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压下的绝对主义

宫廷生活是路易十四时代神话的基础，但早在1700年以前，它表面上的魅力就已经开始变得黯然无光。表象与现实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对于一个重视通过展示宏伟形象来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政权来说，这无疑是非常危险的事情。1684年，路易十四与笃信天主教的寡妇曼特农夫人 结婚，这段身份并不对等的婚姻为宫廷带来了一种崭新的、充满虔诚和谨慎的氛围。路易十四年轻时代的那些狂热的节庆活动消失了，基督教战胜了异教徒的象征，凡尔赛宫花园里的裸体雕像也被无花果树叶巧妙地遮盖起来。在仪式性制度的变化中，年龄的增长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迟至17世纪70年代，路易十四都是宫廷芭蕾舞的首席舞者，但此后，他在娱乐活动中更多地扮演着旁观者而非参与者的角色，这些活动也越来越少、越来越不隆重。相比凡尔赛宫，他现在更喜欢附近的特里亚农宫和马尔利宫这两座更舒适、更温馨的宫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里，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与曼特农夫人待在一起，他们会在室内听音乐，读书，或者和几个家庭朋友聊天。

宫廷生活的日渐式微与凡尔赛宫外对国王的不断颂扬，二者之间的区隔也在扩大，这种现象与另一个情况有关，即国王在国际事务上遇到了阻碍。在国际层面追求荣耀，构成了路易十四执政理念中颇受欢迎的一部分内容，1690年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写道：“每一个渺小的人物都觉得自己得到了提升，并与伟大的国王联系在一起。”这弥补了路易十四的所有损失，也使他在痛苦中得到慰藉。 ²⁰ 然而，路易十四在国际舞台和军事上的伟大似乎受到了更多的质疑。如果路易十四死于46岁而非76岁，那么他在法国历史上将会拥有更高的声望：因为从17世纪80年代到他去世（1715年）的三十年间，路易十四并没有取得什么新的成就。对于路易十四的个人声望及其臣民的命运来说，奥格斯堡同盟战争（1688—1697）和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1701—1713）的影响都是灾难性的。路易十四发动西班牙战争的目的，旨在为他的孙子安茹公爵 争夺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的最后一任国王卡洛斯二世 死后留下的王位，但战争过程非常糟糕。1708年至1709年，随着英国人集结了他的欧洲盟友，法国的军事形势愈发恶化。1713年至1714年《乌得勒支和约》签订后，法国得以摆脱了战争旋涡，并获得了有限的恢复，这使它看起来并没有承受那样灾难性的后果。安茹公爵被认可为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但他放弃了对法国王位的继承权。然而，战争的代价是高昂的，它使法国国家财政达到极限，并给国家带来了沉重的税收负担，恶劣的天气和农业的歉收造成了严重的人口损失，这样的情况让法国更加难以承受。 ²¹

法国的国际声望也随之一落千丈。1685年，国王废除了1598年颁布的旨在保护胡格诺派少数群体的《南特敕令》，这使他的国际声誉进一步受损。这一举动甚至导致教宗对暴力事件表示了保留意见，也促使新教徒宁愿离开法国，也不愿改变自己的信仰。此举不仅在财政和经济上是不明智的，而且在政治上也反映了国王的无能，因为它助长了国王所代表的政府原则遭遇了强烈的反对意见。17世纪80年代以后，流亡荷兰、英国和德意志的胡格诺派难民对国王大肆谩骂，与路易十四作战的反法同盟的宣传人员也加入其中。有人说，路易十四对荣耀的追求，已经转变成对伟大事业的追求，他希望在整个欧洲建立一个“普遍君主制”，而将新教团体压迫在天主教的高压政策之下。人们遗忘了已经转向正直和虔诚的路易十四，他被描绘为一个农神节上的放荡之徒，没有一个人能够侥幸逃脱他的魔掌。欧洲的报刊突出了天主教徒在迫害新教徒时犯下的罪行，正规军通过武力强制推行宗教的正统。1702年至1704年间，塞文山脉地区的“卡米撒派”新教叛乱者 遭到了暴力镇压，这也重新点燃了反对波旁王朝和反对天主教的舆论火焰。此外，尽管发动了一场残酷的镇压叛乱的战役，甚至对叛乱的村庄进行了大肆屠杀，但法国政府发现，想要在境内消灭新教群体，无疑是一件非常困难和令人羞愧的事情。事实上，即使到了路易十四行将就木的时刻，新教团体也还在“旷野”进行改革：1715年8月21日，在位于塞文山脉脚下的南部城市尼姆，牧师安托万·库尔 召开了自1685年以来法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新教大会。

路易十四是一位不遗余力地想要掌控权威的书面和视觉表现形式的君主，对他而言，反绝对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在波旁王朝对艺术家和作家进行慷慨资助的另一面，是国家对书籍与图像出版业的审查制度。在路易十四统治期间，有170多名作家、出版商和书商因为出版罪而被关进巴士底狱。路易十四原本以为这是法国的内部事务，现在却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辩论议题。此外，国外和胡格诺派的批评者们似乎也在对专制主义做出评价，他们在路易十四的神话中发现了一种畸形的、暴虐的专制主义特征。与反对路易十四权威的国际性运动相比，一个更令人担忧的情况是，在接近法国国家权力核心的地方出现了反绝对主义的言论。詹森主义问题引发了反对和争论的声音，而在王太孙勃艮第公爵 的身边，他的随从们也就绝对主义改革问题展开辩论。

英国神学家西尔韦斯特·詹克斯 指出：“像詹森主义这样重要的问题应该是被普遍谈论的，但是很少有人能够理解它，这是一件非常令人遗憾的事情。” ²² 当然，詹森主义提出的问题不能简单概括为一系列关键的教义要点—过去这样做的努力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而且我们也将看到类似情况还会再次发生。 ²³ 詹森主义思潮起源于17世纪初，由伊普尔主教康内留斯·詹森 和圣西兰修道院院长让·迪韦尔热·德·奥朗内 传播开来。这些人将早期教会和圣奥古斯丁的著作奉为经典，强调上帝恩典的不可战胜和人性与生俱来的腐朽。他们对耶稣会的道德松弛观念持批评态度，因其中莫利纳派 的教义允许人类的自由意志拥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至于清教徒式的、内向的詹森派运动，他们的精神家园就在巴黎郊外的罗亚尔港修道院，在17世纪中期以后还得到了许多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支持。路易十四怀疑詹森主义的信徒是政治异端，并且毫无理由地质疑他们参与了投石党叛乱。

路易十四对詹森主义的敌视得到了其支持者的赞同，但这一问题在17世纪60年代末搁置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詹森主义者不应该公开发表他们的观点。然而，17世纪80年代，路易十四与教宗英诺森十一世 就宗教和外交问题产生了进一步争端，二者之间的冲突险些导致法国教会从罗马教廷分裂出去。为了限制教宗在法国教会事务中的影响，路易十四制定了所谓的《高卢四款》 —其中第四款规定，即使是在精神事务上，教宗的裁决也不能对法国的天主教徒形成束缚。1682年，路易十四坚持表示，作为王室法令颁布的《高卢四款》应该经过巴黎高等法院批准，从而成为不容置疑的国家法律，并在宗教专业和神学院的课堂上作为正统教义进行教学。

17、18世纪之交，路易十四再次踏上了反对新教教义的道路，他愈发将新教视作破坏宗教和谐与国王权力的主张，并缠着教宗克莱芒十一世 于1705年颁布《维纳姆·多米尼通谕》 ^[1] ，公开谴责17世纪60年代内部跟詹森主义妥协的倾向。路易十四让罗马教廷监督法国人信仰的尝试显得笨拙，还引起了国内反教宗势力的反弹，其原因在于国王的行为似乎违反了他自己在1682年制定的《高卢四款》。然而，路易十四没有退让，他重新坚定了自己的信仰，并在耶稣会信徒曼特农夫人为他定期准备的“睡前食谱”中，再一次受到反詹森主义恐怖故事的鼓动。路易十四加紧了对詹森派核心成员的迫害，通过国王密札的形式监禁最强大的颠覆者。1709年，路易十四下令关闭巴黎城郊的罗亚尔港修道院，不仅将之夷为平地，还把埋葬于此的尸骨抛诸荒野。1713年，他从教宗那里获得《乌尼詹尼图斯通谕》 ^[2] ，对詹森主义做出定义并将之污名化。

在蒙彼利埃的詹森派主教科尔贝尔·德·克鲁瓦西 看来，《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是“自耶稣基督以来教会内部发生的最大事件”。路易十四期待这份通谕能够结束现时的争端，就像他曾期待胡格诺派能够接受1685年《南特敕令废除令》一样。然而，《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标志着詹森主义问题的开端，它成为18世纪最棘手的政治问题之一。正如达盖索 所说，“它（指1713年《乌尼詹尼图斯通谕》）的读者和敌人一样多”。 ²⁴ 《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正文采用了逐条批驳的形式，攻击了1692年出版的《道德思索》中101条被认为是异端邪说的言论—《道德思索》的作者是居住在低地国家的詹森派流亡者帕基耶·凯内尔。 ^[3] 不久之后，《道德思索》就被认为是17世纪末最广泛流行的宗教作品。很多人都对教宗通谕深感不安，担任巴黎总教区总主教的诺瓦耶 也是其中之一，他认为帕基耶·凯内尔著作的内容完全符合正统教义。惹恼别人的恰恰是通谕的形式，而非内容。教宗似乎在以一种带有教宗绝对正确信念的方式制定正统规则，这侵犯了法国教会所珍视的独立性原则，这一原则最近才在1682年的《高卢四款》中得到确认。

直到路易十四临终之际，这场危机仍在继续：事实上，国王已经计划召开一次教会议会，以绕过少数派主教同意的方式，强行通过《乌尼詹尼图斯通谕》，但这一行动很可能导致教会内部的分裂。国王无能的政策非但没有平息纷争，反而激化了矛盾，甚至把诺瓦耶这样的“教宗权制限派” 推向了反对《乌尼詹尼图斯通谕》的詹森派一方。更重要的是，詹森派在国家和教会的最高层中都发展出了忠实的支持者。在承担宪法监督职能的巴黎高等法院眼中，这道通谕引起了教宗权制限派和詹森派的双重不满。达盖索准确地预测道：“《乌尼詹尼图斯通谕》不仅会成为神学家的十字架，也会成为王国范围内主要行政官员的十字架。” ²⁵

其时，路易十四的反对者不仅仅是胡格诺派难民和逃犯，国家行政机构和教会上层也在培养对国王政策和权威的敌意。此外，普遍的异议已经深入绝对主义政体的核心，就连王位第二顺序继承人勃艮第公爵的随从也在制定改革方案。17世纪90年代末，路易十四通过地方督办在全国范围内组织了一次调查，以了解自己孙子继位后的社会特点。对这项调查的答复对作为“小太子”顾问的贵族和教士群体来说是有益的，他们的领袖是1689年就担任王太孙私人教师的弗朗索瓦·费奈隆 。费奈隆虽然在17世纪90年代中期因宗教纠纷被驱逐出宫，但他在康布雷总主教任内继续对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政策进行批判。1698年的调查似乎证实了这一点，在广为流传的手稿中，费奈隆猛烈地抨击了战争的弊端，这些战争是有害的、具有破坏性的，表明国王严重违背了受苦难人民的需要。对于那些出于谄媚和私利而试图蒙蔽国王、无视自己神圣使命的朝臣，费奈隆也进行了最尖锐的批评。

对勃艮第公爵周围的人来说，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为他们批评国家政策提供了更多的弹药。在这些人看来，路易十四似乎没能使波旁王朝完成对外胜利与对内稳定的双重使命。在1695年写作的一篇文章中，布瓦吉贝尔 抨击了路易十四统制主义的经济政策；在1707年出版的《法国概况补编》中，他进一步阐发了自己的批评意见。同一年，布瓦吉贝尔的表弟、军事工程专家沃邦 亲自负责了许多堡垒的建设，为法国边境地区配备了几乎坚不可摧的防御设施。沃邦写作的《王室什一税计划》一文，在私下得到了广泛传播，文章呈现出他在全国各地看到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并敦促更公平分摊战争费用。

两位作者毫不留情地抨击了财政家（financiers） ，认为正是他们将路易十四引入歧途，为自己积累了巨额财富，而耗尽了国家资产。1707年，布瓦吉贝尔和沃邦受到了公开谴责，但这并不能阻碍攻击的继续出现。1712年，邮政服务、拼写方案和社会改革的多面手，性格古怪的圣皮埃尔神父 出版《欧洲永久和平方案》，呼吁在国际争端中进行仲裁，而非侵略。

勃艮第公爵周围的批评声音对路易十四政府最珍视的某些原则进行了抨击：它以人道主义的名义，批评现有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并扶助受困的农民；它宣扬和平而非追求荣耀的战争，宣扬节俭的美德而非奢侈；它隐喻了一种无论多么“绝对主义”都不能一个人参与的政治。在很多方面，这个有不同意见的圈子都在试图“从内部”发起一场重新塑造绝对主义的运动。他们中的一些人，例如博瓦利埃 、谢弗勒斯 和肖尔纳 等几位公爵，都曾是路易十四身边的亲密顾问。他们回避在公开场合工作—他们既不希望披上“人民保民官”的外衣，也不希望从外部推翻政体—他们就像内部智囊团一样，既是具有创新精神的政治家，也是王室的忠诚仆人。在他们眼中，路易十四的去世预示着太阳王神话时代的即将结束，这种观点是不可想象的。1711年，这些人在肖尔纳家中起草了一份“准宣言”，即所谓的《肖尔纳表书》，该宣言敦促重新配置权力，以便将高级贵族纳入其中，这些贵族将定期参与地方会议和三级会议。作为国家中央集权附属工具的国务大臣则将被取消，而作为中央在地方代理人的各省督办则需要把权力移交给从高级贵族中选出的省长。有时被视作勃艮第小圈子中一员的圣西蒙公爵发出了支持贵族的类似声音，他通过派发表明个人立场的文件，呼吁贵族在政府中发挥更重要的代表制作用，并提议重新召开三级会议。大约同一时期，另一位国王顾问亨利·德·布兰维利耶 也撰写了一些作品，呼吁贵族在政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内部涌现出的一系列批评也对政府产生了影响。在生命的最后几年，路易十四进行了一些改革尝试。人们希望更公平地分配税收，以便减轻穷人的负担，这一愿望得到了满足，尤其是1695年推行的“人头税”，无论是最卑微的农民还是王公贵族都需要缴纳。从1710年开始执行的“王室什一税”则是另一种普遍性直接税，而它正是沃邦和布瓦吉贝尔的智慧结晶。同样，对国家经济政策的批评让路易十四在1700年任命了商业委员会，这一机构很好地反映了商业团体的利益。希望行政系统更加合理化的诉求，不仅促使科尔贝尔·德·托尔西 在1712年创立了专门培养外交官的“政治学院”，而且影响到达盖索在巴黎高等法院策划的重要的法律与程序改革。

值得注意的是，王室法令中减少了带有强制性要求的话语。与其说路易十四强调自己与众神拥有同等地位，不如说他把自己表现成“民族大家庭”中溺爱孩子的慈父。《阿姆斯特丹公报》在评论1695年人头税法令的序言时指出，国王“作为主人，似乎已经不再需要获得其人民的同意”，但是“他在下达命令的时候，好像同时也在请求和试图说服他人”。 ²⁶ 到了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时期，路易十四的宣传机构已经变得不再那么强势，因为它隐晦地表示，波旁王朝的外交政策需要建立在尊重国际法的基础上，进而对西班牙王位提出合法要求。

17世纪90年代末以降，对宫廷的批判运动开始兴起，呈现出如下特点，并对未来产生影响。这场运动首先表明，高级贵族对现实政治的兴趣重新抬头，希望为他们的权威找到一个新的载体。在其眼中，王室不仅是国家中央集权和权力个人化的有害工具，而且是鼓励奢侈、腐败和过度浪费的道德败坏根源。随着路易十四行将就木，高级贵族们重拾政治兴趣的另一个特征是对历史的重新发现，因为批评绝对主义的贵族将过去视为破解太阳王永恒神话的一种方式。尽管绝对主义理论认为王朝专制主义是对宗教战争和投石党运动时期无政府状态的回应，但批评者们构筑了一个关乎更遥远过去的“玫瑰色”版本，其中充斥着的绝对主义色彩也并不鲜明。16世纪思想家们的工作被太阳王的耀眼光芒所遮蔽，特别是布兰维利耶声称在墨洛温王朝的法兰克人身上找到了贵族的祖先，法兰克人的战士议会也可以替代王室法庭作为新的合法权力机构。在布兰维利耶的视角下，与王朝的编年史显著不同，历史从歌颂英雄的史诗和统治者的天赋神权转变为描绘一个民族的故事。国王与国家不再被等而视之；事实上，对布兰维利耶来说，法兰克人的议会早于克洛维的王权制度出现。这种说法表明，国王的合法性来自他们的贵族，因此后者才是国民的真正代表。故而，贵族批评者们试图用一种怀旧的“过去”来取代国王神话般的“在场”，这时盛行的中世纪主义就成为攻击专制政府的渠道。

在《特勒马科斯纪》中，善于雄辩的费奈隆把自己的论点建立在古典时代，这是一段比法兰克人更虚无缥缈的历史，而这本书也成为勃艮第圈子中最具影响力的文本。现在看来，费奈隆在1694年至1696年间创作的《特勒马科斯纪》，基本上是为年轻的勃艮第公爵编写的政务入门指南，它就像一面“王子之镜”，通过描绘理想的君主形象来教育年轻的公爵，警告他如果想使自己的统治方式与国王的精神职责相契合，就必须克服道德层面的风险。一位狡黠的抄写员将手稿的一个版本泄露给出版商，后者在1699年发行了这部作品，并迅速引起了一股被时人称作“特勒马科斯狂热”的浪潮，费奈隆的著作被屡屡再版。 ²⁷

《特勒马科斯纪》的接受史是揭示读者如何超越作者本意的经典证明，他们将这篇道德主义的教育文章解释为针对普遍专制政府，特别是对路易十四进行猛烈攻击的“影射小说”。费奈隆始终拒绝对自己作品的这种解读—当然，《特勒马科斯纪》虽然被认为是反绝对主义的文本，但作者以长篇赞美诗来颂扬绝对权威，一丝不苟地用《圣经》术语证明了它的合法性，并对任何形式的反抗行为进行了猛烈攻击。然而，这部作品的虚构性和寓言性很容易让人做出更多的颠覆性解读。特勒马科斯是尤利西斯之子，他跟随父亲在荷马时代的地中海各岛屿游历，而他的家庭教师门托尔则通过沿途遇到的具体事例向他讲授良好政府的准则。例如，在“黄金时代”的克里特岛，他们遇到了一个名叫伊多梅尼奥的国王，此人因罪恶而垮台。门托尔告诉年轻的特勒马科斯：

（理想的君主）在做好事上拥有绝对权力，但他不能做错事。法律……是为了让一个人运用他的智慧和节制为多数人的幸福服务，而不是让人们遭受痛苦或奴役，去迎合一个人的骄傲与软弱。 ²⁸

在寓言的面具下，政治博学家将费奈隆视作门托尔，将勃艮第公爵视作特勒马科斯—至于路易十四，与其说他是尤利西斯，不如说他是伊多梅尼奥。门托尔继续说，“奢侈”是“全体国民的毒药”，“专制权力”则是“国王的毒药”，这种表述似乎很容易被认为是一种狡猾的攻击手段，批判的对象则是太阳王奢侈的宫廷政治文化。 ²⁹

然而，特别是在贵族中，还存在认同这种批评观点的受众，但它并不能解释《特勒马科斯纪》所产生的深远持久的影响。这部作品的文学性与教育性使它备受推崇，而它的虚构形式，为之后的一个世纪提供了一种新的样板，即政治论战经常采用轻描淡写的讽喻式乌托邦风格。 ³⁰ 此外，《特勒马科斯纪》的主题包括，以尊重法律和关注民众福利为特征的美德君主、节制与奢侈、农村节俭与城市腐败、自由与专制政府、集体幸福与王朝扩张，《特勒马科斯纪》对这些关系提供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解释框架，并将在之后的一个世纪内被不断借鉴。18世纪，《特勒马科斯纪》不仅在学校里被广泛阅读，而且被《百科全书》以赞许的口吻加以引用，它受到卢梭 的推崇，被路易十六所证实，它的作者更被罗伯斯庇尔 赞誉为“人类的门托尔”。 ³¹ 费奈隆为政治改革创作的完美剧本，使来自各个政治派别的人，无论是否执掌权柄，都能感到舒适和鼓舞。在《特勒马科斯纪》之后，绝对主义君权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一致同意，统治者可以—而且应该—对其臣民的福祉有所作为。1711年，费奈隆告诉勃艮第公爵，“你应该希望成为一位父亲，而不是成为一个主人”；“不应该说所有的东西都属于一个人；相反，一个人应该属于所有人，这样才能使他们幸福”。 ³² o/F9IRAdDkO1EP2j7LAX5mxgJXZic9Xjx6+u2v47yne+A1UvxdUKG2j/+/yyCUz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