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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的宫廷礼节和仪式就像钟表一样机械地运转，在这种表象之下，他统治的最后几年经历了一个充满派系斗争、不和谐状态与政治重塑的动荡世界，其背后则是宗教冲突、社会困境、财政破产和重新涌现的政治野心。从地理上的领土边界到国家中心，从崎岖的塞文山脉到凡尔赛宫的前厅，到处都有对国王权威的批评。对路易十四“神话般在场”的攻击，甚至改变了国王本人的自我表现方式。波旁王朝的政治文化似乎已经成熟，而且可以绘制新的版图：国王被要求关心人民的福祉—同时还要兼顾国内稳定与国际声誉的平衡。如果说这些新的要求让垂死的君主深感不安，那么他将会对自己死后的摄政统治感到更加震惊。
在这期间，王室内部发生了一次无法预知的死亡事件，这使看起来似乎已经有足够多合适人选的王位继承环境发生了改变。在一场席卷几十个月的“王室大屠杀”中，死亡带走了一连串有能力的继承人：1711年4月，路易十四的长子和指定继承人“大太子”路易
因天花离世。1712年，“大太子”的长子、被寄予厚望的勃艮第公爵和他深爱的妻子染上了猩红热；不久之后，“大太子”的幼子贝里公爵也在一次骑马事故中丧命。勃艮第公爵的次子、年仅4岁的布列塔尼公爵和他的父母一样死于同样的疾病。这就留下了更年轻的安茹公爵
，他虽感染了猩红热，但死里逃生。得益于安茹公爵的家庭教师旺塔杜尔夫人
坚决抵制了医生的放血疗法，路易十四在临终前至少还能欣慰地看到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但事实上，严峻的问题依然存在。未来的路易十五相当年幼，而且体弱多病，在一个只有50%的孩子才能活到长大成人的时代（正如1711年至1712年的“王室大屠杀”所显示的那样），即使对于那些正值壮年的人来说，贵族血统也不能保证他们免受疾病的威胁，这是一个极大的政治安全隐患。因此，路易十四清楚地知道，在他死后，权力将被移交给摄政王；而对路易十四来说，有谁堪当摄政王之任呢！
按照宪法惯例和基本法的规定，国王去世以后，在没有太后的情况下，排名第一的血亲亲王将获得摄政权。如果年幼的安茹公爵无嗣而夭，那么王位就会传给同一个人，即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
。菲利普二世是路易十四的侄子，他的父亲是国王的幼弟，那位满身香水味的花花公子，他的母亲是选帝侯普法尔茨伯爵的女儿，那位古板得甚至像一名过时的假小子的夏洛特—伊丽莎白
。在他出生时，夏洛特—伊丽莎白曾用占星术为自己的儿子占卜：据推测，他会成为教宗—尽管夏洛特—伊丽莎白自己认为，儿子更可能成为一个反基督教主义者！果然，菲利普二世很大程度上就像母亲预测的那样，他通过炼金术涉足化学领域，据称他与上帝断绝了关系，还召唤了恶魔，甚至对传统价值观大加嘲讽。菲利普培养了一种氛围—即使不是完全反基督教的，至少也是反对太阳王的氛围，他让自己的伯父感到不适，也震惊了宗教笃信者；他更喜欢亲密和非正式的酒友社交圈，而拒斥宫廷正式的长篇大论；他认可性和知识的自由，反对在曼特农夫人主导下的宫廷里沉闷的正统观念。他喜欢与年轻的情妇和绘画大师相处，喜欢收集自己喜爱的艺术家的作品—提香的作品20幅、伦勃朗和鲁本斯的作品6幅、乔尔乔内的作品9幅、以及达·芬奇的作品3幅，而厌恶那些制造路易十四崇拜的艺术家，特别是对路易十四的御用作曲家吕利
的回忆嗤之以鼻。与凡尔赛宫相比，菲利普更喜欢巴黎的热闹氛围，罗亚尔宫作为他在巴黎的私人府邸，拥有极尽奢华的布置。应当指出的是，他从未完全放弃过自己享有的继承权。作为宫廷的批评者，他每年都能从国王那里得到200万里弗的收益（这使他成为王室内部最富有的人）；他举止和蔼，但非常清楚自己作为排名第一的血亲亲王的权利。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迫与路易十四的私生女布卢瓦女士
缔结婚约，但他还是像一位王子一样鞠躬接受；而且，虽然他的怪癖被人嘲笑，但他是一位勇敢的战士和狡猾的外交家，只是因为宫廷的内部斗争阻碍了他的发展。然而，除了在私下能让人想起他年轻时的活力之外，奥尔良公爵的生活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使路易十四确信，菲利普二世就是一位他和全体国民都可以寄予厚望的未来的摄政王。
奥尔良公爵菲利普二世
此外，那些比奥尔良公爵具有优先顺位的继承者的离奇死亡也令人瞠目结舌。毕竟，失去一代男性继承人是可以理解的，但连续失去三代继承人（大太子、勃艮第公爵与贝里公爵、布列塔尼公爵）就不只是偶然了。在流言蜚语和恶意揣测中，奥尔良公爵对化学的业余兴趣变成了专业的投毒行为—这种说法使巴黎街头的人们对他“嘘寒问暖”，朝臣们也唯恐避之不及。只有少数忠实的人还与他保持联系，其中就包括他的母亲—夏洛特—伊丽莎白是儿子的辩护人，也是“老屎”（她对曼特农夫人的称呼）的严厉批评者 33 —和古怪的圣西蒙公爵。王位继承人接连去世后，奥尔良公爵在一定程度上从勃艮第的圈子中获益匪浅。然而，在此期间，勃艮第圈子里的主要人物（特别是费奈隆、谢弗勒斯和博瓦利埃）都先于路易十四离世，这使奥尔良公爵在政治上的孤立状态进一步延续。
王位继承的不确定性和波旁王朝败象的若隐若现，都促使路易十四通过更努力地制定法律，确保其死后的统治秩序。这就好比这位伟大的芭蕾舞大师，在其统治期间让全体国民按照他的曲调跳舞，那么在临终前，他也要为自己的后继者编排新的舞曲。1711年至1712年的“王室大屠杀”已经揭示了法律在这一方面的模糊地带。在许多潜在的法律专家（甚至包括奥尔良公爵的盟友圣西蒙公爵）看来，国家的基本法规定了一个可以替代奥尔良公爵担任摄政王，甚至可能继承王位的人选，即西班牙的腓力五世。腓力五世是“大太子”的儿子，也是路易十四尚存的孙子，他与太阳王的关系比奥尔良公爵更为紧密。不过，年迈的国王认为，无论在法律上是否合适，选择腓力五世的结果会比奥尔良公爵摄政更加糟糕。1713年，欧洲列强终于同意法国参加乌得勒支会议，具体条件是腓力五世放弃对法国王位的要求，这一规定被纳入了《乌得勒支和约》；同时，会议还达成了一份“逆向放弃书”，即奥尔良公爵放弃对西班牙王位的继承权。如果允许腓力五世在奥尔良公爵之前享有摄政或登基的权利，此举将会违反国际法，并引发一场欧洲战争。这不仅会危及波旁家族统治者在西班牙的统治，而且对于从数十年破坏性战争中正在恢复的法国来说，也会是一场灾难。然而，即使腓力五世遵守了他的弃权声明，路易十四同样会担心一个不受约束的奥尔良公爵的存在，后者对西班牙波旁王室充满敌意，可能会被卷入反对他的斗争中，导致法国在欧洲战争中选择另一条道路，甚至会使路易十四在国内的绝对主义遗产面临解体的风险。
在1714年4月起草的遗嘱中，路易十四试图平衡法律与政治方面的关系。为了强化他曾孙的继承权，同时也为了防止奥尔良公爵的好战倾向，路易十四规定在自己死后，国家应该由一个摄政委员会来管理，而这个委员会则由血亲亲王、国家的高官显贵和国务大臣共同组成。奥尔良公爵是摄政委员会的主席，但在所有问题上，他都必须尊重委员会成员的投票。这位年迈的国王的这一策略与另一种狡猾的举动相结合—同样是在王国的基本法框架之外，其目的既是为了牵制奥尔良公爵，也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后代在适当时继承王位的可能性。路易十四给自己的私生子赋予了合法的身份，还增加了他们在国内的权力。
在放荡不羁的青年时代，路易十四共有13个私生子女，他对孩子们尽心尽责，让他们与出身公爵和亲王家庭的成员结婚。由于性别和早夭的原因，到路易十四统治的最后几年，这13个孩子中只有2人享有政治地位，即曼恩公爵
和他的弟弟图卢兹伯爵
，他们的母亲是国王在17世纪60年代的官方情妇蒙特斯庞侯爵夫人。曼恩公爵和图卢兹伯爵的地位低于血亲亲王，但高于其他法国公爵和贵族，他们得到了曼特农夫人的真心支持，因此也获得了宗教虔诚者们的认可。曼特农夫人曾在17世纪60年代末担任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此时她还没有受到国王的青睐。她不仅没有憎恨国王与蒙特斯庞侯爵夫人所生的孩子，反而因为厌恶放荡的奥尔良公爵而对这些孩子倍加爱护。1711年至1712年间，国王后嗣的凋零使路易十四更加认真地听取了曼特农夫人的建议。1714年7月，国王为曼恩公爵和图卢兹伯爵授予了合法地位，如果没有直接继承人，他们有权继承王位；1715年5月，国王又将他们提升为血亲亲王。这些措施与法国的基本法背道而驰—法国国王是天生的，而非后天造就的。然而，路易十四在支持“私生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特别是为曼恩公爵保留了一个制衡奥尔良公爵的关键角色。曼恩公爵和图卢兹伯爵都是摄政委员会的成员。此外，曼恩公爵还将在下任国王成年以前指挥王室卫队，并负责监督年轻的路易十五的教育事宜。也许是为了回应针对奥尔良公爵投毒的谣言，路易十四坚持让孩子在万塞讷的城堡长大，据说那里比凡尔赛宫和奥尔良公爵的罗亚尔宫都更加安全。
如果说摄政王威胁到了王朝的统治，那么这不仅仅是源于奥尔良公爵的性格、活动和政治倾向，还源于路易十四对国家基本法的双重侵犯：拒绝承认腓力五世的权利，以及为他的私生子开辟了一条通往王位的道路。不过，奥尔良公爵至少可以感到欣慰的一点是，竞争对手曼恩公爵集团的反对者不是一个人：每位公爵和有资格的贵族都这么做了，而高等法院也对私生子的不正当晋封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是立宪主义者的恐怖政策。
国王病情的恶化是王位继承大戏展开的背景。毫无疑问，路易十四已经意识到欧洲的平衡与法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王位继承问题，他同时也意识到自己过去的好战行为带来的危害。当他的小曾孙被带到他的床边，哽咽地抽泣着，路易十四严肃地告诉年幼的孩子，伟大的未来取决于对上帝和人民的责任的关注：
你必须尽量避免发动战争，它可以造成人民的毁灭。不要学我在这方面给你留下的坏示范。我经常过于轻率地进行战争，并因虚荣心而追求战争。不要模仿我，要做一个和平的王子…… 34
路易十四对奥尔良公爵给予了应有的尊重，并与之达成了半公开的、令人惊讶的善意和解。自8月20日起，客人与祝福者纷纷前往奥尔良公爵的府邸，他们放弃了守在垂死君主的床边—而在之前奥尔良公爵被指控投毒时，罗亚尔宫门可罗雀。令医生们感到厌恶的是，凡尔赛宫的王室成员允许一个名叫布兰的乡野游医（用圣西蒙公爵的话说，布兰就是“一个乡巴佬”） 35 对病重的国王使用一种特有的“君主疗法”。令人惊讶的是，国王的健康状况有所好转，这使奥尔良公爵的客厅又一次变得冷清，朝臣们又纷纷赶回国王的床边。然而，庸医终究有其局限性，到了8月29日，国王的死亡似乎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在与国王一起将秘密文件（包括他们彼此之间的通信）烧毁后，曼特农夫人也被送到了圣西尔修道院。
面对自己即将到来的死亡，没有人比国王本人更认真地审视王朝所处的“神话般在场”。在后继之君的问题上，路易十四已经竭尽全力，他现在似乎想把注意力转移到扮演一个濒死的基督徒的角色上。在他的耶稣会神父勒泰利耶
的带领下，他相应地遵循了天主教会在特伦托宗教会议
之后制定的“善终”仪式—这是一个复杂而虔诚的方案，其中包括祈祷、属灵操练、与家庭成员和解、深情告别、个人遗赠等多个环节。皮埃尔·纳尔博纳
指出，国王正在死去，在临终前的精湛表演中，他的身份是“一个基督徒、一个国王和一个英雄”—尽管他也尖锐地补充道：“虽然他是死在一个耶稣会士的怀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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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临终前，路易十四请求将他的心脏埋葬在巴黎圣母院，这是他对詹森派的最后一次抵制—他的尸体将与前辈们一起躺在圣德尼大教堂，一千多年以来，这里始终是法国国王的墓地。
1715年9月1日，距离国王的77岁生日还有四天，死亡的舞蹈终于落幕了。国王的大侍从长布永公爵
在他的黑色帽子上恭恭敬敬地插上了一根黑色的羽毛，他走到阳台上，面向宫殿中央的大理石中庭。在阳台下，一大群人已经等候多时。他高声宣布：“国王路易十四驾崩！”然后又回到宫殿，用一根白色的羽毛替换了黑色的羽毛，并再一次走回阳台，高喊三声：“国王路易十五万岁！”如果说76岁的路易十四已经离开人世，那么法国君主的仪式性躯体仍然存在，只是现在位于一个5岁孩子的虚弱的身体中，而一名摄政王的存在与其说令人心安，不如说是带来了恐惧。
路易大帝骑马雕像，里昂
太阳王的遗体被直接送到了医生手中，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医生造成了国王的死亡。在外科医生的石板上，路易十四的头颅被割了下来，而在完成尸体解剖和内脏分离后，遗体的其余部分都被庄严地送到了圣德尼大教堂。许多法国人似乎都很愿意看到“路易大帝”入土为安。在运送国王遗体的队伍抵达圣德尼的道路两旁，人们搭起帐篷，在里面“喝酒、跳舞和欢笑”，他们对路易十四以及国王与耶稣会的关系充满不屑。 37 然而，不同于被轻易处置的国王肉身，路易十四留下的政治遗产则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他的统治提供了一种王权的典范，事实证明，要想从他的继任者和为他们服务的政治家们的政治意识中消除这种影响，确实存在重重困难。在18世纪剩余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生活的展开是为了与路易十四的统治进行对话，而非为了迎接1789年革命—后者只是一些历史学家的轻率假设。尽管费奈隆对贤德君主政体的政治寓言经久不衰、无处不在，并证实了人们普遍要求改革“路易大帝”自负的政治文化的希望，但事实表明，想要从法兰西民族的身上抹去太阳王的痕迹，这绝非易事。
1 Cited in R. Astier, ‘Louis XIV, Premier Danseur ’ , in D. L. Rubin (ed.), Sun King: The Ascendancy of French Culture during the Reign of Louis XIV (London, 1992), pp. 86—87.
2 Saint-Simon cited in J. M. Apostolides, Le Roi-machine. Spectacle et politique au temps de Louis XIV (Paris, 1981), p. 156.
3 A. Guéry and R. Descimon, ‘Un État des temps modernes’ , in A. Burguière and J. Revel (eds.), Histoire de la France. L’État et les pouvoirs (Paris, 1989), p. 238.
4 Jacques-Bénigne Bossuet, Politique tirée des propres paroles de l ’Écriture sainte , ed. J.Le Brun (Geneva, 1967), pp. 68, 185.
5 I have plundered this term from Lynn Hunt, Politics, Culture and Class in the French Revolution (London, 1984). See too below, chapter 11, section B.
6 Manière de montrer les jardins de Versailles (Paris, 1951 edn).
7 Mémoires de Louis XIV (2 vols.; Paris, 1860), vol. ii, p. 7.
8 P. Burke, The Fabrication of Louis XIV (London, 1992), p. 49.
9 N. Ferrier-Caverivière, L’Image de Louis XIV dans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de 1660 à 1715 (Paris, 1981), p. 65.
10 Baron de Breteuil, Mémoires , ed. E. Lever (Paris, 1992), p. 330.
11 ibid., p. 328.
12 Henri IV, cited in J. Barbey, Être roi. Le Roi et son gouvernement en France de Clovis à Louis XVI (Paris, 1992), p. 146.
13 M. Bloch, The Royal Touch. Sacred Monarchy and Scrofula in England and France (London, 1973).
14 Bodin, Les Six Livres de la République , Book 1, ch. viii ( ‘De la souveraineté’ ).
15 There were ten parlements in existence on Louis XIV’s birth: creations at Metz (1657), Besançon (1676) and Tournai (1686: changed to Douai in 1714) brought the number up to thirteen in 1715.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astia (1768) and Nancy (1775) were added. In addition, there were twelve cours des comptes and four cours des aides , sovereign courts dealing with financial issues.
16 Contrat de mariage du Parlement avec la ville de Paris (Paris, 1649).
17 H. Leclercq, Histoire de la Régence (3 vols.; Paris, 1921), vol. i, p. 62.
18 Louis de Rouvroy, duc de Saint-Simon,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 eds. A. de Boislisle and L. Lecestre (43 vols.; Paris, 1879—1930), vol. xxvii, pp. 6—7.
19 W. J. Beik, Absolutism and Society in Seventeenth-Century France: State Power and Provincial Aristocracy in Languedoc (Cambridge, 1985), p. 265.
20 J. Klaits, Printed Propaganda under Louis XIV. Absolute Monarchy and Public Opinion (Princeton, NJ, 1976), p. 18.
21 See below, pp. 55—56.
22 A Short Review of the Book of Jansenius (n.p., 1710), ‘Preface’ (no pagination).
23 See below, chapter 3, section C.
24 Citations from R. Taveneaux, Le Catholicisme dans la France classique (1610 — 1715) (2 vols.; Paris, 1980), vol. i, pp. 326, 516.
25 C. Maire, De la Cause de Dieu à la cause de la Nation. Le jansénisme au XVIIIe siècle (Paris, 1998), p. 10.
26 M. Kwass, Privilege and the Politics of Taxa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 Liberté, Égalité, Fiscalité (Cambridge, 2000), p. 41.
27 Faydit’s La Télémaquomanie was published in 1700. It is cited in V. Kapp, ‘Télémaque’ de Fénelon: la signification d’ une oeuvre littéraire à la fin du siècle classique (Paris and Tübingen, 1982), on which I have drawn heavily in this passage. Another equally mythical history being constructed as a weapon against absolutism was the ‘Figurist’ scriptural chronicle being devised by certain Jansenists: see below, pp. 102—103.
28 François de Fénelon, Telemachus, Son of Ulysses , ed. P. Riley (Cambridge, 1994), p.60. (I have slightly altered the translation.)
29 Ibid., p. 297.
30 See below, pp. 55—57.
31 Kapp, ‘Télémaque’ de Fénelon , p. 205, n. 12.
32 G. Treca, Les Doctrines et les réformes de droit public en réaction contre l’absolutisme de Louis XIV dans l’entourage du duc de Bourgogne (Paris, 1909), p. 27.
33 Lettres de Madame duchesse d’Orléans, née Princesse Palatine , ed. O. Amiel (Paris, 1895), p. 352.
34 Full quote in Breteuil, Mémoires , p. 327.
35 Mémoires de Saint-Simon , vol. xxvii, p. 281. See also, on this episode, Breteuil, Mémoires , p. 328.
36 Pierre Narbonne, Journal des règnes de Louis XIV et Louis XV (de l’année 1701 à l’année 1744) (Paris, 1866), p. 44.
37 R. N. Nicolich, ‘Sunset: the spectacle of the royal funeral and memorial services at the end of the reign of Louis XIV, in Rubin, Sun King , for the quotations and a full discussion. The physicians’ autopsy is cited in full in A. Franklin, La Vie privée d’autrefois. Les Chirurgiens (Paris, 1893), pp. 290—291.
[1] 《维纳姆 · 多米尼通谕》（ Vineam Domini ），1705年7月16日针对詹森派发布的教宗通谕，旨在谴责道德神学。
[2] 《乌尼詹尼图斯通谕》（ Unigenitus ），1713年9月针对詹森派发布的教宗通谕。
[3] 《道德思索》（ Moral Reflections ），法国詹森派神学家帕基耶 · 凯内尔（Pasquier Quesnel，1634—1719）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