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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改变了法兰西国家的运作方式，他以牺牲集体代表制的原则和实践为代价，进一步扩大了国王的权力。然而，尽管绝对主义的“肌肉”施展了力量，但路易十四对分享代表制形式的攻击，并没有对政权性质造成整体伤害。当然，也不可能如此。与他的鼓吹者（以及许多听命于国王本人的历史学家）相比，路易十四对绝对主义的宣传没有那么热衷。他与贵族的关系表明，路易十四已经敏锐地意识到，尽管团体主义和特权阶层抑制了国王的权力，使他在完成政治任务的过程中需要面临更多的挑战，但这恰恰构成了波旁王朝政体的基础。
契约理论的消亡和代表制观念的衰落，对贵族造成了重大威胁。传统意义上，贵族声称自己代表了国家的根本利益，他们是构成政治共同体上层的重要部分。高级贵族把自己视作国王的天然顾问；他们与通常作为自己代理人的外省贵族一起，主导了国家和各省的种种事务；他们吹嘘自己的权利和神圣的义务，如果他们感到“宪法”没有得到保障，或是觉得国王似乎成为“邪恶顾问”的傀儡，他们就会发动叛乱。在17世纪早期，大贵族一同参与了抗议枢机主教黎塞留的民众骚乱，反对后者推行的中央集权和提高税收的政策。包括投石党运动时期在内，贵族的目标旨在抵制国家的中央集权，反对大臣和督办制度，他们通过在御前会议中获得高级职位的方式，寻求保护和促进个人利益。国王希望将教宗排除在法国政治以外，这也造成了一些来自宗教领域的不同意见，贵族对国家理性的反对带有强烈的“虔诚”色彩，他们促使国家政策具备了浓厚的天主教取向。
1661年，路易十四决定不再设立首席大臣，而是以个人名义进行统治，此举对改变政体性质和反对派立场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个决定明确将国王本人置于政府金字塔的顶端，使从“邪恶”大臣手中“拯救”国王的修辞策略难以为继。由于国王征询意见的对象转向出自非名门望族的职业官僚，而那些“血亲亲王”（即亨利四世的直系男性后代）
、英勇的将军、主要的公爵和贵族现在全部被排除在外—但他们曾经在御前会议中占据一席之地。现在，御前会议的主要成员是四位“国务大臣”，分别承担“宫廷大臣”“外交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的职责。在17世纪中期以前，最重要的王室官员曾一度是领导司法机构的“司法大臣”。随着时代发展，“司法大臣”不再是这个最高级的御前会议的成员，他的“部长级优先地位”让与了“财政总监”。在“国务大臣”中，“财政总监”排名第五，肩负王室财政和整体治安的双重职能。
路易十四在凡尔赛宫接见凯旋的“大孔代”
因此，贵族被迫承认自己在国家决策过程中承担的作用已经遭到了破坏，并学会适应“中心—外围”式的国家官僚体系。在此期间，凡尔赛宫扮演了重要角色，受到压力的高级贵族不得不长期待在这里，参与到宫廷的仪式活动之中。国王毫不吝啬地向忠心耿耿的大臣给予一连串的恩惠、年金、头衔和奖赏，对于任何一名希望获得自我地位满足的贵族来说，这些条件都无法拒绝。针对高级贵族的“驯化”，切断了他们从外省关系网中获得军事武装的可能—在此过程中，国王常备军数量的增长，以及城堡防御工事的修缮，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无论如何，至少到17世纪80年代，对于贵族群体而言，宫廷世俗文化和娱乐文化的吸引力日益增加，贵族似乎渴望放弃斗争，转而追求宫廷的世俗礼仪。而在投石党运动结束时，嗜血的孔代亲王发动叛乱—“大孔代”
作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将军，加入了西班牙阵营，参与了对抗法国的战争。后来，孔代亲王早年的这些背叛行为得到赦免，在凡尔赛宫内，他以一个受到安抚的朝臣身份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甚至还可以在王室花园的湖面上惬意地划船取乐。昔日那个好战的、扎根于外省的贵族战士，正在变成彬彬有礼、忠于君主意志的朝臣。
然而，路易十四对高级贵族的限制，既不意味着要把他们从权力范围内清除出去，也不意味着对他们的集体特权进行全面打击。对特权的攻击无异于对财产的攻击，而国王在宣誓时曾发誓要保护财产。这种做法会被视作放弃了维系政体生命的血液，并表现出一种“暴政”的行为，任何一个国王，无论他是多大程度上的绝对君主，都不会考虑这样去做。路易十四在他的朝臣中感到非常自在，他曾在临终前的书信中写道：“我一直生活在由我的人民组成的宫廷中，我也希望在他们中死去。” 17 当然，这些朝臣都是贵族。路易十四为自己是法兰西王国范围内的“第一绅士”而备感自豪，就像贵族完全融入了封建体系，并向国王致敬。在路易十四眼中，军事服务是旧贵族天职，也是最崇高的效忠形式，更是他追求荣耀的基础。路易十四的统治非但没有造成贵族的没落，反而给贵族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挑战和机遇，也为在国家的航船上建立新的合作关系奠定了基础。
事实证明，各个层级的贵族都热衷于接受为王室效力的机会，以此弥补他们在丢失政治自主权之后的损失。与过去相比，由高级贵族出任政府中资深角色的情况越来越少，当然这不能掩盖另一个事实，即政府由训练有素的官员和行政人员组成，他们同样也是坚定的贵族。例如像圣西蒙这样的老一辈公爵，他们严厉批评路易十四效仿前任抛弃高级贵族，而选择由“出身寒微的人”和“社会上一无是处的人”组成统治机构 18 ，但这个观点是个很大的错误：在军队、教会、王室和外交机构中，最出众的国王仆人几乎都是贵族。早先，这些显贵在地方以各种方式发挥作用；现在，他们更多集中到凡尔赛宫这个等级和特权的“雷区”，进而争夺地位与权力。宫廷中的高级贵族由此成为各地中低层贵族的进言渠道，帮助“无法表达意见”的中低层贵族申请职位和年金。1688年以后，王室对各省贵族的资格予以审查，但很多人对此深感不满。不过，尽管这项广泛推行的财政措施造成了贵族数量的减少（失去贵族身份就意味着要缴税），但它也拉开了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区隔，并促使贵族的集体意识不断强化。
更重要的是，国王在地方执行的税收政策，通常采用与外省贵族进行金融交易的方式。历史学家威廉·拜克
曾对王室财政政策在朗格多克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分析，据其估计，在该省募集的国家税收中，有三分之一流入了地方精英的口袋。此外，如果国王在理论上还能拿走三分之二的话，那么他实际只能从该省得到大约一半的税收，剩下的钱被留在当地，并被广泛用于满足地方精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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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格多克的贵族们也表现出强大的活力，他们抓住时机，参与到享受王室赞助的地方事业之中。例如，17世纪80年代以后，当地资本主要用于德梅尔运河的建设工程，推动了加隆河谷和地中海的连通。
为了促进国家与贵族之间达成新的合作意识，各省督办发挥了关键作用。督办拥有国王的无条件支持，他们是非常忠诚的观察者和管理者，能够巧妙地扩大王室特权，而不是随意将之强加给冥顽不化的地方社会。如果国王想要办成任何事情，纯粹的人数优势会促成合作的发生：在路易十四君主制的鼎盛时期，大约有45 000至50 000名卖官鬻爵的官员，达到了贵族人数的两倍，而督办只有30余人。1685年至1718年间，巴斯维勒
在朗格多克担任督办，他知道如何应对国王的强硬态度。例如，他对当地的新教徒进行了残酷迫害，但他同时意识到，有必要与来自当地老一辈佩剑贵族家族的地方长官以及贵族控制的地方等级势力携手合作。
此外，尽管路易十四试图将宫廷的等级制度—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古老的贵族家族—从行政体系的等级制度中剥离开来，但这两个世界从来都不是彼此割裂的。无论如何，宫廷与国家行政机构以及处在二者顶端的国王本人，全都位于凡尔赛宫。国王拥有自己的国务大臣和其他负责国家事务的大臣，但他也听取包括血亲亲王在内的贤明朝臣提出的建议。实际上，御前会议构成了宫廷的中心，各部大臣的办公场所和镜厅的距离只有一步之遥。国家官僚体系严格对称，但它也被无处不在的贵族网络所破坏。
为路易十四服务的主要家族建立了兼具影响力和权力的网络，这同样证实了宫廷与政府之间相互交织的情况。例如，1661年至1683年间在路易十四身边的股肱之臣科尔贝尔
，就利用自己在政府的核心地位，将其家族的影响力扩大到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他的男性亲属担任过部长、主教、将军、法官和督办，而他的女儿则与高级宫廷贵族联姻。菲利波家族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们的两个家族分支，“拉韦利埃”和“蓬查特兰”家族中的不少成员都在朝中担任大臣，从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他们为国王提供的国务大臣涉及宫廷与政府、高级地方长官与高级财政部门等各个领域。朝臣与高级官员共同搭建的网络，往往也超越了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之间的界限。
因此，路易十四设计的政治制度没有对特权阶层和团体主义造成侵蚀，它旨在重新安排团体机构的职能，并使其更紧密地融入政体。这样，波旁王朝就成了一个政治混合体。尽管国王在仪式性的宫廷文化方面颇有创新，但他同时大量吸收了法国政治文化中的既有传统，在原本就已经很复杂的环境中增加或删减了一些元素。绝对主义理论不允许国家的某些地区要求获得部分主权的想法存在，但路易十四非常清楚，权力是需要协商的。路易十四的“神话般在场”建立在“庇护者”与“委托人”的基础之上，也体现了一种与团体主义的日常现实的合作精神。
如果说路易十四掩盖了法国政治文化中与专制主义理论和实践相抵触的各种因素，那么他也没能将这些因素彻底消除干净。他声称自己就是最高统治权的化身，但没有排除贵族对世俗权力的现实贡献—事实上，这些主张完全没有消除关于合法性和主权之间的竞争性解释。曾经潜藏在团体主义内部的契约主义精神似乎已经消失，但它并没有被人遗忘。事实上，通过鼓励贵族之间日益增长的合作意识，路易十四的改革也助长了一部分为他服务的贵族的政治野心。此外，国家的团体结构提供了一个非常合适的场所，另类的观点可以蛰伏其中，等待时机卷土重来。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种种迹象表明，漫长的蛰伏期即将结束，许多个人和团体开始思考“后路易十四时代”政治文化的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