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持枪恶徒

2007年执法策略的转变催生了一个新的组织：枪支追踪特别工作组。

【24】

逮捕人数的增加使警方和黑人社区之间长期紧张的关系进一步恶化，却没有如官员预想的那样减少谋杀案数量。马丁·奥马利将每年谋杀案数量降低到175起的目标仍然没有实现，而当他搬进安纳波利斯的州长官邸时（他于2007年当选马里兰州州长），枪支暴力重回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此后该市的谋杀案将再次突破每年300起。《巴尔的摩太阳报》将每天的谋杀案数字登载在头版的一个方框中。代理市长希拉·狄克逊解雇了警察局局长，继任者是长期在巴尔的摩毒品和凶杀组工作的弗雷德里克·H. 比勒菲尔德三世。

比勒菲尔德上任几个月后，狄克逊说新局长在情报会议上严厉质问各个部门负责人，这件事令她印象深刻。“我们将使这座城市变得安全，”比勒菲尔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道，“这座城市的人民对警察局领导层的期望极高，他们理应如此。我不会掉以轻心。市民们要的是行动，市长也期待看到成果。”他说自己希望看到警察“直接面对黑帮分子，而不是坐在巡逻车上”。

【25】

比勒菲尔德希望警察局更多地关注枪支和持枪者。他说，长期以来，警方一直在追踪毒品，这完全是碰运气。毒品确实与暴力纠缠不清，但毒品案让法官们疲于奔命，导致他们对此类案件不够重视，因为他们无法分辨哪些是重要的。他希望他的手下少抓人，但要抓对人。他使巴尔的摩市警察局摆脱了前任的零容忍政策，逮捕人数开始大幅下降。最终，在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和全美有色人种协进会对零容忍政策提起的诉讼中，警察局与这两个组织达成和解，该市正式谴责了这种执法策略。

取而代之的是，警方表示，他们将重点关注有多次犯罪记录的“屡教不改的暴力犯”。比勒菲尔德声称，警方将不再追捕巴尔的摩的每一个人，而只追捕那些携带非法枪支的“持枪恶徒”。他们最可能朝人开枪，也最可能遭枪击。

为了证明自己不仅关注打击犯罪，还关心警察整体素质的提高，比勒菲尔德花了很大气力使警察局重视培训工作。这项工作的核心是一项名为“钻石标准”的培训计划，它的部分目的是向警员们灌输这样的理念：他们需要得到他们的服务对象的帮助和尊重。警员们轮流参加培训，离开街头一个月。

不过，在街头，警察局正以激进的姿态打击“持枪恶徒”。负责日常行动的是来自巴尔的摩西区的安东尼·巴克斯代尔，他从警的目的是清理祖父的社区。他成了纽约出身的警方高层的信徒，后者宣扬治安信息管理系统的理念——“把警力部署在点上”，也就是说，把警察部署在已知的发生过犯罪的地方，并确保有责必究。巴克斯代尔认为，严厉的执法是必要的，而且只要通过该市的治安信息管理系统进行严格监督，警察局就可以实现自我监管。同时，内务部遭到排挤，如果他们不能对遭投诉的警察立案，业务部门就会不断嘲笑他们。“努力工作的警察会遭到投诉。有些人会说你对他做了这个，做了那个。这是工作的一部分。那些什么都不怕的人更喜欢投诉。你们必须弄清楚，这些警察到底是好警察，还是坏警察，”巴克斯代尔后来回忆说，“捕风捉影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有铁证。”“我们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政治压力、社会压力、来自警察局内部的压力，所有人都要求我们想办法降低谋杀率，它压倒一切，其他事情都要给它让路。”约翰·斯金纳补充说。他在2001年成为部门负责人，2014年以副局长的身份退休。

【26】

近300名最优秀的警探被调入一个名为“暴力犯罪影响部”的新成立的便衣警察组。在警方高层看来，这些人是一流的警员，是努力工作并且能够取得成果的前10%。在学界的帮助下，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分析了历史犯罪模式，确定了该市枪支暴力犯罪率最高的地区。这些警员不再被派到犯罪率飙升的地方四处救火，而是被命令一直待在这些地区。

枪击案和谋杀案的数量立即开始下降。不仅2007年谋杀案的数量没有达到标志性的300起（这一度看似不可避免），而且在三年内，谋杀案的受害者将自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首次降至200人以下。多年来，全国的大城市一直呈这种下降趋势，但巴尔的摩是个例外。突然间，这座城市似乎有可能更为安全——不过潜在的社会学影响因素，即真正的进步风向标，并没有跟上步伐。巴尔的摩没有增加数以千计的就业机会，毒品问题也没有重大改善。犯罪率的下降到底是海市蜃楼，还是说巴尔的摩市警察局已经找到了更好的执法方式，可以在面对该市长期存在的挑战时有效遏制暴力？

虽然各种类型的犯罪在减少，但有一个趋势令人担忧——警察枪击事件激增，从2006年的15起增加到2007年的33起，超过费城和华盛顿的数量，只比拥有380万人口的洛杉矶少一起。警方虽然调查了每起枪击事件，以确定使用武器的合理性，但并没有审查警员们是否遵守了警察局规范，以及是否遵循了可以在第一时间避免开枪的培训。枪击事件发生后，警员们往往直接被送回工作岗位。“我不想要2900个穿着警服的稻草人，”比勒菲尔德在一次警察枪击事件后说，“我要的是能出去做事的人。”

【27】

当时该市的首席检察官帕特里夏·C. 杰萨米很担心警察局自我监督的能力，因此在内部列了一份“禁止出庭”的名单，上面列着那些她的办公室知道有诚信问题，但仍在执法的警察的名字。她的办公室不传唤他们做证，这实际上意味着警察局不得不冷落这些人。警方可以继续让这份名单上的警察出警，但他们的案件会立即被驳回。警方高层和警察工会对此非常愤怒。

虽然现在其他城市也有这样的名单，但杰萨米或许是第一个这么做的人。警方“一直以来没有任何审查委员会，并拒绝认真对待任何针对不当行为的投诉”，1995年至2010年担任首席检察官的杰萨米后来回忆说：“我只有这一张牌能打……这是我自己针对非常严重的警察可信度问题的解决方案。”

警察局通过若干举措来推动其枪支优先政策，如召开“枪支统计”会议，官员们在会上审查枪支扣押案件，并讨论建立枪支犯罪者档案，要求被定罪的枪支犯罪者向官方登记他们的地址并接受检查，以确保他们遵守与持枪和其他事项相关的规定。

另一个标志性项目是2007年成立的枪支追踪特别工作组。瑞安·吉恩警探是第一批成员之一，当时他在巴尔的摩南区调查枪击案、抢劫案等重大案件的自由。他在那里以缉毒警察的身份开始了职业生涯，并建立了强大的线人网络。吉恩喜欢分局警探的工作节奏，以及可以更有条理地处理案件。一天，他在市警察局的停车场被他的警司拉到一边，后者告诉他，比勒菲尔德局长给他们分派了一个新任务。

“这是市长的宝贝。它会是一个新的特别工作组，包括我们和附近的警区。”警司告诉他。

“我们不会又去做那些街头的破事儿吧？”吉恩问道。

【28】

“不会，没有街头的破事儿，”警司说，“这是命令。”

很快，吉恩和其他被选入该特别工作组的人一起来到比勒菲尔德的办公室。比勒菲尔德向他们重申，工作要有重点，要谨慎，然后把他们带到六楼的办公室，那里有一群将与他们共事的州警察。马里兰州警察局也派出了一些最优秀的警员加入枪支追踪特别工作组，其中一人当过州长的保镖，还有一人因为表现英勇而受到表彰，他在执行任务时受了伤。巴尔的摩县警察局和美国烟酒枪炮及爆炸物管理局也派出了警员。

这个特别工作组的任务是通过追查枪支找出它的卖家和非法代买者。他们要做的不是在街头打探风声，一次没收一把枪，而是通过追踪让枪支流入街头的人，成批地收缴武器。这项工作将使他们能够在全州范围内活动，他们可能会突袭位于东海岸或格伦伯尼城郊的某家典当行。

“我们就像一个大组，”吉恩回忆说，“我们去往四面八方。”

在该组成立后的第一年，特别工作组通过更少但更慎重的调查取得了重大成果，仅通过41次逮捕就缴获了268支枪。他们抓到一个在枪支展览上非法销售枪支的枪贩后，市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警员们缴获的武器被摆在桌子上，供来自中大西洋地区的市长们——包括时任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参观。

詹金斯在便衣警察组激进的氛围中如鱼得水。他经常与其他进入联邦特别工作组的警探们合作，这是便衣警察最值得炫耀的经历。在一次庭审中，作为证人出庭的詹金斯被问及他受过什么样的培训。他回答说，通过实践和向他心目中的“传奇”警员学习，比如迈克尔·弗里斯和基思·格拉德斯通。“他们在职业生涯中查获的毒品超过任何一个缉毒警察查获的，”他说，“他们能一直获得‘分量’。我说的‘分量’指的是大批缉获大麻，大批缉获可卡因，缉获数百克的海洛因。”詹金斯说现在他自己成了楷模：“我不断地、经常地在我们组缉获最多的毒品。经常。”2009年初，他和另一名后来留在禁毒署工作的警探在一辆平板卡车后面发现了41千克可卡因（价值300万美元）。比勒菲尔德局长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说：“不管以什么标准来看，查获41千克可卡因都是非同寻常的。”他面前的桌子上整齐地堆着包装好的“毒砖”。在该市历史上，这是在没有联邦支援的情况下查获的最多数量的可卡因。詹金斯为此获得了一枚铜星勋章。这是他两年来第二次受表彰。

【29】

一名警员回忆说，有一次，他在市警察局，站在提交证据的长长的队伍里，看着詹金斯“像金刚一样”狠狠地跺脚，训斥其他警员没有找到足够多的枪支。

“我弄到了两把枪，”据这名警员说，詹金斯当时得意地说道，“我还可以再弄一把。你们这些家伙在干什么？你们什么都没干。”

这名警员记得自己对詹金斯望而生畏，他说这种感觉就像在马克·麦奎尔和萨米·索萨追逐单季全垒打纪录那年观看他们的比赛一样：“他是怎么做到的？为什么我不能像他一样？”

另一个人这样回忆詹金斯：“那哥们儿就像毒品问题的救世主。你会听到一些故事，人们会说：‘兄弟，我看到韦恩抓到一个吸毒者，把那家伙拽到卖给他毒品的人那里，又把那个毒贩拽到卖给他毒砖的人那里，一直找到源头。’所有这些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的。这真是太疯狂了。”这名警员还描述了他亲眼目睹詹金斯展示其能力的一次经历：“我们的车开得飞快，我们离开分局停车场也就两分钟吧。他突然踩下刹车，说：‘你看到了吗？那个人有一沓现金。’他做得太快了。他掉转车头……我当时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你怎么看到的？’”

不过，也有人持怀疑态度。“以他的效率，他不可能照章办事，”一个人说，“如果你能离他远点，就离得远点。如果你能做到不受影响，那倒无所谓。”

【30】

这个曾经在高中橄榄球队中被称为“鲁迪”的口吃者不再是一个弱者。他把业余时间花在综合格斗上，得到了“银背”的绰号。作为业余选手，他的战绩是七比零。2009年，他赢得了“巴尔的摩之战”擒拿格斗冠军，并在一场名为“野蛮人格斗俱乐部”的笼斗比赛中仅用时38秒就击倒了对手。

“揍他，韦恩！”在发布到网上的比赛剪辑视频中，人群中的一名男子这样喊道，而剃着光头的詹金斯正对他的对手拳打脚踢。在詹金斯被宣布获胜后，他的一个年轻的亲戚披着美国国旗进入比赛场。

“我看到你在那里边跳边吼。现在这个人赢了，你有什么想法？”比赛的主持人问那个男孩。

男孩说完“他真棒”，就被詹金斯举到空中，男孩挥舞着拳头。

一名律师决心让詹金斯放慢速度。在理查德·C. B. 伍兹接手的两起案件中，当事人强烈反对詹金斯和其他便衣警察的说法。一起是联邦法院受理的刑事案件，另一起是该市地方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首先开庭的是刑事案件。

2008年2月，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罗德尼·贝勒踏上巴尔的摩东北部一名女士家门前的台阶。当时是周五下午2点左右，他想在为马里兰州公路管理局剪草之余再找点副业。贝勒在评估这名女士的草坪状况时，听到了刺耳的急刹车声，紧接着是巨大的碰撞声。他转过身来，看到几名持枪男子跳出一辆蓝色的日产车，该车刚刚撞上了一辆讴歌运动型多用途车（SUV），而这辆SUV正驶入停车场。其中一名持枪男子用枪砸碎了SUV乘客席一侧的窗户，把司机拖出车外。

“我看到情况不妙，马上趴到地上，”贝勒说，“我以为他们要打劫那个人，或者朝他开枪。我没有看到警徽或任何东西。”

【31】

持枪的是詹金斯和包括丹尼尔·赫斯勒在内的其他警察，他们的目标是42岁的米基·奥克利。有人告诉他们，奥克利藏毒、贩毒。警员们抓住奥克利时，在一个纸袋里发现了400个海洛因胶囊。他们随后拿走奥克利的钥匙，搜查了他的公寓，在那里发现了枪支、更多的毒品和包装材料。奥克利说警员们在拿到搜查令之前就闯入了自己的公寓，而詹金斯说自己是在下午5点50分，也就是他们在街上抓住奥克利差不多四个小时后，带着搜查令进入公寓的。其他警员后来说，詹金斯只是把奥克利的钥匙插进门锁里试了试，看看能不能用，并没有进屋。

四个月后，奥克利以违反联邦毒品法的罪名被起诉。他虽然承认被捕时持有毒品，但坚持把官司打到底。他称警员们在陈述他们找到自己的原因以及逮捕的过程时撒了谎。詹金斯在一份宣誓书中写道，奥克利携带着一个棕色纸袋，一个线人之前告诉他，里面有海洛因。奥克利确实有这样一个袋子，但他坚称袋子在他的连帽衫里，警员们绝对看不见。犯罪嫌疑人承认自己持有毒品，还希望能胜诉，这几乎是闻所未闻的。但奥克利正打算这么做。他认为自己的罪行并不意味着警察可以绕过规则或捏造事实。

伍兹试图证明詹金斯的可信度有问题。他接手的另一起涉及詹金斯的案件的当事人声称，詹金斯在陈述如何搜查巴尔的摩西区的一家酒吧时，隐瞒了关键事实。在这起案件中，他们有视频证据。詹金斯等人扣押了酒吧里的所有人，根据詹金斯在证词中的说法，其中一个人交出了车钥匙。但视频显示，詹金斯搜查了他，打掉了他手中的手机后，从他的口袋里翻出了钥匙。这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谎言，但谎言就是谎言。

“犯罪嫌疑人并没有自愿交出钥匙，钥匙是在警察进入不久后从他的口袋里拿出来的。我把录像交给官方，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这些问题是有充分依据的，”伍兹对审理奥克利案的法官说，“我认为这些问题与他对合理依据的陈述的真伪密切相关，我认为在当时的特定情况下，他编造了信息并将其写进宣誓陈述。”

【32】

当詹金斯出庭做证时，他对酒吧案相关问题不屑一顾。他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失误，警方和检察官已证明他在酒吧案中没有任何过失。

“据你所知，他们有没有调查你本人？”联邦检察官问詹金斯。

“调查了，女士。”

“他们对你的调查有什么结果？”

“内务部的案件是公开的，而且已经结案了。”詹金斯说。负责监督毒品组的市检察官也“证明我不是有意的”，他补充道。

伍兹继续盘问警员们逮捕奥克利的过程，希望有人能说漏嘴。警员们统一口径，说他们没有去撞奥克利的车，而是奥克利在把一袋毒品扔出车窗前，倒车撞上了他们。

凯瑟琳·布莱克法官说，与警员们的说法相比，奥克利和贝勒的说法“根本不合逻辑”。

“看来如果要让人相信詹金斯警探在证词中编造了信息……那就得证明：不仅詹金斯警探的证词不准确，而且几乎所有其他警员的证词都是不准确的。”布莱克说。

沮丧的奥克利选择认罪，但在宣判时坚持自己的立场。

“我想说，我很后悔我过去做过的许多事，”奥克利说，“但并不是全部。因为我站出来说出了到底发生了什么，警察做了什么。我觉得如果我要为我做过的事负责，那么这些警员也应该为他们的错误负责。”

一年后，当酒吧案被提交给一个民事陪审团时，伍兹得到了另一次扳倒詹金斯的机会。警察突击搜查的目标安东尼奥·李在开庭两个月前遭人谋杀，不过，其他酒吧顾客仍然希望为这次无理的遭遇讨回公道。为詹金斯和他的同事辩护的律师告诉陪审员，这些警员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没有，也永远不会放弃对毒品的战争”。

伍兹慷慨激昂地予以反驳。他说，警察不能为了阻止犯罪而为所欲为。他说，这些警员已经被发现撒了“一个又一个的谎”。“你们想让这些精英中的精英得到一张可以肆意践踏宪法权利的通行证吗？你们，巴尔的摩的公民们，对他们说‘不’。不！这些宪法权利是人民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我们的政府正是肇基于此。我们如此珍视的公民自由，你们不能对它视而不见。你们不能因为一个人身处贫穷的社区，四周充斥着毒品和暴力，就假定他是一名罪犯。你们不能这么做！你们不能凭着看似合理的借口就去侵犯他的私人空间，去碰触他，去翻他的口袋。”

【33】

“你打碎一个人的下巴，骨头会愈合。你动摇了一个人的精神，夺走了他对自由的信念，剥夺了宪法赋予他的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你就会让他感到无力和屈辱，让他担心他看到的每名警察都会为所欲为。”

陪审团审议了诉讼提及的39项罪名，除了詹金斯的殴击罪 ，在其他各项指控中都宣告警员们无罪。伍兹要求四名原告每人获赔25万美元。

最终，陪审团裁定赔偿金为一美元。

伍兹拿起包，把判决书塞进包里，合上包，伸手把包推开。他双手合十，低头看着地面。陪审团已经裁定这次事件只是毒品战争的附带伤害。

“以后他们可以无法无天了。”一名原告在宣判后说道。

吉恩一直在局长的枪支追踪特别工作组里工作，不过他还是同样受高层重视的新组织暴力惯犯小队的成员，该小队负责对高优先级的目标人物立案并起诉。詹金斯也被选入这个小队。吉恩和詹金斯此前从未合作过。吉恩说，詹金斯拒绝遵守规则，总是单独行动，同时参与不同的任务。

“有人告诉我，我不会喜欢韦恩的——他很傲慢，而且特别唠叨，”吉恩回忆说，“我从一开始就讨厌那个家伙。”

加入新小队的还有肖恩·苏特和基思·格拉德斯通。吉恩评论说，格拉德斯通“就像韦恩的导师”。

【34】

将奥马尔·伯利卷入其中的车祸，发生在他们加入新小队几周后。吉恩回忆说，此后詹金斯表现得神经兮兮的。除了监听伯利在监狱打的电话，詹金斯还声称，如果该案开庭，他不想做证。他说，有一辆车停在他家门口，在监视他。吉恩把这当作詹金斯的神经质行为。警察局高层似乎并没有花太多时间在伯利的案件上，因为这个小队接连有所斩获。8月，新任市长斯蒂芬妮·罗林斯——布莱克召开新闻发布会，宣传他们的成果。詹金斯、苏特和格拉德斯通刚刚突袭了巴尔的摩西北部的一家洗车场，报告说在那里缴获了两磅可卡因、包括一把轻型冲锋枪在内的六件武器、4000美元现金和一艘七米多长的快艇。在市长的新闻发布会上，这些毒品和武器被摆在一张桌子上，这是为媒体准备的。“我们的目标是暴力犯罪者，”市长告诉记者们，“我们正在把毒品清理出街头。”

吉恩在那场重要的新闻发布会召开前不久离开了小队，他从一开始就被告知他的任期很短。他回到了枪支追踪特别工作组，但这里和他离开时已经截然不同了。新上任的部门负责人催促他们做更多的街头工作，这违背了特别工作组成立的初衷，即有选择性地打击枪支交易中的关键人物。马里兰州警察局和巴尔的摩县警察局不想让自己的人在街头游荡，于是把他们撤走了。这个特别工作组的人数从14人降至5人。这支曾经的精英队伍失去了昔日的地位。

这个时期与詹金斯共事过的一名警探说，詹金斯在审问犯罪嫌疑人时，会用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打探警方应该把谁定为下一个目标。他不会问谁给他们供货，也不会问城里最大的玩家是谁。他问的是：“如果你要打劫某个人，你会选谁？”这名警员猜测詹金斯只是想用犯罪嫌疑人能听懂的方式来提问，但事后看来，这个问题大有深意。

除了鲁莽冒进，詹金斯还痴迷于猜测其他警察做了坏事，并且不带任何挑衅意味地坚称自己是清白的。

【35】

2011年1月发生的一件离奇的事说明他很可能真的被监视了。便衣警察经常会被分配到新型租赁汽车，这样便于他们隐藏身份。詹金斯得到了一辆2010年产的道奇锋哲车来执行任务。五周后，这辆车突然在路中间熄火，詹金斯把它拖到一个车行。

当詹金斯打电话询问为什么维修时间这么长时，他被告知：汽车的电气系统坏了，机械师在车下发现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GPS）追踪器。根据詹金斯当时的一名主管写的内部报告，该装置有钱包大小，有一根天线。机械师告诉詹金斯，这个装置是仓促安装的，布线造成了电气系统的故障和失灵。詹金斯问，这有没有可能是一个汽车防盗装置，是租赁公司为了追踪他们的财产而安装的。

根据这份报告，机械师答道：“我在这行干了半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的装置。”

机械师后来告诉警方，第二天早上，一名神秘男子来到车行，声称自己是“安装部门”的人，是来回收装置的。这名男子径直走到车前，跪在地上，取下装置。詹金斯的主管在当时的内部报告中写道：“他没说自己叫什么名字，为谁工作，也没说会为车损做些什么……机械师还说，这名男子似乎非常生气，因为这个装置被发现了。他取下装置后，把它藏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匆忙冲出车行。机械师说整件事都很古怪，因为当该男子回到他的卡车上时，机械师看到卡车上写着白色的‘K —9’ 。”

一名当时与詹金斯关系不错的警员说，这件事让詹金斯坐立不安，他不知道是谁安装了这个装置，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安装。詹金斯有理由怀疑可能是联邦调查局或内务部的人。这也许会让大多数警察胆战心惊，但詹金斯显然没有被吓到。 iyOIQrX01xs49urRCa1rw2oPmk7z7wLU/HQfRWlwyvajBqQcSzezH0Ey4XkR6f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