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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得到了书记的指令，很快把我带到了普外科，介绍给病区负责的主治医师。他的任务就此完成离去了。
病区正在开早会，负责医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我向大家简单介绍了自己。散了早会，负责医生将我领到一个住满 12 个病人的大病房，说这些病人就由你管了，有困难找我，又向病人介绍几句，但没有向我介绍每个病人的病情，也不提什么指示或要求，转身就走了。当时我想，人都说外科医生办事干脆，不拖泥带水，这个负责医生的表达是不是就体现这个含意呢？
这一突然的角色提升，我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本以为刚进医院，亦会像当实习医生一样，有个上级医生带着自己做事，可现实完全出于意外，而是要自己“独立”了，而且独立便承担起 12 张床位病人的医疗任务，压力确实太大了。
不过心里思忖着，外科病人除了手术自己不能单独操作外，但手术以外的杂事，在日夜忙碌的一年实习期里都已经历过了，不会有什么问题，紧张的心理慢慢得到自我释放了。
这“出山”的第一天，整个白天是如何的用心就可想而知了，显然，一定还会夜以继日。然而到这夜晚，则出现了令人难忘的一幕：就在我管理的床位上，突然死了个婴儿。死因已记不清楚。当时是否真正弄清楚死因了，也未可知。记得家长反应好像并不很强烈，只是默默地难过一阵子，死尸并没有抱走，自己便离开了。想想要是放在当今真是不得了，病家与医护间，与医院不知要闹出多大的动静呢！家属既走了，就必须由医护人员将死尸送到太平间去。我管的病人，又在现场，又是刚来的医生，怎么说我也是责无旁贷。可我毕竟初来乍到，并不知道太平间在什么地方，于是由值班的护士带路；我手提用被单裹好的婴儿尸体紧跟其后。走出病房楼，便逐渐进入黑幔之中，羊肠小道，杂草丛生。那些杂草经历春风夏雨，吸足了泥土中的养分，长得茎壮叶肥，连成一片，在黑夜的短视下简直就是一遍大草原了。然而时令毕竟已是九月天，无人管束的乱藤野棵逃不了自然的规律，它们长到尽头了，不免开始折腰低头，俯首在曲折的小道上，很妨碍我们脚步的自由前行。走在前面的护士只注视着手电筒的光柱，也不提醒，或许她也根本不知道，走在后面的我一脚失空，活人死人一起跌到路边一个深坑里，好在自己是个男人，自小农村野大的男人！并未惊骇和叫喊，倒是护士听到身后声音，说是吃了一惊，赶紧回头拉了我一把。不是英雄救美女，而是美女救英雄了，英雄不倒，继续前进，在距病房楼很远的一个墙角里，我们放下“包袱”，完成任务。
回到病房后，第一要务当然是打开水龙头洗净手脸，换了件干净工作服。他们问我有何感想，我回答说，好一个“曲径通幽”！说得他们哈哈大笑。然后又回到这片荒地话题来了。原来，这个医院载体就是一片荒郊野地，建房之前，是块草地，芦苇地，茔地，水塘的混合体，用现在话说，就一块标准湿地。夜晚，萤光闪闪，野狗野猫，黄鼠狼，水老鼠到处乱窜，其间被有些人踏出来的曲折小道，除了贼人，没有人敢在晚上从中穿过。
也许当时当地的主宰者考虑到“废物（地）利用”这一勤俭之道吧，让这个成立于战火马背，改变于和平康复，转换成地市级领头的地方医院，落座于这一片天地间，在这幅天荒地老的画面上添一笔新彩，显现出社会发展前进一个亮点，构建了淮阴人民健康保障的大平台。
当年这块荒滩湿地面积颇大，南连废黄河，北到沿河岸，东西也有大几百米宽，在此建院，用多少地皮都无人关注，围墙砌多大，医院范围就多大，“跑马圈地”式的。如今变化大了，这地虽还没到寸土寸金程度，也免不了寸土寸银了。医院原范围广阔，早被筑路、城镇规划压缩去很多的面积，也有点“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意思了！若想再扩大空间，必须自身付出昂贵的金钱代价。试想当初若土地也是有价的，而且这么昂贵，不知这个医院能否迁得过来。
上班第一天的疲惫在睡梦中得以恢复，精神抖擞地迎接新的一天，两天，三天……忽然，插曲就来了：一个大插曲——“先红后专”，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
正当我经历第一天上班那样重压，那种疲倦，那个戏剧性一幕后，开始认认真真管好那 12 张病床，脚踏实地当起外科医生两月左右，突然接到医院通知：脱产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
知识分子必须走又红又专，先红后专的道路，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唯有如此，才能德才兼备，符合要求的栋梁人才。此类教义在学校期间已得长时灌输，而于毕业前的 7 月份，南京市应届毕业生集中在南京大学广场上听省委书记作报告时又向学生们发出了最强音，如今终于变成一项决策具体落实了——底层大学毕业生一律先参加时间一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再回到单位上班。
过了 1964 年的国庆节，我们就被集中在一所暂时停办的学校进行岗前学习培训。理论与专业并重，理论就是农村形势教育，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方针政策以及社教队的任务。专业就是具体化到社教队进队以后干什么、怎么干、注意哪些以及纪律制度等等。
集训大约有 20 天左右。其间，有时晨起后我会一个人到操场上读外语，在当时的形势下，这种行为决不属于正大光明之举，有点要遮掩：小心注意着周围情况，像清朝人读红楼梦式的。一次，我突然发现高中时期一位领导干部在操场上跑步，第一反应是惊：他也参加社教？他一定是领导人！可不能被分到他手下啊。紧接着就是引来了一场不愉快的回忆：高三时，我的入党问题就是被他“操掉”的。当年，我为一班之长，在整风反右、大炼钢铁、勤工俭学一系列运动与活动中，全班算我花的时间、吃的苦头最多，论“红”，那是大家所公认的，绝不比班上被列为入党对象的任何人差。在我自己心里，入党已是鱼在罩里的事，十拿九稳了。可到最后关口讨论通过时，他作为有“皇口”的要人，竟以“不够朝气，群众关系不怎样等”罪名否定我，而让一个平时不大干事的团支部宣传委通过了，让我受了不白之冤！后来，当我考完大学，要离开学校时，他又当起好人，“鼓励”我说，党组织对你还是负责的，把你在高中的“表现”写在档案里，会寄到你的学校去的。其实，此事已过去五年多时间，心中早淡忘了，可突然一下又遇到他，便不免又有些“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样子。至于他有没有看到鄙人我就难以知道了。幸好，最后我没被编到他的团里去。
社教大军是按团（住公社）队（住大队）组（住生产队）编制的。我所在的大队共 17 人，其中有 6 个是“知青”，即从本地农村具有初中以上文化水平青年中选拔上来锻炼的。一个队负责农村一个大队的社教工作，队部三个领导人住在大队房（即农村大队平时办公的地方），共余分组进驻生产队。我任组长，带着两个知青住进一个生产队里，这个生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主要就靠我们三人去“运动”了。在经历 7 个多月时间、第一期的社教中，发生了不少与本人有关的故事：
所谓“三同”，即同吃同住同劳动。也就是社教队员进驻生产队时，按照住家越穷越好的要求，选择一户人家，作为队员的“安营扎寨之地”，并融入这个家庭，与他们一锅里吃饭，一个院里起居，一道田里劳动。农村广大社员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依靠对象，主力军，通过“三同”这个形式和他们建立“阶级感情”，以达到发动群众能够积极主动站出来揭发、批判农村“走资派”，和他们斗争到底，保证广大农村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三同不是目的而是手段。
这三同，对于我们三个人来说都不成问题。两位本就生活在农村，到社教队来三同，只当挪个地方，从西方到东方而已，谈不上适应不适应，他们只担心我这个书生大学生会怎样。其实，我等于回到少年时期原生态的生活式样，无一点不适应感觉。三人同睡在一个草铺上，挤挤的，暖暖的，没有不舒服；吃饭虽然有一半是“瓜菜代”，但能吃饱就行，不挑食：至于农活，我更做得轻车熟路，比社员一点不差。他们佩服，我很乐于。
可这三同，决不敢说的这么轻松，是要切切实实身经磨炼的，它对每个社教队员都是重大考验，有不少人就是在考验中过不了门槛。在社教队一些通报中经常看到、听到在三同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有个典型案例，十分残酷：一个与我一校一届的毕业生，在我们公社社教，就因为某个早上偷吃了烧饼夹油条被暴出，竟被社教团作开除处理。回到单位后，那还了得，在社教队犯错被开除，简直像现行反革命了，马上又开除公职！据说直到现在也未恢复国家工作人员身份，一直做个“临时工”医生。如果不是亲身经历，谁能相信这是真的！
我能三同，真得感谢我的出身。
我是社教队员，但更是医生，虽然初出茅庐。可以说，那农村非常需要医生。所以我在认真做好社教队员工作同时，也尽己所能为社员看病。
我们进队后，巳时值冬季，患感冒的，老年人咳喘发作的，社员中腰酸腿痛的，无非常见病，多发病不在少数。如果没有我，这些病人要么挨着不看，要么也要跑很远路程到公社医院去看，大队虽有“赤脚医生”，往往不解决什么问题。在我开始看病以后，这些人统统成了我的病号。先是本队的，再是邻队的，后来连远处的病人也来了，所看的病人还真效果不错，遇到复杂的，要开刀的，当然就介绍到我们医院看。那时，机关也要支持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是社教队员，介绍来的病人都由门诊安排相关医生处理；有意思的是，我所在队的生产队长——队里最大“走资派”——七尺大汉，力壮如牛，在一次社员大会上，受到了群众“揭发检举”批判的强烈刺激，情绪上受不了，突发精神错乱，狂言乱语，舞刀弄棒，将家人们吓得直哭，胆小的社员也吓跑了，未走的社员说他装的，还是他两个兄弟，一起上将他捆住。一时闹得沸沸扬扬，领队知道了，大队部也知道了，讨厌的是，大队领导来也认为他是装的。唯有我镇静，不管人怎么唠唠叨叨，我叫大队赤脚医生给他打一针镇静剂（鲁米钠儿 0.1）果然有效，不久他瘫下来了。我叫人让他上床睡觉，并嘱咐不醒不要叫他。睡了一夜又一天，全醒了，吃喝了。第三天早上如常人一样出来活动。说实话，当时如果我“左一点”，也说他是装疯卖傻，耽误有利治疗时间，很可能就毁了这七尺男儿的后半生，他到社教结束继续当他的队长，这是后面的话题；到过了春节之后，春季来临，脑膜炎流行起来，找我的病家自然不少，由于得到早期怀疑或初步诊断，即时送有条件医院诊治，也挽救了不少病人（儿童）。
这替社员看病使社员相信自己，比单纯找社员说教管用得多了，至少社员和我之间逐渐消除隔膜，在他们看来，我确实成为一个可以完全信赖的人，有什么想法都肯对我说来。这对我的社教工作帮助极大。有些方面的工作，在其他队开展起来颇为困难，而在我所在的队里则能开展得很顺利。说实在的，到这时候，我的身份从开始努力去搞群众运动转化到了可以自由的运动群众中来了，我完全成了全队群众的“指挥棒”，我怎么指他们就怎么干，指到哪干到哪。别的队羡慕我们队的工作开展，然而别队的工作队员怎么也无法达到我与社员群众关系的信任程度。我除了医生这个特别身份特别技术外，还有大学毕业生这块招牌，还有对生产队长的真诚负责，这些我都自己心中有数。
这里讲一个与“同吃”有关的“鱼戏”来体现社员与我们关系是何等密切了：
为了冬季积肥，他们抽尽汪塘里的水，我们卷起裤腿下塘，挥汗如雨和他们一起干。作为积肥的副产品，抽水后竟先起上几百多斤大小杂鱼。其中有一条重达 21 斤多的大青鱼，这条鱼没法到街上去出售，因为一方面所有公社机关都住有工作队，他们不会买这么大鱼回去自己吃，另一方面，风俗上没有将整条鱼剁开来卖的，因而群众私人买不起。因此，他们就与我商量，想让我们社教队员吃这条鱼。我先也犯难，而后便有几分动心，可怎么个吃法：群众是英雄，英雄出智慧，他们说好办。于是他们让每家都分一份鱼，今天晚全员一户不漏都吃鱼，只是把这条大鱼单独烧。“地下工作者”把这情况向我报告，我一听，觉得妙；偶一喜。此时，真有点同病相怜，突然想起大队三位老兄，他们毕竟都是干部生活过惯的。于是我索性具体交代一下：叫他们整条鱼全部一锅煮，再贴上麦面锅贴。之后，我叫一个知青到大队去把三个领导请来，说是我们正在和生产队干部及贫下中农代表商议队里重要问题，请他们一起来听听做做指示。他们就来了。到后，屁股还没坐上板凳我马上就说，今天我们三人想拍拍三位领导马屁，不过没有上门拍，只有牵到这里来拍，不知会不会尥蹶子。说得他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让他们你视我、我视你地好一会，我才详细说明原委。他们先说不行，要拒绝。我说，上面领导到下面视察工作，到了吃饭时，就地一同吃了个饭，饭钱照付，这没有什么不正常吧，此其一；全队社员辛苦，挖汪底泥淤，顺便捞上些杂鱼，各家分享一顿，没有什么过分吧，此其二；今晚社员家家吃，我们吃什么呢，只能也吃，否则还叫什么“同吃”呢？此来三。至于你们的吃，是队员请的，不是社员请的，是“凑巧了”而不是特意。我把话都说了，你们要是走就请吧！听得他们哈哈大笑。其中一位说，熊老弟呀，平常未发现你会这么长篇大论，今天是不是太高兴啦。我回应说，这也是“偶尔露峥嵘么”。
这鱼是农村做法，将鱼剁成块子，撒上盐，放上面粉裹着每个鱼块，再放油锅里煎，加足葱姜蒜，加水煮，大锅锅边贴上锅贴，大火，吃时又撒上香菜。大鱼锅贴！绝不是时髦的小鱼锅贴可比。鱼肉之类已经离我们几个月，俗话说宁在饿时得一口，不在饱时得一斗，况且是如此佳肴，可想而知，它对我们有多大诱惑力！我想恐怕连读者也不耐烦了，赶快吃吧！吃，不必描写场景，只告诉你：6个人将一锅鱼、一围锅贴吃个精光！只是没敢喝上几盅。
饭后，我说不是我们的面子大，是这鱼威力大，让你们脚跟软下来：他们捣了我一拳！
“鱼戏”演得十分成功，之后没有任何风声，像是有谁下了禁令一样。
当然，这不是说，从此我们就和社员们成为吃吃喝喝的朋友，融洽归融洽，原则归原则，还是泾渭分明。
社教队进驻生产队之后，第一个“战役”便是让生产队里“三大老虎”——生产队长，会计、仓库保管员，自我检查，交代贪污、多吃多占，互相勾结侵吞社员群众利益的“罪行”，同时发动群众大胆揭发，狠狠批判。反反复复几个回合。然后就是根据自我交代与群众揭发进行统一彻底退赔。退赔主要是粮食，也有少量衣物之类。在我的记忆里，颇似土地改革时斗地主，分田地、分敛财的情景。几乎所有生产队，为了继续发动群众，让群众尝点社教运动的甜头，便一步到位，把所退赔的粮物一分不留地统统分给了群众。可我发现，至少在我们队里，那些交代有虚假，有的人为了“过关”，诌出来的贪污，多吃多占等；那些退赔有些过头现象，有的同样为了“过好关”，特意积极超退现象。但我一时无法对群众说明，以免泼冷水。只是劝那些贫下中农，说这才是开始，是一点小小的胜利，不要着急分这点小战果，说不定更多战利品还在后面，就等着一起分吧。于是我们就将所退粮物一点不动地集中起来保管，这就叫“悬物”。对于我们这种说法、做法，有的社员想得开，也有不少想不开，嘴上虽不说，心里却不自在。对于后者，我只当不知道，只是罢开大家都想得开的架势，往下一步走。当时对于这种做法，大队领导也有不同看法，说我犯了“右倾保守”。其时我也确实有些担心，因为弄不好就是主观问题，而要真摊上这顶帽子，那就完了。好在经过我婉言解说，说实话，他们对我这年轻有为的大学生也存了几分谦让，好歹队里群众没人反映，也就那么含糊过去了。幸好接下来的工作做得好，未因“悬物”影响运动进程。
想想当时在这个问题有那么点“见识与胆量”，大约也是在学校锻炼出来的。高中时任班长，经历了整风反右派，大炼钢铁，勤工俭学等许多群众运动，自己往往充当其组织者或领导者，自然从中会得到经验教训，提升些社会活动能力；在大学，任学生会劳动部长，时值三年自然灾害，学生生活中不少事情常要与校方有关部门沟通协调，这当然也是个锻炼机会。但是更主要的恐怕还是因为我出生在苏北农村，适应农村生活，理解农民思想感情，熟悉农村普通农活，容易和他们打成一片的缘故。有个明显的对照是，和我一起分到医院的一个江南同学，在社教大队住生产队，因为无法适应，难以开展工作、结果只好安排在大队部，做个大队和团部之间的“信传”。
没有料到，这“悬物”的守住，成了以后的运动发展的积极有利的因素，对农村干部队伍建设”一步的顺利进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到了 1965 年元月，社教运动到了这样阶段：广大社员群众基本发动起来了。各级农村干部的问题基本上揭露出来了，该退赔的也都退赔了，该受的批判都批判了，总而言之，农村的”阶级斗争盖子已经揭开了，但还不能说达到彻底，农村的生产任务主要是冬季积肥。社教运动到此基本上告一段落，准备放假回家过春节了。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深深扎根于民族的心中，铜墙铁壁式的。一番一番的异族侵入，可最终只能融入而无法改变，无论什么力量都打不掉，所以这轰轰烈烈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在这到来之前让出一点时间。当然这春节对于数以千万计的社教队员来说还有特别不同，特别需要，短暂的放松可以大大缓解“三同”的积郁。
谁也没有想到，过了春节后社教运动有了“拐点”。年前是提出什么“二十三条”的指导思想开展运动的，年后将按“十九条”为指导思想而动作。指出“二十三条”是极左思潮，干扰了毛泽东思想的正确路线，对农村干部实行打击一大片的政策，是不符合实际的。“十九条”就是要纠偏。理论上纠偏，而实际上，落实到生产队里的具体操作，就是“回头”了，首先就是将年前干部退赔的粮食再还回给干部。我在这个环节上体现了我那个“守住悬物”好处。时已进入农村的所谓青黄不接时期，分粮包户根本拿不出粮食退还给干部。这样，干部们当然很多不满，有的就开始大大叫屈，对社教队产生了抵触情绪，当然也对曾分得他粮食的人家产生忌恨，干群之间出现了很深矛盾，群众情绪低落，有的已开始顾虑社教队走了后会遭到报复，日子不好过。这事，让社教队变得很被动，对运动继续开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而在我们队完全不存在这种情况，事情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俗话说，东粮西歇，我们的粮食分回头也不够原数的，但干部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表态，再歇多点他们也乐意，没有任何意见。队里的多项工作顺顺当当进行着。此外，此时农村已进入春耕春种阶段，地不是各家各户自种，而是生产队统一安排，干部上前不积极，群众自然也不管。管也管不了。这也是社教队着急的事。而我们队的干部照样和往年一样忙着春耕春种的事。此时，大队领导，一方面为其他队出现的情况着急，感到束手无策，一方面从内心佩服我们做得好。
光阴冉冉，冬去春来。杨柳长叶，小草成棵，田野遍绿。如果没有社教运动，此时的农村一定是喜鹊报春，鸡欢犬跃，孩儿踏青，一派祥和景象。广大社员群众会沐着绚烂的阳光，披着柔和的春风，守着春天的希望，尽盼着一年四季在于春。带着未来的憧憬，荷锄携钊，地头田边，扶青苗而泻意，虽然现实生活过得清淡一些。可就在这春的季节里，社教队办起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阶级斗争成果展览，教育广大社员群众“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给了春的沉重，季的失谐。究竟展了些什么具体内容，确已淡忘无遗了，只记得在整个社教中有这么一个环节，而且全部展览内的“解说词”都是本人杜撰的，不过倒也撰得叫社教队和群众都还满意。有不少群众就把这些话语尽量记在心里，每到开什么大会的时候便背几句讲几条，表明这是通过社教运动的收获，提高了思想觉悟。
有一对农村青年男女，同住一个队，同吃一地粮，同喝一汪水，一起劳动，一起学农业技术，当然也一起参加这个所谓成果展览，最后他们把展览的资料统统收集起来，说是要编一本村史。这份创意既适时又新鲜。可以预料，他们一定也同时在编织自己的未来，这才是这个春的核心。
这展览是大队办的，前来“接受教育”的对象当然也是全大队范围的群众，来此究竟接受了多少教育没人知道，可他们一议百议地倒把我变成了话题中心，都说我还是个“秀才”，有“才干”。由这“秀才”议起，又把我回过头来大说一番，说什么呢，说我到底是大学毕业生，有学问，又说我看病那么好，还举例说，那些患脑炎的一看就“准确”；那个生产队长，要不是他肯定“海了”，人家不但能看出来，还真心诚意地替他治，真好；还说，人家办事也会办，你看刚来时队里搞退赔，各队都把赔的粮食分去了，就他那队没分，看看年后又要把退赔的粮食还回退赔人，各队没粮还，就他那队还了，干部一点意见没有；最后又把我长相也夸了一通，说我高高的个子，端正的五官，白白的皮肤，平实的面孔，对人总是笑嘻嘻的，甚至还说，要是家里住上这样一个社教队员，那才叫好呢！
俗话说人是人架（捧）的。架人的人总是感情用事，不动脑筋，人云亦云。总是向被架的人身上抹彩。他们不一定怀什么目的，从中得什么好处，就是说出来觉得心里舒服。所以，那些架我的群众想怎的看怎么说，我也只好任他们诉说其事，没法去阻止，也没有这个必要。社会上就是这样，如果群众从他们心底里自然而然有什么话要说，别人是捂不住的，即使你不给明处说，在大庭广众下说，他们必会在暗地，在角角落落去说，总之心里就是放不下的。好话如此，流言也如此，流言往往会传得更快，越传越放大。那些说我的虽然都是好话，但我也决不希望他们说得太多。因为这里毕竟不是我长留之地，不可能与他们长期与共，我在这里的时间充其量也不过是半年多（一期社教时间）这同我一生相比，真正是白驹过隙，也如这个季节一样，随着一阵春风而过。当然了，要是从“人过留名，雁过留声”这点说，也还是值得记忆的，如果没有这点记忆，如今也就写不出来了。不过，从那些话语的短期效益而言，对我还是颇有益处的，因为社教工作还没有结束，后面还有重要工作要做，有了群众普遍对我的信任，以后的工作肯定更好做些，会像以前几个问题一样，有条不紊顺利完成。
这一期社教终于进行到最后一个阶段，即农村干部队伍建设和规章制度的建立。这最后阶段的内容，也是整个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最终目的所在：建立一个经过教育的，阶级觉悟高、政治思想好，大公无私办事公道，能领导广大群众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各级领导班子。在这个基础上，完善各种规章制度，进行有效的管理，以期达到广大农村不在有资本主义滋生的土壤，永远沿着社会主义康庄大道前进！
想法是如此美好，但是实际效果差强人意。首先这所谓“进行到最后阶段了”，是个自然时序，即时间顺序，时间到了，这“阶段”也就到了，同样，时间过去了，即“阶段”也就过去了。虽说上面早有话在先，说每一阶段的工作，必须按照要求完成，不能随时间而过，并说到了最后验收时，不管什么地方，无论是一个大队，还是一个小队，还是一个机关，在哪一环节达不到标准，负责这个地方的社教队员就不能撤离，直到达标为止。其实这纯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没有一处，至少我所在的公社范围内，是出现这种状况的。那是不是说本来就都达不到要求了呢？只有天知道！我只知道我所在的这个大队，非也。再说这“最后阶段”的组织建设吧，首先是大队的领导班子，没有一个愿意再“官复原职”的，总有被蛇咬的感觉，最后只好以“党员的组织原则”硬压着大队书记官复原职，然后由这“就任”书记再去组建新的领导班子，总算是领导“完成任务”。而全大队 6 个小队呢，除了我负责的小队外都很不顺利，小队干部们一致认为，过去这些人“吃尽了亏”，今后再也不“上这个当了”。更有意思的是，在最初揭批阶段，有些生产队的社教队员，为了发动群众，消除他们对干部的顾虑，竟然“夺权”了，将队长、会计、仓库保管员的钥匙统统收归自己保管，后来再想把它们交回去，却遭到三大员们的坚决拒绝，真叫人哭笑不得。最后总是不了了之，想个办法过关，任务“随时”完成。
本人作为一个生产队的负责人，只管自扫门前雪了，不过扫得干净利落，没有一点拖泥带水。本队三个干部在运动中没有发现重大问题，不存在腐败情况，主要问题就是“多吃”，这多吃也不是特意地，大多为公务所需。可能这主要是队长的作用，这个队长，为人耿直诚实，也是一个劳动能手，有吃苦耐劳的精神，谋划队里的多种事情也很有办法，在他的影响或再加监督之下，其他两位干部也就不会出大问题了。本人总觉得让这个班子继续任职下去是可行的，这是我对“最后阶段”工作的基本思路。问题在于，在整个运动中队长毕竟被折腾过几回，群众运动又难免有过火现象，以致使他出现过那次神经错乱。他也毕竟不是宰相，肚里总放不了这些。我看得出他不想再干队长，是起自灰心而落实到真情，不是虚假做样子的。对这样的态度要想让其改变，还真得花点功夫，动动脑子。除此我还看清一点，就是原会计、保管员，是正在看着队长的态度而行事。只要能把队长说通愿意继续当下去的话，那两人问题就不难解决了。
就在这当口，生产队提出要买条耕牛，队里有钱，我当然不反对。可问题出来了，谁也不愿意去揽这趟生意，都怕“吃不到鱼还沾一身腥”，并说这是过去的教训。针对这种情况，我先在群众中说，这是一趟苦差事，不是出去看热闹的，要有点责任心，不是谁想去都能去的，大家可出出主意，推选出两个人去买牛。在还没人提的情况下，我提议由队长和后来被选为贫下中农代表的两个人去完成这个任务，群众并没有反对，其他社员都知这个队长对牛是很有识别能力的，内心是赞同的，只是我没提出来时他们不敢随意发言。
牛是从一百多里外盐城地区买到的，回程中到了该地区响水镇，被有关部门拦截，说他俩是牛贩子，将牛扣留。这可把队长急坏了，连夜赶回来找我，我从大队部开张证明给他，叫他再回去，结果还是不行。那时农村不通电话，他只好又跑回来，要我跟他一起亲自去要。这算是生产队一件大事，我非去不可了。我又从社教团部开了份证明，与他一同前往。当天下午到达，径直找到有关部门。他们看了证明，又端详一看我这戴眼镜的年轻人，一身书生相，说话也不是本地口音，确认是社教队员而不是牛贩子，答应立即放行，白喂几天牛，草料钱也没收一个。
当时什么也不觉得，现在想想，有“权”真好！
事情办完天已晚了，只能等第二天再回来。这又让队长为难了：想招待我吃顿饭，又怕违规，超过队里规定的出差标准，不招待吧又觉得对不住我。我看出了他的心思，就主动叫他不要为难，并提出我请他俩吃顿，他怎么也没有答应。最后，他俩到小旅社去等我，我便一个人“自由”去了：到一家不大的饭店，烧了一条鱼，炒一碟肉片，一碗鸡蛋汤，四两小酒，好吃好喝一顿后，又去澡堂洗了个澡，真是几月来一次大舒展，然后回到旅社。沾尽牛光，“感谢”扣牛人！翻阅当年所记，还有一则短文：
初临响水，未听水响，未及长歇，泛闯酒家独自酌；一解馋，回去再说，照过那三同日月！
大家对买回来的牛感觉良好。我顺势宣传一下他们两人怎样认真负责，怎么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无非是“别有用心”地尽说些好话。
正是时间不等人。眼看这“最后阶段工作”又要到“最后阶段”了，于是我决定找这位队长谈话。出乎意料，还没等我给他讲多少“道理”，我被他打住了。他对我说，自打你叫我去买牛，我就不断想着这个问题了。说实话，换了你，其他任何人来叫我再当队长，我都决不会答应。在我的心里，在全队社员心里，你是个实在的好人，为我们队做了很多好事，你是真正和我们贫下中农没二心的，你的意见大家都乐意听。再说，我的命还是你救过来的呢，这是最大的恩典。我不会说多少道理的话，但我心里明白，应该全听你的。我就算为你担这副担子，我接受了，我愿意把这个队长继续当下去，并且认真当好。
我真的好开心。接着一气呵成，顺便提及会计和保管员的事，他同意原来的两个人必能当下去。按照要求又确定一个贫下中农代代表人选。
一切敲定了，我们社教三大员也统一了。最后的选举只是履行了程序，走个形式而已！问题解决得不迟不早，不拖不拉。
社教队员进农村后便是百事管，大小事都要问津，什么问题都得解决。就在运动到了扫尾阶段，在我们队偏偏出现一个不曾想过、不曾遇过的新问题。一个小子，土地改革时父母被划“富农成分”，那时他才两岁多。到了他四岁时，被过继给贫农叔叔，从此与叔父母在一起生活，随着年龄增长，也参加农业劳动，能算得上自食其力者，可他一直戴着一顶“富农成分”的帽子，社教时已经 19岁了。他已知道，要是戴着富农帽子，考学校不好考，当兵不会要，连民兵都难参加，做什么事都受影响，他非常叫屈，思想包袱一直背着。不知道他怎么会想起这个问题也找社教队来了，于是盯上我不放，要我替他解决这个问题，把富农改成贫农。我初起茫然，觉得无从着手，后来想想，感到颇值得同情，这黑锅如果一直背下去确实对他的前途影响很大，于是决定“见义勇为”，能帮他多少就帮多少。把这问题向大队部提出来，大队也觉得是个问题，不好解决，也是不会解决。又把问题提到社教团部，团部有不少是老革命，可能就有参加过土地改革、划定成分这类的，对有关政策了解较多。最后还真以团部名义写了一张证明，证明也很有推敲，不是说他就是贫农成分，而是说他应改为贫农成分。虽说社教团在社教时期相当于县级政权机关，但这证明日后是否起了作用，因为人随境迁，本人不得而知。不过，好在十多年后，那前人所制定的“成分”这顶帽子，被后人给统统摘掉了。就像大清朝人后来统统剪掉了辫子。
按照社教运动的总体要求，到了组织建设这个阶段，也应该把在这动中表现好，思想进步，品德优秀的农村知识青年选拔推荐出来，加入到国家干部队伍中去。本人选拨推荐了一位女知青，虽然有一些曲折，最后还是选到县城工作了，改变了农村户口，成为国家干部一员。她这一改变，有点非同小可，缩小了她与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男朋友之间的落差，为以后顺利结成鸳鸯打下了良好基础。现在她们的孩子也有大学毕业的了。
下面一件小事，不是社教运动内容规定要做的，而是本人出于职业身份，运动内容之外的“业余产物”。
农村缺医少药现象是普遍存在的，从一进队时本人对这个地方也便有所感觉，发现有许多社员患慢性病不看，这当然不怪他们，而是现实因素太多，这太多的客观因素当然也非本人能去解决的，自己只是因势利导，做些能做到的事。大队里有个卫生室，可坐堂的是一个青年“赤脚医生”，这赤脚医生自从人命名后，曾非常时髦，响亮过一阵子，但它终究只是喊出来的。在整个运动期间，我时常抽空与这位医生保持接触，教给他一些医学知识，从诊断到治疗；告诉他常见的外科伤口、脓脓疮疮的处理技术，无菌观念与操作；指出卫生室的环境、卫生保持与注意事项，等等。他确实有所进步，也是我的一点成绩。在离队之前，与他有约：今后常联系，有什么病患可送到我们医院诊治。
事实上，在我回到医院上班之后，这里有不少病人都径直找过我。
异地他乡，7 个多月时间，二百多个日夜，乱乱杂杂的任务，紧箍咒般的生活，眼看即将结束了，对于绝大多数社教队员来说，确实是归心似箭了！但我似乎不然，相反，还觉得有几分留恋，为什么呢？
大多处于归心似箭状态者，就其动势上说，是去向地比现在的地方有着很强的吸引力；现在的地方对他有了一定的排斥性，而去向地对其有一定的亲和性。其形式表现，就是形体还在而意念早到了。情感倾向性，倾向性越放大，人们箭心便越强烈。我之所以不然，不是说这地方对我有什么特别吸引力，还没到这样深度。而仅仅表现为这个地方对我没有什么排斥性。对于没有排斥性的对象，在共存共处期间一般不大会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当一旦要分开时就要产生一种留恋感觉，这是情感动物的一种自然表达，没有别的为什么。
那社教队员刚进村时干部的欢迎中携带着不安的现象，那初始“三同”时住家户左右为难无可适从的样儿，那干活中推倒小车的场景，那挖小河挖出泥鳅、螃蟹时的嬉闹，那出塘时被大鱼小鱼活蹦乱跳弄脏衣服、面孔的表演，那“批斗”队长失控的场面，那“阶级斗争成果展”时日夜搜索枯肠……，这些都是我人生的一段青春，像是在一个地方戏里长见识，结束之前，怎么能不回头看一下这发生的地点，发生的村庄，发生的村民。那“三同”的铺，那踏过的田，那走过的路，都已经那么熟悉，要离开了，又哪能不产生一点留恋的意思。
我有一个在半年多时间里没能完成的心愿，在临走之前还是将它实现了：
距我所在队三里多路地方有一个村庄，新中国成立前这庄上有个大户人家，在家门口建起一个砖砌的宝塔。在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革命成功后，这家便人去宅空，只留下那孤零零的宝塔竖在那儿。从此，虽没人刨了这座塔，当然也无任何人去问津。秋去春来，风吹雨打，破坏日增，据说底层已空了半边，但塔身仍然耸立着，仍为这一大片平静之地突物、罕物。本人终于亲目所堵一番，还冒险爬到塔的中层。
社教队撤离这天，本大队的社教队员是由一只木船送到指定地点再转乘汽车的，能行船的这条小河就在我们所在村头。7 月时令，天亮得很早，太阳还躲在塔下时，已有其他各队的队员来河口等船。我当然用不着这么急，也用不着自己收拾行李，连捆带绑都是住家一个小伙子争着办的，说让他也锻炼锻炼捆背包。当我来到村头的时候，村里那么多社员也跟着来了：队里新组建的领导班子，要写村史的那对青年，抹掉“富农”帽子的那个小子，赤脚医生，改变了农村户口的那位姑娘，“三同”之家的那位老奶奶，还有不少相关之人，小孩子更是在凑热闹。这个时候也不知说什么了，无非都是离别语之类的。偶见三两老奶奶心塞地流着泪，真是动人不已！这个场面，让其他队的队员看得发呆，大队领导一定也是有感触的。
船终于到了。这时候，就是“留念处，兰舟催发”了，早有人把我的行李安顿好。当船身慢慢移动时，后面想起一片“掌声”。因为这掌声鼓给全船人听的，用音乐的耳朵可以辨别出，这里面有真情和倒彩。
20 世纪 60 年代的时候，大多数自带行李出行者都有一个定式，像军人从军：衣被打成一个方块形背包，背在背上，零物放在面盆里，两个面盆口对口盖着，再往棉绳网兜里一放，系紧。手提着。交通不便的地方就乘“11”号汽车。如果没有船，社教队员说不定也能如此去到指定地点。到了下船取行李时，发觉自己的面盆比背包还重，才知道有问题。上当了，怪不得住家小伙子死命争着替我打背包。原来，他把我的一些零碎全打在背包里，面盆里放了满满一盆染红了的鸡蛋。
我把这红鸡蛋数了一下，正好是他们全生产队的人口总数。
第一期社教于 65 年 7 月底结束、8 月份放假，9 月份再集中，原套人马，但换一个地方进行。这样，每个社教队员就都参加了两期社教工作，对于应届大学毕业生来说，也就意味着在“红”的道路划上一个阶段性的句号。但这“红”的坐标是没有上限可言的。
这社会上，从古到今都会有发号施令者朝令夕改的现象发生。这一回便让我遇上一次：9 月 1 日我按规定到社教队报到，参加入队前的集训，可刚开始，突然接到通知，叫我回医院上班，不再参加下一期社教了。这一突如其来的变故，给我的感觉，尤为琴弦突断，头脑中一片空白，本以很平和的心态投入下一阶教社，一下变得手足无措，从有了充分准备到了毫无准备的现实境地。
按理说，免去一期半年多的社教，早点回单位上班，进入自己的专业是件大好事，或者，也许放在任何其他队员身上都觉得是件好事，其理由是不言而喻的。可偏偏是我，却一时高兴不起，未把好事当成好事。为什么呢？这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因为我深刻感到，这一改变，让自己一件“人生大事”又再次遭遇挫折，有点“红”运不佳的惆怅。
事情是这样的，按这两期社教运动要求，队员既是去教育群众，同时是去接受群众的教育，锻炼自己。在运动中表现好的非党员队员，要培养发展入党。基本步骤是第一期考察，第二期履行程序。在一期社教结束前，我所在的大队党支部已研究决定，确定我是入党对象，在下一期办理入党手续。这是公开的，全队队员都知道。我自己当然也充满信心。可现在好，不让去参加下期社教了，还有什么可言呢？剩下的就只有遗憾！还有让我别扭的是，一起分来的同学一起参加社教，提前回来的偏偏就只有我一个，这不是命运给自己开了个不愉快的玩笑么。
我这一心理活动，不是编出来的，它不仅是符合于当时的时代背景，而且也是自己在入党问题上的真实状况。
那个年代，在人们普遍的意识形态中，人生，尤其是像我这类当时称得“高知”的青年人，要有两条生命：肉体生命和政治生命，二者同等重要，二者均具才是完满的人生。而政治生命具体体现形式，就是能成为中国共产党队伍中的一员——入党。
如果这是我初次有了入党机会而失去了，也许没有这么深的委屈感，偏这已是第三次了，心中怎么能没有一点懊丧感。前面说过，本应在高中毕业时就能获得解决，只因一个官僚主义权人，被他给拦了。不过他后来对我所说的倒也没错，把我在高中的表现确实反映到大学去了，所以在读完大学第三学期，也就是第二寒假前，年级总支书记找我谈话，说是下学期解决我和一个团支部书记的组织问题。然而问题又来了，这位总支书记于寒假期间随她爱人（军人）一起调到乌鲁木齐去了，是她走前用一封信告诉我的。然后一年间年级也没来新书记。待新书记来了，再熟悉熟悉情况，我们已经进入外出实习阶段，就这样又完了。那位团支部书记也是毕业留校后才解决的。
到此，只有宽慰自己了——来日方长！
当年积肥起鱼的汪塘
当年社教时大队妇联主任九十岁寿辰合影
走出校门参加社教工作队的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