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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江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就业形势长期严峻，特别是在当前复杂的时代背景下面临着相当大的就业压力。因此，分析江西目前的就业形势，深入研判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所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以及科学探讨江西促进就业发展的相关政策工具及应用，对“十四五”时期江西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目前，国内外关于就业问题的研究文献浩瀚如海，通过总结分析发现，关于江西就业问题的相关研究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对就业问题的研究是经济学界长期以来关注的一个焦点，西方经济学各流派对就业问题及政府对促进就业所起的作用，有不同的研究视角和研究结论，也就出现了各种不同的就业理论。20世纪70年代以前，失业问题的争论，主要在古典经济学及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之间展开，其差异主要是市场能否自动调节以达到充分就业及政府干预的必要性。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出现失业与通货膨胀并存的“滞胀”问题，凯恩斯主义受到质疑，出现了很多反对凯恩斯主义的学派。针对滞胀问题，新凯恩斯主义认为，财政支出应该向政府投资倾斜，政府投资具有乘数效应，有利于解决就业问题；以拉弗为代表的供给学派认为，供给不足是造成失业的主要原因；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则提出自愿失业率的概念；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认为，就业变动由预期决定，提出政府不干预的就业政策（斯坦利·L.布鲁等，2014；莫荣，2015）。
就业决定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一国或某一地区均衡就业水平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从理论上来说，基于劳动力需求和就业的基本方程的推导，经济发展水平、劳动力价格、投资和技术进步是决定一国或某一地区均衡就业数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进一步地，影响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诸多因素也必然会对就业规模产生影响，这些因素包括人力资本投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FDI）、国际贸易、城镇化及制度和政策因素等。对上述因素与就业的关系问题研究，国内外研究硕果累累，取得了大量理论研究成果。
以蔡昉、杨宜勇、莫荣、张车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就业问题专家始终关注和跟踪研究不同阶段中国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对当前阶段中国的就业状况，蔡昉（2015，2019，2020）认为，我国目前的就业问题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就业问题不再以就业不足为主要表现形式，而越来越表现在劳动力市场匹配因素造成的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以及宏观经济景气波动造成的周期性失业现象。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过去比较善于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但今后的挑战更多会来自创造更好的就业岗位。莫荣（2019）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就业总体实现稳定增长，调查失业率维持较低水平，重点群体就业保持稳定，市场供求维持动态平衡，但新阶段就业也面临现实挑战：总量压力持续与结构矛盾突出并存，外部经济环境抬升就业不确定性，科技革命带来技术性失业，新经济形态使得结构矛盾更为突出。张车伟（2019）认为，我国就业的主要矛盾逐步从以就业岗位不足为特征的总量矛盾转变为以就业质量不高为特征的结构性矛盾，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和就业质量提高已成为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学术界一个共同的看法是，在一定时期内，我国就业压力依然很大，结构性矛盾突出，问题很多，尤其是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应该作为今后就业问题研究的重中之重。蔡昉和张车伟主编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系列是这一领域的代表性成果。
江西的就业问题有与全国相同的情况，也有与全国的不同之处。尽管众多知名专家学者十分重视对全国的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的研究，但近年来除了黄小勇（2015）出版的论著，专门针对江西就业问题的其他研究寥寥无几。不过，10多年前对江西就业问题的研究十分活跃，比如尹继东和熊冬根（2002）、何筠（2002）、叶仁荪（2003）、郑享清（2003）、刘晓青和李吉雄（2005）、查慧园和饶永辉（2005）等，这些研究在当时无论是对江西省就业规划的制定，还是对相关部门开展就业工作的实践，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实现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和各地区就业发展的目标。目前，国内对就业质量的相关研究主要是围绕高质量就业的概念、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高质量就业的评价方法、就业质量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就业质量面临的问题，以及对就业质量的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对不同就业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总的来说，基于宏观视角的研究，主要是利用宏观统计数据对全国或某一地区的就业质量进行测量和评价，比如赖德胜等（2011）、苏丽锋（2013）、张抗私等（2015）、王阳（2018）、朱金鹤等人（2018）、孔微巍（2017，2019）及人口和就业统计司课题组（2020）等。基于微观视角的研究，主要是利用调查问卷数据对某些群体的就业质量进行评价，比如，对高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对农民工就业质量及其影响因素的评价研究，等等。这方面的研究成为大多数，也涌现了非常多的研究成果。不管是哪个视角的研究，都涉及就业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和就业质量指数的计算，在就业质量水平指数的计算中，关键的环节是对指标的赋权，赋权方法总的来说包括主观赋权法和客观赋权法，其中层次分析法、熵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等运用较多。
如何治理失业，扩大就业？不同流派的就业理论提出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如斯坦利·L.布鲁等，2014；莫荣，2015）。针对不同的失业成因，治理失业的公共政策包括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和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克里斯托弗·皮萨里德斯（2012）分析了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工具，以及不同政策参数对岗位创造和岗位破坏的影响。蔡昉、都阳和王美艳（2005），莫荣（2015），英明和魏淑艳（2016），都阳（2019）等学者系统地论述了中国积极就业政策形成、发展过程，并对中国不同阶段实施积极就业政策的效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朱侃和郭小聪（2019）还系统探究了我国公共就业政策范式变迁与变迁逻辑。当前，我国正在完善和实施就业优先政策，作为积极就业政策的升级版，就业优先政策已经上升为国家决策。
面对当前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的新变化，蔡昉（2019，2020）提出了稳就业的政策优先序和实施原则，把就业优先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层面，把就业状况作为确定宏观经济政策方向和力度的依据。诸多学者提出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思路，一是在劳动力供给端，通过职业教育和培训提高劳动者素质，同时着重解决大学生、农村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的就业问题。二是在需求端推动培育发展各类市场主体，他们是就业机会的提供者；通过发展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三是构建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这些观点对本课题研究江西就业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作用。
总的来说，在省级层面上研究某一地区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比较少见，尤其是这些年对江西就业问题的宏观研究更少。但这并不意味着当前江西的就业形势和就业问题与全国的情况一样，没有必要另辟蹊径。实际上，当前中国就业形势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主要表现为就业的结构性矛盾突出、就业质量不高及突发性事件冲击导致的稳就业任务十分艰巨。虽然这些问题同样困扰着江西，但江西还面临着更多的问题，比如，江西的就业总量压力依然不减，江西市场主体发展不够，市场主体不多、不大、不活、不强，就业的新增长点欠缺，基层公共就业服务供给和就业服务能力不足，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使江西在“十四五”时期稳定和扩大就业、推动实现高质量就业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这需要对江西就业问题进行更细致的科学研究，并根据具体问题有效施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