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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经济效率源自资源和环境约束的经济增长理论。以往的西方经济增长理论认为资本、技术、土地、劳动等均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将大多自然资源与环境因素置于经济增长模型之外。鲜有学者将环境问题纳入研究范畴。
近几十年来，感受到资源短缺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威胁，增长极限论提出的世界经济将会崩溃的观点引起了经济学家们对于资源与环境的重视。经济学学者们逐渐开始将能源、资源与环境纳入经济增长模型，研究资源限制下，经济持续增长的可能性。比增长极限论乐观的观点是，在环境限制的较低增长率前提下，施行严格的环境政策能够带来可持续增长。
绿色经济效率是体现经济增长中资源要素的贡献率，去除环境成本的经济增长评价指标，是考虑到资源、环境因素的经济效率。目前绿色经济效率成为我国的研究热点之一，相关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国家、省市、城市群、流域等某一具体空间单元，同时也有针对金融业、能源、特色农业、畜牧业、渔业等产业的绿色经济效率，偶见土地绿色效率等方面的研究。
最早能够追溯到的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研究是2008年齐二石等关于我国钢铁企业绿色经济效率进行的研究。之后相关研究呈现出逐年增加的态势。
杨龙和胡晓珍（2010）测度了1995至2007年我国29个省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得出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环境问题日益严峻，绿色经济效率波动上升的结论。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测算了1996至2010年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值，并将其与传统经济效率进行了对比，分析了区域差异，提出较传统经济效率，我国绿色经济效率偏低，且自东、中部向西部依次递减；绿色经济效率与人均GDP间存在“倒U形”关系。2014年，钱争鸣和刘晓晨的研究得出了我国省域经济发展水平、FDI（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因素、能源强度、城市化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均有不同影响的结论。王兵等（2014）测算了2005至2010年我国112个环保重点城市的绿色经济效率后发现，我国绿色经济效率主要呈倒U形变化，且区域差异较为明显；城镇化显著促进绿色经济效率的发展。蔡宁等（2014）测算了我国30个省2007至2011年的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结合城镇化进行分析，将各省依据绿色经济发展与城镇化程度的高低分为四个维度，发现我国各省多为双高与双低的情况，呈现“两头大中间小”的态势。
另外，现有文献还提示经济增长水平，经济增长速度，城市化，产业转移，政府规制，信息化，经济集聚和技术进步，产业结构，经济规模，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私营和个体经济比重，职工工资水平，外资利用规模，地域规模，二、三产占比等产业结构，教育投入，污染治理投入，能源结构，区域科技创新能力，地方政府对环保支持力度，金融集聚等都是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钱争鸣和刘晓晨，2013；吴旭晓，2014；孙瑾等，2014；王晓云等，2017；张文博等，2017；叶仁道等，2017；钱龙，2018；罗海霞和段永峰，2018）。其中，谢婷婷和刘锦华（2019）除了研究金融集聚对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外，还从影响路径和影响机理方面进行了探讨，令人印象深刻。
总的来看，我国绿色经济效率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演变趋势分析、影响因素，某些变量对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等方面。其中，对绿色经济效率的测度与演变相关研究常常提示我国的绿色经济发展情况不容乐观，各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存在差距（白洁和夏克郁，2019），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区域异质性，但其间差距正在缩小（彭继增等，2019）；同一地域的绿色经济效率往往较经济效率更低（徐永辉和匡建超，2019），反映出各地区对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视不足。
从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因素方面的研究成果来看，城市化、产业转移、政府规制、基础设施、产业结构优化、外商直接投资、资源环境管制、绿色投资、经济发展水平、教育水平、信息化等因素对改善绿色经济效率有积极作用，而财政分权、专业化产业集聚、第二产业比重、固定资产水平、金融发展水平对绿色经济效率有负向影响，OFDI（对外直接投资）与绿色经济效率间存在“U”形关系。
空间计量方面的研究普遍显示出绿色经济效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例如，袁华锡等（2019）的研究表明中国2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2003至2014年十二年间的金融集聚对绿色发展效率存在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空间溢出呈现随距离衰减的特征。张文爱和樊梦培（2020）利用2000至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得出的实证研究结果证实行政型环境规制对地理相邻省份呈正向溢出。任阳军等（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省域绿色经济效率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高技术产业集聚本地区的绿色经济效率，在区域间也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对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绿色经济效率均具有积极影响，专业化集聚对本地区绿色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为负，对相邻地区存在正向外溢效应但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