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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第一版是我于2008年写的，当时我跟两位心理学图书编辑坐在出租车上，一位是徐维东博士，另一位是郑燕老师，他们编辑出版过不少心理学图书。我们三人在谈到一些书的时候，一个想法突然闯入我的脑海：与其写一本专业书，不如写一本大家都能读的有意思的书，它不仅能对普通大众有所启发，还能帮助专业读者理解临床实践中的种种遐想。当我说出这个想法时，我们三人当时都觉得十分有可行性。于是，《心理咨询师的部落传说》便在这个遐想中启动了。
遐想是由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大卫·休谟（DavidHume）发现的，即人的观念与自动的心理联想或想象力有关。他指出，思考是一种习惯，它还没等我们花时间反思就已经在发挥作用了。休谟将这个自然而然的心理过程称为遐想。休谟不但是哲学家，也是历史学家，还撰写了著名的《英国史》。我想，在他撰写《英国史》时，遐想应该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威尔弗雷德·比昂延续了休谟所说的遐想，扎根于比昂所说的梦的工作中的阿尔法或醒梦思维，同时也受到比昂在牛津大学历史学系的学习经历的影响。其实，遐想这个词所指出的实践意义在荣格那里已经开始了，只是荣格没有使用遐想这个词。中国的申荷永博士曾引用《周易》中的“感应”来描述类似的心理过程，我觉得也是相应之词。
2008年，我在中德班高级组接受训练时，我的德国督导师德瑞奇·马克特（Drich Markert）——著名精神分析师宝拉·海曼（Paula Heimann）的学生——给我们讲过海曼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本书遐想的伏笔。
弗洛伊德最先提出了反移情的概念，并建议在精神分析中应该禁止反移情的出现。到1950年前后，海曼重新使用了这个概念。
海曼最早与梅兰妮·克莱因一起发展克莱因学派，因为克莱因本人不是很好相处，二人合不来，于是她离开克莱因，跟安娜·弗洛伊德一起推动精神分析的传播，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德国等地区的精神分析事业。海曼在那时发展了一种新的视角。她谈及精神分析中的很多东西都是咨询师的自然反应，这个自然反应就是反移情。反移情是一种自然性的情感，并且有助于咨询，所以作为精神分析师不能太“装”。
有一次，海曼跟另一位分析师在法兰克福的讲座上展开讨论，马克特坐在下面听到海曼说：“如果有人送我一束花，我会很高兴并欣然接受。但接受之后，我会继续思考，如果送花的是来访者，而我没有接受这束花，那么这又会给他带来什么？”海曼给出一个视角：咨询师如果隐蔽在咨询师角色之后回避一些东西，这样的精神分析就是缺乏活力的。
当时，我对这个故事很有感觉。这个故事并不是中德班教学大纲中规定必须讲的东西，但往往是这些“不必要”传递出了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对理解海曼的自然性有很大帮助。而我现在将此视为一种遐想的浮现过程，它除了传递故事本身的意义，也传递了一些故事之外的暗在信息。
故事在展现的时候，就像“言传身教”中的“身教”一样。“身教”的感觉就像新鲜出炉的面包，充满了生命力。故事引发了我们对历史事件的不同看法。我国是历史十分悠久的国家，从《史记》开始，每个朝代的历史都被记录和言说。以前在读历史的时候，我往往需要读很多遍。例如，考试时，你会看到这样一个问题：公元657年发生了什么事件？为了顺利通过考试，你会去背诵历史课本中的事件。但是，历史的意义仅限于此吗？如果历史只是为了记录，那么它的意义就仅限于被言说。即使我知道了公元657年有哪些历史事件，也对这段历史毫无感觉。公元657年发生了很多事件，如唐朝与回鹘发生战争、玄奘和唐高宗去西明寺开光等。历史只记录了大事件，却没有记录真正的故事。例如，玄奘陪唐高宗回来的路上发生了什么？这些对历史的遐想在历史阅读中很少被注意，但这些“遐想—无意识”的插片一直在我们的前意识这个位置上工作着。
我们在看一件事情时，不能只看到它的表面。同样，当我们看心理学史、精神分析发展史、认知治疗发展史和人本主义发展史的时候，不能只看到单向讲述的历史事件。每个故事都会给我们带来无意识的遐想，在因缘际会时再次创造出新的意义。
精神分析、认知治疗、人本主义、家庭治疗等，每个学派都有自己很重要的故事，这些故事以口耳相传的形式传递，保存了当下未被理解或暗在的势力。我们在偶尔想起这些故事时，故事在当下隐喻了未知的价值。而当我们进一步体会这些故事的遐想时，这些转化的价值会被明在化，并让我们所在的当下发生改变。
作为心理咨询师，我们必然会说起弗洛伊德的故事。弗洛伊德去世近90年了，我们或许会想知道，弗洛伊德是如何去世的？弗洛伊德患有口腔癌，他跟医生约定，如果到了实在无法治疗的时候，就给他使用吗啡。两三支剂量的吗啡可以致死。也就是说，弗洛伊德采用安乐死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弗洛伊德在面对死亡时的坦然，足以让我们看到他作为一个人的存在，而不是作为书中人物的存在。
弗洛伊德还有很多故事，如治疗他的患者“狼人”的故事。在弗洛伊德去世很多年后，一位人类学家对“狼人”进行了采访。在采访中，“狼人”说自己并没有被弗洛伊德治愈，这引起了精神分析学会的紧张，毕竟弗洛伊德曾表示“狼人”的案例是比较成功的。
直到“狼人”去世，他的档案才被公之于众。“狼人”患有精神病性抑郁，在尝试了所有治疗但都没有效果后，他找到了弗洛伊德。“狼人”很富有，所以能够长期接受精神分析。在分析开始的两年里，“狼人”的症状有所缓解，但因为弗洛伊德那时病情严重（在做了30多次手术后，弗洛伊德的上腭被全部切除，两个鼻窦被直接展开，嘴里还有臭气），需要在接受治疗后好好休息，所以他将“狼人”转介给了他的两名学生。一段时间后，由于两名学生的治疗都不太成功，于是弗洛伊德又将“狼人”转回到自己这里。几年后，弗洛伊德单方面宣布结束治疗。
“狼人”曾回忆道，他与弗洛伊德有联结，在治疗中，他感受到的并不是弗洛伊德的诠释，而是自体客体经验，即弗洛伊德在某种程度上与“狼人”有所共鸣的经验。弗洛伊德还曾邀请“狼人”与自己的家人共同就餐，“狼人”感觉弗洛伊德是一位温暖的老人，总是眼巴巴地希望他能说出一些无意识里的东西，但他最后还是让这位老人失望了，因为他并不知道弗洛伊德想让他说些什么。
虽然“狼人”并没有彻底痊愈，但从以上描述来看，治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成功的，因为“狼人”的症状得到了改善，而且对“狼人”来说，这是一段令他印象深刻且非常重要的经历。
弗洛伊德的两名学生则不同。“狼人”回忆道，这两位分析师很节制，节制到基本不说话，这让他感觉很不好。从当代精神分析的治疗观点来看，如果分析师对具有精神病结构的来访者过于节制，来访者就会投射出很多妄想，而咨询师的沉默会让来访者承受不住自己的妄想，所以不利于治疗。
弗洛伊德曾有过一次强烈的反移情，来访者是位高级学者，在埃及做了几十年的考古工作。做治疗时，弗洛伊德满脑子都是关于埃及历史和文物的联想，这让他很兴奋，因为他喜欢搜集古董。所以，在治疗过程中，他经常询问来访者关于埃及的事情。几个月后，他把这位来访者转介给了其他分析师，因为他发现如此强烈的反移情对来访者是有害的。
弗洛伊德是个工作狂。按照犹太人的习惯，他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吃早餐，七点多开始工作。他会一直工作到下午，吃点儿点心，休息一刻钟，然后继续工作到晚上八九点。十点吃完晚餐后，他会出去散步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回来后他会查看文献、写点东西，直到十一二点才睡觉。虽然工作量很大，但他很享受。除了工作，弗洛伊德经常会去意大利休假。休假的时候，他不接待分析工作。他喜欢搜集各国的文物和古董，在他伦敦和维也纳的房子里，我们能看到他搜集的很多古董，这还不是全部，因为他逃离奥地利时，很多古董都被纳粹没收了。他还是一位业余人类学家，著有《图腾与禁忌》和《摩西与一神教》，这两本书都是古典人类学的经典之作，经常被讨论。
奥托·兰克（Otto Rank）是弗洛伊德的养子。兰克小时候很穷，没办法负担学费，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dler）遇到兰克时，跟他说起精神分析，兰克听后很感兴趣，于是买了弗洛伊德的书来读，并写了一篇关于艺术与精神分析相关的文章拿给阿德勒。阿德勒看后很惊讶，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居然能写出这样的文章，于是把文章拿给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看过文章后便约见了兰克。二人见面后，弗洛伊德决定资助兰克去上学。后来，兰克成为非常有成就的精神分析师。
弗洛伊德的故事还有很多，这些故事不排除被加工过的可能，但这些口耳相传的生动历史更具生命力的“遐想”，可以让我们更加理解弗洛伊德，并让弗洛伊德的理论立体地“活着”展现在人们面前。这些历史不是言传，而是很直接的“感应”，让我们看到整个精神分析的进程中充满的活力，这些活力促成了我创作本书的前遐想。
无论是著名的心理咨询师还是我们，都是十分有限的人类。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就会发现：做咨询时，我们要像一个人一样与来访者进行工作，这样就不会陷入自大的立场——开放的、凡人的、非自大的立场对我们做心理咨询很有帮助。
在本书中，我通过遐想来讲述关于一个个生命的故事。这些故事鲜活地展现在我们眼前，呼应我们每个人无意识中的暗在，并浮现出无意识的插片进入前意识中，让我们体验活着并指向活出来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