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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29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高质量发展 促进形成新发展格局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完善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供需有效衔接的重要保障，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坚实基础，是良好营商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促进国民经济循环高效畅通、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什么是信用？一说起信用，大多数人会想到“老赖”“限制消费”“征信贷款”等个人信用体系中的常用词。对于信用的定义，国内信用管理领域的专家吴晶妹
认为：信用是获得信任的资本；信用是其拥有者社会关系与社会交易活动的价值体现；信用由意愿、能力与行为结果构成；信用最终通过社会关系的声誉、经济交易的授信额度、行为记录与评价等表现出来。信用总规模一般以GC（Gross Credit）表示，是指能够量化的、最广义的信用交易的规模。具体地说，信用总规模是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计量的全部信用交易总量，是四大部门即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的信用规模的总和，亦是各类信用工具，包括债券、贷款、商业赊购款、货币、存款余额的合计。可以说，这一定义将信用的内涵、外延都明晰地定义出来，为后续的讨论提供了便利。
近年来，对于信用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不断发展，但是，到底是信用总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经济的有效增长，还是经济的有效增长促进了信用总规模的扩大，这一直是学术界与业界讨论的一个焦点。如果是前者，则只要不断扩大信用总规模，就可以使经济持续增长；如果是后者，则信用规模是经济增长的附属品。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Frie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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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分析了信用的不同层次对宏观经济所起的作用，为将信用活动纳入宏观经济模型奠定了基础。国外学者Fackler
通过研究美国的信用情况，指出美国的私人非金融债务总额与实际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但是，这种关系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其传导逻辑又是什么呢？
研究学术界对这个问题的各种观点，有利于我们剖析内部传导逻辑和路径，开展更深层次的分析与研究。对于信用总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前期学界成熟的观点主要有三种。
第一种观点是，信用总规模扩大单向促进经济增长。国内学者高波、钱蓁
对美国、德国和日本三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时期的信用数据进行了分析，得出结论：信用交易规模，尤其是消费信用交易规模的猛增是美国1947—1969年经济高速增长的原因；对外贸易信用交易规模的扩张助推了德国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经济奇迹”；消费信用规模的增长创造了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的“日本奇迹”。Gregorio
则指出信贷约束压抑了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的积累，从而延缓了经济发展。Pereira
研究一个经济中企业信贷约束和消费者信贷约束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信贷约束的解除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企业信贷约束的解除有利于经济增长，而消费信贷约束的解除并不能起到同样的作用，这是因为消费信贷的增长将资金从有效率的生产部门转移到了效率较低的消费部门。
冉茂盛等
依据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相关宏观经济数据，对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经济的增长并不促进金融发展，二者之间是单向的关系。谈儒勇
也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金融中介体系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有显著的、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这意味着中国金融中介体系的发展促进经济增长。
第二种观点是，经济增长单向促进信用总规模扩大。学者梁琪、滕建州
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金融发展以及影响经济增长的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存在着由经济增长到金融发展的单向因果关系。Ferri和Simon在1997年运用消费金融的调查数据，找到经济衰退期信贷受约束的家庭数字，证明了在经济衰退期间，信用度较低的贷款人能得到的信贷额度要比信用度高的贷款人少很多。
第三种观点是，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单向传递关系。吴晶妹、李诗洋
选取美国与中国的历史数据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信用活动和信用交易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和规律，认为经济增长和信用规模扩张互相影响，互为因果。康继军等
运用季度数据，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探讨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与GDP增长的长短期因果关系，得出结论：不同国家的金融发展与GDP增长之间有不同的关系，因此，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并非简单的单向传递关系。
回到中国的故事中来，信用规模扩大与经济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首先，从信用总规模的构成来说。信用总规模是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信用规模的总和。从表面上看，只有以上部门不断增加杠杆，国家经济才能够不断增长。但是，从更深层次来说，经济的增长不一定通过信贷来实现。流通中的现金数量恰当，能够实现一种均衡，使得社会以最少的信用活动推动经济正常运行。总体来说，只有当宏观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情况下，各个部门有理性的良好预期，才能够开展信用活动，否则信用活动的起步很难。所以，信用总规模的组成决定了信用规模在一开始就滞后于经济的增长。
其次，从传导机制来说。信用总规模是在经济发展形势良好的情况下，在存在一个良好的预期之后才逐步形成的；同时，信用规模的扩张，又带动了经济增长。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从图1-1可以看出，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是同向变动的，但是信用总规模的增长斜率相较于经济增长的斜率来说更大。这也说明，在一定时期内，信用规模增长的绝对值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是边际递减的。信用活动在初始阶段落后于经济增长，只有经济有效增长，才能开展信用活动；同时，信用活动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又有效地推动了经济增长，只是这种推动的效用是边际递减的。
图1-1 2015年1月—2022年1月中国信用总规模变动与经济总量变动
数据来源：Wind数据库。
最后，从历史发展的潮流来说。社会活动中本没有信用，人与人之间随着关系的发展，经过多次合作与博弈，形成对彼此的信任。依靠信用开展活动，节省交易成本。信用活动可以使人与人之间的经济活动实现帕累托改进，这才推升了信用规模。从历史上看，人类社会最早是自给自足的社会，人们发现物与物之间的交换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生产者各自根据比较优势开展生产活动，然后以物易物。随着物物交换的普及，人们对于打破时空限制的交易产生了需求，货币的产生使得信用活动成为现实。早期的货币由贝壳等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来充当，人与人之间之所以能够接受这种货币，是基于信用的存在。所以，可以这么说，信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经济的高速发展需要资源在时间和空间上得到有效的配置，这样就产生了信用，信用在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经济的有效增长。
到这里，我们做一个总结，经过对学界研究和现实情况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经济增长与信用总规模的扩大是双向传导关系。经济增长促进信用总规模的扩大，信用总规模为经济增长配置资源，但信用总规模在超过一定范围后，会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一个因素。
其次，经济信用化率的变化与政治周期有关。在有些国家，经济信用化率受到政治周期的影响，不同的领导者在执政期内会实行不同的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发展与衍生品的开发会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最终，经济信用化率会受到影响。在中国，信用周期受货币政策的影响较多。
最后，经济增长是信用总规模扩大的基础。历史上本没有信用，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需要更好地配置资源的时候就出现了信用，信用的出现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一个外在表现。
在信用体系建设上，政府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规范金融市场衍生产品的开发。美国衍生产品的过度开发使得信用总规模不断扩张，超越了经济发展所能够承受的规模之后爆发系统性危机。二是巩固经济发展水平。中国目前经济总量居世界第二位，但人均不足。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美国在2008年爆发了次贷危机，其本质是信用违约的结果。因此，一定要让信用规模与经济增长相匹配。三是进一步完善信用体系建设。完善信用体系建设有利于减弱各类周期对经济信用化率的影响，多角度、全方位实现信用体系的监督、管理与优化。
央行降准、降息，生活中我们听到这样的消息，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这会利好股市、楼市。那么，降准和降息的逻辑是什么呢？货币政策的使用依据是什么？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升，金融产品、金融机构种类和数量不断增加，货币政策产出函数变得愈加复杂。我们首先要搞清楚货币派生的传导逻辑，在此基础上，才能够明确降准与降息的传导效果，判断何时具备降准与降息的条件。
我们首先来看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央行的资产负债表表明了一国中央银行庞杂的资产负债体系，通过资产负债表，我们可以厘清货币政策的传导逻辑。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科目主要是由国外资产、对政府债权、对其他存款性公司债权、对其他金融性公司债权、对非金融性部门债权以及其他资产组成，负债端科目主要是由储备货币、不计入储备货币的金融性公司存款、发行债券、国外负债、政府存款、自有资金以及其他负债组成，如表1-1所示。
表1-1 中国央行资产负债表科目
续表
那么，央行是如何向市场释放流动性的呢？当央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向商业银行开展100元借贷便利时，央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会增加100元的银行借款，代表100元的债权，负债端会增加100元的货币发行，代表货币投放。这样，货币就从央行端被创造出来，货币市场中的基础货币就是100元，如表1-2所示。
表1-2 央行资产负债表1
当企业通过开展出口贸易获取外汇，通过交易市场结汇并换取本币时，一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市场的流动性，需要向市场买入外汇并释放本币。相应地，央行资产端增加等值的外币资产100元，负债端增加100元的货币发行（如表1-3所示），市场中增加了100元本币的流动性，这就是外汇占款的由来。
表1-3 央行资产负债表2
我们从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回到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对于银行端来说，央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释放流动性100元时，银行的资产端会增加在央行的超额存款准备金100元，负债端增加央行借款100元，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就天然地实现了扩表，如表1-4所示。
表1-4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1
紧接着，当商业银行以这100元央行借款向企业放贷时，就在资产端形成了贷款100元，同时，客户的贷款又回到银行体系中来
，形成了客户存款100元。假设存款准备金率为20%，那么银行在资产端形成了80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与20元的存款准备金，如表1-5所示。
表1-5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2
接下来，商业银行会将这80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拿来继续发放贷款，并形成80元的客户存款（此处假设客户不转移存款，不取现金）。相应地，商业银行需要缴存16元的存款准备金，形成64元的超额存款准备金。商业银行通过这种方式，不断将基础货币（M0）进行派生，形成广义货币（M2），如表1-6所示。
表1-6 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3
那么，最后100元的基础货币，能够派生出多少广义货币呢？假设货币乘数为5，那么理论上可以派生出500元（100×5）的广义货币。
对于货币理论的使用，目前讨论比较多的，是现代货币理论（MMT）和贷款创造存款理论（LCD）。
现代货币理论所强调的现代货币体系
实际上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体系。张成思提出，货币是一种政府债务——主权货币，不与任何商品和其他货币挂钩，只与未来税收债权相对应。首先，税收并不是为政府“量入为出”服务，而是为了驱动货币发行与流通；其次，现代货币理论认为主权货币具有无限法偿性，没有名义预算约束，只存在通胀的实际约束，这也为量化宽松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现代货币理论主张功能性财政，即由财政代替央行承担实现充分就业和稳定通胀的职能。
贷款创造存款理论（LCD）则认为银行通过资产扩张创造存款货币。其中，“贷款”并不仅指字面上的“贷款”，而是包括银行信用贷款和银行买进本行客户资产的行为。
存款准备金制度是限制银行扩表的紧箍咒，因此，降准与降息就形成了较为默契的组合。当宏观经济运行较弱，需要维持其有效增长时，可以通过降准来释放信贷投放的空间，通过降息让市场快速吸收信贷、扩张信贷，从而实现向实体经济的有效传导。
因此，在均衡货币政策环境下，一般降准与降息相配合，降准早于降息。先降准，释放流动性，增加信贷扩张的空间；再降息，吸收市场中的流动性和提振社会融资。以2021年12月为例，当时预期2022年的经济增长形势不乐观，需要货币政策配合发力，因此，货币政策为降准0.5个百分点，释放约11460亿元［（M2-M0）×0.5%］的流动性，乘以央行公布的2021年12月的货币乘数7.42，约可以派生8万亿～9万亿元的信贷资金。降准增加了信贷扩张的空间，但是想要将信贷有效地传导出去，就需要降息来配合信贷的传导。1年期LPR的下调可以促进降准释放的流动性向信贷传导。1年期LPR下调5BP约可以传导、释放2万亿元左右的信贷（根据历史回归经验），且边际递减。1年期LPR下调20BP约可以吸收6万亿元左右的信贷。如果想要吸收全部释放的8万亿～9万亿元信贷规模，需要总共下调1年期LPR20～30BP。如果两次降准，就需要1年期LPR下调40～60BP。5年期LPR主要是降低存量贷款的成本，所以5年期LPR对于新增贷款的效果并不明显。
在降息的过程中，一方面利率曲线不能过于陡峭，但是又不能对存量长周期的房地产贷款降低太多成本，这时就出现了长短期利率非对称降息的情况，即下调基准利率的过程中短期利率下降快，长期利率下降慢。当然，降息与否、降息幅度还取决于境内外的利差是否正常，是否有资本流出的压力等外部影响因素。当境内外利差较窄或是倒挂，降息为本币汇率贬值带来较大压力时，可采取降存量稳增量的方法来稳增长。2022年5月20日，5年期LPR下降15BP，1年期LPR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有了这么一套逻辑之后，当宏观经济增长乏力，与稳增长目标背离或是不及预期时，货币政策将会精准发力。但是，货币政策刺激经济增长的效果是边际递减的，若过多地使用宽松货币政策或是将经济增长目标定得过高，极易出现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调整，即降息时刺激效果不明显，降息周期较长；加息时抑制经济效果明显，加息周期较短。经历过几轮货币政策调整之后，一个经济体的利率被调整到较低的水平，甚至是负利率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居民通过投资实现货币的保值增值就较为困难。同时，利率的降低不是无限制的，其还受境内外利差的影响，若境内外利差倒挂，汇率将可能面临较大的贬值压力。
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是一国政府能够掌握的两大宏观经济调控政策，货币政策通过调节货币供给和传导机制，向经济体释放流动性，调节经济增长。若是世界货币的货币政策周期与一国自身的货币政策周期错配，该国经济增长的调节节奏将会被打乱，从而使得经济增长的宏观调控政策失灵。
当前，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是相互关联的，每一种货币都很难将自身的货币政策周期同世界货币的政策周期隔离，否则将会发生资本的单向跨国流动。因此，谁掌握了全球货币的主导权，谁就能够控制世界货币的货币政策周期，也就掌握了货币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主动权。大国之间在经济领域的博弈，从某个角度看，其根本是以货币制度为基础的金融力量的博弈。
汇率是市场中两种货币购买力之间的比值，但是这个比值又很难准确反映货币真实购买力，往往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
近年来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1994年，中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同时，中国实行银行强制结售汇制，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建立银行之间的外汇交易市场，改进汇率形成机制。2005年，中国建立健全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
2015年，在制定当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时，首先参考上日收盘汇率，即银行间外汇市场的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汇率（外汇市场人民币兑美元的供需状况）；同时参考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即在一篮子货币兑美元汇率有所变化的情况下，为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的基本稳定，所要求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汇率的调整幅度。那么，人民币汇率改革不断推进，汇率定价的逻辑到底是什么？
研究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因素与定价逻辑，可以从长期和短期两种视角来分析。简单来说，汇率长期的趋势是两国（经济体）经济基本面的相对变化，一般来讲，受五大因素的影响，包括贸易顺差、外汇储备、两国利差、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速。
①贸易顺差。就一般国际贸易而言，以中国为例，如果出口贸易收入的美元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所需支付的美元，就会形成美元贸易顺差。顺差越大，就意味着美元会流入越多，结汇需求就会增加，对人民币的需求就会随之增加，也就意味着人民币升值。所以贸易顺差大，往往对应本币升值；贸易逆差大，就意味着本币有贬值压力。中国贸易常年保持顺差，一定程度推动了人民币有效升值。
②外汇储备。外汇储备是维护一国汇率稳定的强大武器。如果一国外汇储备雄厚，当汇率出现恶性波动时，中央银行可以及时、有效地干预，避免金融风险和经济灾害；若外汇储备单薄，不足以应对任何恶性风险，本国金融风险就会加大，直至风险不可应对，可能破坏本国经济发展的基础，造成经济发展倒退。
一般而言，外汇储备雄厚，本币就倾向于保值、升值，否则易引发本币贬值预期，若处置不当，甚至会导致恶性通货膨胀、经济崩溃。在这里，外汇储备不仅指国际货币，具有货币属性的贵金属等也是流动性较强的外汇储备。
③两国利差。利率通过影响资金的投资收益影响投资需求，从而影响货币供求。因此，各经济体利率水平和汇率的关系相当密切。按照利率平价理论，本国利率水平较高，将导致较多外汇换取本币，这意味着本币将实现即期的升值。俄乌冲突中，俄罗斯曾一次性地将本国基准利率从9.5%调整至20%，就是为了阻止本币贬值而采取的应急手段。
④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是影响汇率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当一国通货膨胀率高于另一国时，就意味着该国货币购买力下降，根据购买力平价理论，本币相对于另一国货币就会有贬值压力。通货膨胀影响的是一国真实利率水平，从而影响汇率变化，因此，通货膨胀率较高国家的货币往往不受国际市场的认可，进而加速了贬值。
⑤经济增速。经济增速是一个经济体经济基本面最直接的反映。一国经济增速较高，说明该国经济发展积极向好，经济实力增强，对外资吸引力提升，国际资本投入就会增加，参与到高增长的分配中去。国际资本的流入就意味着外币供应增加，本币需求增加，本币就有升值趋势。如果经济增速放缓，国际资本外流的风险加大，本币就会有贬值压力。
短期影响因素未必能够改变汇率的长期趋势，但是可以在短期内快速地对一国汇率形成较大的冲击。目前来看，汇率的短期影响因素包括市场预期、短期市场行为以及市场情绪。
①市场预期。市场预期是近年来最为重要的一种短期汇率影响因素。当市场形成一致性预期时，汇率在预期范围内会快速朝着一个方向变化，这就是预期的自我实现。由于市场中单向交易头寸的规模不断增加，市场预期将会使得这部分头寸“见风使舵”。因此，必要的预期引导有助于保持汇率市场的基本稳定。同时，从监管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说，金融机构持有外汇的自营方向头寸，不仅会提高金融机构的风险，还会使得市场变得敏感，对市场预期偏移有推波助澜的作用。
②短期市场行为。在实际观察中，还要看贸易的结构，有些企业结售汇活动集中在某一时段开展，可能对短期市场价格有较大的影响，从中长期来看，则没有实质性影响。例如，某些跨国企业按照每周一次的频率购汇并汇出，当企业利润较高的时候，短期的交易行为可能会对市场造成影响，但是，这种冲击是一次性的，且不具有可持续性。
③市场情绪。当发生重要事件或是冲击的时候，市场在非冷静状态下，容易产生非理性的均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市场情绪造成的影响逐步减少，市场逐步回归理性均衡。受到这种情绪影响的群体主要有两类：一类是个人参与者，一类是机构参与者。二者参与市场交易的自营行为都可能将恐惧放大，如果触及市场的止损盘，甚至可能产生滚雪球式的崩塌。
人民币汇率的定价，采取了一种非常科学的调节机制——逆周期调节因子。引入逆周期调节因子之前的中间价形成机制，由“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构成。2017年5月26日，央行正式宣布在上述模型中引入逆周期因子。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是在上日收盘汇率的基础上，直接加上保持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汇率24小时稳定所要求的人民币对美元双边调整幅度。这一机制保障了人民币汇率更加稳定，较难出现单边的持续升值与贬值。当人民币汇率相对于单一货币出现过度调节时，次日交易开始前，将通过逆周期因子对中间价进行调节纠偏；当人民币相对于一篮子货币币值较为稳定时，逆周期因子可以为0或是较小，对次日的中间价影响降到最小。
这一定价机制，既是市场行为，让人民币汇率的浮动更加市场化、更加透明，又通过特殊机制保障了汇率稳定，防范出现单边超调的现象。这一制度保障了人民币的币值较一篮子货币的稳定，增强了金融体系的稳定性，为经济发展中的贸易、投资等资本跨境流动行为提供了基础保障。
一国拥有独立货币政策的央行调节本国汇率的手段与工具非常多，总结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调节本币的流动性。通过释放本币的流动性，使本币对外币贬值，是一种较为有效的汇率调控手段。例如本国货币降准，配合降息政策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以有效增加本币贬值压力，资本向外流出，反之则支撑本币升值。此外，若是一国货币受资本控制，有在岸与离岸的区别，则可以调节离岸市场本币的流动性，使在岸汇率波动。例如通过收拢离岸市场本币的流动性，离岸市场中本币紧俏，有交割需求的机构不得不去市场上购买本币，使得境外市场本币快速升值，从而带动在岸市场本币升值。通过调节本币的流动性来调节汇率，有较大的影响，需要货币政策与经济增长相适配，适用于一国货币币值相较于一篮子货币实现汇率波动，是本质性的币值调节。
二是调节本国外币的流动性。若一国资本不是自由流动的，通过降低或者提高外币的存款准备金率，能够控制外币在本国市场的流动性，从而起到调节汇率的作用。如降低本国美元存款准备金率，明显地表现出一国央行释放本国美元流动性的意图，本币有升值的趋势。通过调节本国的外币供应量来影响汇率，只能对单一货币的汇率相对调整，本币对其他货币仍然稳定。
三是开展公开市场操作。以上两种情况都是长期趋势，短期影响市场预期可以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手段和工具更为多样化。一般来说，央行会通过代理行向市场传导意图，形成一致性预期后，对市场预期进行扭转。这种向市场传导央行意图的方法简单有效，但在国际通行做法中，政府干预市场有被列为汇率非市场波动的可能，因此，这种方法近年来使用较少。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国际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开始变得混乱，美元霸权第一次受到挑战。2020年伊始的全球新冠疫情，又引发了美元的无限量化宽松，让人们再次审视美元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近年来一直在国际经济交流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欧盟和中国等经济体，所使用货币的国际地位日渐提升。结合国际货币体系发展的历史经验，未来，全球范围内将有可能打破当前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加速构建新的国际货币运行体系。
无论是周期轮回，还是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有时会表现出惊人的相似。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变革的历史，对分析货币体系变革的走向有非常大的帮助。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建立的国际金本位制是以黄金为本位货币，每个货币单位都有法定的含金量。货币以黄金为背书，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由于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了世界黄金储备的三分之二以上，各国黄金占有量的不平衡、不均衡，削弱了黄金作为本位货币的基础。同时，黄金的开采速度已经无法同经济增长速度相匹配，这就导致了金本位制度下的货币体系格局无法长期适应经济增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些国家的经济运行体系遭到严重破坏，世界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此时出现了金块本位制和金汇兑本位制，各国中央银行负责以官方价格兑换银行券。造成这种变化的本质原因在于黄金的供给不足，国际贸易对于货币的需求不断提升。1929年至1933年，发源于美国的经济危机严重破坏了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体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唯一维持金本位制的美国，也在此时宣告金本位制的崩溃。此后一段时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陷入货币体系四分五裂的混乱状态。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美国本土没有发生战争，在其他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厮杀时，美国经济得以快速发展。战争结束后，英国的经济已明显走向衰落，国际地位下降，英镑在国际贸易、国际资本市场的主导地位也已动摇。1944年，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即布雷顿森林体系。布雷顿森林体系是以美元和黄金为基础的金汇兑本位制，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但与此同时，国际贸易中40%左右的货物贸易仍用英镑结算。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美国以其世界经济霸主的地位为美元成为世界货币奠定了重要基础。
然而，美国作为一个单一经济体，存在着大量的国际收支逆差。由于美元与黄金挂钩，各国纷纷将黄金运往美国，换取美元，开展国际结算活动。当美国拥有足够的黄金储备之后，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用美元兑换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由此瓦解。这个过程等于将全球黄金以固定价格运往了美国，而后美元与黄金脱钩，金价一路走高。握有大量黄金现货的美国立刻成为世界的大富翁，通过货币制度的变化，美国占有了全球大量的财富。
1995年后，美国实施“强势美元”政策，使美元再度升值。主要目的是根据当时形势的变化，吸引巨额的国际资本流入，促使本国经济实现低通胀下的快速增长。美国利用金融全球化，大力倡导国际金融的证券化、国际化、自由化，将资金控制渠道从传统的商业银行转移到基金。直至今日，美元仍然充当着国际结算货币，起着世界货币的作用。但是由于美国多次实行量化宽松政策和随意制裁，人们对于美国的信心正日趋弱化。
俄乌冲突中，卢布一度快速贬值，后俄罗斯宣布，卢布可按照固定价格从俄罗斯商业银行兑换黄金，卢布币值回归稳定，这是采取了战时的金汇兑本位制。金汇兑本位制显然已经不再适合经济发展，但其在特殊情况下仍然能够成为稳定汇率的重要制度手段。新的形势下，强势美元回归，全球资本有再次流入美国的趋势，但是，这种依靠金融与制裁手段维护自身货币国际地位的做法，已不被全球各国认可。
回望国际货币体系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从金本位制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无论是原始的贵金属充当一般等价物，还是大国信誉作为担保，所缺乏的都是一种有效制衡。金本位制下，缺乏一种机制使得大国不会利用货币制度去囤积黄金；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缺乏一种有效制约使得美国不会损害别国利益去为自身谋福利。另外，百年来国际货币体系一直由西方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其他发展中国家只得遵守游戏规则，而规则制定者在创造规则时当然会让规则对自身有利。
在缺乏制衡与监督的国际货币体系下，即便美联储不断通过货币超发的形式来收割全球其他经济体，在没有一种有效的货币制度能够替代现有货币体系的情况下，各国也只得继续接受原有的货币体系规则。
一般来说，国际货币制度具有三大功能：第一，规定用于国际结算和支付手段的国际货币或储备资产及其来源、形式、数量和运用范围，以满足世界生产、国际贸易和资本转移的需求；第二，规定一国货币同其他货币之间汇率的确定与维持方式，以保持各国货币间的兑换方式与比价关系的合理；第三，规定国际收支的调节机制，以纠正各国国际收支的不平衡，确保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平衡发展。
以史为鉴，只有放弃单一国际货币制度，建立区域性货币集团，才能够寻求全球的制衡。当出现多种国际货币竞争，大国货币之间进行博弈，主要国际货币便很难失信，其发行国就很难强迫其他国家以损害本国利益为前提来维护该货币的国际地位。因为，任何一种货币但凡发生震荡或是失信行为，国际社会就会迅速反应，转向其他国际货币去规避可能存在的风险。这样就制约了发行国际货币经济体的货币管理行为，使其不会为了解决金融危机等自身问题不顾其他国家反对随意施行量化宽松政策。多国际货币体系不仅能实现一种制衡，而且可以有效防范货币发行国的道德风险与霸权主义行为。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达到的理想状态是保障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稳定、有序发展，使各国的资源得到有效的开发利用；建立有效的汇率机制，防止循环的恶性贬值，为国际收支不平衡的调节提供有力手段和解决途径，促进各国的经济政策协调。
欧元自发行以来一直被国际社会关注，由于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推进，欧元的国际地位迅速上升，欧洲经济已经连为一体，其经济总量超越诸多国家，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同时，欧元的发行由欧洲中央银行进行管理，各成员国中央银行互相监督，相互制约，共同维护各成员国经济利益与欧元的稳定。因此，欧元走向世界，同美元一起成为世界性货币或将成为可能。
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欧元发展的局限性，欧盟目前拥有27个成员国，使用欧元的却只有19个国家。英国由于考虑自身利益等原因未进入欧元区，其他众多欧洲强劲经济体如丹麦、瑞典也没有加入欧元使用国的行列，这使得欧元的国际地位大大削弱。但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众多欧洲国家为了自身的利益与长久发展，将会持续推进欧洲一体化进程，而欧元的广泛使用将成为其基础。但是，我们也要意识到，欧盟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其成员很容易有不统一的意见，这就使得欧元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同时，欧盟有统一的货币政策，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这种非对称政策分布，使得各国增加负债以提升国民福利，欧盟经济存在陷入衰退的风险。
亚洲并不真实存在统一货币“亚元”，但是亚洲经济一体化进程正在推进。所谓的“亚元”，基本设计是一篮子货币方式，其中包括人民币、日元、韩元及东盟十国的货币。亚洲货币区如果能够建立，将会成为未来世界三大货币区之一，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目前亚洲地区，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同中国贸易频繁，很多国家已经接受人民币结算，甚至在一些与我国接壤的国家中，人民币可以在一定区域内自由流通并被市场认可。众多亚洲发展中国家对人民币的未来寄予了厚望，期待人民币走向国际化。在合理的监管之下，推进亚洲货币体系的形成，使其成为世界货币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都是有利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都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这一体系崩溃之后，采取浮动汇率制。各国货币也不再完全盯住美元，有相当多的国家与一篮子货币建立固定比价，至此原来的单一汇率制走向多元化。汇率目标区制度是指在选取的主要工业经济体的货币之间确定汇率波动的幅度，其他货币则盯住目标区随之浮动。这样可以降低整个世界货币体系的非系统性风险，保证世界货币体系的长久稳定运转。
货币制度本质上是一种相机抉择的短期制度，一种特定的货币制度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因此，在众多的货币体系改革的制度当中，形成一种适合本时期的制度，才具有维护世界货币体系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意义。变革总是在摸索中前进，在变革的道路上有时难以区分绝对的对与错，只有适合与不适合。未来，新的货币制度逐渐发展，将会引领世界在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内走入货币多轨制，实现全球货币体系的新平衡。
美国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称霸世界，并将美元推广为世界货币，一个主要原因是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经济快速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国际地位快速提升，迅速击败了以英国为首的众多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国货币能够成为世界货币的前提，是该国经济增长和实力不断增强，能够有持续的贸易逆差将货币释放出去。同时，该国货币能够自由兑换，被世界各国所认可，其在国际结算中的使用比例和频次不断提升。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除了受到几次外部冲击短暂影响外，总体保持较快增长。即使在遭受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时，经济发展速度也依然保持在9%左右。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全球，中国经济受到疫情的严重冲击，但是全年仍然实现了正增长；2021年强劲反弹，为全球抗疫提供了动力引擎。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不可分割地融入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全球爆发经济危机或是经济大衰退，势必会影响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增多，以及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国家层面所推行的浮动汇率制保障了中国货币金融市场的相对稳定。
中国金融市场起步较晚，在四十多年的发展时间里，还不能够走完资本主义国家走了百年的路程，金融体制和法律法规还不够健全与成熟。在中国对外贸易市场逐步开放的情况下，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仍然不能完全开放。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是因为部分亚洲国家没有以严谨的态度去管理和规范本国的金融市场，完全放开了本国货币的自由兑换。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投机者们利用杠杆效应摧毁了有关亚洲国家脆弱的金融体系。因此，在经济金融体制与制度完善之前，中国很难实现完整意义上的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其他国家可以同中国自由兑换货币，以及中国金融市场的完全开放。虽然人民币国际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有有利的一面，但这也意味着中国要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地支撑货币的国际地位，与此同时，还要防范投机者们的金融冲击。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首先是实现人民币在部分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国际化，然后才可能实现人民币在全球的国际化。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总体国际地位逐步提升，在推动形成新的世界货币制度规则时，中国也将为亚洲国家及发展中国家获得相应权利与责任。
中国作为亚洲人口最多、国土面积最大、经济总量排名最靠前的国家，对于亚洲经济能否腾飞，能否在未来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积极推进货币体制改革，积极融入国际货币新行列，为亚洲经济的繁荣与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历史上货币体系的维护都是依靠一个国际性组织或是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来背书，存在着不公平性，也无法实现一致性预期，无法在各国间形成共识。只有寻求一种各国之间的制衡，才能获得长远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多数国家民不聊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虽然局部战争仍在继续，全球范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爆发过大规模战争，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大国之间的博弈。
同样，当多种国际货币共存时，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敢于利用其货币管理的特权来为自己谋取超额铸币利益，因为这会使货币发行国损失国际货币的管理权。在竞争性国际货币的新格局中，这将是未来世界几个大的经济体之间的博弈。
任何试图通过货币来收割全球其他经济体、为本国谋福利的国家，都将被快速挤出世界一体化格局，多极货币体系本身具有净化功能。国际货币体系变革与自我探索的道路还很长，只有不断前进，不断探索，不断修正原有制度犯下的每一个错误，才能在新的国际环境下找到一个新的制衡点，来维持国际货币体系的稳定与繁荣。
[1]
Friedman B M.The Relative Stability of Money and Credit Velo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Evidence and Speculations[M].NBER Working Paper，1981.
Friedman B M.Debt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United States［M］.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