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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城市群空间结构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方面，可以查到的文献非常有限，但考虑到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集中度与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与集聚特征（刘修岩等，2017）的本质联系，绿色经济效率与资源、环境约束下的经济效率（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的本质联系，可将经济集聚与经济效率相关性的研究、经济集聚对资源与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加以参考和借鉴。
在经济集聚与经济效率关系的研究方面，西方学者着手较早。
Marshall（1890）在关注到彼此相邻的同产业企业间会发生技术外溢现象之后，主要以此外部性解释了集聚经济的来源。进一步地，Jacobs（1969）从经济活动的多样性会激发创新的角度，诠释了产业多样化集聚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和经济效率的提高。
20世纪70年代，Aloso（1970）从地域规模的角度研究了经济集聚与经济效率的关系，认为城市规模越大、经济越集聚，经济效率就会越高。这一观点获得了一些学者经验研究的验证和支持。Shefer（1973）、Sverikauskas（1975）、Segal（1976）、Moomaw（1981）、Forgarty和Garogalo（1998）等学者均支持这一观点。Sveikauskas（1975）的研究指出，城市规模的扩大能够促进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Segal（1976）年用美国的城市数据研究人口规模与经济效率的关系，得出人口规模较大城市的经济效率要比较小城市的经济效率更高的结论。Hohenberg与Lees（1985）也得出了经济集聚与经济增长高度相关的研究结论。Glease等（1992）认为经济集聚的多样化外部性更可能发生在大城市。
也有学者认为，较规模而言，地域经济活动的密度更能够反映其经济集聚程度对经济效率的影响。Ciccone和Hall（1996）分别利用两个模型研究一地劳动就业密度与生产效率的关系，发现就业密度的提高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增长。Ciccone（2002）后来还进一步研究计算出了生产效率对经济集聚密度的弹性。Paci和Usai（2000）、Sbergami（2002）同样认为集聚对经济增长有显著影响，但生产性集聚不能促进经济增长。Combs等（2008）的研究也验证了就业密度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观点。
然而很多研究也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证明了集聚不经济的存在。Henderson（1974）利用美国制造业的数据分析了城市规模与资源利用效率间的关系后，却提出大城市制造业的资源利用效率不一定高于小城市的观点。一种解释是：空间集聚程度存在均衡点，在该点，集聚经济与集聚不经济（集聚拥挤）效应达到平衡。Mill（1967）在研究城市群要素集聚时得出类似观点，Henderson（1974）与Monrgomery（1988）等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Brakman等（1996）提出，集聚不经济产生的原因主要是集聚带来的环境恶化、资源约束、交通拥堵等，他把这一过程也称作集聚拥堵效应。此外，Brezzi和Veneri（2014）提出地域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在不同地理尺度上存在差异，为集聚不经济的解释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
还有研究发现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先扬后抑的。例如，Futagami和Ohkusa（2003）利用日本的经济数据证明了经济增长与市场规模之间的倒“U”形关系，中等规模经济体的发展速度较快。此外，Lin等（2011）利用中国纺织业的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聚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也呈倒“U”形。
在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效率的研究方面，Meijers等（2010）对美国都市区空间结构和经济绩效关系的研究为后来的许多研究奠定了基础，他利用柯布-道格拉斯函数构建的都市区空间结构和经济绩效研究经典理论框架沿用至今。Glaeser等（2015）提出了中国到底应选择单中心巨型城市，还是多中心城市网络占主导的发展模式这一经典问题。
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的相关性研究也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Brakman等（1996）首次指出集聚可能产生的拥堵效应，并认为其原因可能包括环境污染、空间与资源的限制、交通拥堵与电子通信设施不足。Verhoef等（2002）、Ren等（2003）同样认为经济集聚不利于一地的环境保护，因为经济集聚所带来的生产规模加大会加速资源消耗与污染排放，破坏当地生态环境。但也有学者认为，集聚可能由于技术创新获得正的环境外部性。经济集聚对造成环境污染还是会缓解环境污染，这一问题仍未有定论。
国内许多学者利用国内经验数据也验证了经济集聚能促进经济效率提升的结论。范剑勇（2006）借鉴了Ciccone和Hall（1996）的研究方法，发现我国各省的产业集聚都提高了当地的劳动生产率，且非农产业分布的不平衡扩大了各省劳动生产率的差距。张昕和李廉水（2006）认为聚集经济是造成我国大型城市间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陈良文和杨开忠（2008）的研究结论显示，城市内部通勤成本（扩散力量）和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效应（积聚力量）均对经济活动的集聚程度有影响，在外部规模经济效应作用下，运输成本为零时经济活动也可能稳定集聚。刘修岩（2009）发现城市就业密度与专业化水平对其非农劳动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并使用工具变量缓解了双向影响的内生性问题。
与国外经济集聚与环境污染关系方面的研究结论不同，国内有一些学者清晰地得出了经济集聚能够缓解污染，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结论。师博和沈坤荣（2013）发现企业集聚能够提高能源效率，政府干预会降低这一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形变动特征。李勇刚和张鹏（2013）利用我国省级数据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与开放程度利于降低污染程度。杜震和卫平（2014）的研究显示产业集聚利于减少城市的工业排放，且城市规模越小，经济密度越低，产业集聚不足的不利影响越大。李顺毅和王双进（2014）认为提高产业集聚能够减少工业污染排放，促进生态环境向好发展。
国内探讨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的研究近年来呈现出增加的趋势，为Glaeser的诘问提供了理论或实证答案。在城市群或其他较大地域单元空间结构对其经济效率的影响方面，学者们的研究结论普遍支持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有影响，以此推断城市经济存在外部性。但对具体影响方式却并不十分统一。
一些学者认为，城市群单中心结构，即城市群内规模较大的经济集聚位于单一城市，更有利于经济绩效的提高。例如张浩然与衣保中（2012）利用2000—2009年的数据进行研究，指出单中心结构对我国10个城市群经济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地理单元尺度越小促进作用越显著。陈金英（2017）运用20个城市群2000—2012年13年间的数据研究支持了单中心空间结构提升城市群经济效率的观点，但这种促进作用不显著；集聚、较大规模能显著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后者还能在单中心与集聚对经济效率的影响中起决定作用。
有一些学者支持多中心对经济绩效更为有利的观点。华杰媛（2017）运用13个城市群，1990年、2000年、2010年三个年度的截面数据，也同样得出多中心结构有利于城市群经济增长的结论。孙斌栋等（2019）利用2000—2015年13个城市群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对于用劳均GDP与劳均GDP增长率测度的经济绩效而言，多中心结构更优。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在城市群产生和发展的初级阶段，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有利于集聚经济的获得，到了城市群发展成熟期，由于过度拥挤、效率降低等带来的集聚不经济和环境恶化占主导地位，多中心空间结构对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环境条件的向好可能更为有利。于是有学者提出城市群空间结构与经济绩效呈现出倒“U”形关系。例如，运用1995—2010年间20个城市群数据进行研究的李佳洺等（2014）、对1994—2012年我国12个城市群进行研究的侯韵和孙铁山（2016）。刘修岩等（2017）不否认中心度对一个地区经济效率具有非线性影响的理论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在测度出该影响拐点的样本仅为0个或1个时，他们的研究得出了对于目前大部分中国城市群而言，单中心结构仍对经济效率的提高更为有利的观点。
利用单中心——多中心维度、规模维度或集中——扩散维度一起构建空间结构变量的方法虽不常见，但也存在于围绕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问题进行的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小规模、单中心、集中的空间结构对经济效率的增长有利。例如俞涵（2015）针对我国8个都市圈展开的研究显示，集中与单中心的空间结构更能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而当都市圈规模较小时，更有利于上述促进作用的发挥。瞿兆聃（2018）对长江中游城市群2006—2015年期间的研究也同样支持单中心、小规模空间结构更能促进经济效率的增加这一观点。
支持多中心、分散、大规模对我国城市群经济效率有正向促进作用的学者也不乏其人。苗洪亮等（2016）对1994—2013年间我国10个城市群的研究表明多中心结构城市群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集中会较低经济效率；城市群规模对人均产出影响为显著正向。受Brezzi和Veneri（2014）的研究启发，刘修岩等（2017）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分别研究了城市内部、市域与省域三个地理尺度的空间结构对相应经济效率所产生的影响后得出的结论佐证了苗洪亮的观点，即在城市内部和市域等较小的地理尺度上，单中心结构能够提高城市经济效率；而在省域等较大地理尺度上，多中心空间结构更能促进经济效率提升。唐菁菁等（2018）的研究结果表明单中心结构对东盟八国城市经济效率有促进作用，但对省域经济效率有抑制作用，并且上述作用对处于城市化发展阶段不同的各个东盟国家存在差异性。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了单中心结构对较大区域空间具负向影响。
关于地域经济集聚与相应绿色经济效率相关性方面的研究，林伯强和谭睿鹏（2019）在研究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影响时发现：经济集中度大小合理时，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是正向的，经济集聚程度大于临界值时影响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出拥堵效应）；经济集聚对绿色经济效率的作用主要通过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高级程度与环境规制起作用，提出现阶段中国经济要以增加集聚程度为主，同时防止集聚不经济。这与郭荣朝和苗长虹（2007）抱持的城市群内部城市规模合理、密度适宜更有利于环境优化的观点相互呼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