收负担，农业经济快速发展，到天宝年间，人口从唐初的 3 000 万增长到5 200多万，耕地多达 14 亿亩（唐代 1 亩约为现代 290 平方米，下同），人均耕地已达到 27 亩，形成了空前繁荣的农业景象。唐朝时期，我国农业产量显著提高，旱地耕作体系逐步成熟，出现了“五谷丰登”的繁荣景象。
“安史之乱”后，唐朝快速步入衰退期，北方政局动荡，经济受到重创，农业发展严重衰退。全国经济和农业发展中心逐步转移到时局稳定的南方地区，大批士族、农民“衣冠南渡”，为南方地区带去了许多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
我国南方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自然环境优渥，雨水充沛，温度适宜，非常适合水稻生长。唐宋时期，水田生产工具已经发明，江东犁代替直辕犁，非常适合在小块田地耕种，轻便灵活；水田耙能够耙碎田泥，浸泡田地进行灌溉；耖在泥土碎糊以后，能够使田泥表面平滑如镜，便于插秧。此时，南方形成了“耕、耙、耖”的水田耕作体系。相较于北方，南方农作物生长周期更短、产量更高，且熟制一年可达两熟或三熟。宋元时期，江南地区的稻作种植技术先进，引入并传播了棉花种植，园圃业实现了商业化，江南地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迅速上升。水田农业劳动保护用具见图 1-6。
至此，我国农作物的构成发生了重大转变，水稻一跃成为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小麦代替粟成为第二重要粮食作物，形成了南方和北方具有显著差异的饮食结构和习惯。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也得到大量种植，这推动了制糖业、茶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农业发展的经济效益。农田水利建设重点也从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农业基础设施趋于完善。晚唐至五代时期，塘浦水网系统在太湖流域得到实践和应用，一举使该地区成为全国有名的“粮仓”和“米仓”。
图 1-6 水田农业劳动保护用具
（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升，人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蔬菜和水果的新品种的引入，丰富了人们的饮食结构，茶品成为国饮，糕点制作也走进了人们的餐桌。茶圣陆羽所编撰的《茶经》，专门系统讲述了种茶、选茶、制茶、饮茶的问题，茶的普及率迅速攀升，茶器种类繁多，制法考究，形成了绚烂多彩的茶文化。
这一阶段，农业生产结构得到进一步的调整和优化，社会人口激增，人口与土地拥有量不匹配的矛盾成为基本国情。在巨大的人口压力下，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迫在眉睫，因此，精细化农业得到较快发展，农业面积空前扩大，优质新农区得到大量开拓。明清时期是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关键阶段，为后面的现代农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明清时期，统治者施行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农业发展。商品性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快速发展，农副业多元化经营；经济作物效益提升，农民身份地位提高，小农队伍规模持续扩大，农民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开始出现，土地经营性质发生了新的变化。
明清时期，农业发展呈现一片繁荣景象，达到了古代传统农业科技与生产的最高水平。冶铁技术在唐宋基础上继续发展，但铁制农具主要还是用于小型耕种，尚未完全成熟。在农业科技方面，明清继承发扬了唐宋的旱地和水田耕种技术体系，农耕整体水平得到明显提高。关于农学的著作大量涌现，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徐光启的《农政全书》、邝璠的《便民图纂》、琏川沈氏的《沈氏农书》、杨屾的《知本提纲》等，这些农业生产著作从不同角度对农业生产技术进行研究，同时还收载了许多先进的海外技术，极大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由于经济重心在南方，北方的大型水利工程建设呈现减少趋势，但北方的井灌水利技术和南方的小型水利设施却得到了快速的发展。农业对外科技交流加强，明代中后期从海外引入了许多农作物，如玉米、西红柿、辣椒、马铃薯、花生、烟草等，调整了传统农业结构，丰富了农作物的种类，改变了人们的饮食结构和生活习惯，是“中国粮食生产的第二次革命”，对中国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
明代中叶，中国出现了人工生态农业的雏形，有效结合了当地的农业种植特色，提高了农业收入。珠江三角洲地区和太湖地区，地势低洼，为了扩大用地规模，将低洼地区挖成池塘，控出土堆整成堤岸，岸上种植果树。池塘边种水生蔬菜，同时架起猪圈养猪。猪粪直接进入池塘喂鱼，农田可以种植水稻，水塘排灌又可以防止洪涝。有的地方是鱼塘种果、种桑、种蔗，有的地方是青叶养羊，羊粪肥桑，形成了“蔗基鱼塘”“果基鱼塘”“桑基鱼塘”。明清生态农业桑基鱼塘场景见图 1-7。
图 1-7 明清生态农业桑基鱼塘场景
（图片来源：全国农业展览馆）
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的发展史，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实意义。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关键在于农业的发展状况，而农业的发展，又在于土地资源分布与占有是否均衡。当土地资源分配均衡时，农业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农业发展；当出现大规模土地兼并时，土地资源集中于少数官僚或地主手中，贫富两极分化加剧，大部分农民无地可耕，社会矛盾尖锐激化，社会动荡不安，最终阻碍甚至是严重破坏农业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以史为鉴，重新审视农业发展的轨迹，找准新的对策，有助于促进现代农业的转型发展。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lobally important agricultural heritage systems，简称GIAHS）由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简称FAO）在 2002 年发起设立，旨在保护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景观、知识和文化体系，维持生物多样性。该项目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涵养范围广泛，包括山地梯田、稻鱼共养、沙漠绿洲、古树群落等特色农业系统。
特色农业系统具有以下典型特征：一是富含水土资源管理、生态管理等方面的农业生态技术，技术具备可传承性；二是具有环境保护、资源集约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等生态景观价值和生态保护功效；三是能够保障居民粮食安全、维持生计和提供社会福祉，具有较强的实用性；四是形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生发展的独特景观；五是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传承价值，充分体现文化的多样性和区域性。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人类与自然环境长期适应中动态产生的农业景观，其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对维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
。对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既能促进农业现代化，也能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是对农耕文明智慧的继承，是农村农业发展的思想根基，更是对现代农业的启迪和预示，有助于促使人们思考农业发展的未来和走向
。
藏红花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2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具备景观、文化、艺术等多种功能。藏红花是克什米尔地区的重要经济作物。每年 6 月份和 9 月份，农民会翻耕土地以提高土壤的通透性，使藏红花拥有更宽松的土壤条件生根发芽。5 月份收割完藏红花后，农民再种植其他农作物。同时，农民会对土壤进行分级管理，种植适宜的花类，提高经济作物种植的可持续性。
科拉普特传统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2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地农户有机协调森林管理和农业种植，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农户严格培选优良品种，提高土壤肥力，增加农作物的生长能力。同时，该农业系统还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和社会意义，通过果林的大量种植保护当地“神灵”。该地区特产丰富，盛产稻类、花类、豆类、油菜等，经济作物产量也十分可观。
喀拉拉邦库塔纳德海平面下农耕文化系统。该系统在 2013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地处三角洲地区，沼泽、园地、河流、田地等各类生态系统星罗棋布。该系统主要分为园地、湿地和海水区，三个区域分别发挥各自作用，形成了立体式的农业生态景观。为了有效应对洪涝灾害和土地不足的问题，当地修建了圩田，通过圩田实现水资源的重新分配，调节海水流向，开辟更多耕地。当地农户还用沙土、混凝土、树枝干来修建防护大堤，避免圩田被海水侵蚀冲刷，有效维护了堤坝的牢固。该系统中各类蔬菜瓜果、鱼虾鸟虫遍布各地，具有独特的基因价值，催生了丰富多彩的自然生态景观。圩田实行稻鱼轮作模式，减轻农田频繁耕种压力，增强稻田可持续性。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二）》。
能登半岛沿海与山地乡村景观。该景观在 2011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能登半岛农业系统是日本传统农业的典型代表，村落、山地、池塘错落有致、相互映衬，形成独具特色的农业景观。数百年来，能登半岛的农耕模式一直传承下来，有力维护了生物多样性。能登半岛上分布着 13 个农业种植区，保障充足的水稻和蔬菜供应。该系统同时兼顾了生态效益，多种濒危、珍稀动物在此栖居，特色维管植物大量生存。当地农户利用自然条件修建渠塘，保障充足的水源以灌溉农作物。同时，当地农户还将现代科技用于水稻晾干、渔猎、产盐等生产活动，促进了传统农业的现代化进程。
熊本阿苏草地生态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3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阿苏草原地区多活火山分布，有世界上最大的火山口，当地土壤受火山灰影响不适宜种植农作物。但当地农民改良了火山土壤，建造草地用于牧场，形成了畜牧业、水稻种植、园艺、蔬菜一体化的农业生态系统。同时，当地农户大力发展林业，在火山口附近种植针叶林，用于木业生产。作为“二次自然”环境的典型代表，阿苏草原历经千年依然生机勃勃。
和歌山青梅种植系统。该系统在 2015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和歌山地区土地贫瘠，普通农作物难以生存。当地农户在陡峭的山脊上培育青梅树。青梅树的种植很好地预防了山体滑坡和泥石流，青梅树也不断被改良，青梅产量逐渐上升。该地区是全日本最大的青梅产地，产量是其他地区的 2 倍以上。同时，林地也提供了大量优质的木材，当地农户通过轮番砍伐的方式保护林地自然生长。
大崎稻作水资源管理系统。该系统在 2017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大崎州四面环山，气候干冷，不适宜农作物生长。为了保障粮食供应充足，充分利用湿地的自然条件，种植大米、小麦、蔬菜等农作物。当地人们修建了排水灌溉系统，向稻田充分注水。在旱季，上游和下游的农户会达成用水协议，共享水资源。通过水资源的有效管理，充分维护了生物的多样性，为农作物害虫的天敌提供天然良好的栖息地，促进了生态系统与农业共生发展。同时，当地还积极发展牧业、林业、蚕业，动物粪便返回农田作为有机肥料，提升了土壤的肥力和活性。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一）》。
济州岛石墙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4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是济州岛地区旱地农业的典型代表。当地分布着多处火山，大风凛冽，风沙和水土流失现象严重，极大影响农业生产。为了适应复杂的自然环境条件，当地修建了功能各异的石墙，石墙可以有效抵御寒风，防止水分快速蒸发，涵养水源，并将动物与田地隔离。石墙犹如蜿蜒的长龙绵延于岛上，形成别具一格、富有特色的农业景观。
青山岛板石梯田农作系统。该系统在 2014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为解决地形条件不平整的问题，当地农户修建了梯田系统，预防气候干旱带来的缺水问题。梯田分成四个部分，包括石块堆砌成的石墙，板石平铺形成的顶部，放入具有肥力的土壤，以及覆盖在最上层的红泥，形成了可耕种的梯田。当地农户搭建板石形成涵洞，可以对梯田进行排水和灌溉。该系统别具一格的农业景观，造就了富有特色的农业文化。
花开传统河东茶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7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花开地区山地贫瘠，地形陡峭，雨季洪涝频发，极难种植水稻、小麦等主流粮食作物。当地居民为适应不利的自然条件，以种茶为生，充分尊重原汁原味的地理环境。该系统将种茶与原始自然环境保护结合起来，与自然和谐共处，保护了生物的多样性，多种珍稀动物在此繁衍生息，茶类物种、基因丰富。当地农户将橡树林的副产品作为肥料，为茶种植提供了充足的有机肥，提高了河东茶的产量和品质。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二）》。
巴罗索农林牧系统。该系统在 2015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农林牧业综合发展的典型代表。当地地形属于山地，是佩内达-吉尔斯国家公园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美丽迷人的自然景观。受自然气候条件和土壤环境的影响，当地主要养殖山羊、绵羊、牛和猪，同时配以小农农耕，实现了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当地土地归属于社区，由社区统一管理。众多牧民在集体土地上放牧，每个牧民根据自己拥有牛的数量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轮流放牧。该地最常见的农作物是马铃薯和黑麦，当地农户利用雨水进行灌溉，实现轮作播种制。在居民居住带附近，生长着灌溉作物；往外分布着草地，可为牛羊喂食干草；再往外，是牧区灌丛草地和农业田地。当地农户在山中建造水坝将水沿着山坡水道引入水渠，排放到永久性季节草地，为草地提供充足的水源，原有未过滤的水则回排到最开始的水道中。在冬季，水温能达到 0℃以上，在一定程度上减弱寒冰对草地的侵袭。虽然当地自然环境较为脆弱，但几千年以来，该地的生态环境系统始终没有因为人类的活动而遭到破坏，至今在农业生产中仍发挥着重要的角色和作用。但该地农作物生产效率不高，农业投入产出较低，农业产品的剩余较少，难以为附近城市提供充足的生活消费物资。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四）》。
秘鲁安第斯高原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05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历史悠久，可以追溯到 5 000 年以前，当地居民不断适应自然环境，获取了深厚的农业耕作经验，传统农业技术得到了较好的继承和保护。当地还保留了传统农具、梯田、垄田、牲畜等多样化的农业生产形态。该地区物资丰富，培育了 100 余种根茎类农作物，在不同的海拔种植不同的农作物。当地建立了强连接性的社区组织，遵守共同的文化观念和行为准则，使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根基。
智利智鲁岛屿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05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智利智鲁是世界著名的马铃薯生产基地，种类繁多，建立了重要的马铃薯基因库。该岛屿的马铃薯种植历史可追溯到 800 到 1 000 年之前。当地居民主要依靠种植马铃薯和其他蔬菜维持生计。时至今日，当地农户仍然沿用传统农耕方法进行种植。同时，智利智鲁岛也流传着上千年的远古传说，具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和人文精神烙印。
墨西哥传统架田农作系统。该系统在 2017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当地自阿兹特克时代以来就采用了湿地秧田耕作方式，一直沿用至今。在墨西哥城的低洼地区，农户砍伐芦苇制成木筏，将腐烂植物、湖底泥土加盖在木筏上，形成了平均深度可达 1 米多的水中架田。架田修建涵盖了多个步骤，形成别具一格、具有典型地域特色的农田。农户对于架田的保护非常重视，随着雨水冲刷不断增添新的淤泥和植被，以维持土壤的肥力。当地实行套种的农作方式，一年可有 5 季可收获，生产效率和水平极高。当地沟渠、运河、架田交错分布，岸边有茂盛的垂柳，既可以为鸟类提供栖息地，还可以防止寒风吹刮，减弱对架田的侵蚀和损害，为维护架田农业生产的稳定性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该系统很好地适应了城市发展，为城市提供了充足的粮食，保障了粮食安全。同时，架田的农耕技术也体现了农业生产的互助合作精神，农户齐心协力应对大自然的挑战，具有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四）》。
突尼斯加法萨绿洲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05 年被列入首批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加法萨绿洲地处突尼斯干旱的沙漠地区，常年降水量少，缺乏良好的农业种植条件。数千年以来，为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当地农户采用了独特的绿洲灌溉方法，充分利用水资源，开发出极耐干旱和病虫的农业品种，农作物得以成功生长。这些独特的农业景观存世几百年，形成了非洲沙漠上一片亮眼的绿地。该农业系统有三层，下层种植蔬菜和粮食；中间层种植杏树、橄榄树等果树；上层栽种椰树、枣树等果树，可以为下层和中间层遮挡烈日的强晒。当地居民在绿洲上生活了数百年时间，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文化特色的农业发展模式。
阿尔及利亚埃尔韦德绿洲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05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地属于沙漠地区，降雨稀少，气候炎热，非常不适宜农作物的生长。600 年前，当地先民们利用沙漠风学知识开发水资源，在沙丘中间挖深洞以接近地下水的顶端，并在深洞上面种植枣树和椰树，定期清理风沙留下的石子。在枣椰树周围还种植了谷类、水果、蔬菜等农作物，旁边饲养牲畜，牲畜产生的粪便可以为农作物提供充足的肥料和养分，枣树和椰树的树叶可以有效地预防大风，为农作物的生长提供了良好的自然环境。该区域分布着 9 500 个形形色色的绿色农业系统，有效地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形成了壮丽的沙漠奇观，使得索夫区巍然屹立在沙漠之中。近年来，由于人们过度抽取地下水，使得地下水水位下降，这对绿洲农业系统保护和长期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
肯尼亚马赛草原游牧系统。该系统在 2008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所处地带为缺水草原地带，降水量随季节反差明显，土地贫瘠，风化严重。肯尼亚马赛人为了适应草地受限、水源匮乏的自然环境，着重发展草原畜牧业，为附近的大型城市提供充足的农产品。马赛人充分挖掘自然资源的潜力，定期研究水资源管理、草原土壤变化、牲畜迁徙习性等问题，根据气候变化和农业特点作出适应性改变。马赛人根据历代积累的经验，精心培育草地，改良草原。历经 1 000 余年，马赛人以可持续生产为目标，产生了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提高了对生态自然环境的适应性。该地区盛产大豆、玉米等农作物和绵羊、山羊、奶牛、水牛等牲畜，动植物农业生产相互协作、共同发挥作用，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当地居民在草原管理方面遵守三项基本原则：一是禁止使用处于休耕期的草地；二是各畜牧群的放养要限定在自己的区域范围内；三是已开垦过的草地不再进行开垦。以上措施确保了草地利用的可持续性和长期性。同时，当地居民还注重开发抗病虫性强的草类，根据树荫位置、盐渍地分布来不断调整放牧区域，以确保牲畜有充足的水源和草料供应。
摩洛哥阿特拉斯山脉绿洲农业系统。该系统在 2011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地区水资源严重匮乏，降雨量稀少，农业发展缺乏充足的水源供应。该地区农户为了适应恶劣的自然环境，开发出了绿洲农业系统，实现了农业产品的自给自足，形成了典型的山区农业文化。该地居民十分重视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建立了水压系统，成功引出蓄水层的水流，为农业生产提供了必要的水源。当地农户轮播耕作谷类、蔬菜和水果，同时与畜牧业联系起来，农作物为牲畜提供丰富的饲料，牲畜为农作物提供有机肥料，使得广阔、贫瘠的草原充满勃勃生机。农户采用了农林复合垦殖技术，根据季节特点严格控制草地开垦规模，养育了河流沿岸绵延不绝的肥沃田地。经过几百年的发展，该系统创造出了丰富的建筑知识、医学知识和农业知识，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意义，形成了稳固的社会知识网络。山脉东部形成了独特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当地居民利用知识和经验精心开发绿洲的水源和土地，建立了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资料来源：《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概览（三）》。
安徽铜陵白姜种植系统。该系统在 2023 年被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是安徽省首个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铜陵白姜具有悠久的种植历史，文化内容深厚，制作技艺精湛，凝聚了铜陵人的劳动智慧和精神力量。铜陵白姜是农业农村部地理标志产品和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因“块大皮薄、汁多渣少、肉质脆嫩”而得名。铜陵白姜已有2 000多年的种植历史，被誉为“中华白姜”。铜陵姜农形成了“深挖起垄、切芽播种、搭棚遮阴、收获手拔、姜阁储种、炉火催芽”二十四口诀，独创了芭茅建棚遮阴、高畦高垄栽培、姜阁保种催芽三项栽培生产技艺，有效地提高了白姜生产的质量和产量
。当地政府积极支持白姜产业做强做大，出台了一系列地方标准和政策，发放农业保险和补贴，对白姜生产技艺保护传承、知名度提升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当地还举办“姜王”“白姜开市”等传统活动，展现白姜的传统种植技艺和特色文化。围绕白姜核心产业，铜陵还开发出糖冰、酱汁姜、糖醋姜等高附加值产品，扩充了白姜产业链和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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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宽城传统板栗栽培系统。该系统在 2023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该系统以板栗生产为核心，栽种历史可追溯到 3 000 年前，建立了药材、作物、家禽的复合种养体系。宽城满族自治县坐落于河北省东北部，板栗种植面积宽广，为中国核心的板栗生产区，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称。通过板栗种植系统，当地有效地改善了荒山、荒滩原貌，防止了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得到质的改善和提升。当地居民开发了水资源综合利用、树体修剪管理、立体种养的农业生产技术，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丰富了物种，带来了可观的板栗产量和农业生产总值
。该系统是一种可持续的生态农业生产模式，人们利用地形修建梯田和撩壕种植板栗，剪下枝条栽培栗蘑，在林下种农作物、饲养家禽，形成独特的山地景观。当地秉持“在发掘中保护，在利用中传承”的原则，对全县的板栗资源分布情况进行全方位调查，构建板栗种质资源库、板栗古树和古板栗园数据库及保护区
。当地将板栗农业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保护了生态环境，推动了和美乡村建设，促进了文旅产业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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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仙居古杨梅群复合种养系统。该系统在 2023 年被列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仙居已有 1 600 多年的杨梅种植历史，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古杨梅种质资源库，是全球第一个被列入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杨梅种植区
。该地的火山流纹岩山地地貌规模为世界之最，这类基岩是由火山喷发出的酸性岩石和石灰，再经流水侵蚀、风化作用及间歇性的构造抬升运动而形成的，也被称为“流纹岩”。火山流纹岩山地群不适宜种植农作物，仙居当地居民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杨梅树
，之后便开始了悠久的杨梅人工驯养和栽培，并和养蜂、养鸡、种茶结合起来，开创了适应火山流纹岩地貌的杨梅生产集群。仙居人以杨梅树栽培为核心，再根据山地环境配套生产土蜂、仙居鸡、茶树，建立起了“梅—蜂—鸡—茶”的一体化种养模式。四大农作物基于生物循环链原理，打破了传统的农作物简单叠加模式，注重复合生产的协调和配合。杨梅—茶树混栽，杨梅树为茶树在夏季降低温度，在冬季防寒保暖，为茶树生长提供了适宜的自然环境。林草—土蜂相互补充，林草为土蜂提供采蜜植物，土蜂授粉增强了林草的生长强度，共同维护了生态平衡。林草—土鸡复合种养体系，林草为土鸡提供丰富的饲料来源，土鸡排出的粪便是茶树和杨梅树的天然有机肥料，培育了树木优良的种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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