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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旨在研究新闻传播“三界”在西部文化产业发展中如何发挥协同创新传播作用，因而本研究既是协同理论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用研究，又是发展传播学理论在当代中国西部大开发语境下的应用研究。
在展开自己的研究之前，必然要清楚前人都进行过哪些相关研究，而这些研究能够给自己带来哪些启发。
协同学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哈肯在研究激光理论的过程中首次提出了协同学的基本观点，开启了协同学的研究序幕。继而他在1971年与人合作发表论文《协同学：一门协作的科学》，将协同学作为一门学科进行研究。1977年他又正式出版了《协同学导论》一书，建立了协同学的理论框架。1983年，哈肯出版《高等协同学》一书，以信息论、控制论、突变理论等为基础，通过建立模型来描述事物从无序到有序转变的规律，正式创立了协同学研究，许多学者开始加入这一领域的研究，而他自己持续出版了十多部协同学专著。哈肯的中心观点为“一个由多子系统构成的系统，如果在子系统之间相互配合产生合作效应，系统便处于自组织状态，从而在整体上表现出一定的结构和功能”。
协同学逐渐成为一门交叉学科，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从不同侧面研究协同现象，其中，管理协同理论和知识协同理论在当代社会尤为重要。安德鲁·坎贝尔在《战略协同》一书中指出协同是企业应当重视的问题，协同公式（1+1＞2）表达了公司整体价值大于各部分价值的简单加和。知识协同的概念最早由
Knowledge
Management
杂志前主编Karlenzig（2002）提出：“它是一种组织战略方法，可以动态集结内部和外部系统、商业过程、技术和关系（社区、客户、伙伴、供应商），以求最大化商业绩效。”此后，Mckelvey等人将知识协同定义为一种“活动”，在这种“活动”中参与各方都积极投入知识创新中，在合作中成果是可见的。Anklam提出，知识协同的核心要点是共享、协作、开放、创新，知识协同最重要的目的是推动知识创新，通过协同平台将各知识主体中互补的知识资源进行整合，弥补各主体的知识短板，为各主体提供整体效益的最大化和互利共赢。
根据学者刘一新、张卓的分析，国内协同创新研究的发展演化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萌芽期（2000—2006年），在此阶段国内协同创新研究已经出现，主要集中于技术创新和对策研究，研究数量少且发展非常缓慢；第二阶段是发展期（2007—2011年），这一阶段主要涉及产业集群、供应链研究；第三阶段是爆发期（2012—2016年），这一阶段研究的宽度和广度大为拓展，（政）产学研（合作）、（地方）高校、创新绩效、创新驱动、影响因素、科技创新产业、模式、知识转移、运行机制、协同度等方面都成为研究热点；第四阶段是稳定发展期（2017年至今），该阶段研究涌现出智库、供给侧、模块化、产学研联盟、信息化、门槛效应、可持续发展、空间溢出等新热点。
发展传播学研究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当时一些希望能提高世界贫困人口生活质量的精英知识分子致力于从传播的角度来改变现状。
195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勒纳出版的《传统社会的消逝：中东的现代化》一书中分析了大众媒介在加速传统社会瓦解以及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催化作用，将大众媒介称为“奇妙的放大器”。1964年，威尔伯·施拉姆出版的《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一书中提出：“在为国家服务时，大众传播媒介是社会变革的代言者。它们所能帮助完成的是这一类社会变革，即向新的风俗行为、有的是向新的社会关系的过渡。在这一类行为变革的背后，必定存在着观念、信仰、技术及社会规范的实质性变化。”20世纪60年代，埃弗雷特·罗杰斯相继出版了《创新的扩散》和《大众传播与国家发展》，他认为传播活动是贯穿于创新扩散模式全过程的，传播是社会变革的基本要素之一，而新思想新事物的普及推广是一种传播的特殊形态。
以丹尼尔·勒纳、威尔伯·施拉姆、埃弗雷特·罗杰斯等为代表的主导范式推广者们主张第三世界国家应当通过大众传播引进西方先进的新思维和新做法，加速本国的现代化进程，而大众媒介是加速国家发展和社会变革的重要手段。
科林·斯巴克斯（2009）提出西方发展传播学研究经历了主导范式、参与传播范式、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四个阶段的变革。这几种主要范式是逐渐演化的，时间上有承接性。
主导范式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淡出主流学术圈，但是在实践层面上至今仍然保留了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它对社会实践项目有积极的影响。
参与传播范式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在80年代占据了发展传播学研究的主导地位，这种范式关注社会底层民众的意志，重视大众传播中个人的作用，将发展视作一个整体、多维、辩证的过程，将传播看作一个参与者之间信息共享的过程，注重传者与受者之间的信息交流。
帝国主义范式是指当发展中国家纷纷学习西方的传播理论并引进西方的传播技术后，发现对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不仅没有起到推动作用，反倒产生了对西方的依赖，再引进西方媒介技术与理论的同时也得依照西方大众传播媒介的专业标准，而这与本国国情和文化背景都不符合，反倒影响了本土文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依附于西方传播媒介会形成“文化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对西方发达国家政治和文化的依附），这会造成被西方发达国家控制本国的思想文化传播，进而动摇本国政权的严重后果。
全球化范式指的是随着经济全球化，地区限制被逐渐打破，媒介传播也呈现出了全球化趋势。发展中国家相较于媒介传播初期，不再需要全盘依赖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技术、理论与专业标准，自身的媒介制作内容开始丰富起来，开始制作出适合本土化的媒介内容，媒介审美标准也开始趋向本土化，与此同时，适宜于本土媒介研究的大众传播学理论也有所发展。发展中国家逐步摆脱了对西方国家传播媒介内容及制度的依赖，不再成为西方国家文化的附庸，形成符合发展中国家需要的文化价值体系，发展中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逐渐对本国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
20世纪80年代中期，当传播学在中国逐渐得到关注的时期，发展传播学理念随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这一时期直接研究或介绍发展传播学的文章有两篇，即《传播事业与国家发展——国际传播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袁路阳，载《新闻学刊》1986年第一期）、《发展传播学简介》（潘玉鹏，载《新闻大学》1989年冬季号），都只是简略介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学者对发展传播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进展，出现了范东生的《发展传播学——传播学研究的新领域》、支庭荣的《由盛转衰的发展传播学》、陈龙的《“发展理论”演进中的媒介角色及其再认识》、殷晓蓉的《当代美国发展传播学的一些理论动向》等论文，以及发展传播学经典著作《大众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的中译本翻译出版。1993年3月，复旦大学裘正义博士的《大众传播与中国乡村发展》由群言出版社出版，这是在完整的发展传播学理论框架下进行的综合性实证研究。1997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人·媒介·现代化》（陈崇山、孙五三主编），主要关注在我国的特定环境下大众传播媒介在人的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2000年12月，由课题而产生的研究专著《传播与民族发展》（张宇丹主编）由新华出版社出版，通过对云南省13个少数民族的抽样调查得出“少数民族地区的信息传播与社会发展呈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发展传播学理论的梳理与分析工作在持续进行，其中不乏有见地的论文。韩鸿在《参与式影像与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视野中的中国参与式影像研究》（2007）一文中提出，以集体行动为特征的参与式影像的生产与传播是一个创造对话、促进思考、凝聚共识的民主化过程，参与式传播更适合中国农村广大农民群众的草根传播方式。他在《参与式传播：发展传播学的范式转换及其中国价值——一种基于媒介传播偏向的研究》（2010）一文中，则对参与式传播的缘起、发展过程、理论基础、基本模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参与”意味着在较高层面上对传播系统的公众介入，包括公众在制作过程以及传播系统的管理和计划中的介入。他提出，对于中国的乡村传播来说，参与式传播理论给我们诸多的启示：第一，建立乡土内生性媒介；第二，重视以参与为特征的乡村文化生产和传播；第三，村民参与乡村传播的内容生产。如今，农民通过抖音、快手和电商直播等对乡村文化进行生产和传播正是在实践着参与式传播理论。
王锡苓等（2012）在《发展传播学研究的“赋权”理论探析》一文中介绍了赋权理论的实践探索，媒体被用于服务社区的需求，强调参与、对话、双向传播，进行文化整合，认为这一新的理论视角为我国发展传播学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新空间。
笔者认为，发展传播学主导范式旨在依托国家的支持，自上而下地推行一系列的传播计划去帮助世界上贫困地区或国家的人们改善困境，提高生活水平（类似中国的“新闻扶贫”），而这一系列传播计划是由外来专家根据当地人的情况而制定的。专家们针对当地被扶助的贫困人群的特点而设计适合他们的传播策略与内容，由媒体去传播这些信息。这种自上而下的传播计划寄期望于“两极传播过程”——期待传播的特定发展信息首先影响到当地的社会精英，待这些精英由于接受到先进的、现代化的信息而做出相应的改变时（由态度改变转化为行为改变），一般群众也会因为受到当地社会精英的影响而渐渐接受这些发展传播信息。尽管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在理论研究上不断受到质疑，但是由于主导范式的研究者们致力于将研究付诸实践从而去推动世界贫困人群的发展，并且为此设计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具体操作策略，因而主导范式发展至今在各种社会实践项目中依然拥有很强的生命力。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经济跃升世界第二（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为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提供了独立于西方霸权之外的发展经验。中国的发展经验为世界上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贫穷和发展问题贡献着中国智慧和方案。在这种背景下，“发展”在中国的各学科研究中都成为热词。而已经淡出西方主流学术圈的发展传播学在多年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焕发了勃勃生机，因为它对于研究中国新闻传播界如何推动社会发展与变革有着积极意义。
发展传播学中的主导范式比较适合研究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因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与变革正是一个自上而下推动的过程，国家顶层设计中提出的每一个“五年规划”都旨在调整、推动国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状况，每次都是为期五年定点进行突破的变革过程，这个过程全程需要新闻传播界起到阐释、宣传、动员作用，亦需新闻传播界起到“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双向沟通作用。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初衷是解决“二战”后广大第三世界国家贫困现状并改善贫困人口的生活质量，而中国的西部大开发、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战略都是为了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东西部区域差距而推进的社会变革过程，这些都需要新闻传播界在其中起到积极的作用。
参与范式则适合国家政策出台后在全国各省区市落地时的信息沟通交流，因为任何政策在基层的执行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因而在这个政策执行过程中，不能是单一垂直的自上而下的政令传达（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必须是基层各级干部与人民群众相互沟通与信息共享、共商、共情的全员动员参与式传播过程。
帝国主义范式则提醒我们在引进吸收西方传媒理论、传播科技与媒介内容制作标准的同时随时保持警惕，不能丢掉我们本土文化的根基、不能不顾我们的现实国情和具体发展阶段而盲目“西化”，一定要形成我们本土的新闻传播理论与实践体系。
全球化范式则有助于我们形成自己的文化与传播自信——我们有能力立足本土来发展自身的新闻传播实践与理论体系，我们自己的大众媒介能起到推动本国与各省（区）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积极作用。
笔者认为，国际发展传播学的一系列成果本身就是新闻传播力量如何发挥协同创新作用（政-产-学-研-用）去帮助国际上某些少数民族地区民众脱贫（摆脱贫困是全世界面临的最大发展命题，只有摆脱了贫困才能走向现代化征程），因而，发展传播学的各种研究范式对本书的研究都有参考价值。
发展是一个世界性的主题，全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与地区）都面临发展的主题，而国家与地区的发展都离不开摆脱贫困（脱贫）与现代化两大问题。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不例外，同样要面临脱贫（目前是脱贫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与走向现代化两个目标。
实际上，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和国家每一阶段的发展目标是高度一致的，对于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的该区域来说，发展更是分阶段来达标的——第一步是区域整体脱贫奔小康，第二步是在实现了小康生活基础上奔向现代化。
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新闻传播界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伊始，西方的一批传播学者陆续为世界上某些落后贫困地区做过很多有益的尝试与实践，从而形成了发展传播学的各种范式。而今，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依然离不开新闻传播界的支持与推动作用，因此本书依然要在发展传播学的框架下开展针对当下中国西部地区文化产业发展的研究。
整合营销传播（Integrated Marketing Communication，IMC）的理念起始于20世纪80年度中期。整合营销传播的理念是由于企业追求“传播协同创新效应”而发源的。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发现，企业如果采用多种传播手段，例如公关、广告、促销、直接营销等，所达到的综合效果会高于单一传播手段的效果之和，即所谓传播协同创新效应。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一些营销传播机构的广告策划和营销人员及一些广告代理公司发现，传统的单一形式广告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而综合运用各种促销工具或者媒介，又经常会产生主题诉求、执行步调不一致的情况。如果协同运用各种媒介及促销工具，则会达到最优的传播效果，这引起了业界的重视。在业界对于传播协同创新效应的不断研究和应用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初期，整合营销传播理念开始产生。
1993年，舒尔茨正式提出整合营销传播的概念，认为整合营销传播是一种长期对顾客及潜在顾客制定、执行不同形式的说服传播计划的过程，是将所有与产品或服务有关的信息来源加以管理的过程，使顾客及潜在顾客接触整合的信息，并且产生购买行为以维持消费忠诚度。
整合营销传播是针对消费者而进行系统传播计划的过程，它以消费者为战略过程的起点和依归，而又重点体现在“整合”二字上——这包括传播信息的整合、传播手段的整合以及传播过程的整合。
1996年，卢泰宏、李世丁先后在《国际广告》上发表了介绍整合营销传播的文章，IMC理论正式进入国内学术界视线，之后，相关研究与实践日益增多。学者周汉章通过中国知网以“整合营销”为主题进行检索，截至2021年6月22日共有2197篇期刊文章、605篇硕博论文、42篇会议文献和49本图书。从中国知网对这些成果所显示的学科分布来看，这些研究主要分布在经济与新闻传媒领域。发表于《国际新闻界》《现代传播》《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大学》《中国广播电视学刊》上的论文有25篇，发表在《广告大观》《中国广告》《现代营销》上的论文有183篇，这208篇论文相对而言都属于含金量比较高的成果。从这208篇论文的发表时间来看，IMC自1996—1997年被引入，自21世纪伊始论文发表数量迅速增多，在2003—2005年、2010—2012年形成两个高峰期，2014年以后论文数量逐渐减少。周汉章再对这些论文进行筛选，进而梳理出国内整合营销传播主要成果的研究主题主要分布于理论引进和介绍、理论构建与反思、IMC与组织机构、受众以及实践调查、媒介融合研究、本土应用研究这几方面。
2014年以后，国内营销领域认为IMC理论已经过时，不再适合当前的本土营销环境。“但是，作为一个强调协同优势和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理论，IMC为应对愈发复杂化的营销环境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思路和方法。而随着智能传播时代的来临，整合的重要性必将更加凸显。”
西部文化产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需要整合营销传播，因为文化产业本身就离不开消费者（例如文旅产品的消费者、文创产品的消费者、特色农副产品的消费者等），因而西部地区的各级政府、各类文化企业和各种中介机构都可以针对特定的目标受众（即消费者）制定并实施系统传播计划，整合传播信息、传播手段和传播过程。例如，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利用网红丁真推出区域宣传片，又将其包装为形象大使，当地的国企吸纳其为员工，而国内的新媒体、主流媒体纷纷为丁真宣传造势，共同推动甘孜的旅游热，为当地的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助一臂之力。
整合营销传播理论注重在营销过程中将多种传播方式进行整合以达到协同传播效应，尽管该理论的应用领域比较有局限性，但其注重将传播方式进行整合协同的观点给本书的研究带来很多启发。
在对上述三方面的研究进行梳理后，本书的研究脉络也变得清晰起来。
本书就是在中国当代西部大开发的语境下，参考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思路，将协同学理论实际应用于新闻传播学领域的研究中，具体分析新闻传播学界、教育界、实业界如何协同各个创新主体的力量去创新传播内容、方式、形式和渠道等，以优化传播效果，进而达到推动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目的与目标。
本书旨在考察新闻传播界对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所发挥的协同创新传播作用，研究涉及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问题——中国广大的西部省份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如何通过特色文化产业来达到脱贫致富、乡村振兴、保护与传承传统民族文化的精华等目的，而新闻传播界在推动该区域实现现代化发展之路上所起的协同创新传播作用其实就是发展传播学理论和协同学原理在当代中国西部地区发展的现实语境下之灵活应用。
因此，本书沿着发展传播学的研究思路，立足于协同论的基本原理和创新的时代命题，结合媒介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经济学、政治学、文化产业等相关理论，对新闻传播业界、学界和教育界的协同创新传播作用一一进行考察分析，然后再进行归纳总结，继续思考如果将新闻传播“三界”作为整体的话，其协同创新传播作用何在？
笔者假设，作为整体的新闻传播界，其协同创新传播作用体现在三个子系统（业界、学界、教育界）能够共享彼此的资源，互通有无，在推动西部文化产业走廊发展中，学界能为业界如何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提供相应的智力支持，而教育界能积极与业界互动（例如请优秀工作者来讲课、共建实习基地等）从而为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后备人才提供更好的培养条件和实习实践环境，而业界随时将新闻传播实际工作中发现的新现象、遇到的新问题和困惑与学界、教育界共享，在这个协同合作的过程中，业界得以不断创新改进自己的工作方法并提升传播效果，学界得以不断生成新知识与理念，而教育界得以不断创新人才培养的方式方法并培养出优质人才，从而达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效果。如此循环往复，便能在西部文化产业发展中形成一个完整的“产-学-研-用”创新传播链条，达到最优化的传播协同创新效应，为西部文化产业乃至整个西部地区的可持续发展不断贡献力量。而若想达成这种传播协同创新效应，除了传播子系统的努力外，还需要从官方层面去形成对新闻传播“三界”协同创新的长效保障机制。
若从知识协同的视角来进一步分析，新闻传播“三界”在协同创新系统中不断地将三个子系统各自的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后在整个系统中分享，而三个子系统在吸收外化了的已经成为显性知识的其他子系统原先的隐性知识后，三个子系统原有的隐性知识都在扩容，而整个系统的知识总量也在增加，新一轮的知识转换又在发生，三个子系统的隐性知识又在整个系统中以某些特定形式进行外在化和显性化，而随着这些外显化共享化的原隐性知识在整个系统中得以无障碍流动时，新的知识价值会不断被创造出来，随后又会被各个子系统所消化吸收，进一步提升各个子系统的隐性知识量和内在价值，从而实现知识增值。这样的知识协同过程在整个系统中循环往复，导致新闻传播“三界”的协同创新传播状态在持续，故而对西部文化产业发展所产生的协同创新传播效应也会累积起来。
简而言之，无论是新闻传播学界、新闻传播教育界还是新闻传播业界，它们对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协同创新传播作用实质上就是一个对西部文化产业相关知识的协同创新过程。在这个知识协同过程中，新闻传播“三界”作为既彼此联系又彼此独立的子系统，分别参与着针对西部文化产业的知识协同创新过程，分别促进着各自子系统内的隐性知识与显性知识的不断转化以及在知识共享中不断创造出新知识，实现着促进西部文化产业发展的知识增值作用。
对于新闻传播“三界”的协同创新传播作用的考察，本书综合运用了文献研读、内容分析、报道框架分析、互联网数据挖掘、符号学分析、实地调查、深度访谈、典型个案研究等多种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