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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治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本研究采用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地区宗族文化，考察传统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以及对数字化成果转化所起的作用，研究发现：①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数字化转型规模和强度，基于转型内容的考察发现，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缩小投资范围和投资于风险可控的领域；②在影响机制方面，所在地区宗族文化越浓厚的企业表现出更高的姓氏趋同程度、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保守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差序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③在情境影响方面，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从股东治理层面了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④基于数字化成果转化的考察发现，宗族文化也减弱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敏感性。本章丰富了文化治理对企业转型和变革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实现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
Wu et al.，2020；埃森哲，2020；陈剑 et al.，2020
）。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9.2万亿元，占GDP的比重达38.6%，保持9.7%的高位增长速度，成为稳定宏观经济增长的关键动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放眼全球，随着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数字化转型正在成为全球企业转型的重要方向，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进入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例如，美国发布“未来工业发展规划”，利用大数据、区块链技术推动制造业融入工业互联网，打造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德国实施“国家工业计划2030”，依托工业互联网平台大力打造“制造4.0能力中心”；英国发布“英国数字化战略”，利用云计算发展数字业务实施“制造企业数字化攻势”。
与蓬勃发展的整体态势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企业微观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不是一帆风顺的。数字化转型在给企业带来巨大发展机遇的同时（ 李海舰等，2014；施炳展和李建桐，2020 ），也存在诸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和挑战（ 郭家堂和骆品亮，2016 ）。《2020中国制造业企业数字转型指数》显示，中国制造业企业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成效显著的比例仅为11%，平均成绩只有50分。究其原因，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众多挑战和风险，在数字化技术引进方面，数字技术的数字孪生、无限收敛和自我迭代等特性（ 陈冬梅等，2020 ），导致企业更容易掉入包括组织陷阱、工具陷阱、治理陷阱、业绩陷阱等困境（ 李东红，2019 ），在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人工智能挑战人力资本、线上新创企业冲击线下传统企业，企业组织内部人机冲突、传统竞争优势贬值等问题凸显（ 陈冬梅等，2020 ）。由此可以看出，在这个背景下，如何营造一个制度环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为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命题。
现有研究表明，正式制度（法律条文、政策法规和规章契约等）构成了经济社会运行和市场交易的基础，例如，正式制度提供了一个国家必需的政府治理体系（Easterly，2002；La Porta et al.，1999），建立产权保护环境（Porta et al.，1998），影响公共品、劳动力、能源等关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过程（Fan et al.，2011）等。新制度经济学（Williamson，1981、2000）则认为，一系列的契约构成了市场经济环境下制度体系的微观基础。契约本身的不完备特性（Hart and Moore，1999）和经济活动的复杂性导致正式制度在调节经济社会各个主体关系的时候更容易出现制度空隙和无法覆盖的盲区。不仅如此，一项正式制度的建立和运行往往离不开其所处的具体时代背景和现实环境，包括法律条文在内的正式制度本身运行也需要通过依托政府部门、执法机构等相关机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制度效果。由此可以看出，正式制度在调节社会关系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其本身具有的不完备性、时空嵌入性和对正式组织的依托性，使得正式制度在解释很多经济社会问题时具有很大的局限，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法律制度的制定和执行并不完善的转型和新兴市场国家，这一问题表现得更加突出（Allen et al.，2005）。在这个背景下，非正式制度（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可能占据着更为重要的地位（Stiglitz，2000；Williamson，2000），其所具有的自发性、非强制性、广泛性和持续性特征能够对正式制度和经济社会活动产生深远影响。长期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积累下来的文化、习俗和惯例等非正式制度，平行推动着社会演进（ 陈冬华等，2013 ）。在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研究中，非正式制度对社会运行和经济活动的作用在现有研究被广泛涉及（ 陈冬华等，2013；戴亦一等，2016；陆铭和李爽，2008；潘越等，2019a ）。
在非正式制度的类型中，历史中缓慢形成且影响深远的文化塑造了人们的认知结构、身份认同和交流互动在调节社会关系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DiMaggio，1997）。文化通过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意识形态，进一步改变和塑造了国家或民族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行为规范等具体方面（Stiglitz，2000）。例如，Li等（2011）认为在中国经营的不同外资企业来源国民族文化（个人掌控型和关系嵌入性型）特征对外资企业的资本决策产生了显著影响。文化不仅构建了人们的认知结构，还通过建构所在群体的身份认同、整合社会各集团起着重要的作用。现有研究发现，人们通过文化在认同意识方面的生产机制，塑造了特定版本的集体记忆（DiMaggio，1997），进而塑造了特定的群体认同观。另外，依托特定范围的特定身份（同乡关系、宗族关系等）构建起特定的关系纽带和信任结构，形成有别于外部市场环境的非正式契约机制。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和提炼形成的身份认同意识，通过文字形式记载于族谱等字里行间，同宗族人之间传承延续。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宗族关系在建立人际关系、组织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影响，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认同、思维模式、内部信任等规范，构成了宗族文化影响人们经济社会生活的主要途径（Greif and Tabellini，2010；Peng，2004；Zhang，2020）。现有研究表明，宗族网络为内部成员提供了包括信息共享、融资安排、外出就业等便利（ Guisoetal.，2006；Peng，2004；林建浩等，2016；潘越等，2019a ），这种基于“圈内人”的互利互惠模式在获得成员之间的认同关系和情感依附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微观个体同外界的交流与联系，人为导致信息和机会在市场上流动的不均等。
与传统宗族文化强调的圈层关系不同，数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文明时代新兴科技的代表，强调开放、融合和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万物互联模式更快更好地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也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众多因素中，既有资金、人才和组织等有形因素，也包括根植于人们行为习惯、传统观念等的无形因素。相较于可见的有形因素，无形障碍往往表现更为隐蔽，从而容易被忽视，而从文化视角解读中国企业的发展问题已经成为一大新的研究热点（Zingales，2011）。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试图回答三个问题：①现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网络提供了缓解融资约束和方便外出就业等现实便利。来到数字经济时代，宗族文化是否还能够持续发挥类似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作用？具体而言，地区宗族文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②地区宗族文化如何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活动？在这个过程中，相关公司治理机制发挥了什么样的影响？本研究试图厘清宗族文化作用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后机制，从而为政府推进文化治理和制定企业数字化转型产业政策提供经验依据。③如果地区宗族文化促进（或者阻碍）了数字化转型活动，那么宗族文化是否也会提升（或者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化为生产率的过程？
本研究发现：①地区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表现出了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多体现在促使企业缩小投资范围和投资于风险可控的领域（选择技术应用类模式而非开发类模式）；②在影响机制方面，受宗族文化影响更大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人才结构、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较低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以宗族为纽带的圈层关系、保留本土意识、影响风险偏好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③从国家治理和开放视角下的研究情境发现，公司治理体系的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因素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④从数字经济成果转化的角度出发，我们考察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以及宗族文化在这一关系中的作用，发现宗族文化也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敏感性，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活动的抑制效应。本章揭示出在地区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响应模式，从而丰富了文化与企业转型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内容。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丰富了文化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研究内容，实现了从文化领域向企业数字化领域交叉研究的拓展。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文化治理与创新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经济正处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化治理”更好地服务于企业现代转型进程？现有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体现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促进银行发展、强化家族化治理模式和促进移民就业等正面影响方面，而对宗族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和治理问题则较少涉及。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浓厚宗族文化的国家，数字经济本身的高速性和高渗透性使得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科技文明之间的碰撞与摩擦在所难免，这也为本章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研究情境。本研究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放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技术之间的比较框架下，这是在之前研究中所没有出现的思路，本研究揭示文化因素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环境因素，公司治理框架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交叉影响，从而拓展了文化治理的研究内容。
第二，深化了对企业数字化过程决定因素和依托情境的理解。当前，企业面临着比以往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迫切需要通过数字化转型探寻新的增长机会和发展模式。全球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实践都亟须获得具备现实洞察力和战略导向的系统性理论框架来指导（Agrawal et al.，2018）。现有关于企业数字化的研究更多从企业数字化活动的“经济属性”视角出发，考察企业数字化对包括改进生产率、提升企业价值等方面所产生的经济绩效，而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尤其是缺乏针对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密切联系的文化条件和观念意识的研究。本研究从非正式制度角度揭示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从而揭示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文化属性”，并且这种影响会随公司的用人结构、本土意识、风险偏好，以及企业的股东构成背景的不同而不同，从而进一步拓展了经济转型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框架。
第三，拓展了文化与企业转型领域的交叉研究。转型困难、升级缓慢一直是中国企业转型过程中的突出问题。现有研究更多从政府补贴、税收政策等正式制度角度考察其对企业转型的影响。中国企业希望借助新技术来实现跨越式发展，拥抱和借力数字化的意愿强烈，企业面临的转型升级压力明显增大。当前学术界和企业界对于数字化转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方向，各方评价不一，针对非正式制度的研究不但可以为从现有制度框架下评估影响企业转型的差异提供一个独特的视角，而且可以为推动完善中国企业转型变革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宗族是由拥有共同祖先的个体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在宗法观念的规范影响下，以宗祠、族谱、族规等为文化载体组成的社会群体。宗族是一个延续数千年，在世界范围内几乎所有民族中都普遍存在的现象，包括盎格鲁-撒克逊、古希伯来、德意志等民族（
恩格斯，1884
）。列宁（1918）在其《国家与革命》中直接将“宗族社会”当作人类社会的一个阶段。中国的宗族文化作为农耕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氏族社会末期，当时形成了以家族公社作为基本经济单位的社会体系结构，氏族社会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各民族历史上都曾经普遍存在历史阶段。而到了公元前11世纪的西周时期，在分封制的作用下宗族体系日渐成型（Peng，2010），逐渐延续到秦汉、隋唐和宋元时期，
至明末清初时期，宗族活动开始市民化，普通老百姓都可以自己修祠堂、修族谱，宗族现象变得更加繁盛普遍。纵观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宗族制度绵延传承，宗族秩序占居了社会规范的主导地位，宗族制度及其变种长期渗透到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传统“族权”与封建“政权”结合在一起，曾经被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作为乡村地区的治理工具（Peng，2010；Su et al.，2011），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和历史格局的演进（
梁启超，1986
）。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宗族文化以族员关系、共同姓氏等宗族特征为纽带，通过宗族内部的互帮互助、协助生产、共御外敌的社会功能，衍生出共同遵守的行为规范、价值观念等社会体系（Peng，2004），促进了宗族成员的内部合作（ 潘越等，2019a ），在促进市场合作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社会学家费孝通（2019）曾说：“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经营各种事业。”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宗族网络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多个方面产生了显著影响，例如在个体层面，为弱势群体提供救济、医疗、教育等公共产品（Greif and Tabellini，2017），促进农村劳动力流动和缓解收入差距（ 郭云南和姚洋，2014 ）；在企业层面，现有研究发现宗族文化缓解了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 潘越等，2019a ）、促进了创业（ 张川川和李涛，2015 ）、促进了乡镇企业和民营企业发展（Peng，2004；Zhang，2017），激励了银行业发展（ 刘冲等，2021 ）。
宗族体系在发挥经济效应的同时，也受到自身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约，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征，表现出以宗族关系为辐射范围的作用体系。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发现宗族网络的短半径信任效应和短半径交易效应的作用更为突出。刘冲等（2021）也认为宗族内部交流频繁可能会导致通行有限信任，信任半径较短。Greif和Tabellini（2010）对宗族成员赋予更多信任，对宗族外部的信任则较低。宗族文化的特点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渊源。首先，宗族的形成受到其血缘关系的历史渊源和基于血脉亲情的传承繁衍的影响（ 莫富，1989 ），强调宗族成员“血浓于水”的心理认同。其次，受特定历史、社会和文化条件的制约，宗族的发展伴随着包括农耕文明在内的特定历史时期生产方式的影响，依附于村庄等与地理紧密联系的外部因素，逐步衍生出对同乡同宗的地理认同，而修订族谱、组织祭祀等聚宗合族活动，强化了宗族内部认同心理，构建起具有强大凝聚力的宗族组织（ 潘越等，2019b ）的同时，也使得宗族内部呈现出等级性、依附性和封闭性等宗法家长遗风。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宗族可以借助宗族网络对宗族内部发挥信息传递、稀缺公共品供给的作用，产生了对现代市场制度的不足或者缺陷的补充效应，另外，宗族网络也受到价值观念和传统意识的桎梏，表现为宗族内部辐射范围的有限性和对宗族外部联系沟通的界限区别。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以宗族为代表的传统文化能否适应快速变革和万物互联的时代需求，持续发挥促进企业转型的独特功能？作用机制和影响效果如何？对这一问题的考察能够进一步深化我们对数字经济时代下文化治理和企业转型问题的理解。
企业从传统的大工业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而来的是包括信息、资金、人才等在内的资源匹配和约束挑战问题。在信息获取层面，数字化转型演进路径的多样性决定了投资类型的覆盖面宽，涉及范围广，既包括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生物识别为代表的跨领域技术开发，也包括移动支付、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为代表的众多跨领域技术应用（ 吴非等，2021 ）。技术开发的不确定性和技术资产的专用性加大了信息获取难度和投资的风险程度。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宗族网络是横跨了技术、信息、资金等资源的重要平台，在技术部门、投资机构等任职的个体，可以通过日常沟通、朋友交流等多渠道与市场中的宗族网络个体建立联系，有助于减少信息摩擦并促进信息交换（ 潘越等，2019a ），帮助企业拓宽信息获取渠道和提高信息搜集效率。
另外，企业数字化转型也面临巨大的资金需求，在这个背景下，宗族文化通过其影响下的社会纽带增强与金融机构之间的信任水平，有助于缓解企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融资约束水平。在人才层面，数字化转型离不开高技能员工的参与，人力资本的投入也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原因（ 何小钢等，2019 ），人力管理实践和高技能劳动力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着重要影响（Black and Lynch，2001）。如何将人力资本有效地服务于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企业面临的重要课题。宗族文化建立的熟人网络能够帮助企业更加高效地发现所需人才，传统的“举贤不避亲”的内部人举荐模式为促进企业与人才间的相互了解、互动和双向选择提供了更多的渠道，促使宗族网络内部开展更多经济合作与互惠活动（Peng，2004）。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高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数字经济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基础，高度互联的特征突破了传统的国家、地区的地理界限和产业边界（ 陈冬梅等，2020 ），使整个世界的各个微观实体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另外，也突破了组织边界的约束，使微观组织之间的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进行，加速了全社会各个组织之间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看，数字经济背景下，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代表的数字理念的传播与普及使得传统企业经营下的时空间观念和价值理念受到了真正的挑战，也改变了商业竞争的底层逻辑（Cennamo，2021）。由此看出，企业转型过程不仅包括资金、人才等要素投入下的流程再造和组织变革等有形体系的制约，也受到价值文化、思想理念等无形因素的影响。血缘纽带、地缘关系、农耕活动、聚居特征一起构成了宗族文化发展延续的主要基础。宗族文化强调以宗族内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姓氏关系为纽带，在强调本宗族内部认知与信任半径的同时（ 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 ），也放大了与宗族外部主体的差异，形成了区别于市场规则，以宗族影响范围为边界的体系和相对封闭性的圈层结构，从而限制了企业与外界市场主体进行更加广泛的信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的交换与交流。
数字经济时代，新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和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折射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所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发展特征，需要企业快速地洞悉当下的形势、挖掘前所未知的机遇。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现了对未来技术路径的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大量新技术的开发和采用，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勇担风险、快速学习、积极创新，不断适应快速变革的数字经济时代。随着以“社交电商”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服务形态多元化的兴起，“去中心化”越来越成为显著趋势。而宗族内的宗法家长遗风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文化特征，在统一宗族内部思想认识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宗族网络影响下的成员变得相对保守和封闭，由此衍生出的任人唯亲和保守排外等特征，则更有可能降低了以人才多样性为特征的外部新鲜“血液”的注入，从人才供给层面抑制了企业的转型变革。宗族文化固有的保守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提倡的“平等、开放、互利原则”的多元治理结构形成了鲜明对照。另外，小农经济在中国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宗族文化存在繁衍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影响下的自给自足和故步自封使得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也改变了宗族内部的风险偏好，变得更加传统和守旧，也降低了宗族内成员的风险承担水平，从而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意愿。综合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设2。
假设2：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参考现有研究（
吴非等，2021
），本研究选取企业数字化转型作为被解释变量，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关于数字化的描述，并汇总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出现的次数。
本研究使用转型规模和转型强度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指标。在解释变量方面，参考现有研究（潘越等，2019b），本研究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整理并获取了清朝至1990年各地区的族谱数据，在此基础上整理各个地区的族谱卷数，并结合各省的人口数量构建地区层面宗族文化指标。本研究进一步控制了公司规模、公司年龄、盈利能力、负债水平、两职合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市场化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外资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本研究选取A股上市企业2004—2018年数据，进一步剔除了金融业，以及由于财务状况或其他经营状况出现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企业，最终得到2907家企业，23450个观测样本。
参考现有的研究的做法，本研究构造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模型（2-1）和模型（2-2）所示。模型（2-1）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直接影响，模型（2-2）从“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的研究情境出发，考察了利益相关者对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具体变量定义如表2-1所示，文中分别控制了年份和行业等相关因素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 ε 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按照1%与99%的水平对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来控制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
表2-1 变量定义
表2-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样本企业所在地区的宗族文化的均值（标准差）为0.659（0.895），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的宗族文化氛围显著不同，而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均值（标准差）为1.054（1.477），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均值（标准差）为1.139（3.086），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程度很大。宗族文化分别与企业数字化的转型规模、转型强度负相关，表明不同地区宗族文化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抑制因素，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研究将通过控制其他变量因素和相关统计方法，进一步排除其他可能的替代文化治理已经成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解释。
表2-2 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3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1）列和第（4）列在没有加入控制标量的情况下，第（1）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29，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58，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第（2）列和第（5）列中，在加入企业和地区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后，宗族文化对转型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保持稳定。第（3）列和第（6）列中，在加入企业、地区宏观层面以及行业、年份控制因素后，第（3）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6）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10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地区宏观因素影响后，在地区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2，这意味着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有形资源效应可能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思想意识和宗法观念产生了更显著的影响。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内涵和种类也在不断丰富，为了打开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本研究从转型类型、转型多样性等角度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内容为统计企业数字化的细分种类，例如当年公司的文本内容为“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云计算、大数据”5项，则转型类型标记为5。同时参考现有研究（Tan et al.，2021），企业转型多样性采用（1-赫芬达尔指数）获得。
表2-3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在保留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样本企业情况下，表2-4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第（1）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类型的影响系数为-0.091，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参与了更少的转型内容。第（2）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多样性的影响系数为-0.01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内容更为单一。参考现有研究（吴非等，2021），本研究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内容划分为技术开发
与技术应用
，一般认为技术开发周期长、风险高，而技术应用则风险相对可控。结果显示，在第（3）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8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83，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之对应的第（5）列和第（6）列，宗族文化对技术应用（规模）和技术应用（强度）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技术开发而非技术应用。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开发周期长、风险大，而宗族文化影响更大的地区企业更多选择风险小和见效快的技术应用类数字化过程。
表2-4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数字化转型的结构特征解析
续表
宗族文化强调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认同结构，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从强化用人的差序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参考现有研究（Tan et al.，2021），本研究选取董事会成员的姓氏的集中程度作为宗族文化影响下的姓氏纽带度量指标，表2-5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高的姓氏集中程度。第（2）列和第（3）列显示董事会治理结构的姓氏集中度特征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2.27和-2.37），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强化了当地企业在用人方面以姓氏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差序格局特征。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往往需要多样性的人力资本投入，以姓氏为特征的选人用人模式无法满足数字化过程对人力资本的需求，表现出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2-6从地理范围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的董事数量作为企业人才国际化的度量指标，表2-6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用人国际化意愿。第（2）列和第（3）列显示人才国际化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4.66和-3.67）。一方面，引进有海外工作经历的人才在给企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新鲜资讯、专业知识和技术引进的同时，也从文化层面为企业带来开放包容的文化重塑效应，从而显著不同于宗族文化所强调的乡土意识。这意味着宗族文化强化了当地企业在用人方面以本土人才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特征。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往往需要企业建立更多的社会联系，而强调地理特征的治理模式无法满足数字化的要求，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表2-7从风险规避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选取创新投入作为企业风险偏好的度量指标，表2-7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第（2）列和第（3）列显示创新投入对企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正面影响，结合中介效应Sobel检验，发现中介效应通过了显著性检验（Z值分别为-12.71和-11.95），表明宗族文化强化了企业风险规避选择，进而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是包括企业数字化投资在内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保障，另外，创新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创新投入的减少进一步影响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表2-5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差序格局
表2-6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人才国际化程度
表2-7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传导路径：风险规避
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得以全面渗透，并对传统的宗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现代化的组织概念和组织方式不断下沉（ 王铭铭，1996 ），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着传统宗族的治理结构，国家制度引入的行政权威、法制权威和市场权威构成了对传统宗族家长制权威的多元制衡（ 王阳和刘炳辉，2017 ）。在国家权力向社会行使经济管理过程中，国有资本承担了重要角色（Bai et al.，2006），国家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对其资本拥有所有权或者控制权的国有企业的行为。另外，国家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跨国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技术、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西方文明在哲学理念、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改造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跨国资本不但给东道国带来了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也带来了基于不同价值观念体系的管理模式。
综上所述，近现代以来，现代国家体系和外国资本的引入构成了中国宗族文化发展演进的两个重要的情境因素。本研究进一步选取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下国家观念和域外是否缓解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研究从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两个角度考察不同股东治理结构作为情境因素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差异。
表2-8第（1）列中，“宗族文化×国有股东”的系数为0.06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发挥了缓冲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作用。第（4）列结果显示，“宗族文化×国有股东”的系数为0.104，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的存在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2得到支持。
表2-8第（2）列中，“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为0.022，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境外投资者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抑制作用。第（5）列显示，“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为0.033，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境外投资者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
第（3）列和第（6）列的全模型中交互项“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和“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结果保持稳定，结合系数差异的检验表明，第（3）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6.16），第（6）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4.03），表明在缓解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国有股东的作用显著高于境外投资者。
表2-8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情境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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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孕育兴起，数字化正发挥着巨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 蔡莉等，2019 ）。自索洛1987年提出著名的“生产率悖论”（IT投资和生产率提高或公司绩效改善之间缺乏显著联系的现象）以来，有关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的研究与争论持续不断，阻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包括资金投入不足、运营模式单一、人力资本短缺等被认为是变革背景下制约数字化效应发挥的重要原因（ 何小钢等，2019；毛基业和王伟，2012 ）。本章进一步研究在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参考之前的研究，本章分别计算了基于LP和OP方法的下一期生产率指标，表2-9第（1）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1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2）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强度”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05，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于OP方法生产率的分析显示[见表2-9第（3）列]，“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7，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第（4）列中显示，“宗族文化×转型强度”对企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4，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由此看出，宗族文化降低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表2-9 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宗族文化的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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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可能源自未观测到遗漏变量的作用。本研究采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的冲击事件，获取发生迁址事件的企业样本374个，其中迁址前的163个样本做控制组，迁址后的211个样本做处理组（见表2-10），回归显示本研究的主要结论保持稳定。
表2-10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冲击事件
考虑到省份层面对地区宗族文化的度量可能存在的衡量偏误问题，本研究进一步通过整理获取各个城市的族谱数据，并通过各个城市人口数量获得每百万人口对应的族谱数据。回归结果如表2-11所示，宗族文化（城市层面）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显著为负，本研究结论保持不变。在被解释变量方面，以第一代iPhone苹果手机于2007年上市为标志事件，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新纪元，为了更好地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本研究进一步基于2008—2018年的数据重新估计了回归结果，如表2-11的第（3）列和第（4）列所示，本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表2-11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衡量指标的影响
除了影响深远的宗族文化外，还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本研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孔庙数量度量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寺庙数量测量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控制了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如表2-12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地区宏观文化变量因素的情况下，本文结论保持不变。考虑到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当地民族文化有可能对本研究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第（3）列和第（4）列本研究进一步排除了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和内蒙古等省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企业样本后，发现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表2-12 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控制其他文化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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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兼容和共享是数字化的核心精髓，数字经济时代提倡的万物互联、突破原有边界、“去中心化”理念与传统宗族文化固守的差序格局和圈层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本研究运用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地区宗族文化特征，考察了传统宗族文化对中国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的多维度影响及其现在公司治理结构影响的演绎过程，结果发现：①地区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和强度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抑制效应，基于转型内容的考察发现，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更多体现在缩小投资范围和选择技术应用的低风险领域；②在影响机制方面，位于宗族文化越浓厚地区的企业越表现出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用人风格、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保守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差序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③现代公司治理背景下的利益相关者（包括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④在数字化转型经济后果方面，研究发现宗族文化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敏感性。本研究构造了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和经济绩效的分析框架，不但为研究企业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制度视角，也为完善现有数字经济治理下的政策体系提供了有益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现有针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政策支持更多集中于本研究揭示的以宗族文化为代表的非正式制度因素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意味着在全国各地政府都在出台各种激励措施和扶持政策大力推动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背景下，相关部门不但需要解除制约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来自资金、设备等方面的有形障碍，也需要重视根植于传统文化影响下的价值观和行为习惯对企业转型变革的影响和无形束缚，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倡导破除根植于人们传统观念意识的“隐形”藩篱，努力摆脱思想封闭和圈层关系的束缚，推动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核心的发展理念成为文化创新建设的重点，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氛围，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
本研究发现政府持股、境外投资有助于缓解传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具体方面，通过多元化姓氏构成、人才国际化、加大创新投入可以有效促进公司数字化转型水平。这意味着在当前中国面临复杂国际环境和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企业数字化转型需要以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重要保障，具体而言，通过推动企业引入多元化的股权结构，优化高管治理团队来源构成，加大海外引智工作，推进人才国际化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在此基础上通过提升研发创新投入为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足够的资源保障。
本研究对于传统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研究尚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①文化与金融的交叉融合是当前学术研究的前沿话题，研究包括儒家文化、民族文化等其他形式的文化类型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影响效果可以进一步深化对非正式制度因素与企业转型行为的理解；②宗族文化概念本身内涵丰富，理论界对其的讨论也在不断进行当中，本章中宗族文化的指标体系主要依据现有文献关于宗族文化的论述，对这一指标的研究还有继续完善和深化的空间，进一步构建宗族文化细分的多维度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解读宗族文化的影响效果；③本章研究了传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而席卷全社会的数字化浪潮本身也会反过来作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社交网络，例如这些年兴起的网上祠堂、网上拜年、微信红包等现象，这显然给传统“登门拜访”模式下的宗族社交带来一定冲击。如何考察评估数字经济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影响可以成为未来研究工作的新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