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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实施城乡一体化的发展战略，是在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下起步的，它的动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中国的人地矛盾是城市化的基本动力源。改革开放以前，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制度的刚性安排，出现了剩余劳动力以隐性方式存在于农村。改革开放以后，这一隐性变为显性，大量剩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快速流动，一部分农村富余劳动力涌向城市，出现了中国特有的民工潮、准市民现象；另一部分富余农村劳动力通过兴办乡镇企业，为小城镇的集聚和发展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农村工业化与农村城市化相伴随，不仅表现在时间序列上，而且表现在空间的聚合和集中上。通常是乡镇企业集中发达的地方，常常导致小城镇出现。特别是随着农业技术、农业机械和农业服务社会化的进步，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出了优化农业资源配置的要求，农村一、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其内部推动力已到了快速释放的时期，农村城市化也到了快速发展期。
农村城市化内在的规律和最基本动力就是城市的外部拉力。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下，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存在事实上的收入分配差异、生活方式差异。农民为了以较少劳动耗费取得较多经济成果，在比较利益的驱动下开始向城镇流动。而大中城市的企业以市场为导向，追求规模经济效益，不断向郊区和农村扩散，不仅推动着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而且刺激了农民向城镇的快速流动。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自身观念的变化，人们不仅追求更高劳动报酬，而且渴望受到城市文明的熏陶，以改变封闭、落后的生活条件，是贯穿于整个城乡一体化进程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力。
1984年，国家颁发了新的设镇标准，一大批新型的小城镇相继出现。同年，中央提出“允许务工、经商、办服务业的农民自理口粮到集镇落户”，极大地鼓舞了农民进镇的积极性。这些市镇建制建设、人口迁移政策、乡镇企业政策，还有各小城镇制定的人口、土地、产业等集聚政策，都对农村城市化起到了积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发展小城镇、推进城市化发展的政策，对推进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起了积极作用。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具体而言就是从六个方面实现一体化：城乡规划一体化，产业发展一体化，基础设施建设一体化，公共服务一体化，就业市场一体化，社会管理一体化。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公报关于农村问题有一个明显的新提法，就是“全会认为，中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阶段，进入加快改造传统农业、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进入着力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重要时期”。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加快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建设覆盖城乡的现代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统筹推动文明培育、文明实践、文明创建，推进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健全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提升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水平，推进城乡人居环境整治等具体的举措，为新时期城乡一体化指明了方向。
上述一系列政策，逐步推进中国的城乡融合和城乡一体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