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政时期的财政与经济环境

1715年至1720年间，在摄政王的许多计划和政策中，他都自律而务实地保持了克制态度；在瓦解国内反对势力的行动上，摄政王也非常谨慎。但是，他主持了欧洲近代早期最大胆的一次财政创新试验。这段时期呈现出不现实、不节制和相当轻率的特征，与苏格兰财政家约翰·劳出现在奥尔良公爵身边有关。为了理解摄政王一反常态地被约翰·劳的诱人想法所吸引的原因，我们首先必须了解法国经济和国家财政在1715年时的糟糕状况。

正如上请法官里歇尔·道贝 所总结的那样，奥尔良公爵在1715年就任摄政王之际，面临着“以巨额债务为显著特征的糟糕局面……税收造成了严重的人口问题……人数减少……（而且）贸易（与此前相比）也没有那么繁荣”。 ²³ 然而，很少有人会质疑这个国家的复苏潜力。在欧洲的1亿人口中，大约有2 000万人居住在法国境内，这使得每5个欧洲人中就有1个是法国人。西班牙的人口约为法国的三分之一，英国的人口约为法国的四分之一，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人口约为法国的十分之一。当然，人口的巨大优势并不一定能转化为国家实力—毕竟，波兰拥有大约900万人口，但它缺少军队，仍然是一个外交上的小国。然而，法国在17世纪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在于，它找到了充分发挥人口数量优势的方法，即把强大的人口数字转化为赤裸裸的军事力量和国际主导地位。

从16世纪末开始，波旁王朝的政治方案就将国内的权力集中在君主身上，而取消了对财政政策制度的限制（三级会议、省三级会议等等），并将国家官僚机构的发展与建立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创建一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海军结合起来。这些措施使法国能够积极地寻求欧洲霸权，并通过扩大法国的国土面积来增加法国人口数量与财富。从地理上来讲，路易十四的兼并政策完成了法兰西国土的构建，他将法国的面积扩大了近10%—从47万平方公里扩大到51.4万平方公里—而且将近150万新臣民纳入波旁王朝的统治之下。到了18世纪，法国国土面积增加的范围就非常少了：1766年完全吞并洛林，1768年吞并科西嘉，大革命时期还有一些补充，例如纳入了阿维尼翁附近属于教宗的沃奈桑伯爵领地、独立的自由城市米卢斯等飞地。 ²⁴ 在海外，路易十四也建立了一个殖民帝国，北美（特别是加拿大、路易斯安那和西印度群岛）和南太平洋（毛里求斯和留尼旺）都有法国的殖民地，他还在黎凡特、印度和西非建立了贸易中转站。在扩张的同时，路易十四的军事工程专家沃邦的工作也让人印象深刻，他在边境建起了一条由堡垒和防御设施构成的“钢铁环带”，为法国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保障，使其避免受到敌人的军事入侵。

然而，这些紧张的军事准备付出了非常昂贵的代价。1674年征收旧的封建税是最后一次严肃的尝试，但它以惨败告终；此后，涉及庞大的常备军和维持成本高昂的海军的一切费用都必须由国家支付。增加国家财富、武装力量和官僚机构的需要表明，波旁王朝的政治方案具有强大的经济、财政、军事、外交和政治的多重面相。这一领域最显著的成就是在科尔贝尔领导下取得的，他在1661年至1683年间出任财政总监，这是路易十四统治时期最重要的职务。科尔贝尔旨在让国家利用一切手段控制黄金和白银的流通，并将之用于雇佣士兵走向战场，制造军舰参与海战，也可以为路易十四和他的大臣们所热衷的生活方式提供资金。由于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的这种联系，国家可以为工业提供补贴—特别是在军需用品（军服、武器、大炮等）和奢侈品（镜子、玻璃器皿、挂毯、高级布料等）领域，这些产品不仅为王室服务，而且可以作为出口商品，给王国带来外汇收入。与此同时，科尔贝尔还采取了积极的关税政策，成立了贸易公司，试图支配欧洲市场和进行殖民渗透。此外，科尔贝尔旨在让法国人参与工作：在17世纪50年代发起、70年代开始实施的所谓“穷人大生产”中，各大主要城市都配备了一个贫民院或“综合医院”，困窘和冥顽的穷人在那里遵守劳动纪律，并被安排从事生产出口商品的工作。

科尔贝尔计划中的许多内容—历史学家给他贴上了“重商主义”的标签—并不是没有效果的。从1659年开始的和平时期，为财政总监的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1651年至1675年间，法国的经济状况相当可观。即使在农产品价格普遍较低的时期，得益于战争税收的放松，谷物生产也呈现出活跃的景象。政府的刺激措施还帮助了各种纺织品生产—来自佛兰德、阿图瓦和诺曼底的毛纺织业，朗格多克的呢绒业，瓦朗谢讷附近的复杂花纹织物业，里昂与维瓦赖附近的丝绸业，以及欧里亚克附近的花边制造业。政府对奢侈品、军事和海军物资的需求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通过科尔贝尔贸易公司开启的殖民地和黎凡特贸易同样如此。17世纪70年代末重新开启的战争虽然削弱了这些成就，但并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毕竟，除了为国家获取新的资源外，战争还可以通过促进需求、鼓励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创新以及帮助市场形成来刺激若干重要经济领域的发展。战争还能够调动资本和信贷，以便支付战争开销。然而，实现这些好处的前提是战争必须获得成功。在这样的情况下，从17世纪80年代到18世纪第二个十年，欧洲战争的严峻形势非但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对法国经济造成了巨大危害。

核心问题在于土地。正如下文即将呈现的 ²⁵ ，法国本质上仍然属于一个农业国家，资金匮乏、以生存为导向、技术有限的农业耕作，既占据了法国国民生产总值的绝大部分，也构成了国家税收的绝大部分，社会特权使精英阶层避免沦落到“军役税缴纳者”（即直接税的纳税主体）的低级地位。在科尔贝尔的计划中，农业只占据了很小的比重，因此政府也忽视了农业的发展，从17世纪90年代起，法国的农村经济出现了短期的剧烈震荡，这不仅与战争有关，也与一切前工业社会的其他常见威胁—饥荒和疾病—有关。这些损失像癌症一样蔓延到工业生产的大部分领域，导致了国民财富的严重缩水和国家财政状况的恶化。

1680年至1720年间的气候条件异常不稳定，无数次的极端严寒、潮湿天气和反季节干旱情况的交替出现，都对农业收成造成了严重破坏。糟糕的收成对勉强果腹的人口产生了毁灭性的影响。饥饿往往与流行病相伴出现。在饥荒肆虐的情况下，可怕的死亡危机接踵而至。发生在1692年至1694年和1709年至1710年的两场饥荒尤其令人震惊。其中前一次饥荒造成了约280万人口的死亡，占其时法国总人口的15%，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死亡人口的两倍。费奈隆辩称，法国不过是“一个巨大的贫民窟，满目疮痍，一无所有”。 ²⁶ 将近100万人（约占总人口的3.5%）成为1709年至1710年那个“大名鼎鼎”的冬天的受害者，其时，种子被冰冻在地下，橄榄树和果树因致命的霜冻而枯萎，河流结冰，墨汁冷凝成块，酒杯被冻在嘴唇上，鸟儿也僵死在枝头。

如果说气象和流行病灾害还可以任意归咎于上帝的愤怒的话，在同时代人的眼中，造成大规模死亡的原因还包括了人类的作用—特别是一个人，即国王。虽然军队规模在不断扩张，但实际战斗却很少发生，因此，与其说战争对人口数量产生了直接影响，不如说战争间接阻碍了经济发展和人口复苏：税收负担增加，军队征用粮食和牲畜，生产资料产生附加损害，军队成为疫病传播的媒介。其时，人们认为对个人和王朝荣耀的随意追求导致了大规模的贫困和人口的高死亡率，除了战争造成的死亡以外，王室的宗教政策也是造成人口损失的另一原因。1685年《南特敕令》的废除导致了胡格诺派教徒的大规模移民，他们并不愿意作为虚假的“新教徒”：在1685年至1690年间，大约有14万人离开法国前往英国、尼德兰联省共和国和其他目的地，另外还有4万至6万人在随后几十年的镇压中被视作“新教移民”的一部分，追随了前者的脚步。

路易十四做了大量工作，他通过领土扩张为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资源，并在维护边境安全的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统治一个庞大复杂的王国，而且在社会经济遭遇困境的情况下保证武装部队和官僚机构的有效运转，对于任何一个国王来说都是一项艰难的挑战，即使是像路易十四这样勤奋和有才华的人也不会例外。当与战争的间接成本进行比较时，战争的回报似乎也是相当微不足道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 ²⁷ ，这种看法构成了政治精英对国王绝对主义不断进行批判的核心要素。此外，战争压力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最重要的地方—战场上。截至17世纪80年代，法国军队都取得了绝大多数战役的胜利；到了18世纪头十年，由于对手军事势力的增强，法国军队在战争中失败的次数已经超过了取得胜利的数量，法国海军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初期也遭受了严重损失，以至于在1704年以后，法国舰队再也没有恢复元气。

战争负担对国家的财政机制产生了破坏性影响。如今，领土扩张与经济生产力的提高已经不足以支付战争费用，就国家财富而言，这是一块越来越小的蛋糕，但政府要求从中获得更大的份额。1689年至1697年间，政府开支增加了一倍，而战争费用就占据了国家收入的四分之一。国家不得不引入了新的普遍性直接税，即1695年的人头税和1710年的什一税，而间接税的负担也变得愈发沉重，包括扑克牌和假发在内的一系列物品都被征收了新的税款。国家财政的另一个主要来源，即国家官僚体系中的职位售卖，也进入了超速发展的阶段。到路易十四统治末期，卖官鬻爵的现象已经扩展到执达吏、丧葬主管和牡蛎经销商等行业，以至于人们普遍认为这种腐败的捐官制度已经达到了绝对意义上的最高峰。然而，尽管采取了这些手段，但国家税收仍然没有获得显著改善，其原因在于，逃税和贫困程度的增加，反而使税收总额进一步缩水。此外，政府为增加收入还采取了一些特殊手段。有些措施只是象征性的一次性举措—例如1700年发行了国家彩票，路易十四在1709年决定将凡尔赛宫的银器熔化后用作支付战争费用。重铸货币是另一种在绝望状态下使用的金融方式。二十年间，法国货币的法定价值发生了近40次变动，而作为国家记账货币的里弗也损失了三分之一的金属价值。1701年，政府出台了一项进一步重铸货币的法令，要求在回收当前通行货币的同时发行纸币，这些纸币在理论上都可以被用于商业交易。但是，这些纸币在投入市场之后就迅速贬值，最终在1710年被政府收回。

因此，法国不得不通过越来越多地举债来维持国家的运转。在沉重的负担下，波旁王朝建立的信贷体系变得愈发紧张。贷款是通过出售年金公债 的方式来征收的，而提供资金的一方通常是包括教士、地方议会和市政当局在内的主要团体。国王仍然依靠他的主要财政官员和官僚机构来获得贷款，这种现象充分说明了波旁王朝政体的复杂性所在。在这方面，他们选择的目标是被委托征收农业间接税的个人，即“包税人”，以及卖官鬻爵的政府职位，即“收税人”，后者在各地负责征税，以及在陆军和海军等主要政府部门负责财政预算工作。财政家都是非常富有的个人，他们通过利用自己经手的税款创造财富，并增加自己的收入。在经济紧张的时候，特别需要他们提供的短期贷款。国家对掌控他们非常有把握，因为国家会指导他们从征收的税款中补偿自己的损失，而他们收取的高额利息也足以使其中饱私囊。

克罗扎兄弟 就是这类财政家的典型。他们出身于朗格多克的一个银行业世家，早年在财政机构的工作使其积累了巨额财富，其中皮埃尔·克罗扎是朗格多克省三级会议和教士会议的司库，而安托万·克罗扎是波尔多财政区的收税员。兄弟二人在海上买卖、殖民企业和奴隶贸易等领域进行了大量投资，还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提供了支援，甚至还接受了路易十四的邀请，资助了1715年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起义活动。此外，路易十四还与另一位国际银行家、百万富翁萨米埃尔·贝尔纳 建立了密切联系。作为1685年以后皈依宗教的信徒，在里昂工作的贝尔纳充分利用了他散布在欧洲各地的新教家族成员和友人的筹款能力。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废除《南特敕令》所造成的新教徒大规模移民，反而资助了战争期间的一些关键军事行动：例如，正是依靠迁居阿姆斯特丹的新教银行家在1703年提供的300万里弗的贷款，来自佛兰德的法国军队才得以走上战场。

与费奈隆提倡的朴素道德观相呼应，这种既过度又似乎新颖的财富成为严厉批判的对象。与朝臣们联手合作的财政家集团也被指责为将少数人的个体富裕置于集体幸福的利益之上。勒萨热 在1708年上映的流行剧目《杜卡莱先生》是一部典型的带有暴力讽刺色彩的攻击性作品。它融合了对腐败、奢侈以及伴随新财富而来的社会流动的抨击，因此主角被设定为一个脚夫出身的财政家。然而，这种对金融环境的攻击低估了作为替罪羊的财政家与土地贵族之间相互勾结的程度。除了调动个人财富与纳税人资源以外，财政家还与政治精英建立了密切联系。财政家在促成交易和充当土地贵族的代理人时拥有必要的自由裁量权，后者热衷于以高利率从王室贷款中受益，但他们对法律感到焦虑，因为从事有损尊严的商业活动会使其丢掉贵族身份。与同时代人所掌握的情况相比，一个更为突出的事实是，国王侵略性的外交政策来自他利用贵族巨额财富所获得的经济支持，而这些财富是建立在大规模的财产持有、租金收入和领地特权之上的。这种由财政家充当润滑剂所搭建的秘密联系，为理解经过改造的贵族与所谓的绝对主义君主之间的联盟提供了另一个例证，前文曾经提到，这是路易十四政治制度的一个显著特征。 ²⁸

在这个信贷体系中，行政官员、财政官员和富有的贵族们彼此相依，形成了国家内部强大的既得利益群体。国王也完全依赖于这一重要的财政环境，并从法国的社会精英、欧洲的货币市场和王国的纳税人手中获得免费的资金支持。此外，国王需要的金钱越多，财政环境也就越发富裕。克罗扎兄弟和萨米埃尔·贝尔纳可能与孔代亲王、奥尔良公爵一道，都是法国最富有的个人。然而，这种财政利用方式也可能会出现惊人的错误。1709年，在为与战争相关的对外贸易提供了长达五年的有效资助后，贝尔纳破产了，他不得不从战场上抽身，以重新恢复自己的财富。由此，自1699年起就与贝尔纳进行密切合作的财政总监沙米亚尔 的政治信用也一落千丈。他的继任者是科尔贝尔的侄子德马尔茨 ，但后者却发现自己处于一个绝望的境地—未来三年的税收已经被用于偿还债务了。德马尔茨依靠一个由数十位收税人组成的联合体，帮助政府获得所需的短期贷款，进而使法国能够参加乌得勒支和会，之后他又继续执行了严格的通货紧缩政策。

那么，在奥尔良公爵于1715年掌权以后，摄政王似乎只有一套有限的财政工具可以支配，以便使法国这艘摇摇欲坠的旧船重新回到正确的航向。因此，可以理解奥尔良公爵对英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的羡慕态度—虽然两国在人口规模和农业财富上与法国相差甚远，但它们在动员信贷资助大规模战争的实践上更加有效。然而，英国人和荷兰人在伦敦和阿姆斯特丹开辟的以低利率来大规模筹集资金的创新财政机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取决于他们的政治环境：如果民众能感到自己在权力体系中拥有一席之地，政府就似乎更有可能激发民众的借贷信心。然而在法国，君主权力是不可分割的，萨米埃尔·贝尔纳和德马尔茨一致认为，“在一个一切都取决于国王意愿的国家，不会拥有成立银行的土壤”。 ²⁹ 从理论上来说，法国绝对君主的手中有一张王牌：如果他选择的话，国王可以拒绝承认全部债务—这是英国和尼德兰联省共和国等议会制政体所无法比拟的举措。然而，国家破产也会带来巨大的政治影响—尤其是在摄政时期，这意味着它至少很难在短期内吸引到更多的贷款。

因此在一开始，奥尔良公爵就选择了追求清廉的正统财政之路。他解雇了德马尔茨，并与新任财政委员会负责人诺瓦耶公爵密切合作，由于他本人就偏爱慷慨地发放政治贿赂（其部分资金就来自克罗扎家族大量提供的私人贷款），所以遵循经典的补救方法就显得尤为必要。奥尔良公爵着手精简国家财政的行政机制，制定了旨在减少浪费和最大限度增加税收的审计程序。摄政王意识到，鉴于当前的财政状况，战争已经不在法国近期的议事日程之中，他刻意推行的和平主义外交政策与1713年开始的军队复员工作结合在一起。宫廷和军事机构也执行了严格的财政节约方案。此外，为了减少飞速增长的王室债务，摄政王向一个新的财政家集团寻求帮助—来自多菲内的“帕里斯四兄弟”，他们在1700年以后在提供军事物资的领域开始崛起。这些人现在被要求执行一个所谓的“清算”程序，按照这个程序规定，国债持有者必须将其债券交给一个委员会进行审查，但其金额无一例外地都缩水了。这实际意味着国家的部分破产，虽然它有助于减少国家债务，但对公众信心也产生了消极影响，甚至下降到了一个极低的水平。对于一个利用书本中全部伎俩来逃避或减少其财政承诺的政府，很少有人愿意选择予以信任。

在如此时刻，为了赢得公众的信任，诺瓦耶公爵采取了常规的应急手段，即猛烈攻击那些被控诉挪用国家资金的财政家。就像曾经举行过的其他会议一样，“正义法庭”在1716年对令人厌恶的、腐败的国家财政家进行了仪式性的惩罚，但这种惩罚主要是在象征层面的。金额最大的一张罚单共计1 200万里弗，其处罚对象是安托万·克罗扎和塞缪尔·贝尔纳，但二人都活了下来，并在未来继续战斗。总的来说，惩罚措施是针对小人物的，绝大多数“大鱼”都可以相对自由地游弋。超过4 000人被判刑，但在向他们开出的2.19亿里弗罚单中，可能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国库。

直到1718年，奥尔良公爵在实现其费奈隆主义的目标上表现出了一定的智慧，他的统治在国际和平与财政公正的光环下展开，惩罚财政中的不法行为，以此在臣民中培养爱与信任的氛围。然而，即使良好的内部财政政策与外部和平环境结合在一起，它们对培养臣民的感情和恢复公众信心的影响程度也是有限的—更不用说可以振兴经过战争考验的经济状况了。对于减少政府对私人和财政官员小团体提供的服务的依赖性来说，对犯罪的财政家采取的惩罚、将德马尔茨家族从国务委员会中除名，这些措施没有起到任何作用。事实上，这些措施反而会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因为正义法庭的象征性攻击并没有使金融界开始向政府寻求帮助，反而是转向囤积与消费。1717年，法国即将与好战的西班牙开战的前夕，诺瓦耶公爵甚至考虑重开自1614年就已经停止的三级会议，以使法国摆脱财政困境。

现在，摄政王已经意识到，为了把法国从一种好像已经颠覆了其自然实力的关系中解放出来，有必要对权力和权威进行一些富有想象力的重新思考。他似乎受制于周遭的环境局限，以至于需要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里，勃艮第公爵的小圈子也确实进行了大量的反思。他们的兴趣反映了一种遍及欧洲的更广泛担忧，即在持续的大规模战争中找到舒适的生活方式，特别是通过设计重组国家权力的方式，使其能够获得民众的信任—也包括他们的存款。这场国际辩论是由一个崭新的、国际化的金融预测者和计划者阶层所主导的，而摄政王现在转向了这一阶层中最富想象力（或者说最富幻想力？）的人物之一—苏格兰人约翰·劳。 sPxQQ5wpJj0MKOJGdyuxQUB4SqO2NN4NpqgOnhwLhplUfewV/eFB8qQEvtvD/Ro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