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一路顺风

南京医学院，前门（正门）开向汉中路，北边门外是五台山，东至上海路，西近南京中医学院。在那时候，特别是在我的心中，真正感觉是大学了！

进了正门，有一条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教学大楼的大门。大楼是七层设计五层建筑，另外还有行政楼，图书馆、保健科，汽车房等辅助设施。绿树成荫，花草成片，在我心中，绝对是一种特别新鲜的环境气息。唯有学生食堂，不仅是老旧草房，而且距教学楼甚远，从北边门出发，要跨过一条坡度颇大的叫百步坡的石子路。这百步坡，可说是学院地址的代名词。

就是在这样的校园环境中，1959年8月-1964年8月，按照接到入学通知书时，入轨前奏的思维沉淀，孜孜以求，完成规定所有学科的学习任务，度过五年寒窗，结束大学生活。

寒窗，本泛指古今读书辛苦，形容其心神的倦劳。可对当年来自受自然灾害影响严重的苏北农村的学生而言，这“寒”字的意义倒不是心脑层面上的压力，而是实在的物质上的匮乏，在衣食住上的全面窘困，特别是“饿罪”最为难受。就这样，还是在助学金的资助下才能维持着的。虽然如此，穷学生们那种顽强精神，于当今时代看，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何以能如此呢？是自幼生存环境所练就的！

时间过得很快，一晃五年过去了。约 500 名应届医学毕业大学生，特别就当时情况来说，这是国家一笔宝贵财富，是卫生事业一支可观的生力军。他们，就要带着各自的“路条”奔向那些需要地区，去奉献自己青春才华。

在那计划用人的年代毕业分配也是关系学子们以后事业发展的关键一步，甚至有人认为有上天入地之别，因为所进医院平台大小高低不同，事业发展也就有杰出与平凡的差异。因而，在分配方案宣布之前一段时间里，人心非常躁动，是最盼望又最难耐时刻，比等待录取通知时的心情毫无逊色。

其实对于分配到何方，我的心情倒真的是坦然的，就像接到录取通知时，对于考上哪种一样坦然。这里有觉悟成分支撑的，因为当时思想与行为，前面已说，在中学时就属于“红色一族”，服从分配这一观念怎么会缺乏呢。如果没有这点精神所在，那服从分配只能是充满无奈感的。有些人还不止于无奈感的层次，在心理上接受不了，大加发泄。有个女生与男朋友一起被分到苏北一个穷县，在宣布名单后，立即在大厅内嚎啕大哭，声震半个校园。

至于那些具备种种能力的，被分配到自己想要去地方，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我被分配到家乡所在的淮阴专区，不是县城，更不是乡镇，而是指定到淮阴专区直属的两家卫生单位：淮阴专区医院和卫生防疫站，具体到哪家，由专区人事局再分配的。就当时情况说，都想进医院，不愿进防疫站，但仍只能服从分配。

1964 年 8 月 22 日宣布分配名单后，当即知道被分到淮阴专区直属的两家卫生单位共 7 人，一个是淮阴城里的，也是淮中毕业的，她是儿科系；另一个就是我这个乡下佬了。其余 5 人都是大江南北的外来客。家是最亲的，那几位将背井离乡的当然先要返家，度完期限后再来报到。我虽来到专区，但离家还远，便没有先回家。

到 8 月 24 日，我便带着对五年学生生活回放，带着对校园、校景流连，还带着一位群芳独秀送我一程的扬州姑娘的倩影与祝福……，向淮阴归来。

淮阴对于我来说，似曾相识，并不陌生，因为曾在这个古城度过了三年高中阶段。当年作为一个乡村小镇的初中生，不知怎么就考上了淮阴中学这所省属重点高中。走进人生途程中的优秀驿站。在此高中阶段自信心也是不足的，直到毕业也没有想过一定能考上大学。不料五年之后，已成为一个医科大学毕业生归来，毕竟成了现实。这里必须说句心里话，公道话：要感谢中国共产党！往日的驿站古城将成为自己一生职业的扎根之地。

从南京到淮阴，一路怎么走来已经不在记忆之中，大约那时的心思全然不在旅途之中，所关心的都在旅途终点，一心想着到淮阴后该怎样怎样。大学期间，每当回家一次，就得两次经过淮阴城，回想那种行程是多沉重的了：南京坐火车到镇江等乘轮船到淮阴，再到水乡县城，再到家，还是要三天路程。（沪宁线上的同学只要三小时就能到家）。到 59 年，这样走，虽不是唯一的路线图，但是路费最少的线路。

虽然相隔五年，淮阴古城并没有多大变化。我所看到变化是，贯穿南北的一条主干道淮海路，原来南北是被古运河隔断的。现在有一座水泥桥将它联结起来了，但路还是很窄且为石子路面；就在这条路北段西侧原是淮阴农业学校校址，变成专区政府所在地了，相对于政府的路东侧多了一个招待所。

到了淮阴之后，第一件事当然立即到专区人事处去报到。办事人员开了一张便条给我，并嘱：住在招待所等候，待分配来的人到齐了，再分配到单位。我拿着条子，到路东那个专区招待所住了下来。一个大房间有好几张床，床是木板单人的，床上铺的柴席，一个枕头，一条被子，用当时眼光看，也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以当年的生活条件，尤其刚出校门的穷学生，没有嫌条件不好，况且，不管住多少天，住宿费都由人事处结算。自己用不着交钱。多少钱一天，当然也就不问不知了。

天意，偏在这时候患上严重感冒，自己却无钱看病，唯有早点到一个具体单位才是办法。于是又到人事处说明情况，要求提前分到单位去。处长倒也简单干脆。说简单，他倒问我，说你从学校来时，学校告诉你是分配在哪的？本人平时做事倒是有一说一，不会随机应变的，不知此时也有点聪明起来了。便随口应答到，说是分到专区医院，要先从这里转张介绍信。说干脆，他听了我的回答后，一声没吭，摸起笔就填一张介绍信给我——到专区医院报到！

就这样，我的悬念终于尘埃落定了，便近水楼台，捷足先登成为专区医院一名职工了。感谢感冒！否则，我绝对会老老实实待在那等着，直到人事处通知我。况且，假如外地人都到齐了，说不定人事处长来个“高凤亮节”，让外来客到医院，让我这土生土长的人到防疫站去呢！也未可知。感谢上天。

来到专区医院，政治处一位中年干事接待了我，带我去安排临时住地，替我拿行李。我的最主要“行李”就是一纸箱读过的教科书，几乎别无衣物。又替我弄来面盆，打来第一瓶开水，向我介绍医院一些基本情况，特别是有关吃喝拉撒方面的，说得够多够详。她很热情，我很感动，好像生平第一次受宠，所以记忆尤深。一切都安排好之后，把我送到保健科看病，她就走了。

为我看病的是位年轻的女医生，看上去年龄与本人相仿，相貌颇为“顺眼”，“耐看”。在询问病史之后，并没做什么检查，便按感冒开些药。那时候挂水大约不如现在这样盛行，否则，她应该开水给我挂，可她并没有。在看病程序完成后，她主动向我介绍，她也是南医毕业的，早我二年。然后她就问了我很多“个人资料性”问题。当她问我有没有对象，有没有结婚时（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有点锁喉），一时不知该怎么回答，想说实情又怕说谎的心态。沉默了几秒钟，不知怎么会言不由衷地反问她：你有没有结婚？大概她万万没有想到我会这么反问她，事实上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会如此问她。于是她突然显得有些窘迫状，甚至看得出两颊泛起了红晕。然而，也是沉默不久，她也没有正面回答，转了个弯子说道，我家住在南京。既然如此，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好再问下去了，她便叫我回去吃药休息。

现在想想如今社会，青年男女到一起，无论是熟悉的还是偶遇的，是群体的还是单独的，谈婚论嫁，甚至还带些举手投足，实在是太平常了，司空见惯。时间跨度才几何，怎么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就那么传统，那么封闭，男女之间就那么拘谨，那么敏感，是现在开放太多了，还是那时封闭太死了，有点弄不明白。而且，既然封闭拘谨，却又为什么会初次见面就作为第一话题呢？大概这也是人的自然，中国人的自然。记不得从那本书上看到过，说中国封建农业社会经历了几千年，人们长期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因而有人据此就提出，人生只有两件事：“白天生活，夜晚生殖”。这话虽显得几分滑稽，细想也不乏切合人生本色，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生活和生殖作为两件大事留在了人们意识和潜意识里，所以孔老夫子也承认“食色，性也”。食色既是人的本性，到了谈婚论嫁的男女一有机会便成话题，就像肚饥饮食一样自然了。只是古今表达方式截然不同罢了。古代，隐蔽，掩人耳目到只要有个秋波暗送就能视为情侣的程度，而今，是旁观者都能看得清清楚的张扬。回头看一下那位保健医生与本人初次见面的那几句问答，那隐约反应，轻描淡写，一丝春意流露的最自然不过现象。符合于中国社会变革前末期那时候的时代背景。重视它是情，能发展；忽视它就如春凤过堂。

我临时住地是一间草屋，大约有点像成都武候祠内的杜甫草堂，它也是医院的招待所。公共厕所也是草盖顶，食堂一排还是草房宿舍大部分是草房。医院从老淮安（楚州）迁此新址才七八年，草房是这个医院的大背景，是医院的底色。这背景、底色又与医院周围灰色调保持了一致性。在宿舍区那边，那几幢标志着发展象征的门诊病房楼，方突显着文明的年轻长势，勃发内蕴。那也是我未来的练功舞台-索取和贡献的舞台。

报到的第二天，医院按常规发给半个月工资。报销了从南京到淮阴的路费，抵冲离校时预支的路费，还剩 20多块钱。虽然如此，但对我来说仍算是个大数，回忆自小至今，身上还没有过一次性装上属于自己的 20 几块钱。当时医院食堂的菜价是，荤菜 5 分钱一份，蔬菜 3 分钱一份，不收钱的菜汤随便喝。据此，我仔细计算一下，留下到下月发工资时的伙食费，将剩下的钱化个大数买了一双胶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在校期间，“赤脚故事”给我留很大感慨：那时，学校的食堂距教室有一华里路，全程是石子垫底的砂石路面，正是“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而自己常只有一双布做的鞋，每逢雨天，为了不让鞋子因进食堂路上浸湿，便常有赤脚而行之举。每逢此时，脚上冷也好，疼也好，都能承受得了，只是许多人的目光，用时下流行的话说，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甚至还有回头率，同学的老师的都有。这种心理压力很难克服，因而常会出现“交感性脸红”。为了避免这样的境遇在异地复出，便下决心在第一次拿工资时完成一项大举，也是多年来的打算！其实后来发现，由于地域的差别，习惯的使然，即使在淮阴这个地方重演故技倒也不会有人大惊小怪的了。

在休息治疗感冒的几天里，无论白天还是晚上，每当一个人在那草房里待着，就感到从集体宿舍乍搬到了这“单人房间”，还怪寂寞的。任何打发时间的办法都没有。彼时非此时，那时的世道，以及那时世道教育出来的人，尤其像我这样人。办任何事情都是非常“毛泽东思想”的，即使有再大的问题悬着，这只能等着按规矩办事。虽然曾在专区人事处拿介绍信时我也“灵活”过，但那不是原则问题，只是对提者问题的提示而已。从南京到淮阴几天过去，虽说一路环环扣扣都已没有什么障碍地通过，其实仍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到底能到哪科上班还没有最后落实。要是放在现时，也许正好利用几天休息的好机会，去拜访拜访那位热情的干事，通过她再向能决策人表示表示，沟通沟通，以求得自己想去的科室。然而彼时，社会还不大兴这些，至少本人在这方面还是一张白纸，连想都不敢想到这些，更不要说有什么行动了。

老老实实地在那待着，等着，蛮有坐看云卷云舒的境界！

感冒完全好了，9月1日我开始正式上班。先到政治处，一位副主任领着我到党委书记办公室门口，二人都没有进屋。只见书记端坐在办公桌前，上身微向前弓俯首在看什么文件之类。引路人发话问，XX书记呀，分来一个南京医学院毕业生，熊医生，你看到哪科上班？书记闻声抬起头来，用左手将眼镜框向下拉拉，目光从其上射向了我。我的心跳有点增快了。大约是看上了我这个 1 米 80 的块头，因为别的他都还不知道，约莫 1 分钟，这一分钟时间在我的感觉里是无限长，只听到：到外科去！那声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紧不慢，音节不短不长地发出这四个字，金口玉言。窥一斑可见全豹。从对我工作岗位安排的简简单单情节上看，可推测这个医院的大小事，可能都是一个人说了就算。不过这也并不见怪，中国的政治体制，曾经就是“一级一皇帝，一伙听一人”。而我仍然很坦然，不在乎一个活的人就像一个算盘珠子被权者拨到哪就在哪，从学校直到这“到外科去”一声定乾坤，就是一路拨来的。当然，也将我的工资从零位数拨到 42 元 5 角位数上去。这一点很关键，所有人都是为着这点生存基本条件才被拨弄的，不管你能耐有多大，能创造多大实际价值，都不能自由选择发挥，只能遵照安排。

当外科医生，还是我初衷选择之一，没有什么遗憾！虽然曾也想过干内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