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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何必劳神苦思，代下司职，役聪明之耳目，亏无为之大道哉！
——《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
选取贤能之人任用，择取好的意见遵从，那么聪明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智谋，勇武的人就会竭尽他们的气力，仁义的人就会广施他们的恩惠，诚信的人就会贡献他们的忠心。……君王垂衣拱手就能治理好天下，哪里一定要劳神苦思，亲自去代理百官的职务和差使，使自己聪明的耳目劳苦呢？
选贤任能是大唐帝国对待人才的一条重要经验，唐太宗此举的深意在于，一方面，人才被君王们聚集在身边仅仅是笼络人才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如何能够留住人才、使用人才，否则，贤能之人要么是帝王的装饰，要么是对人力资源的极大浪费；另一方面，如果做到人尽其才，君王就可以把自己从诸多繁杂之事中解脱出来，实现无为而治，这才是古代帝王政治治理的最高境界。
治国和治理企业在这一点上是类似的，现在诸多企业老板事必躬亲，固然勤奋有加，但是，效果并不见得如何好，唐太宗的择善从之可以提供直接的帮助。
现代管理学认为，管理者往往在勤奋方面表现得令人钦佩，但是，勤奋并不代表包办一切，事无巨细、无一遗漏的领导管理方法，可能适得其反，不仅严重束缚了手下各个部门负责人的手脚，不给他们留下展示才华的空间，还可能因为自己的包办严重损伤下属的积极性和自信心，有损整个团队的凝聚力。
能够选取贤能之人到适合的岗位展示自己的才华，不仅是领导解脱繁杂劳务的最好办法，而且，是领导在工作中发现人才、培养人才的最重要途径。
人尽其才，最重要的前提是需要领导在选材上把好关，只有真正做到了“择善从之”，才有可能实现无为而治。否则，领导只能忙于为部署的错误不断地补漏洞。
夫为人臣，当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所以共为治也。
——《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
作为人臣，在朝堂之上应当想着如何为国尽忠，不在其位应该考虑修身补过；君王有美政应该顺势帮助，国君有过失应该匡正补救，去除其恶，这是君臣同心治理国家的办法啊。
这是唐太宗亲自写诏书回答魏征所说重要治国策略。
唐太宗身为一国之君，需要大臣的辅佐帮助，在他看来，作为一名臣子，如果是上朝议政，就应当积极为国家进献忠心，如果不在朝堂之上，那就应该好好考虑是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唯其如此，才能实现君王和臣子理想的一致。
唐太宗的这番话指出了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就是，只有团结一致，国家才有希望实现大治，在上层政治权力斗争极其复杂，甚至残酷的封建宫廷里，唐太宗的理想也许很难实现，但是，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无疑应该积极倡导这样的政治局面，并且，尽可能地创造有利于这个局面形成的各种因素。
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从唐太宗的人臣之责中可以获得极大的行动指导：
首先，如何调动员工们参与整个团队建设的主动性，才是实现领导和员工“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关键，那种“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消极应付，即使把工作做的很好，也无法创造更大的成绩。
其次，员工积极参与公司建设，并不仅仅表现在工作时间，还表现在下班以后，甚至离开这个公司以后，心还能系在公司生存发展的命运上，能够让员工这样做的领导才算是真正优秀的领导。
再次，员工在工作中表现的认真，也许仅仅是出于对工资报酬的回报，但是，能够在下班还心系企业，则是领导个人魅力的作用，为此，领导要让自己的形象从企业扩展到员工的生活空间里。
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日陵月替，以至危亡。圣人所以居安思危，正为此也。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纵观自古以来的帝王，在忧患危难之时，就会任用贤能、接受劝谏。而一旦到了环境安乐之时，就必定放纵懈怠，使劝谏的人战战兢兢，心怀恐惧，如此日月交替，直至国灭身亡。圣人之所以居安思危，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上述居安思危是魏征回答唐太宗的一段精辟见解，魏征回顾历史上无数帝王亡国身死的悲剧，总结经验教训，劝诫唐太宗应该在太平大治时期心怀忧惧之心，真正践行圣人居安思危之道。
环境既可以成就一个帝王的事业，也可以导致亡国的悲剧。历史上的越王勾践正是在忧患为难之时，任用了大批贤能之士，卧薪尝胆，终于成就了一番霸业。吴王夫差也正是在击败勾践的安乐环境中，放纵情欲，骄奢懈怠，最终被越王所灭。历史兴亡交替的事实证明了客观环境对于古代帝王的事业至关重要。魏征以此劝诫帝王不仅应在逆境中崛起，还要在顺境中保持忧惧之心。
优秀的管理者在顺境和逆境面前都会充分利用。困境可以让领导忧惧公司的生存危机，接受一切合理的建议，从而带领整个团队走出困境。而在顺境之中能够保持谨慎恐惧的心态，则是一种高瞻远瞩的道德境界，优秀的团队领导可以面对业绩而骄傲，但是，绝不会因此而得意忘形，忘乎所以。
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矢多矣，而犹不得其理；况朕有天下之日浅，得为理之意，固未及于弓；弓犹失之，而况于理乎！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我用武力平定四方，用过的弓很多，而竟仍然没有完全弄通其中的道理。更何况我统治天下的日子非常短，对于治国的道理，肯定还比不上对弓箭的了解，对弓的认识尚且还有失误，更何况对治国之理的认识呢？
唐太宗自小就喜欢玩弄弓箭，自以为对弓箭的认识了如指掌，而当他拿十几张好弓给工匠看完却认为不是良材制的好弓，经过工匠的一番解释，唐太宗恍然大悟，才发现自己的浅薄，由此联系到自己对治国的道理更是知之甚少。
唐太宗作为一位统治者，能清醒而谦虚地承认自己知识的浅薄，需要何等的胸襟和勇气。唐太宗不仅善于发现自身的浅薄，更是毫不忌讳地公开承认并努力克服，克服的方法就是不断学习。庄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有限，知识却无穷无尽而且变化多端，治国之理更是奇妙无穷，唐太宗深谙其中的广博，因此孜孜不倦，不骄不躁，求知若渴，永不满足，努力汲取新知识。
现代管理学思想认为，一位优秀的领导者，学习是永恒的主题。在信息化发达，知识经济，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更要求企业领导者的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华特·迪士尼曾说过：“如果不继续成长，就会开始走向死亡。”韦尔奇曾说：“当我停止学习新的东西，开始谈论过去而非未来的时候，我想我就应该离开公司了。”
领导者要善于和勇于发现自己的浅陋，深入专业领域，扎实业务知识，正视知识的缺漏并加以弥补，对层出不穷的新知识、新理念要及时掌握。在增强自身的知识的同时还要发动整个团队学习，打造一支学习型团队，构建学习平台，领导者和员工一起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一起成长。
人之意见，每或不同，有所是非，本为公事。或有护己之短，忌闻其失，有是有非，衔以为怨。或有苟避私隙，相惜颜面，知非正事，遂即施行。难违一官之小情，顿为万人之大弊，此实亡国之政，卿辈特须在意防也。
——《贞观政要·论政体第二》
人们的意见，常常会不相同，有正确的也有错误的，而本意都是为了公事。但有的人为了掩盖自己的缺点，不愿意听见别人指出自己的过失，听见有人说起他的对错是非，就怀恨在心。有的为了避免和其他人发生私人恩怨，相互照顾面子，明明知道这样做妨碍公事，仍然施行。这种做只是没有违背一个官员的私人感情，但是在顷刻之间造成了危害上万百姓的大弊端，这实在是亡国的弊政，你们要特别加以注意和防范啊。
《政体》篇是《贞观政要》卷一的第二部分，其内容主要是说明唐太宗之所以能够开创“贞观之治”的伟大局面，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信用了魏征等重要大臣提出的帝王治国之道，尤其是“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信不为难，三年成功，犹谓其晚”，这既是唐太宗成就繁荣盛世的治国之道，也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经典意义的治国经验。
明辨是非是贞观元年，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所说的话，唐太宗对王珪说此话具有深刻的背景，王珪是唐代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在贞观二年任侍中，进位宰相，成为与房玄龄、魏征、杜如晦等起名的唐初宰相，因敢于直谏，惩恶扬善而著名，其进谏对于唐代初期的政治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唐太宗面对他谈论明辨是非，既是唐太宗对政治策略的经验之谈，同时，也可以看作他真正在实践上具有明辨是非能力的证明。
对与错、是与非，是每个人理性思维发展的基本标志，对于一国之君而言，是否具有这个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国家走向政治清明还是昏庸腐败，这对于今天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在大是大非面前，领导必须保持理性的思维，不应该顾及任何私人利害情感，坚持是非的原则性，否则，混淆是否，不仅以私损公，还导致整个发展战略的错误。
辨明是非需要虚心接受别人对自己是非的议论，不能堵塞下属议论领导是非的言路，保持职工进谏的畅通，要培养自己闻过则喜的宽阔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