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但凡大事都是起于小事。小事如果不在乎,日积月累发展成大事,就来不及补补救了。国家倾覆灭亡,无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兼济天下苍生是古代儒家重要的思想,其对于历代封建士人政治抱负影响甚深。做大事、成大业似乎已经成为古人高傲不凡的标志。
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
现代企业管理也是如此。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说:“创业,其实就是想做事,想做实事,但不一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把自己的事做好,一点一滴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大事了。”
唐太宗从推翻庞大的隋朝到开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唐帝国,可谓完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事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大,而是冷静地思考伟大事业来自小事的道理,这种思想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对事物转化的一种科学认识。
管理者要从细微处入手,绝不放过任何“小毛病”、“小漏洞”。
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
——《帝范·去谗第六》
人的容颜相貌就长在眼睛的附近,还无法自己审视自己,何况是非得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怎么能够轻易觉察呢?人们在修饰打扮容颜的时候,都知道去照镜子;但在修养自己的德行的时候,就不懂得向明道的哲人请教。这是何等的愚蠢和迷惑啊!
唐太宗这段话要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评判人的是非得失必须依赖客观的标准。《韩非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既解窥形于明镜,不知问道于哲人,是愚惑之甚也。”人不借助镜子,就无法观看到自己的容貌;镜子好比一个标准,不借助于标准,人就无法判定自身所言所行的对和错。那么,照见人的是非得失的“镜子”是什么呢?答案是——正道,也就是规律和规范。
第二,问道需要向明道的哲人请教。人不可能自己知晓道,只有通过向已经明道的人请教,才可以逐渐掌握。这就是学习的重要性。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管理者要顺应潮流,不被社会所淘汰,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多多向别人请教学习。
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杜如晦对于当时军国大事,分析判断如同流水般明快敏捷,深为当时同辈所折服。
唐太宗手下著名的两大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后者经房玄龄推荐当了宰相,其才能善于决断,太宗凡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房玄龄称赞“非如晦莫能筹之”,“房谋杜断”遂成为历史佳话。
杜如晦的决断能力为唐太宗开创繁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反思杜如晦的剖断如流,我们不难发现,杜如晦能够成就这样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房玄龄对人才的发现和挖掘,如果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能力有妒忌之心,这种剖断如流就有被扼杀的危险。可见,开创一个完全为公、毫不为己的领导层氛围是如何的重要。其次,杜如晦的决断能力是在唐太宗真心赞赏、完全信任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唐太宗对人才的赏识成就了杜如晦的成就。
决断如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拼搏和冒险精神,但是,这种冒险和拼搏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平时积累丰富知识的“胸有成竹”,因此,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平时注意学习知识,以备决断时候参考。
夫以铜为镜子,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用铜来作镜子,可以帮我端正衣服和帽子;用历史来作镜子,可以让我知道朝代的兴亡交替;用进谏之人来作镜子,可以让我明白政治得失。我常常保存着三个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
这是唐太宗常常对属下说的“三镜”,据历史记载,当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遂亡一镜矣!”
自古君王身边均不乏忠臣谏官,但是,为何只有唐太宗成就了以魏征为镜照见政治得失的佳话?
唐太宗能够让魏征这样的镜子真正发挥作用,对于魏征等人提出的意见,他能够真正地采纳,而不是把谏官用来装点朝廷清明的摆设,这样,谏官们就可以充分地发挥镜子照射君王对错是非的作用。想想历史上几个著名的昏君,其手下并不乏魏征这样正直仗义的镜子,如商纣王与比干、夫差与伍子胥等等,但是,其最终结果是镜子一旦照出了帝王的得失真相,就立刻被帝王“摔碎”告终。
魏征为代表的“镜子”能够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还在于镜子们自身具备了应有的能力,试想:历代皇帝身边谏官无数,能够做到魏征这样的又有几个?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谏官并不在于是否进谏直言,而在于进谏能够真正切中皇帝得失要害,那种貌似进谏,实为奉承的谏官,不仅无法起到镜子照见主人得失的责任,还蒙蔽了君王。惟其如此,唐太宗虽然对于魏征等人的谏言颇感不爽,但是,依然坚持听从,并深爱之,实为难能可贵。
优秀的领导者不仅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自身能力的“短板”,需要“镜子”照见这些“短板”,同时,还需要把镜子的作用从消极的反映意见,提升到促进整个团队积极工作的层面上来,让镜子们不仅监督领导人,还监督整个企业的发展。
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难道我只是在过去才有过错,今天做的都是正确的吗?显然是臣下对我奉迎顺从,不敢触犯皇帝权威罢了!因此我虚心地征求他人意见,用来排除假象,反省自己,即使是有的意见我并不采用,但是,我也愿意承担责任。如果我准备接纳谏言而你们臣下却不进谏,这个责任有谁来承担呢?从今以后,你们要竭尽忠诚,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请你们尽管直言进谏,不要有任何隐瞒。
这是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在唐太宗看来,魏征之死不仅使得唐朝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谋臣,还在于从此缺少了一个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的忠臣。
历代封建皇帝在任用人才上,皆擅长收买笼络人心,唐太宗能够发动“玄武门之变”获得帝位,与手下大批忠心耿耿拥护其登基的谋臣将士有关。所以,唐太宗在魏征死后表现得异常悲伤,其中不乏封建帝王失去得力助手的功利性目的相关,但是,在唐太宗眼中,魏征更是一位为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专门为公、毫不为己的正直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否认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间的层面,而确实具有了血肉相连的纽带关联。惟其如此,魏征之死才让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帝王如此真心惋惜和哀伤。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提出“直言无隐”,与其说是对部下寄予的一种希望,不如说是只有魏征个人此前直言无隐的一种褒奖。
“忠言逆耳利于行”,优秀的领导并不在于是否知道这样的道理,而在于对待逆耳之言的态度上,如果说能够听进去逆耳之言的领导,算是境界比较高的话,那么,能否做到闻过则喜,才是对待直言无隐的最高境界,即使直言者所说的并非全部正确,但是,也应该虚心听取。
直言无隐只能算得上坦诚正直,所言之语是否正确还需要领导进一步理性分析和辨别,那种对所有意见都置若罔闻的固然不是好领导,但是,对所有职工提出意见一概答应照办的更是糊涂虫。
自古人君莫不欲社稷永安,然而不得者,只为不闻己过,或闻而不能改也。今朕有所失,卿能直言,朕复闻过能改,何虑社稷之不安乎?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自古以来,国君没有不想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之所以达不到这个目的,是由于国君听不到别人批评自己的过错,或者即使听到了,也不能改正。今天我有过失,你能直言指出,我也知过能改,这样哪里还要担心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呢?
“闻而能改”是唐太宗对手下忠臣王珪所说的一段话。王珪是太原祁县人。高祖武德年间,他出任太子中允,很受李建成的礼遇。后因李建成阴谋作乱的事变被牵连,流放到嶲州。李建成被诛杀后,太宗即位,将王珪召回,官拜谏议大夫。他能竭尽忠心,多次进献良谋。王珪曾经上密奏,直言规谏。于是唐太宗对他说出了上面一段话。
闻过能改的深意并不在于知错就改、从谏如流,而是一个人具有自知之明是何等的重要。对于一般人而言,当别人指责自己的缺点之时,能够心中坦然接受,显然已经不易,而对于身为一国之君的皇帝,尤其是意见的提出者,来自从叛乱集团中提拔任用的臣下之时,还能够做到从谏如流,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唐太宗对“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具有自知之明的意识。否则,既不可能真正改正,也不可能将提意见之人看做心腹。
唐太宗通过自己提拔的人才对其加以监督,对于部分人而言,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而他却考虑到国家社稷从此因为这批忠臣谏官而长久无忧,真正做到了古代帝王心胸开阔的极大境界。
现代企业领导无不希望职工给予他充分的尊重,为企业风险所有的智慧,但是,这首先需要领导给予职工充分的尊重。“闻过”就是尊重职工智慧和能力的表现,“闻过能改”则是领导对职工能力充分信任的证明。
玫琳凯化妆品创始人玫琳凯曾说:“你愿意别人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别人。”
领导倾听员工的意见不要带有任何狭隘的个人歧视色彩,尤其是对于从原来竞争对手阵营中加入进来的员工,更应该给予充分的尊重和肯定,以此换取他们为公司忠心服务的决心。
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
——《贞观政要·求谏第四》
自古以来有很多帝王放任自己的喜怒哀乐,高兴的时候就滥赏没有功劳的人,发怒的时候就滥杀没有罪的人。所以社稷沦丧,战乱不断,没有不因此而起。
古语有云:“伴君如伴虎。”君王的情绪波动往往牵连到臣子的命运。若是遇到恣意妄为、喜怒无常的君王,那上至朝廷下至百姓便永无安宁之日了。时而滥赏,时而滥罚,全凭自己的喜好怨恨行事,失去冷静和理性,导致天下大乱。唐太宗“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鼓励臣子尽情极谏,以此来监督自己,克制情绪,理性治国。
成功学大师安东尼·罗宾斯有一句名言:“成功的秘诀就在于懂得怎样控制痛苦与快乐这股力量,而不为这股力量所反制。如果你能做到这点,就能掌握住自己的人生,反之,你的人生就无法掌握。”成功的领导者善于将理性与感性完美的结合,既不乏理智的冷静,又不失感性的温情,得到员工的敬佩和忠诚,挖掘出员工无限的潜力。
喜怒无常是无能的表现,真正有魄力有威信的领导者并不苛责求全,乱发脾气,而是善于控制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那么,怎样才能冷静而成熟地控制好情绪呢?
一、一旦投入了工作就把一切烦恼抛之脑后以免干扰,烦躁之时,停止工作,寻找发泄的途径来转嫁糟糕的情绪,比如散步,呼吸新鲜空气,运动等。二、怒火即将爆发之时,为了防止做出一些后悔的事情,应竭力冷静,保持沉默,转移注意,平息怒火,忍一时风平浪静。三、坚守原则,公平公正,赏罚分明,恩威并施,就事论事,对事不对人,不迁怒于无辜之人。四、广开言路,学会倾听。鼓励员工纳谏,监督自己的言行,完善自身,虚心诚恳地了解别人的想法。
朕每间居静坐,则自内省,恒恐上不称天心,下为百姓所怨。但思正人匡谏,欲令耳目外通,下无怨滞。
——《贞观政要·求谏第四》
我每当闲居静坐,就开始内心自省。常常担心自己上不符天意,下被百姓埋怨。但求正直的人,能给我匡正规谏,使我耳聪目明,了解外界情况,使百姓的怨情一扫而空。
这是贞观八年(634),太宗对身边的大臣们表白求谏心迹的一段话。主动求谏堪称唐太宗用人之道的精华,贞观初年,唐太宗为了听取臣下正确意见利于治国,广开言路,鼓励臣下大力进谏,形成了唐代初期进谏直言蔚然成风的良好局面,这也是“贞观之治”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成绩之一。
唐太宗的求谏思想可以从如下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一方面,唐太宗摆正了进谏者和纳谏者之间的心态关系。唐太宗常常内省自己治国之道的不足,为弥补缺憾和过失,真诚地向臣下表露纳谏的决心,这对于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而言,没有良好的心态则不可能保证求谏的实效性。因为这种内省并非是简单的对自己行为的反思,而是勇敢地承认了个人能力上的欠缺、行为上的过错。
另一方面,唐太宗摆正了求谏与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求谏的目的在于治国,自古以来的帝王无不知道求谏之重要,但是,帝王们往往因为顾及尊严面子而堵塞谏言,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从根本意识上摆正求谏与治国之间的利害关系,否则,历史上会有几个帝王因为面子而放弃整个国家社稷呢?
优秀的领导不仅需要倾听团队每一个成员的意见,更重要的是,对意见的倾听不要以美化领导心胸开阔形象为目的,而是出于对个人能力“短板”的内省,否则,领导的求谏要么沦落为一种形式主义,要么员工提出的都是不痛不痒、毫无价值的意见。
员工的某一点谏言也许无法决定整个企业的命运,但是,员工们集体的智慧,则必定影响着整个团队究竟能走多远。
每有谏者,纵不合朕心,亦不以为忤。若即嗔责,岂敢更言。
——《贞观政要·求谏第四》
每当有前来进谏的大臣,即使提出的意见不符合我意,我也不认为这是对我的忤逆。如果我当即对他呵责怪罪,怎么还会有人敢再谏言呢?
和颜悦色,以求谏言。这是唐太宗求谏的宝贵经验。
面对谏言,即使切合皇帝过失要害,也很难做到和颜悦色,这是古来帝王求谏中常见的现象。能够做到的可谓少之又少。而唐太宗在求谏上能够为中国古代政治管理之道留下最灿烂的一笔,不仅做到了和颜悦色地面对正确的意见,更在于即使面对不正确的意见,也表现出虚心接受的一面,这不仅是个人道德休养的高尚,还在于他真正从心理意识到了“人无完人”的理念,既然身为帝国之君都存在能力短板,那么,谏言的大臣又怎么可能保证提出的每一点意见都是正确的呢?
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而言,唐太宗对待谏言的和颜悦色,并不是纵容不合理的建议,而是考虑到批评其中不合理意见引发的言路堵塞的严重后果,颇具有今人所说的绝不因噎废食的道理。这和今天许多领导一听别人提意见就火冒三丈,甚至背后打击报复形成了天壤之别。
领导者的大门永远对外开放。优秀的领导在面对敢于走进办公室提意见的员工,永远保持微笑的面孔,做出认真倾听的姿态,这是对员工人格的尊重,也是让员工真正说出心里话的基础。
自知者明,信为难矣。如属文之士,伎巧之徒,皆自谓己长,他人不及。若名工文匠,商略诋诃,芜词拙迹,于是乃见。
——《贞观政要·求谏第四》
自知之明,实在是很难做到啊。例如写文章的文士,从事技艺的工匠,都夸耀自己的本领高超,其他人不如自己。如果让著名的文士或工匠,议论评价他们的文章和制品,那么他们文章的冗词病句、制品的拙劣缺陷,就会被一一发现。
贞观十六年(642),唐太宗对房玄龄谈起人应有自知之明的道理,这是太宗治国思想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唐太宗所说的这段话,我们可以作如下理解:
一是诚如太宗所说,能够做到自知者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难在何处呢?太宗以属文之士、技巧之徒各自夸耀自己文采和技术高超为例,指出他们一旦到了水平更高人面前,其拙劣不足之处将随处可见。由此可知,自知者明很难做到的关键在于,是否从心理意识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但是,天下之人往往自高自大,总喜欢炫耀自己比别人强,其实,实在是井底之蛙,目光短浅。
二是既然自知者明难做,那么,就需要有更多的人来帮助提醒得意忘形者。普通人如此,帝王同样如此。当国家繁荣,天下太平之时,帝王们往往以为自己开创了前人未有的工业,这时候,就特别需要正直勇敢的谏官来提醒帝王,可以尽量避免人性中的缺陷,把帝王有可能因为盲目自大所犯的错误扼杀在萌芽里。在这个意义上,人能否做到自知之明,既与个人的道德修养相关,还与身边是否有“名工文匠”的点拨提醒不可分割。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领导与普通人的区别在于职位高低的不同,并不代表他们不会犯错误。因此,优秀的领导固然应该对自己的能力保持自信,但是,应该明白自己与他人的差距。
好的领导既可以成就一个好的团队,而一群好的员工同样也可以成就一个好的领导,自知之明,需有好的朋友、员工、同事的鼎力支持,否则,近墨者黑,不仅无法实现自知之明,还会变得更狂妄和更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