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长庆二年的一场邀约

曲江宴：盛唐的写照

长庆二年（822年）春，终南山山顶的积雪正在消融，烟柳草色静静弥漫于长安城。

由于气候、生态等方面的原因，唐代长安城的春色要比后世来得浓烈、沁人。春天的斜风细雨时常光临长安的城垣沟壑，城内的水系碧波荡漾，花草树木万紫千红、临风摇曳。在当年春日一个雨后由阴转晴的傍晚，兵部侍郎韩愈约好友水部员外郎张籍和中书舍人白居易，一同游览长安城东南角的曲江池。韩愈兴致勃勃而来，看曲江水涨，倒映着周边的亭台楼阁，池畔花树如洗，生长繁茂。他会同赶来的张籍，二人结伴畅游夕阳余晖下的曲江。可惜的是，白居易没有应邀同游。

游玩归来，韩愈略带遗憾地写了一首《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

青天白日映楼台。

曲江水满花千树，

有底忙时不肯来？

唐朝习惯以排行称人，以表亲切，白居易在族中排行第二十二，所以韩愈以“白二十二舍人”相称：“面对如此雨后美景，你白二十二舍人到底在忙什么，不肯前来赴约呢？”同游曲江是唐代士人长安生活中令人称羡的内容，也是唐代交际诗的主题之一。据《全唐诗》统计，唐代专题吟咏或涉及曲江的诗有近300首之多，而描写曲江一带景色，如杏园、慈恩寺、乐游园等的诗篇，更是不胜枚举。曲江诗、曲江游、曲江宴成了解唐代长安的关键词，折射出流光溢彩的大唐文明的光辉，展现了大唐盛衰的风云变幻。帝王将相、文人雅士、饮食男女流连在曲江的天光水色中，沉浸在长安的春花烂漫之中，出演了一部丰富多彩的历史大剧。

那么，曲江为什么拥有如此的魅力？唐人又在曲江举办了什么样的精彩活动呢？

曲江原本是一处天然池沼，因水域曲折，故名“曲江”；又因为烟水明媚、周边花木茂盛、风光秀丽，成为秦汉时期皇家园林——上林苑的一部分，名为“宜春苑”。当时，上林苑广袤辽阔，涵盖了长安城周边的部分区域，而曲江尚在长安城外的东南郊。隋文帝杨坚舍弃旧城，在原城的东南郊规划、修建了新的都城——大兴城（长安城），恰好将曲江包括进来，使之成为大兴城的东南角——这也是以规则整齐著称的隋唐长安城唯一不规则的地方。后又在曲江西南边专门辟建了一处供帝王游宴的园林，名为“芙蓉园”。隋代是曲江发展的转折点，曲江从长安郊区的一处沼泽化身为城内的一个景点，更是脱离了皇家园林序列，逐渐成为向所有人开放的公共区域。

唐玄宗李隆基将曲江推上了辉煌的顶点。开元年间，他对曲江区域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造，引入黄渠之水扩大水面，使曲江周围广达10余平方千米；疏浚池区，建造彩舟，在池中广植莲花，在池岸遍种奇花异草，丰富了曲江的风景；修葺了芙蓉园等园林，在池西辟建了杏园，还在池西、池南修建一系列亭台楼阁、寺庙院落等。杜甫创作于这一时期的《曲江二首》描绘了巅峰时的曲江风景：“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玄宗朝，皇帝每年上元节、中秋节、重阳节都会在曲江设宴，与文武百官君臣同乐。上行下效，唐代长安居民踏春、游玩、休闲等，都习惯选择曲江，“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

（唐）李昭道，《曲江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长安城内休闲游玩的去处，不止曲江这一个选择。兴庆池、太液池等园林也是水光潋滟、楼台密布，但可惜都是皇家禁苑，是少数人的专享去处；唐代尊佛敬道，佛塔装饰着长安城的天际线，道观也香火鼎盛，大兴善寺、大慈恩寺、玄都观、青龙寺、崇福寺等寺观烟火绵延，四季花开不绝。美中不足的是，这类场所毕竟不适合开怀游宴；驰名中外的东西市商品荟萃、人头攒动，红尘俗世的大多数欲望都能在此得到满足，缺陷是商业气息太重，不适合休闲养神。曲江则拥有上述几类去处的优点，却没有它们的缺点，自然成了长安官民游玩的首选去处。

（唐）张萱，《虢国夫人游春图》，宋摹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皇家宴会，不止于饮食

曲江的游乐活动，往往离不开一个“宴”字，古人呼朋唤友，或乘船驾舟，或流连于楼台园林，或在池畔择地支起毡帐，度过惬意的一日。皇帝赐宴是曲江所有活动中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唐玄宗扩建曲江后，开元十八年（730年）初，“令百官于春月旬休，选胜行乐。自宰相至员外郎，凡十二筵，各赐钱五千缗” 。皇帝赐宴曲江自此成为制度。赐宴之日通常是每年的农历三月三日上巳节。届时，皇帝大驾卤簿，文武百官携带家眷，君臣欢聚于此，还允许士人、百姓等游赏饮宴，与民同乐。三月的曲江，碧波荡漾，姹紫嫣红，万众云集，盛况空前。杜甫《丽人行》中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描述的就是唐玄宗携带杨氏姐妹同游曲江的场景。参加皇帝曲江赐宴，是官员身份地位的象征，赐宴也体现了皇帝对臣下的恩宠。开成四年（839年）上巳节，唐文宗曲江赐宴，群臣赋诗。年逾古稀的宰相裴度因疾不能赴宴，文宗遣中使赐裴度诗曰：“注想待元老，识君恨不早。我家柱石衰，忧来学丘祷。”这是裴度这样出将入相、威震朝野的元老人物的专享待遇，而大多数人都在为获得御宴的资格而奋斗，却不得。

京兆府长安、万年两县负责宴会的具体工作。每年的曲江赐宴自然就成了两县官吏表现的舞台。两县县令都铆足了劲，不仅要把分配的工作做得尽善尽美，还要出新出彩，争取赢得皇帝和高官的赏识。首先是名花布道，装饰环境。唐代长安嗜花之风盛行，富贵人家普遍养花、赏花、赛花。名贵花卉是闪亮的社交名片。在皇帝赐宴的重要场合，长安、万年两县会命令全城百姓搬出上佳花卉布置在曲江周边，共襄盛事。敢于隐匿名花者，一经查出还要受罚。其次是搭置幕帐，供饮宴用。曲江周围原有的亭台楼阁满足不了当日皇亲贵戚和达官显贵的设宴需求，当日还有歌舞表演等节目，因此需要在池畔搭置大量的临时幕帐。这些幕帐使用锦绣丝绸，颜色鲜艳，连绵成片，“日光去此远，翠幕张如雾”。最后，赐宴现场也是长安城的大市集。两县官吏还要承担招商的工作，引导商户将珠宝珍玩、奇货异物等陈列在划定区域，供游宴官民选购。正日子到来之前，曲江一带桃红柳绿、富丽堂皇，奇珍异宝熠熠生辉。

上巳节这一天，皇帝皇妃和王公贵戚们摆宴紫云楼上，一边举杯畅聊，一边观赏曲江全景。三省六部官员，各自占据曲江四周的楼台亭榭或临时搭建的幕帐。晚唐时期还备有彩船，专供宰相、三司、翰林学士等中枢实权人物游宴，以示尊贵。唐人康骈的《剧谈录》记载了上巳节赐宴曲江的概况：

上巳即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以雄盛相较，锦绣珍玩无所不施。百辟会于山亭，恩赐太常及教坊声乐。池中备彩舟数只，唯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登焉。每岁倾动皇州，以为盛观。

当日的酒宴，皇帝的御膳由御厨承办，席间自然有举天下之力搜罗的山珍海味，如杜甫描写的“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鸾刀缕切空纷纶”“御厨络绎送八珍”等，寻常官民遥望只觉奢华瞠目。三省六部和各寺、监、府官员的赐宴，精美丰盛，有的由诸司自办，多数则是由京兆府置办。皇帝往往会派御厨现场制作几样菜肴，赏赐给群臣，或者赐予禁苑产出的果品、宫中制成的饼食，同时调配太常寺的雅乐和教坊司的俗乐、官伎给官员们助兴，以示恩赏。畅享美食之外，曲江赐宴也是百官们诗歌唱和、同僚联谊、沟通事务等的重要场合。

金榜题名，曲江流饮

曲江宴中最引人注目、影响最深远的是新科进士宴，以至于有时用“曲江宴”这个名词特指新科进士的曲江欢宴。

科举制肇源于隋、兴盛于唐，其中进士科的重要性日渐凸显，成为最耀眼的科目。士人高中进士，仿佛获得了仕途的快车票，位极人臣者十有二三，荣登显列者十有六七。举人考中进士后，相约曲江庆祝，在唐中宗朝从惯例演变为一项制度。朝廷规定每年三月关试——新科进士通过吏部的备案考核、获得候选资格之后，在曲江为他们举办宴会，以示祝贺。

进士们一般选在杏园设宴，所以此宴也叫“杏园宴”。宴会邀请恩师和考官，以拜谢老师的恩情，但更多的是大家抒发“十年寒窗，今日得偿所愿”的欣喜和意气风发。同年们赏景饮宴，也会仿照古人“曲水流殇”的习俗，置酒杯于流水中，流至谁面前则由谁饮酒作诗，众人再品评诗作，风雅至极，称为“曲江流饮”。诗人刘沧在大中八年（854年）参加此宴创作的《及第后宴曲江》，字里行间洋溢着春风得意：

及第新春选胜游，

杏园初宴曲江头。

紫毫粉壁题仙籍，

柳色箫声拂御楼。

霁景露光明远岸，

晚空山翠坠芳洲。

归时不省花间醉，

绮陌香车似水流。

此类唐诗不少，徐夤在《曲江宴日呈诸同年》中自述“金榜连名升碧落，紫花封敕出琼宫”，黄滔在《放榜日》写道“吾唐取士最堪夸，仙榜标名出曙霞。白马嘶风三十辔，朱门秉烛一千家。郄诜联臂升天路，宣圣飞章奏日华。岁岁人人来不得，曲江烟水杏园花”。新科进士的得意忘形，乃至恣意放纵，都是对之前巨大的应试压力的释放，“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不仅不为人非议，舆论还接受此为喜庆、吉利的盛事。

进士曲江宴上少不了新鲜的时令水果，尤重樱桃，故又得名“樱桃宴”。但是唐代关中的樱桃此时口味并不佳，且价格不菲。乾符四年（877年）的进士宴，新科进士们就纠结于要不要采购樱桃。新进士刘覃的父亲、淮南节度使刘邺得知后，马上置买樱桃，派人快马加鞭急送长安。当时扬州是樱桃的产地，物美价廉，大批的南方樱桃被连夜送到了曲江。这些樱桃红艳晶亮，配以糖和乳酪，色味俱佳，刘邺宠溺儿子的小动作让曲江宴的困难迎刃而解。当日，进士和宾客们每人一盘樱桃，宴会大获成功。

当日的宴会还是大型相亲现场。长安公卿之府、富豪人家倾家出动，“钿车珠幕，栉比而至”。他们在恭贺新科进士、品评青年才俊，也在物色乘龙快婿。唐人婚姻初重阀阅，保留了贵族社会的风气，到中唐以后此种风气逐渐淡薄。加上唐代士族的认定以当朝冠冕为准，女方逐渐瞄准年轻有为的士人为婚姻对象，新科进士自然成了上乘人选。考虑到平均每年进士录取仅30人上下，且其中不乏已婚或高龄中试者，曲江宴上可供准岳父们挑选的对象非常有限。正是这种稀缺，助推了曲江宴相亲的话题性。和皇帝赐宴一样，进士宴前数日“行市骈阗于江头”，曲江周边的节日氛围活跃，“车马填塞，莫可殚述”。

（明）仇英，《桃李园图》（局部），日本知恩院藏

长安青年的社交领域

与进士曲江欢宴相关的，还有其他习俗。如同年进士会选最年少俊秀者二人为探花使，遍游名园，采摘名花，在曲江宴上助兴；宴会散后，一行人前往大雁塔题名留念。唐代通信技术落后，交通也不方便，进士们的联络并不顺畅。曲江欢宴之后，同年们各奔东西、宦海浮沉，许多人余生可能都无机会再见了。这是新科进士们首次、大概率也是最后一次集体聚会，因此又被称作“离会”。

除去皇帝赐宴、进士离会，寻常日子的曲江是平头百姓的乐园。有贵家子弟、巨商豪贾，也有市井小民、长安过客，他们三五成群，赏花戏水，设帐排宴。白居易应举时便是其中的一员，“忆昔羁贫应举年，脱衣典酒曲江边”。典酒玩乐的肯定不止年轻士人，玩乐的项目肯定也不止饮酒，曲江已经成为长安日常生活的公共空间。

长安的青春少女是曲江春游的主角之一。当时的仕女流行两类游宴活动：“探春宴”和“裙幄宴”。二者主要是举办的时间不同，探春宴在每年立春与雨水之间，裙幄宴在上巳节前后。当日，妩媚的少女们沐浴着春光，或乘坐马车，或骑着温驯的矮马一路游览，一路挑选好景好地，然后以草地为席，周围插上竹竿，把鲜艳的裙子连接起来，挂在竹竿上，搭成临时的幕帐，斗酒行令，开怀畅饮，度过惬意的半日。和男性宴席不同，美食是仕女宴会的重头戏。女子充分发挥心灵手巧的特点，精心烹调美食。探春宴和裙幄宴佳肴精美，或是花色、造型创新，或是食具、酒器考究，帐幕内外香气袭人。席间，她们走出彩帐，蹴鞠、投壶、跳绳、踢毽子、荡秋千，身姿曼妙、舞影蹁跹，欢声笑语此起彼伏，编织成长安的盛世华彩。

1987年，在陕西西安的一座中唐墓墓室的东壁，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幅保存完整的《野宴图》。该图向人们展现了唐代欢宴的场景：一张硕大的桌子上整齐地摆放着碗、碟，里面盛着各种美食。唐代处于分餐制的晚期，聚餐有公筷公碗。桌子中间有一大块肉，应该是当日的主食，旁边是公用的筷子和勺子。桌子正前方有一个方座，上面放着一个莲花形的汤盆。汤食是唐代宴会的必备品。围绕着桌子是三张红色木榻，各坐三个人，共九人。椅子在唐代尚未普及，当时的坐具依然是床榻。在宴会上，人们随身携带小型床榻，习惯盘着腿，而不是把脚放到地上。主宾们穿着绯色、绿色的衣裳。这两种颜色是唐朝官服的颜色，可见这是一场官员聚会。他们有的举杯畅饮，有的大口进食，有的交头接耳，有的拍手欢笑，有的侧头张望。在两侧主宾身后，各有一名侍者，托着茶盘送上几杯清茶。再外侧，是为宴席所吸引的围观者，男女相杂，身份不同，穿着各异。如果将这幅野宴图，搭配上曲江的春花秋月，大致就是“曲江宴”的场景了。

（唐）《野宴图》壁画（局部），陕西西安南里王村唐墓出土

跨时空的社交需求

曲江宴的风气，没有局限在唐代的长安城，而是超越时空。无论是在同时代还是在这之后，都有不同形式的效法。曲江宴的风俗扩散到了全国。唐代江南的富豪，常在豪华的私家园林中游宴。《扬州事迹》载：“太守园中有杏花数十株，每至烂开，张大宴，一株令一倡倚其傍，立馆曰‘争春’。”这在江南成为一种风尚。而新科进士宴逐渐成为一项官方制度。唐代的进士曲江欢宴是士子凑钱喝酒庆祝，“醵钱于曲江”；晚唐时皇家赏赐宫廷御用美食，“赐进士红绫饼各一枚”。到五代时期，朝廷开始拨款举办新科进士宴。此项举措延续到清代，成为彰显科举制尊贵和官方支持的重要制度。

文章开头提及的长庆二年相约同游曲江，是韩愈、白居易、张籍的寻常之游。三人都是唐代的著名文人，韩愈执古文运动之牛耳，白居易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虽然年龄相近、同朝为官，而且相互拜读过作品，但三人长期没有交集。一方面主要是由于大家宦游南北，没有同地为官；另一方面是韩、白二人性格迥异。韩愈性格刚硬，直来直去；白居易性情温和，作品力求通俗易懂。韩愈曾经批评白居易的作品缺乏用典，不够典雅，尽管他后来改变了观点，但多少给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不和谐的薄雾。

韩愈决心改善和白居易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喜好交友的人。《旧唐书》载：“（韩）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而观诸权门豪士，如仆隶焉，瞪然不顾。而颇能诱厉后进，馆之者十六七，虽晨炊不给，怡然不介意。大抵以兴起名教，弘奖仁义为事。”他的人际交往没有功利性，纯粹是由心而发。韩愈“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二人名位未振，愈不避寒暑，称荐于公卿间，而籍终成科第，荣于禄仕。后虽通贵，每退公之隙，则相与谈宴，论文赋诗，如平昔焉”。张籍的知名度，较韩、白为低。张籍是和州人，比白居易年长5岁（约767年生，比韩愈年长1岁），但出身比韩、白要差，早年不顺，经韩愈举荐考中进士，又仕途多舛，任太常寺太祝10年不得升迁。太祝职位是著名的冷板凳，无实权且俸禄微薄。张籍困居此职，因目疾几乎失明，别人因此戏称他为“穷瞎张太祝”。张籍的文学成就远高于官位，在乐府诗创作方面成绩斐然，理念与白居易相合。因为长期任京官，张籍与白居易交游较早，便成为调和韩愈与白居易关系的绝佳中间人。

（唐）张萱，《捣练图》，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藏

元和十五年（820年）夏，白居易自忠州刺史任上召还，后任“文人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的中书舍人；10月，韩愈自袁州刺史任上还京，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韩、白二人同在长安。张籍也时来运转，逐步升迁为国子博士、水部员外郎，世称“张水部”。这段时间，大约经由张籍的居间撮合，韩、白二人有了交往。《白居易诗集》收录的5首和韩愈往来的诗，都集中在元和十五年（820年）至长庆二年（822年）的3年间：《同韩侍郎游郑家池吟诗小饮》《和韩侍郎苦雨》《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和韩侍郎题杨舍人林池见寄》《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二人迅速成为朋友。其中《久不见韩侍郎戏题四韵以寄之》一诗，白居易用戏谑的语气描述了与韩愈的交往过程：

近来韩阁老，疏我我心知。

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

静吟乖月夜，闲醉旷花时。

还有愁同处，春风满鬓丝。

第二句“户大嫌甜酒，才高笑小诗”，有人解读为白居易对韩愈的不满，其实更像是好朋友之间的玩笑。如果二人真的有嫌弃，白居易就不会专门写诗给韩愈表达思念了。对于长庆二年的那一场爽约，白居易以《酬韩侍郎张博士雨后游曲江见寄》作答：

小园新种红樱树，

闲绕花行便当游。

何必更随鞍马队，

冲泥蹋雨曲江头？

白居易解释说因为之前久雨，造成道路泥泞，所以他就没去曲江。反正自家也种了红樱树，在庭院中溜达赏樱，大概也和游曲江差不多吧？这是符合白居易温和的个性的，想必韩愈、张籍两位朋友也能理解。

可惜的是，长庆二年的春天是三人最有可能同游曲江的时刻。如果在白居易爽约后三人没有在这个春天再约成功，他们大概率不会再有机会了。在当年的初春，大唐王朝尚且维持着中兴局面。唐宪宗“元和中兴”的余荫保佑着大唐王朝，朝廷压制住了跋扈藩镇的割据冲动，江淮等地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长安。困扰晚唐的牛李党争还没有彻底爆发。大唐王朝表面维持着一番稳定繁荣的景象。在位的唐穆宗是唐宪宗之子，希望扩大父皇的成就，进一步推行“长庆销兵”政策。可惜，中央和地方的实力天平早已失衡。销兵政策在河朔地区遭遇了失败，引发了成德镇兵变。韩愈于长庆二年的春天奉命前往镇州安抚乱兵。七月，白居易因为政见得不到实践，外任杭州刺史。他们安逸的长安生活结束了。朝廷的稳定和长安城的繁荣，也随着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和牛李党争的纠缠、侵蚀而终结了。此后，唐朝政治便和“中兴”二字绝缘了。没有稳定的政局，没有雄厚的补给，曲江宴的盛况便被抽掉了根基。到唐朝末年，军阀混战拉锯，长安城在战火中屡遭焚毁，“昔日繁盛皆埋没，举目凄凉无故物”。唐昭宗最终迁都洛阳，昔日的京城长安加剧萧条。没有维护，黄渠断流，曲江失去水源，也逐渐枯竭了。曲江宴在唐末就成了历史。它的盛况也就维持了一百多年。曲江宴的命运，也是大唐王朝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