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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年，雷斯枢机主教
个人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轰动，这位主教曾在1648年至1653年投石党运动时期作为高等法院和公众舆论的主要参与者和操控者，在半个多世纪后甚至改变了“后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氛围。纵观路易十四的整个统治期间，投石党运动的历史是一个无法触及的禁区，唯一被允许提及的观点是国王在镇压叛乱中夺取了胜利。对于观察路易十四绝对主义统治的形成时期来说，雷斯枢机主教的叙述提供了一个崭新而大胆的视角。投石党运动期间，来自政治世界各个部分的人都在争夺王权—高等法院法官、血亲亲王、贵族、小贵族、城镇居民和农民。人们争先恐后地发表关于政治权力的竞争理论—通常是含蓄地，但有时也是非常明确地、吵闹地，甚至是争论性地。但是，当枢机主教马扎然和路易十四重新稳定政体后，这些理论也都被压制下来。就像小说人物瑞普·凡·温克尔
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一样，路易十四的去世让此前很多理论又重新出现，尤其是在雷斯对这一动荡时期的丰富多彩的描述中。对于那些甚至在路易十四死前就一直从历史视角观察国家权力的政治评论家来说，雷斯关于投石党运动的描述似乎就是时事新闻报道。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认为各部行政会议制未能打破国家绝对主义影响而感到失望的人来说，雷斯的回忆录提供了新的支持，他们正试图重新想象高等法院和亲王的宪法性作用。奥尔良公爵和巴黎高等法院的蜜月期没有持续多久。1715年9月2日，摄政王完全同意恢复高等法院法官的谏诤权（并允许他们再次将自己称作“高级法庭”），从而欢迎一个投石党运动期间绝对主义主要的作恶机构重新回到政权的中心。此外，奥尔良公爵在当日同意进行协商的表象，使一个几乎已经从政治版图上消失的机构变得自视甚高。在路易十四统治时期的后几十年中，高等法院法官一直都是忍气吞声的典范，但他们现在却变得危险而叛逆—而且在18世纪的剩余时间中，他们也会一直如此。当他们现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他们对路易十四对待自己的方式感到不满，并下定决心不让他们在投石党运动后被禁言的情况再次发生。
高等法院认为自己就是法律的最高化身，并表示自己拥有一条重要的宪法性线索。巴黎律师马雷曾指出，像这样的机构“拥有很长的记忆。个人会死，但它们永远都不会消失”。 9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理论基础在于，只有统治者自己的身体才在国家层面具有代表性力量，而其他任何机构或团体都不能声称表达合法的政治利益。高等法院在摄政统治初期取得的巨大进展表明，它声称自己是一个永恒的国家礼仪机构，因此也就代表了全体国民的利益。早在1718年，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就认为，在没有三级会议的情况下，高等法院就是唯一的渠道，王国所有阶层的合法渴望都可以通过它得到权威的表达。
此外，高等法院在寻求扩大特权的过程中，使用了政权中关键的政治话语之一—仪式。在1716年8月15日庆祝圣母升天节的游行活动中，高等法院法官声称自己的地位高于摄政王本人，理由就是他们的机构代表了君主制。摄政王虽然在他厌恶的地位高低问题上总是轻易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但他还是允许此事继续进行，尽管他的顾问圣西蒙毫不犹豫地怀疑此事涉及巨大的政治利益。在另一个涉及地位高低的案例中，奥尔良公爵也不屑一顾地支持了高等法院法官，即长期存在的“帽子事件”—实质上就是高等法院主席是否应该在会议期间向在场的每一位王公贵族脱帽致敬的问题。在这个无足轻重的礼仪问题背后，潜藏着这样一个问题：究竟是高等法院、王宫显贵，还是全体贵族，更有资格代表国家利益。奥尔良公爵最终做出的有利于高等法院法官的决定，只会助长高等法院进一步拓展自己在宪法地位上的野心。
事实证明，詹森派运动是高等法院施展其政治和宪法力量的最佳舞台。 10 在早年的蜜月期，奥尔良公爵发现，让高等法院法官认可詹森主义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高等法院中的教宗权制限派和詹森派已经在摄政委员会中占据了大量位置，反对《乌尼詹尼图斯通谕》的枢机主教诺瓦耶是宗教委员会的负责人，而在1717年，一位坚定的教宗权制限派、高等法院检察长达盖索甚至被任命为司法大臣。摄政王从国家监狱中释放了被囚禁的詹森派成员，并竭力阻止教宗克莱芒十一世对《乌尼詹尼图斯通谕》反对者的强硬态度变成法国国内的教会政策。为了让罗马教廷就《乌尼詹尼图斯通谕》制定一份正反双方都能接受的教义声明，他们已经发起了一场外交攻势。
然而，和解迟迟没有到来。教宗既拒绝妥协，也不肯对他谴责帕基耶·凯内尔《道德思索》提供教义上的解释，许多正统天主教徒都坚持认为这本书没有瑕疵。在这种情况下，面对摄政王明显认可教宗裁决在法国具有法律效力的做法，高级教士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安。1717年3月，塞内、蒙彼利埃、布洛涅和米尔普瓦的几位主教一致发出呼吁，要求将具有宪法地位的《乌尼詹尼图斯通谕》提交给天主教会的总委员会。上诉人（或者说立宪主义者）要求世俗权威可以控制教宗的“绝对正确”，这一主张虽然激怒了教宗，却在高等法院和整个教会机构中找到了众多支持者。奥尔良公爵虽然不是神学家，但是他开始坚定自己的决心。在等待教宗意见的过程中，他禁止讨论这一问题。1717年12月，他解雇了教宗权制限派司法大臣达盖索的职务，并聘请在宗教虔诚者圈子中颇受欢迎但又很强悍的巴黎治安总监达尔让松侯爵担任掌玺大臣。当安坦公爵问他为什么采取这一措施时，奥尔良公爵的答案是：“因为我想成为主人。” 11
此外，高等法院似乎有意加大赌注，特别是法官们希望将自己的权限从宗教扩展到财政事务—这一举动与他们抵制摄政王的财政分析顾问约翰·劳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有关。1717年8月，奥尔良公爵向高等法院提交了一套由约翰·劳制定的激进财政政策，法官们也发出了措辞强烈的抗议，并大胆地要求摄政王提供一份关于政府财政状况的详细报告。 12 虽然这一次局面没有失控，但第二年夏天又爆发了一场危机，摄政王在没有向高等法院，而是向货币法院登记的情况下颁布了新的法令。高等法院对这种侵犯其管辖权的冒犯行为怒不可遏，甚至发布了一项禁止约翰·劳印发的钞票流通的规定。在雷斯的回忆录中，相似的场景出现在关于投石党事件的描述中，法官们呼吁按照1648年投石党运动时期所谓“圣路易法庭”的方式，将巴黎所有的高级法庭联合起来，这种方式导致了“街垒日”的出现，巴黎民众在这一天公开藐视王室权威。1718年8月18日，高等法院颁布了一项明显针对约翰·劳的法令，即禁止外国人参与国家财政管理事务，他们怎么会不知道他们的投石党前辈曾经对意大利枢机主教马扎然采取了一项相同的措施呢？
约翰 · 劳引入的纸币
1718年8月18日，奥尔良公爵发动了一场惊人的政变，粉碎了高等法院政治上的大胆行为和尚在雏形中的宪法性诉求。迪布瓦神父和圣西蒙公爵秘密策划了一次御临高等法院会议，强行通过了一系列高等法院法官一直都在反对的措施，圣西蒙甚至在整个会议期间幸灾乐祸地注视着法官们的失败。法官们的谏诤权受到了严格限制，他们被禁止插手财政事务或者与其他高级法庭建立联系。无论如何，在首都进行的大规模军事准备工作，确保了不会出现投石党式的“街垒日”—事实上，我们现在还不清楚高等法院这次是否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支持。
8月26日这场毁灭性的御临高等法院会议与对路易十四私生子合法地位的攻击结合了起来。在曼恩公爵、图卢兹伯爵与其他公卿贵族的长期争端中，奥尔良公爵一直试图置身事外。公卿贵族们已经因为“帽子事件”与高等法院闹得不可开交，他们对路易十四1714年法令是否具有宪法意义上的合法性问题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因为这项法令允许此前的私生子可以继承王位。1717年7月，奥尔良公爵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来裁决这项问题，这个委员会坚决否定了两兄弟的继承权，而摄政王则宣布自己处于一种“无法让渡主权”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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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1718年8月26日，奥尔良公爵采取了后续行动，即将曼恩公爵与图卢兹伯爵降为与公卿贵族同等的地位，并剥夺了前者作为路易十五教育总监的职位，这一职务落入了年迈的维勒鲁瓦公爵
之手。
奥尔良公爵对曼恩公爵的羞辱也是对后者的惩罚，因为他越来越多地对摄政王表示公开反对，并愈发努力组织一个以“旧宫廷”派别为核心的反摄政王政治联盟。正如雷斯所说，曼恩公爵本人在政治上只是一个无名小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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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阴谋活动带有强烈的喜剧色彩—隐形墨水、密码信息、午夜约会、扮演小角色的虚张声势的冒险家等等。曼恩公爵的妻子夏洛莱小姐
是“大孔代”的孙女，也是一个神秘主义的狂热信徒，她的床头读物就包括骑士的浪漫故事和马基雅维利
关于阴谋的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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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无疑也对雷斯笔下谢弗勒兹公爵夫人和“大郡主”
等投石党女性的英勇冒险经历感到兴奋。这位身材矮小的公爵夫人很快就成为一个阴谋的核心人物，这个阴谋最终不仅涉及高级贵族，还涉及了外省贵族、巴黎民众以及投石党运动的另一个影响对象—西班牙王国。位于索镇的家族城堡成为公爵夫人阴谋的发源地。她按照在“帽子事件”中已经很明显的趋势，利用印刷品宣传来普及亲王们的案件，并使之合法化。这些宣传手册采用了呼吁“公众”舆论的形式，被视作“国民法庭”，是一种对合法性问题的最高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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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一问题的受众范围很小—小册子的发行量只有几百本，而且很多都是免费赠送的—但这种修辞性的策略与路易十四时期勃艮第圈子的做法有所区隔，因为后者曾试图隐藏自己的批评意见。此外，早在投石党运动前期就出现的对无耻之人加以诽谤的形式，与呼吁公众舆论的形式一道，成为18世纪利用小册子进行攻击性宣传的两种重要渠道。1717年至1719年间，曼恩公爵夫人以部分赞助、部分亲自撰写的方式完成了《菲利普》一书，这部作品直接针对奥尔良公爵，声称他和他狂野任性的女儿贝里公爵夫人
乱伦，并计划毒死年轻的路易十五。
奥尔良公爵已经习惯了人们对他性格的攻击，生活的不规律使其成为人身攻击的绝佳对象。然而，时人都被误导了，他们认为公爵不过是一个自私的享乐主义者。他当然可以放松—关键在于如何放松！不过，这些评论与其说是针对实际发生的事情，不如说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清教主义和政治讽刺的特点，奥尔良公爵和他关系融洽的亲信、轻浮的贵族妇女、歌剧院舞者的晚间聚会被称为“狂欢”—尽管他们肯定在其中酗酒和赌博。在某种程度上，路易十四死后出现了更普遍的公共道德标准的松动，而奥尔良公爵却为此背上了骂名：例如，奥尔良公爵的生母将巴黎形容为“所多玛与蛾摩拉”，这里到处都是对妻子不忠的男人、寻找情夫的妻子、对梅毒毫不在意的伴侣，以及追求同性恋而拒斥传统婚姻关系的年轻人。 17 然而，如果说摄政时期的巴黎有一种“狂欢”的精神，那么即使最严厉的批评者也不得不承认，奥尔良公爵从未允许他的私人爱好介入政府事务。摄政王将公务与享乐分割开来，并将自己完全投入二者之中。在办公桌前待了一整天后，奥尔良公爵才会进行令他出名的晚间社交活动—圣西蒙描述了奥尔良公爵蹲在地上专心致志地写作，以至于他的羽毛笔都与头发缠在一起的画面。此外，奥尔良公爵与年幼的路易十五之间的关系是友好而互相尊重的。他对维护王室特权的关注也是无可挑剔的，这激发了双方共同的情感。
曼恩家族将诽谤融入了一种更广泛的政治哲学。与高等法院一样，他们利用政治文化从路易十四神话时代开始转移的机会，在故纸堆中寻找涉及当前政治合法性问题的关键线索，还雇用了博学家进行必要的学术工作，以追溯国王私生子充满希望的光辉历史。由此产生的研究结论有时相当荒谬—斯塔尔—德洛奈夫人就曾讽刺道，“尼姆罗德家族给出的例证几乎没有定论”，“对路易十五也是如此”。 18 这些学者声称，发现了不少于20名继承了法国王位的王室私生子。 19 他们认为，这种继承情况表明，只有国民—而不仅仅是摄政王，甚至不是议会—才有权对这一宪法要求的秩序做出裁决。作为对圣西蒙、布兰维利耶和其他人提出的观点的回响，曼恩公爵的辩护人指出，国民合法存在的前提是一个王朝的灭亡（当然，这在1717年至1718年并不是天方夜谭），国民是独立于君主个人的，它可以通过三级会议的媒介来表达自己的意愿。
通常来说，“旧宫廷”利益的代表者与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价值观非常相称，却与契约主义理论难以兼容，这至少是一种绝望的表现。由于他们认为自己在1717年至1718年的合法性争夺中失败，为了在新的辩论中获胜，曼恩家族随即开始研究更有力的斗争方式。在高等法院与摄政王正在因为詹森派和财政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曼恩公爵却轻蔑地放弃了与高等法院合作的想法，转而希望通过与地方贵族和西班牙国王的军事援助来增强自己的力量。1718年夏天，曼恩公爵与处在动荡中的布列塔尼贵族的双方代表取得了联系，后者因摄政王对该省税收负担的抱怨而感到不满。双方炮制了一份《捍卫布列塔尼自由的联合法案》，要求召集全国层面的三级会议，并威胁要把布列塔尼从法国分离出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大约五六百名布列塔尼贵族在该法案上签名，他们的领袖—如曼恩公爵夫人—也开始与西班牙人进行秘密会谈。在其眼中，他们可以说服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为布列塔尼提供支持。作为路易十四的孙子，腓力五世也拥有一些符合宪法的能力，比如提出摄政要求，并召集三级会议来维护国王私生子的权利。
对摄政王来说，与西班牙的关系就像斗牛场上的一块红布，因为这有可能重新挑起他在1715年试图解决的王位继承问题。腓力五世的宪法地位模糊不清，这有助于决定摄政王上台以后的外交政策。如果说他一开始遵循了路易十四晚年与西班牙人结盟的政策，再加上对詹姆士二世党人和天主教徒谋求英国王位的支持，那么他的政策很快就变成了孤立西班牙波旁王朝的愿望。他希望这一政策能够阻止西班牙对法国的侵略，因为法国仍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抑或说处于反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斗争中，后者通过《乌得勒支和约》解除了西班牙对意大利的所有权。1715年夏天，詹姆士二世党人在入侵英格兰的战争中失败，再加上反法的朱利奥·阿尔贝罗尼
在西班牙政治中扮演了愈发重要的角色，这些因素既对政策的变化起到了一定作用，也涉及与英国的和睦关系，以及模糊的费奈隆式的和平主义思想。
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
尽管奥尔良公爵以其特有的狡猾，努力维持着与英国詹姆士二世党人的联系，但他也在非常认真地争取与英国结盟，并任用迪布瓦神父作为自己的代表，巧妙地掩盖了秘密外交活动。迪布瓦是来自小城布里夫的一个药剂师的儿子，在大多数政治精英的眼中，他是一个粗俗的、令人反感的贱民（圣西蒙毫不客气地说，他是一个没有教养的“白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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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奥尔良公爵尚在幼年之际，迪布瓦神父就担任过他的私人教士，并且从未失去过公爵的友谊与信任；17世纪90年代开始的外交生涯，使他对国际事务非常熟悉。他利用了当时英法两国政体并不稳定的事实：新任汉诺威王朝君主乔治一世
必须抗衡被驱逐的斯图亚特王室，就像奥尔良有他的西班牙波旁王朝对手一样。英法联盟的达成，特别是如果可以运用到其他大国之间，就可以起到落实《乌得勒支和约》的作用，并为实现持久和平奠定基础。1716年，迪布瓦神父与英国签订了一份防御性条约，并于1717年1月在海牙拓展为三国同盟，尼德兰联省共和国也加入其中。与欧洲最重要的海军强国缔结联盟很快就显示出其用途所在，因为腓力五世组建了西班牙自1588年无敌舰队以来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先后入侵了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作为反击，1718年8月2日，奥地利加入了三国同盟，组成了四国联盟。8月11日，四国联盟就结出了第一枚果实，在约翰·宾
指挥下的英国舰队在意大利锡拉库扎附近的帕萨罗角击败了西班牙人。1719年1月，法国和西班牙正式开战。
法国外交政策的这一新取向，不禁让法国国内的许多政治团体感到不安和失望。尤其是“旧宫廷”的虔诚者，他们非常反感法国背弃一个与它有着密切关系的天主教国家，而与路易十四在过去四十年中花费很长时间和精力来对抗的新教大国建立联系的行为。奥尔良公爵已经受到了西班牙针对他本人的行动的影响。阿尔贝罗尼资助了一些冒险家去绑架、毒杀或暗杀奥尔良公爵，还赞助了一些攻击摄政统治的无耻宣传手册。此外，他还通过西班牙驻巴黎大使切拉马雷亲王
向曼恩家族、布列塔尼贵族和巴黎高等法院的法官们发出了邀请。奥尔良公爵似乎很快就知道了这些阴谋之间的联系（据说是通过一个情妇的床头私语）。因此，帕萨罗角的军事成功是一个令人满意的外交胜利的象征，它促使御临高等法院会议在1718年8月26日将路易十四私生子的地位降级。
此事或许可以解释为对曼恩家族的一次警告，但在潜藏的叛乱者中，它被视为最后的挑衅。曼恩公爵夫人轻率地威胁道：要报复对其丈夫的羞辱，给奥尔良公爵“一记重拳，使他彻底完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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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考虑到她的祖父就曾在投石党运动中把西班牙势力和外省贵族联系在一起，她本人也加强了与切拉马雷亲王的联系；与此同时，西班牙人正努力争取日益不满的布列塔尼贵族，凶残的庞加莱侯爵
自1719年4月起成为这一群体的领袖。然而，当腓力五世最终同意向布列塔尼半岛派军时，叛乱者的阴谋已经彻底破灭，在这种情况下，法国军队可以相当容易地清除叛乱者余部。约有80人被监禁，包括庞加莱侯爵在内的4人于1720年3月被处决。
此外，由于摄政王在1718年12月对曼恩公爵的密谋者采取了行动，布列塔尼的叛乱者也被孤立了。切拉马雷亲王被驱逐出法国，曼恩家族被关进监狱—他们在不久之后被允许回到索镇，忍受着内部的流放。如此宽容的行为不仅仅是能用奥尔良公爵的随和性格来加以解释的。对摄政王来说，在1717年至1719年的“新投石党运动”中，各种要素都没有实现融合。詹森派是一个麻烦，但他们仍然占据少数。高等法院的虚张声势已经被识破。西班牙的威胁也仍然只是一种威胁。最惊人的事情也许在于，所有后来被称为“投石党”的众人，都没能在政治精英之外吸引到广泛的支持。布列塔尼贵族没有得到当地农民的响应（尽管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庞加莱侯爵在被处死后成为半岛上最受爱戴的烈士）。贵族对摄政统治的失望程度，还不足以让他们再一次冒险重演投石党运动的幻想。曼恩公爵与图卢兹伯爵手下的宣传册作者，虽然还在向全国的“公众”发表文章，但他们只有数百人。因此，这些潜在的“投石党”缺乏力量和人员。达尔让松侯爵讽刺般地向高等法院发问：“他们有任何军队吗？至于我们，我们有15万人。这就是问题所在。” 22 摄政王保留了路易十四绝对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武装力量，这些军队足以应对自己的批评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