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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就业是最大的民生，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与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在当前社会大背景下，稳定和扩大就业，乃至于促进就业的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就业问题本质上是劳动力市场的问题，稳定和扩大就业，妥善解决好就业问题需要着眼于劳动力市场存在的主要矛盾和突出问题；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就业持续增长需要同时从劳动力需求、劳动力供给、劳动力供求匹配等多方面共同发力。
教育投资使劳动者的质量和数量改善，劳动者理论水平与实践能力提高，最终使劳动产出增加。教育投资和就业之间的基本关系表现为：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国民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其他生产要素的效益，同时引发教育消费，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还可以增加在学人口，延缓就业压力。此外，教育投资同时增加全社会的固定投资，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减少失业人口，减轻失业给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的阻力，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进一步增加对教育和全社会的固定投资，从而形成正向反馈。
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形成的基本途径。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力资源身上的以其数量和质量表示的非物质资本，它通过劳动者内在的智力、知识、技能和体能，实现劳动生产的转移和交换，并使价值得到增值。在人力资本理论中，人力资本对就业的促进，暗含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个人收入的促进中。因为就业增长依赖于经济增长，而个人收入的提高依赖于好的职业。人力资本通过促进经济增长，从而促进就业增长。从人力资本投资对劳动力就业的影响来看，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在人力资本形成过程中的直接带动作用，人力资本投资本身可以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扩大就业容量；二是间接影响，体现在人力资本的产出和收益过程中，人力资本投资的产出和收益将导致更大的就业需求，减缓就业压力。所以，较多的研究表明，人力资本与就业增长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在国外，Curtis J. Simon（1998）揭示了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城市经历着就业的快速增长，在人力资本和就业增长之间存在着恒久显著的正效应，而且人力资本水平上的差异还有助于解释不同城市之间就业增长的差别；但也有研究表明，在许多不发达国家，院校毕业生失业率居高不下，受教育劳动力就业不足的现象比较严重，并且教育需求或者说人力资本投资增长过快，从而又进一步加剧了失业问题。因此，政府教育支出的增长导致人力资本生产过剩，一定时期内对就业产生了不利影响。
职业培训是提高劳动者技能水平和就业创业能力的主要途径。大力加强职业培训工作，建立健全面向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是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解决就业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促进就业和稳定就业的根本措施。
职业培训要适应扩大就业规模、提高就业质量和增强企业竞争力的需要，大规模开展包括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和创业培训在内的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工作，力争使新进入人力资源市场的劳动者都有机会接受相应的职业培训，使企业技能岗位的职工都有机会得到技能提升培训，使每个有培训愿望的创业者都有机会参加创业培训。基于稳定和扩大就业的需要，职业培训推行就业导向的培训模式，努力提高职业培训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全面实行校企合作，改革培训课程，创新培训方法，引导职业院校、企业和职业培训机构大力开展订单式培训、定向培训、定岗培训，力争实现“培训一人，就业一人”，发挥职业培训稳定和扩大就业的积极作用。
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根本途径是要不断增加就业岗位，努力扩大经济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和就业规模。
发展经济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基础，没有经济基础，扩大就业就是无源之水，无米之炊。从世界主要国家解决就业问题的举措来看，无一不是将刺激经济增长，从而将增加就业岗位放在首位，从根本上解决劳动力供求矛盾。虽然经济学各流派就业理论的观点有所分歧，但对于经济增长与就业的关系，较为普遍的看法是两者变动趋势存在一致性，两者互为循环，经济增长促进就业的增加也有赖于就业的增加，经济增长率是实现充分就业的最重要的因素。奥肯论证了经济增长与就业的一致性，他通过美国的经济数据得出一个经验结论：国民生产总值缺口与失业率的比例为2.5∶1，即失业率每增加1%，实际国民生产总值会减少2.5%。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在解释各国或地区的经济增长问题的分析框架中也表明了增长与就业的这一关系。例如，富有代表性的新古典理论框架中的索洛增长模型，就向人们清楚地表述了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就业这种关系。基本的新古典增长方程为
其中，
，
，
，
，分别表示产出增长率、技术进步率、投入要素资本增长率与劳动增长率。
对上式进一步变形，得到就业增长率方程为
上式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就业增长率与经济增长率正相关，经济的较快增长会推动就业的相应增长。因此，从动态的角度讲，经济增长率的高低对就业起到决定性影响。各国经济发展的实践也表明，经济增长将会增加就业岗位和扩大就业机会，推动就业的增长，二者呈现一种正相关关系。
尽管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是就业增长的前提，经济增长对就业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是，是不是经济增长就必然或自动地会带来相应的就业增长呢？实际上，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着这种一致性的关系。在国外，帕达利诺和维瓦蕾利（1997）检验了西方七国集团成员国1960—1994年的就业增长弹性的变化，结果表明：只有加拿大和美国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增长是一致的，日本和欧洲的几个国家则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一致性。国内也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未必带来高就业率
。他们认为，经济增长无疑是就业增长的前提，但是，并非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就业增长速度也越快。高经济增长并不必然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因为经济增长能在多大程度上带来就业的扩大，还取决于就业增长弹性。当经济增长率一定时，提高就业增长弹性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关键，而就业增长弹性系数的大小与选择何种经济增长方式密切相关。甚至有学者认为，经济增长与就业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某些条件下，二者甚至还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原因关键是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决定因素——技术进步对就业有着复杂的双重作用。技术进步最终的就业效应将取决于它在破坏旧的工作岗位和创造新的就业岗位两种相反效应之间的相对强度。
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之间的这种不一致性，从理论上说是由于就业的决定并不是唯一地取决于经济增长。从上述公式也可以看出，就业增长率还与技术进步率、投入要素资本增长率及劳动增大率有关。特别是当经济增长的目标既定时，就业弹性水平直接决定了劳动力需求的数量，就业弹性水平越大，单位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水平就越高，依靠经济增长拉动就业的作用就越明显；当就业弹性水平较低时，单位经济增长带动就业增长的水平就低，即使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也不会对就业有较强的拉动，此时，依靠经济增长解决就业不会产生明显效果。决定就业弹性的因素相当复杂，除了受经济自身的发展规律制约以外，还与一国及各地区社会经济政策的取向及产业结构相关。例如，在工业化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就业体制与就业政策变化对就业弹性的影响、不同的产业结构对就业弹性的影响及经济发展中政府的调控目标取向对就业弹性的影响等。
劳动经济学认为，劳动力价格，即工资水平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分别为规模效应和替代效应。规模效应是指工资上升时意味着劳动力成本增加，从而导致较高的产品价格，由于产品价格上升，消费者会相应地减少购买量，因而雇主会降低产出水平，产出水平的降低会引起就业水平的降低。替代效应是指工资上升时（假设资本价格不变），雇主会倾向于采取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技术，以降低生产成本。因此，由于工资上升，生产模式更加“资本密集化”，从而引起劳动需求量下降。不管替代效应还是规模效应，工资上升的最终结果都会引起劳动需求量的下降。
当然，劳动力价格增加与就业量并不总是反向变动的。比如，效率工资理论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力工资越高，劳动力贡献就越大，产出就越多，单位劳动成果的劳动力成本就越少。这时尽管员工工资上升，厂商也愿意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此外，当劳动力成本与资本成本相比具有比较优势时，尽管员工工资上升，只要用工成本比资本成本具有优势，而且劳动力成本低于边际产出价值时，厂商还是倾向于雇用更多的劳动力。
资本存量的增加对劳动力需求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一方面，从正面影响角度来看，在资本有机构成不变的条件下，资本存量的增加，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意味着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不仅如此，资本存量的增加还能通过乘数作用，在长期中引起国民收入的增长，并进而通过加速作用进一步引起投资需求的增长，从而引起新一轮的就业需求增长。因此，资本存量的增加不仅会对就业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也会产生长期的间接影响。另一方面，从负面影响角度来看，在企业增加资本存量的同时，如果其选择了资本更加密集的生产技术时，资本的增长速度会快于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表现为资本对劳动力需求的相对减少；而当出现机器排挤工人时，则表现为对劳动力需求的绝对减少
。
此外，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个被广泛关注的话题，即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影响。所谓资本深化是指资本—劳动比不断增加的过程。从理论上讲，资本深化对就业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资本深化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意味着同样多的产出仅需要更少的劳动力投入，在产出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资本深化将导致就业增长的减缓；另一方面，资本深化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又会通过增加劳动者收入，提高劳动者消费水平，促进消费结构的升级，带动相关新兴产业发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对劳动就业产生间接的补偿效应。而最终的总体效应则取决于上述“挤出效应”和“补偿效应”的综合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资本深化对于就业的影响具有正反两方面效应，但在资本与劳动力可以相互替代的情况下，随着劳动力价格不断上升，资本的相对价格下降，使得资本深化成为工业化进程中的一个长期趋势。这意味着生产函数中资本要素的增长率总是快于劳动力要素的增长率，这种情况所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经济在持续增长，但劳动力（就业）的增长却相对滞后，因此，从这一角度来看，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深化似乎难以避免，并且会由于生产率、工资及资本构成的提高对劳动力产生排斥，造成就业增长放缓。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过去很长一段时期经济增长与资本—劳动比增长呈现较强的同步性，表明我国资本—劳动比的提升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促进作用，也说明我国的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资本所驱动。但就业的增长速度明显落后于经济增长和资本—劳动比的增长，并且就业增长与资本—劳动比的增长呈反方向变化，说明我国的资本深化对就业确实造成了不利影响。
技术进步是一国或某一地区就业波动的重要原因。对一国或某一地区就业增长而言，技术进步存在十分深刻的影响。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既表现为直接作用和间接作用两个方面，同时又具有“补偿和创造作用”与“破坏作用”的双重性。
从前者来看，一方面，不管是技术对就业的替代作用，还是技术进步条件下新兴产业发展所创造出来的新的就业岗位，技术进步均对就业波动产生直接作用；另一方面，技术进步有助于优化经济结构、促进生产力增长，而生产力的增长是促进就业增长的基础，这是技术进步对就业的间接作用。
从后者来看，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技术进步摧毁大量的工作岗位，对就业具有负面效应，这主要表现为结构性失业和技术性失业。其中，结构性失业是指劳动力在不同地区、行业、职业和部门之间供给与需求的失调而引起的失业现象，以及技术进步所带来的劳动力在产业和部门间的转移；而技术性失业是指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技术进步使生产手段更加现代化，设备更加先进，生产组织更加合理，人员配置更加合理。这样不变资本在总资本中的比重就会越来越高，而劳动力比重就会相应地下降，导致资本有机构成不断增加，从而对就业产生直接的排斥效应，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机器排斥工人”的现象。但另一方面，技术进步又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具有正面效应，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先进的技术设备，可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在工作时间不变的情况下，可以相应地提高产量，降低单位产品的劳动成本，降低产品价格，扩大产品需求，从而扩大就业量。二是技术进步扩大了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引起了新部门、新行业的出现，从而扩大就业需求。正是由于技术进步对就业影响机理的复杂性，所以，一定时期内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净效应并不明确。
就业规模不仅取决于经济总量及其增长速度，而且还取决于经济结构及其变动。经济结构是一个范围极其广泛的概念，它包括产业结构、城乡结构、地区结构等，其中产业结构变化直接影响就业状况。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可以极大地促进经济发展，从而扩大就业，同时，三次产业间产值结构的调整也使就业结构发生变化。以克拉克、库兹涅茨、钱纳里和塞尔昆等经济学家为代表的研究成果均表明，产业结构调整与就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克拉克（1940）通过分析若干国家大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发现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产值结构的变化，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农业）向第二产业（制造业）转移，然后进一步从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商业和服务业）转移。库兹涅茨（1971）在《各国的经济增长》一书中指出，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在国民生产总值不断增长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断提高的情况下，不论生产的部门结构还是劳动力的部门结构都是变化着的。其变动的一般趋势为，农业部门所占的比重不论在总产值中抑或在总劳动力中都趋向下降；而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所占的比重则趋向上升。钱纳里和塞尔昆（1975）提出了描述经济发展中结构转换一般过程的著名的“多国模型”，该模型表明，随着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在农业中所占份额快速下降，而在工业和服务业中所占比重明显上升。
作为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的重要内容，工业化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工业化意味着分工深化，而分工深化，能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工业部门特别是资本品工业部门的“联系效应”（前向联系和后向联系）比农业部门大，因而更能促进经济发展。既然工业化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增长又能促进就业增长，那么工业化有利于就业岗位创造。
当然，尽管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化的发展有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但是对就业岗位创造所起作用的大小，取决于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状况实际上又成了产业结构调整促进就业的限制性因素。总的来讲，劳动力偏向的工业化道路，将缩小产值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从而有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而资本偏向的工业化道路，将扩大产值与就业结构的偏离程度，从而不利于就业岗位的创造（赖作莲，2009）。
外商直接投资（FDI）通过技术溢出对东道国技术创新产生影响，也是东道国技术进步的重要来源之一。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不管是通过技术进步还是经济增长，外商直接投资对就业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一般来说，FDI对就业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有因为FDI流入创造就业岗位而增加就业的效应，也有因为其产生各种冲击而带来就业减少的效应。增加就业方面，主要是FDI在我国的新建企业能直接提高劳动就业量，而其对前向、后向关联产业发展的刺激也能间接地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冲击就业方面，FDI的进入使国内市场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国内企业在竞争中的失利直接导致就业量趋向减少；同时，外资企业技术和资本替代劳动力的生产方式及其对内资企业的外溢效应也会间接造成就业量的减少。
此外，FDI对东道国的就业效应还可以分为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直接效应是指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直接雇用员工而产生的就业效应；间接效应是指外商投资企业通过生产、消费、人员流动等方式，对东道国国内企业就业产生的影响。FDI对东道国的直接就业效应有可能是正的，也有可能是负的，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FDI进入东道国的方式。如果FDI以“绿地投资”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跨国公司必须在国内雇用新的员工，此时，其直接就业效应则是正的；如果FDI以并购的方式进入东道国，跨国公司可能不但不需要雇用新的当地员工，甚至会裁掉部分原来企业的员工，此时，FDI的直接就业效应则是负的。FDI对东道国的间接就业效应又包括三种主要传导渠道：外商投资企业与东道国国内企业的前向、后向联系，对国内投资的挤出作用，提高东道国生产的技术水平。从第一种传导渠道来看，FDI能通过前向、后向联系带动了国内企业的生产，从而也增加这些企业的就业，因此，通过第一种传导渠道产生作用的间接效应总是正的；从第二种传导渠道来看，FDI通过竞争的方式挤出了国内竞争企业的投资，这必然会减少国内企业的就业，因此，通过第二种传导渠道产生作用的间接效应总是负的；从第三种传导渠道来看，FDI通过技术外溢，提高了国内企业的技术水平，而技术水平的提高就导致了资本对劳动力的替代，从而减少了国内企业的就业量，因此，通过第三种传导渠道产生作用的间接效应总是负的。由此可见，FDI对东道国就业的总效应是不确定的，其总效应取决于各种效应的总和
。
国际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也是外国技术向国内扩散的重要渠道。“出口中学习”假设认为，企业通过出口活动可以提高其生产率，国内企业在从事出口活动时将接触到外国技术，出口活动也可能要求企业遵从更加严格的技术标准，从而有助于企业提高技术水平和生产率。国际贸易作为技术进步的诱因对就业产生间接影响。同时，贸易开放还直接引致技能偏向的技术进步效应，比如，对于发展中国家，贸易开放不仅促进商品流通，也同时促进人才交流、技术引进等难以用物质效益度量的东西。进出口贸易还对经济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比如，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与贸易开放这个诱因分不开的。中国的贸易开放，不仅带来对外贸易量的大幅增长，也带来了新的知识和技术，让人们开阔了视野，从而转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让他们发挥了巨大的生产潜力，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同时对就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吕世斌，2013）。
总的来说，贸易对就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贸易将通过价格机制强制一国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进行相应的产业结构调整，在一些产业规模扩大的同时导致一些产业规模缩小甚至消亡，在后两种情况下从业劳动力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其次，贸易通过改变一国国内的竞争程度和竞争来源影响就业。贸易自由化将加剧市场竞争，而企业往往通过提高技术即用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用熟练劳动力代替非熟练劳动力和转移经营方向等方法应对激烈的竞争，这些都将引起一国国内劳动力资源的重新配置。最后，贸易通过改变政府的作用影响就业，贸易自由化减弱了政府试图通过对产业的保护和市场的干预等方式影响就业的功能。所以，贸易发展导致资本相对丰裕国家的非熟练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下降，相当数量的非熟练劳动力失去工作，从而被迫边缘化，即使在非贸易品生产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也可能会由于国内非熟练劳动力报酬整体水平下降从而导致他们的福利受到损失，甚至是失业
。
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对稳定和扩大就业有着重大意义。2020年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这些市场主体是我国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就业机会的主要提供者、技术进步的主要推动者，在国家发展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企业是经济的细胞和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就业的主要载体。稳就业首先必须稳企业，保住企业才能保住经济发展的根基。支持和激励企业稳定岗位，离不开财税金融工具等激励性政策工具发挥的积极作用，尤其是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以及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冲击加剧经济下行风险的时候，更要加大援企稳岗力度，加强企业金融支持。支持和激励企业稳定岗位，重点是要减轻企业负担，畅通融资渠道，特别是要重视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
企业发展对稳定和扩大就业的贡献，首先来源于中小微企业。这主要是因为以下几方面。首先，中小微企业创业相对容易得多。与大型企业相比，中小企业产业投资少、对经济资源的要求更少、门槛较低、创办速度快、能迅速建成投产，提供劳动力就业机会也较为迅速。而且中小微企业的经营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了所有竞争性行业和领域，广泛地分布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各个行业。其次，中小微企业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中小企业大多数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相对较大。虽然从单个企业来看，中小企业创造的就业岗位比较有限，但由于中小微企业数量多，整体上在中小微企业就业的人员要远远高于大企业。最后中小微企业资本有机构成低。相同的资金投入，中小微企业就能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人口。
中小微企业是就业的主力军，中小微企业和个体户是提供就业最大的“容纳器”。全国经济普查数据显示
，截至2018年末，我国共有中小微企业法人单位1807万家，占全部规模企业法人单位的99.8%；吸纳就业人员23300.4万人，占全部企业就业人员的比重高达79.4%。而且，大企业的上下游也都需要无数中小微企业为其提供配套服务，如果失去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大企业就会成为大海中的“荒岛”，大企业创造投资和利润、实现利税和解决就业乃至对稳定当地经济甚至区域经济的作用也就无从谈起。所以，保障就业和民生，就必须稳住上亿市场主体，让中小微企业“活下来”，这需要进一步减轻中小微企业成本负担，优化营商环境。
企业发展对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作用，其次来源于发展数字经济等新产业新业态，培育新就业形态，释放新的就业潜能。当前，传统就业部门可以再挖掘的就业潜力有限，扩大就业更需要新的就业增长点。目前，就业的新增长点主要来源于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催生出新行业、新职业，来源于灵活就业方式增加了就业量，来源于创新创业拉长了产业和就业的链条，所谓“新经济、新就业”。
新经济目前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新经济对就业的贡献包括新经济的就业规模和拉动其他行业就业的规模。新经济的就业规模是指新经济本身的就业人数，是新经济对就业的直接贡献；新经济为向其提供商品和服务的其他产业带来了需求，从而拉动的就业数量，这是新经济对就业的间接贡献。根据张车伟（2017）的研究，2007—2012年，新经济的就业年均增长率为9.2%，拉动其他行业就业年均增长4.7%。2012—2016年，随着整体经济增长的趋缓，新经济的就业增长也较上一阶段有所下降，为4.7%，但还是拉动了其他行业就业年均增长4.8%。对比同时期整体就业的增长（2007—2012年为0.4%，2012—2016年为0.3%），尤其是传统经济的就业增长（2007—2012年为-0.5%，2012—2016年为-0.5%），应该说，新经济已经成为支撑我国就业增长的重要力量。所以，稳定和扩大就业规模的同时，需要瞄准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带来的新就业增长点，全力培育新经济新业态、新模式，催生更多新岗位。加快发展新商业模式，充分发挥平台公司、众包经济、共享经济促进经济和就业的作用；培育数字经济新热点，发展网络诊疗、在线办公、在线教育、数字娱乐、数字生活等新业态，创造就业新职业。
公共就业服务是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发挥就业政策作用的重要环节。以服务对象需求为导向，向社会提供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是稳定和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和关键举措。
公共就业服务对稳定和扩大就业的作用主要通过如下途径来实现。一是作为联系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桥梁，实现劳动力市场供求匹配，从而提高劳动力生产要素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发挥创业服务对创业的积极作用。比如，对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有针对性地提供职业规划、创业培训（实训）、开业指导、招聘用工、经营管理、融资服务、政策落实等“一条龙”服务，通过服务创业使创业从可能变为现实，从而有效带动促进就业。三是公共就业服务对劳动力求职的影响。公共就业服务是政府帮助劳动者提升就业技能、改善或得到就业岗位的公共服务。政府提供公共就业服务的主要目的是促进就业。四是体现在政府开展公共就业政策调控上，把公共就业服务作为政府推行积极就业政策的重要内容和主要手段，政府在实施稳定和扩大就业的各项政策措施时，需要通过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这样的工作载体来运作和推行，保证各项政策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强调“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为稳定与扩大就业、推动实现充分就业提供了重要指导。就业公共服务体系是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对于扩大就业规模、改善就业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健全覆盖全民、贯穿全程、辐射全域、便捷高效的全方位就业公共服务体系，首先，要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均等化，劳动者可按规定选择在户籍地、常住地、就业地、参保地办理失业登记，按规定享受就业创业扶持政策和服务，特别是要着力提升农村和基层服务能力；其次，在此基础上利用“互联网+公共就业服务”，推进信息服务智慧化，并同时推进就业服务专业化、精细化和个性化，以及推进服务主体多元化，支持多方社会力量广泛深入参与，提高就业服务质量供给水平。最终通过公共就业服务，劳动力市场中的求职者能够得到全程的就业服务指导、求职技巧培训及得到职业介绍和就业政策咨询服务；对农民工和大学生等重点就业群体，降低他们的工作搜寻成本，提高人员和职位匹配效率；对于创业人员，通过在创业指导、融资服务和政策落实等方面的创业全程服务，为创业者解除后顾之忧；对于新业态、新就业模式，专项服务的帮助能使劳动者提高适应新变化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