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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帝王为政，皆志尚清静，以百姓心为心。近代则唯损百姓以适其欲，所以任用大臣，复非经术之士。汉家宰相，无不精通一经，朝廷若有疑事，皆引经史决定，由是人识礼教，理致太平。近代重武轻儒，儒行既亏，淳风大坏。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古代帝王治理天下，皆崇尚内心清静，以天下百姓所欲作为自己所想。近代帝王却一味地损害百姓满足自己欲望，因此任用的大臣，再也不是从前那种精通经学儒术之士。汉代宰辅大臣都精通儒家经典，如果朝廷有疑难之事，都通过参考经典书籍来决定治国之道，因此人们普遍知晓礼教，国家太平。近代帝王则崇尚武力轻视儒术，儒学已经受到严重亏损，淳朴民风必然大坏。
贞观二年，太宗问黄门侍郎王珪：“近代君臣治国，多劣于前古，何也？”王珪回答说，古代君王欲望少，清心治国。汉代的宰辅大臣都精通儒家经典，因此修养较高，于是大兴礼教，天下太平。太宗帝受到了启发，他决定今后官员如果有学识、有实际工作经验的要给予升迁。
古人无论治国之道还是日常行为处事，都非常讲究依据前朝经典教义，这其中固然有迷信守旧的思想，但是，既然这些经典是先哲们集体智慧的结晶，同时，又经历漫长历史的考验，能够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足以证明其科学性与合理性。民间所谓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儒家经典教义就是前人立下的规矩，它可以有效地引导后人通过遵守这些规矩，而实现礼教大兴、国家大治。
唐太宗有感于古代帝王治国比今人好，并非是盲目的尊古薄今，因为历史的发展并非直线型的递进关系，而是螺旋形上升的，古代创造出来的今人至今无法超越的诸多伟大成就，足以让我们现代人好好地反省一下唐太宗疑问的真正价值。
志尚清静并非去除人为的欲望，而是应该摒弃个人私欲，心中只存员工的利益，以员工所欲为自己所欲，这是能否成为一名优秀领导的重要标准。优秀的领导还应该善于从以前商界的经验典籍中获取和总结经验，汲取古人管理方面的智慧，实现古为今用的目的。盲目贬低历史成就的领导，要么是对前辈成就的无知，要么是对自己能力的盲目自负。
夫心暗则照有不通，至察则多疑于物。……每事皆自决断，虽即劳神苦形，未能尽合于理。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隋文帝自己内心阴暗，高尚的道理也无法打动其心，他对人性悟得太透彻，对任何事情都不能相信。……每件事情他都亲自决断，虽然他为此劳神苦形，事必躬亲，但是，所达到的效果并不符合道理。
贞观四年，太宗帝问隋朝开国君王杨坚的为人，萧瑀说：是个自制力强、勤政励精之主。唐太宗说：公知其一，不知其二。隋文帝篡位得到天下，不敢信用大臣，乃至事必躬亲，却适得其反。因此，要想治理好这么大的国家，必须做到广任贤良，高居深视。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选用人才的重要标准，但是，如何能够做到这点？君王自身应该具有非凡的洞察力，能够分辨清楚哪些是可疑之人，哪些是可用之人，与隋文帝相比，唐太宗显然在这个方面更优秀，因此，在他手下，能够有一大批甘愿为其两肋插刀的谋臣辅佐。
现代系统管理学思想认为，如果实现管理的最优化，必须要构建起和谐有机的系统，而不是领导者本人自己的独角戏。在这个层面上看，切勿独断是具有深刻的现代管理学思想背景的。
现代领导者不仅应该具有个人的智慧和能力，更应该懂得驾驭他人和整个团队的能力，要实现从个人奋斗的角色向统帅地位的转变，从个人能力的爆发向团队能力建设的转型。独断专行的领导，不仅是在堵塞整个团队的集体智慧，还在亲手制造职工对领导的不信任，损害职工们的积极性，导致整个团队优秀人才被压抑，还引发领导对自己能力的自恋。
以天下之广，海内之众，千端万绪，须合变通，皆委百思商量，宰相筹画，于事稳便，方可奏行。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天下这么大，国内人口这么多，每天发生的事情千头万绪，必须要不拘一法，灵活处理，凡事应交文武百官商议，宰相认真筹划，对于所要处理的事，能做到稳妥牢靠，才可以呈奏施行。
贞观四年，唐太宗和臣下萧瑀的一段谈话，既成为唐代政治管理制度的一个佐证，同时，也显示了唐太宗个人在治理国家上的高明之举。贞观四年，唐太宗和臣下萧瑀谈论政治管理之道，在唐太宗看来，为官者当注意变通和稳便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之大，人口之多，帝王需要处理的事情几乎是无限的，那么，如何做到个人有限的精力去处理无限的事物呢？唐太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就是“变通”，就是针对客观发生的情况，灵活处理，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这样可以有效地化解外界的巨大压力。这个方法不仅符合唐代初年百废待兴的客观情况，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解决问题的效率，是唐太宗治国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是“稳便”。“变通”处理天下大事往往导致对原则背离的弊端，因此，如何在变通的同时，保证“稳便”的效果，二者不可偏废。唐太宗通过发动朝廷官员议论，集思广益，再经过宰相筹划，以此确保稳当牢靠，这样就可以避免政策发布因为不慎重而导致不稳当的情况。
此语既展示了唐太宗对群臣的信任，同时，也说明他慎思慎行的治国之道，体现了中国唐代高超的管理智慧。
领导者应该广泛任用贤士良才，信任下级，发挥下级的优势和长处，通过“权力下放”，充分调动众人的集体智慧，而不是一个人思考决断。
领导在赋予属下灵活处理事务的权力之时，需要建立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确保权力下放而不是滥用权力，以此求的稳当的目的。
耳目股肱，寄在卿辈，既义均一体，宜协力同心。事有不安，可极言无隐。倘君臣相疑，不能备尽肝膈，实为治国之大害也。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发挥我的耳目手足作用，就寄托在你们身上，既然君臣之间的道义把我们联成一个整体，就应当同心协力。君王政事处理有不妥当之处，大臣就应该毫无隐瞒地说出。如果君臣之间互相怀疑，不能做到肝胆相照，实在是治国的大祸害啊。
贞观五年，唐太宗和属下议论，治国与养病的道理相似，坦诚自己做事极其谨慎，而作为大臣只有做到极言无隐，才算是真正发挥了君王手足耳目的作用。
此段言论精妙之处在于：一是唐太宗对大臣的信任和依赖性以耳目手足比喻，足以换取大臣对君王知遇之恩的感激，这是唐太宗能够充分笼络人才的一个高明手段。二是敢于承认君王自身的不足，希望臣下的进谏直言弥补君王个人能力的欠缺，这在客观上撕下了长期以来天子无所不能的神秘面纱。三是直言大臣只有做到“极言无隐”，才算是尽到臣子的职责，这就大大解除了臣下进谏的后顾之忧，为自己听取宝贵的意见扫清了障碍。
优秀的领导不要把管理权力异化为一种独断专行，尤其是要避免阻塞了员工的言路，团队的发展需要全体成员的智慧，而不是团队领导个人的能力。正如安得鲁S.葛洛夫（INTEL公司首席执行官）曾说：“由业主本人所经营的公司，通常都是一种随意式的独裁经营体系公司。事实上，这往往是阻碍它们成长的原因。”
领导要让员工做到“极言无隐”，就必须彻底消除职工疑虑，让职工感到他们是领导的手足耳目，而不是惟命是从的下属。
自古失国之主，皆为居安忘危，处理忘乱，所以不能长久。今陛下富有天下，内外清晏，能留心治道，常临深履薄，国家历数，自然灵长。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自古以来亡国之君，都是因为身处安定环境而忘记危险，在盛世而忘记了乱世，所以国家不能长治久安。如今皇上您拥有天下，内外清平，能够留心治国之道，常常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如果以这样的态度来一直治理下去，国运自然会长久不衰。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身边大臣说，古代帝王之所以有兴衰，就好像大自然有早晨和晚上一样，关键在于君王能否让耳目听到臣下正确的意见。此言一出，魏征对唐太宗能够在治国之道上采取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大加赞赏，并进而提出著名的“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著名民本思想。
《诗经·小雅·小旻》：“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中国儒家先哲无不对此大为赞赏，他们坚持认为做大事之前必须保持足够的谨慎态度，此后，这种严谨庄重的态度成为治国之道中的重要一部分，并被历代帝王反复强调，引以为戒。
而现代战略管理学思想认为，企业管理是对一个企业或组织在一定时期的全局的、长远的发展方向、目标、任务和政策，以及资源调配做出的决策和管理艺术。因此，古人强调谨慎认真的态度与现代管理思想是吻合的。
优秀的领导并不害怕困难和挑战，但是，仅仅凭借勇气和魄力盲目挑战失败的领导，则是逞匹夫之勇。临深履薄启示领导遇到重大问题保持谨慎思考的态度，而不是畏首畏尾，退缩不前，谨慎的极端就是保守顽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