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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2日，奥尔良公爵重回高等法院，这次他还带着年幼的国王，因为后者要出席一场御临高等法院会议，以正式批准第二次会议所做出的重大决定。摄政王信守承诺，同意恢复高等法院的谏诤权，并进一步透露了他在摄政委员会制度设计中的更多细节。正如曾经作为勃艮第公爵周围边缘角色的圣皮埃尔神父后来所说的那样，在“各部行政会议制”
中，摄政委员会由七个委员会构成，每个委员会则由1名大贵族出任的领袖和12名成员构成，其中一半来自昔日的贵族，一半来自国家官僚队伍。这些委员会包括：（1） 宗教委员会，又称“道德委员会”，由反耶稣会的枢机主教德·诺瓦耶领导；（2） 外交委员会，由杜布莱元帅
领导；（3） 陆军委员会，由德·维拉尔元帅
领导；（4） 海军委员会，由图卢兹伯爵领导；（5） 内务委员会，由曼恩公爵的同母异父兄弟安坦公爵
领导；（6） 财政委员会，由诺瓦耶公爵领导（他因此接受了财政总监的职位，但这不是头衔）；（7） 贸易委员会，由德拉福斯公爵
领导。由于路易十四时代凡尔赛宫的宫廷礼仪生活和国务大臣制度，高级贵族曾一度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他们现在似乎有可能达成新的协议。穿袍贵族与佩剑贵族们坐到了一起。担任高级职务的新人与路易十四时期有杰出功绩的长者也都坐到了一起。《乌尼詹尼图斯通谕》的反对者与“旧宫廷”的反詹森派支持者共同执掌权力，例如外交家科尔贝尔·德·托尔西和老臣蓬查特兰都被安排进入摄政委员会的名单。勃艮第圈子在国务大臣的人选上遇到了重大打击：他们的人数从四人减少到三人，并失去了部长职位，因为他们之中只有一人在摄政委员会任职，而且还扮演了“准教士”的角色。奥尔良公爵决定放弃在建筑上形成束缚的凡尔赛宫，转而选择环境更宽松、更热闹的巴黎，这似乎也证实摄政委员会制度在政治生活中开辟了新的空间。奥尔良公爵本人将继续住在罗亚尔宫，而年幼的国王则会搬到不远处的杜伊勒里宫。
在崭新的政治空间下，时人对变革的意义和后果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思考和想象。在以往的统治中，人们总是进行私下游说和秘密出版等活动，但现在，他们希望有公开的讨论和辩论。然而，有些人想要的远远不止于此。例如，圣皮埃尔神父在各部行政会议制的原则中发现了一个重塑政体的框架，它与路易十四时代的政治制度不同，不带有鲜明的绝对主义色彩。布兰维利耶走得更远，他敦促奥尔良公爵将各部行政会议制作为使权力重回封建贵族手中的所有行动的第一步，封建贵族应该做好复兴三级会议的准备。圣西蒙也持有相似观点。
路易十五御临巴黎高等法院
然而，奥尔良公爵究竟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方式来重塑政治文化，还是一个值得怀疑的问题。新任摄政王是一个很难进行评判的人。由于长期以来人们都把他想得很坏，公爵也故意表现出一种难以捉摸、略显无聊甚至充满疲惫的样貌。出于自我保护，他在路易十四的宫廷环境中养成了一种无忧无虑的态度，但这是一种大领主才能具备的绅士风度，其目的是为了掩盖他对辛勤工作的强烈兴趣、对细节的高度注意力和像狐狸一样狡猾的气质。此外，他所处的环境使其将眼前利益的考虑置于长远利益之上，他宁可选择灵感迸发的即兴创作，也不愿意选择睿智的深谋远虑。摄政时期总是充满困难的，但坦率地说，又有谁会知道未来发生什么呢？比方说，路易十五，这个来自多灾多难家族的体弱多病的孩子，他能否活过孩童时期就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早年间也确实发生过几次严重的王室健康危机。如果路易十五过早夭折，那么奥尔良公爵大概率会继承王位。路易十四的绝对主义是否会刺激摄政时代的权力分配？这位将自己视作门托尔的人究竟会变成一个理想的统治者，抑或是一位“伊多梅尼奥”式的暴君呢？ 5 我们无法确定反对奥尔良公爵的势力有多大，但他的登基很可能会引发西班牙国王腓力五世的抗议，根据王国的基本法（尽管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予以明令禁止），腓力五世的王位继承权优先于奥尔良公爵。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如果国王的基本法律都可以被规避，那么路易十四的私生子们是否也可以对继承权提出要求呢？摄政统治建立在沙盘之上，甚至可以说是流动的沙盘之上。
奥尔良公爵从一开始就倡导的各部行政会议制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尽管它的缺陷很快也被暴露出来。陆军委员会和海军委员会利用和平时期进行了早就应该推行的改革。特别是在海军委员会，图卢兹伯爵的工作卓有成效；而在财政委员会，诺瓦耶公爵很好地填补了财政总监缺位而留下的空白，他的表现不仅强硬，而且带有些许政治想象力，试图努力使王国糟糕的财政状况回到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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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各部行政会议制的政治试验中，既有能力出众的行政人员，也有不少无足轻重的官僚，后者在会议召开时表现得漫不经心，为了地位高低争执不休，却把艰苦的工作留给技术人员。很多人对各委员会的工作表现得缺乏热情，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奥尔良公爵对限制委员会效率的事实相关。各部行政会议制的创造者竭尽所能对各个委员会严加控制，不允许它们的存在威胁到政府意志的统一性。奥尔良公爵从一开始就明确表示，只有他才能保留前任国王的行政决策权—包括签署和结算政府账目的垄断权（路易十四在1661年亲政时曾如此要求）。因为这些对国王特权的要求，摄政委员会的工作效率受到了影响。奥尔良公爵对路易十四的遗嘱礼貌性地点头同意，也认可了摄政委员会的投票权，但他总会观察投票的结果，而且谨慎地确保没有重大问题会进入表决程序。像安坦公爵这样的各部行政会议制成员都在抱怨，委员会中根本没有真正的辩论，任何摆在他们面前的议案都是事先安排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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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委员会的工作也倾向于咨询性质，而不具有立法或行政权。各委员会甚至可以没有工作，因为奥尔良公爵可以直接与各委员会的负责人进行往来，并为解决特定问题成立了临时小组。他还以破坏整个制度的方式设立了自己的特别顾问，特别是外交事务方面的迪布瓦神父
和财政事务方面的苏格兰人约翰·劳
。
各部行政会议制不允许干涉下级行政领域的正常运转。在中央，国务大臣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削弱，但在部长以下，行政机构的运作方式基本沿袭了路易十四时代的制度。与此前类似，官僚系统对各部行政会议制的支持仍然掌握在审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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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中，这些人也主导了负责诉讼问题的国家技术委员会。在各个行省，督办一职得以保留，他们的权力也没有被减弱，这与省长、地方三级会议和市政当局希望与之分享权力的愿望相悖。事实上，先前的焦虑一旦过去，政权就会更加稳固，而昔日的绝对主义机器也会更加占据优势。到了1718年9月，摄政王认为他可以解散各委员会，并重新设立国务大臣的职位了。迪布瓦神父被指派负责外交事务，来自曾经为绝对主义王朝服务的菲利波家族的后人莫勒帕
则负责海军部。海军委员会和贸易委员会暂时得以保留，但它们只负责技术性的事务，并在1722年至1723年间被撤销。1720年，约翰·劳被任命为财政总监，如此就回归了昔日的制度。摄政王还希望通过提拔一些被剥夺权利的各委员会成员进入摄政委员会，以便为潜在的不满者带来甜头，因此摄政委员会的规模从1717年的14人增加到1719年的29人（1722年增加到35人）—人数的多少与实际权力的大小呈正相关关系，由于摄政委员会的开会频率降低，它所发挥的作用也就愈发减弱。
鉴于奥尔良公爵的性格及其所处的环境，我们可以审慎地得出如下结论：与其说各部行政会议制是圣皮埃尔那样对路易十四遗产的原则性拒斥，或是布兰维利耶式的“封建制反动”，还不如说它是一个可控的国家试验，它建立了一个行动框架，这个框架没有把敌意集中在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一人身上—这既让贵族倍感亲切，也为公爵赢得了政治时间。到了1718年，大部分时间都已经被有效地争取到了，当各委员会似乎越来越有可能成为批评摄政王政策的平台（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这些批评尤其集中在此时混乱不堪的外交政策上）时，奥尔良公爵毫无顾忌地摧毁了自己一手创建的各部行政会议制—就像他可能会放弃一只寿命将尽的家庭宠物一样。没有人会为各部行政会议制的终结流下眼泪。特立独行的圣皮埃尔神父热情地为其辩护，但他把国务大臣称为“元老”（vizirs）的不理智说法遭到了摄政王的严厉斥责，摄政王甚至把他赶出了法兰西学术院，并把他手下的印刷工人投入巴士底狱，以便使其冷静下来。在这样的时刻，路易十四承担的责任似乎很自然地就落在了这位未来的“门托尔”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