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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炀帝岂恶天下之治安，不欲社稷之长久，故行桀虐，以就灭亡哉？恃其富强，不虞后患。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隋炀帝难道就厌恶自己的天下长治久安，不想让社稷江山世代长久，故意要施行像夏桀一样的暴政，以此弄得隋朝灭亡吗？他只是因为依仗国家富强，认为就没有后患罢了。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早在春秋战国时代，中国就已经形成了相当完备的忧患意识，尤其是通过中国先哲之口，成为影响封建社会历代政治家的主流意识形态。
唐太宗重提大臣劝诫他应该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其意味颇为深长：
一、隋朝灭亡与统治者丧失忧患意识直接相关。隋炀帝大兴土木、肆意淫乐，这正是他没有意识到国家终将因为他的行为而灭亡的危险。
二、正如中国道家哲学所言的“祸福相依”，国家的强大本来更利于统治者实现长治久安，但是，一旦统治者忘乎所以，有恃无恐，那么，这种财富的积累就已经转变为一种巨大的祸患了。
三、唐太宗重提魏征“居安思危”的谏言，不仅是对魏征总结隋朝灭亡原因合理性的充分肯定，还是对自己应该时时保持忧患意识的一种提醒和自勉。
事实上，翻阅唐朝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唐太宗虽然身为显赫的皇帝，但是，其居安思危的焦虑感、危机感与皇帝的安逸显赫形成极其强烈的对比和反差，我想，这种发自内心的忧患意识，对于当下遭受金融危机横扫之后的商业界而言，其警醒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一般的政治忧虑。
激烈的商业竞争，很难有多少企业领导可以高枕无忧，但是，这种焦虑和唐太宗所说的“虞后患”有本质的不同，其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者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后患之虞来自于领导者自身对市场的判断能力，只有清醒地意识到商业市场竞争内在规律的领导，才可能真正从内心深处发现企业生存的未来危机。同时“虞后患”要求企业领导者能够以祸福相依的道家哲学理念来看待企业前期成绩，对待前期成绩，不要仅仅想到是领导和团队的荣耀，更应该想到它可能同时也是一种阻止继续前进的枷锁。
若能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日慎一日，虽休勿休。焚鹿台之宝衣，毁阿房之广殿，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则神化潜通，无为而治，德之上也。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如果能够借鉴隋朝之所以亡国的教训，思考我唐朝之所以能够得天下的经验，一天比一天谨慎，虽然有功德而不自恃骄傲。焚毁殷纣王的鹿台、宝衣，拆毁秦始皇阿房宫的宫殿，居住在宏伟的宫殿之中而心有危亡之惧，居住在简陋的屋舍里却感到安全，这样就能与天地的神明在冥冥之中相通，实现无为而治，这才是德行的最高境界啊。
唐太宗居安思危已属不易，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把危机意识贯穿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天，由此形成“日慎一日”的危机感，在我看来，日慎一日的危机意识主要有如下几个深刻的内涵：
一是“鉴彼之所以失，念我之所以得”。为什要有危机意识？就是因为任何事物都处于此消彼长、祸福相依的阴阳转化之中，唐朝天下的获得，正是建立在隋朝统治者放纵骄奢，毫无危机意识的基础上，这也意味着如果唐朝统治者丧失危机意识，终将重蹈隋朝覆辙。
二是“惧危亡于峻宇，思安处于卑宫”。唐代以前的封建统治者，往往把殷纣王、秦二世的覆灭作为警醒自己的反面教材，唐太宗对此当然不会忘记，通过忠臣魏征的进谏，他更加认识到，安稳太平的形势往往潜伏着可怕的危机，而置身于陋室之中，恶劣的环境往往能够激发人的斗志，让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心理才感到安稳。如此深邃的历史眼光，对于贞观之治繁荣局面的开创，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三是“无为而治，德之上也”。中国道家哲学大讲“无为而治”，“无为”其实并非真正的去除“人为”，而是让人掌握了自然规律之后，通过人的本质力量加以控制和驾驭，由此获得人的主观意识期望获得的天下大治的局面，这才是德性休养的最高境界。
唐太宗“日慎一日”的管理观念，对于现代管理者的指导意义在于：一，现代管理者应该把企业生存的危机感积累在日常生活行为上，尤其是在公司获得巨大成绩面前，更应该慎重考虑此后发展规划；二是“细节决定成败”。领导者日常生活中的谨慎行为，日积月累就是决定此后成败局势的细节。
臣闻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源不深而望流之远，根不固而求木之长，德不厚而思国之理，臣虽下愚，知其不可，而况于明哲乎？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我听说，想让树木长的好，一定要使树根生长得坚固；想让河流流得远，一定要疏浚河的源头；思虑国家的安定，一定要积累道德仁义。源头不深而希望它流得长远，树根不稳固而希望它生长的好，品德不深厚而希望国家安定，我虽然非常愚笨，但是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何况您那样明智的人呢？
魏征在上书唐太宗时指出积累德义之重要，其实，中国历代主流意识形态均把道德仁义放在最重要的位置，春秋时期的孔子、孟子更是把劝诫君王以德治国作为终身事业而为之。然而，在以武力征伐决定国家生存的年代里，以德治国往往被看作一种苍白无力的说教，很少有君王真正践行之。一次，唐太宗邀请大臣李世绩入宫赴宴，李世绩因为喝得大醉，在酒席上酣睡不醒。唐太宗担心他受凉，就脱下自己身上的长袍，轻轻地盖在李世绩身上。在场的文武大臣，无不为太宗爱护功臣的仁慈之心而感动万分。
魏征对唐太宗进谏的“积德义”，其要义在于：
一是把德义的重要地位看作木之根、河之源，德义对于一个人而言，不再是只属于君子才具有的高尚休养行为，而是决定个体生命意义的本体；
二是德义重在积累，木之根、河之源的重要地位并不在于其如何广大，而在于补给树木之生命、河流之水量的不间断的、持久性的积蓄能力，这正是小溪可以汇聚水流成为浩瀚江海的道理。
三是治理国家之道与“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具有相通性，一个君王的道德仁义就是这个国家这棵参天大树之根、国家这条河流的源头，根稳、源浚则国家必然昌盛。
领导要注重修炼品德仁义，这不仅仅是领导个人道德问题，还直接关系到整个团队发展的根本，没有员工希望在无德的领导之下。
领导还应该从公司生存的角度上，看待品德休养问题，不仅要求自己品德高尚，还要在任用选拨员工的时候，注意考察品德仁义。
昔取之而有余，今守之而不足，何也？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当初帝王们创业时做得好的确实很多，现在能坚持到底的很少。什么原因呢？这是因为：他们处在深重忧患中的时候，必然竭尽诚意对待部下和百姓；已经达到目的后，就使气任性对人傲慢。
自古以来，“礼贤下士”一直被统治阶级作为网络人才为其卖命的工具，“三顾茅庐”的典故，已经成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效仿收罗人才的榜样。大唐帝国的建立，也得益于唐太宗父子俩手下拥有大批忠心耿耿的谋臣将士。
但是，既然算的上贤能之人，往往又沾染恃才傲物、特立独行的个性，那么，如何能够让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臣服？最好的办法并非是荣华富贵的诱惑，而是君王们必须彻底放下高高在上的架子，以真诚之心对待他们，这是竭诚待下的第一层意义。
“得人心者的天下”，唐帝国如果一个庞大的金字塔，皇帝高居金字塔的最顶端，其下是谋臣将士，最底端的则是普天之下的百姓黎民，如此看来，仅仅得到大批人才还无法令这个帝国稳固，最根本的办法是换取天下百姓的心，因此，唐太宗的竭诚待下，还包括了“民为贵”的第二层含义。
美国罗氏旅游公司的老板森布鲁斯，在短短15个春秋就把原先只不过是费城地区的一家小旅社，发展成为年营业额达15亿美元的世界三大旅游公司之一。罗氏经营的高招就在于：他把重心放在公司雇员身上，做到“员工第一”，“攘外必先安内”，他放在首位的是激发雇员的忠心和进取心，给大家营造出一个快乐舒心的工作环境，进而产生最佳的工作成果。因此，竭诚待下具有深刻的现代管理学意义。
优秀的管理者要尊重员工，但是，这种尊重应该建立内心真诚的基础上，而不是一种仪式上的形式主义。
君人者，诚能见可欲则思知足以自戒，将有作则思知止以安人，念高危则思谦冲而自牧，惧满溢则思江海下百川，乐盘游则思三驱以为度，忧懈怠则思慎始而敬终，虑壅蔽则思虚心以纳下，想馋邪则思正身以黜恶，恩所加则思无因喜以谬赏，罚所及则思无以怒而滥刑。
——《贞观政要·论君道第一》
作为统治者，如果真的能够做到：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就想到应该知足来警惕自己；想到大兴土木，就想到适可而止，使百姓生活安宁；想到君位高而且危，就不忘谦虚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害怕自己骄傲自满，就想到江海所以巨大，是因为能在百川之下；游玩打猎忘返之时，就想到古人说的“一年三次”田猎为限；忧虑自己松懈懒惰之时，就想到自始至终都应保持谨慎；害怕自己耳目被奉承堵塞、遮蔽，就想到虚心接受下面意见；担心有谗邪的人在身边，就想到要自身正直，摈弃奸佞之人；施加恩惠之时，就想到没有因为个人偏爱而给予不恰当的奖赏；使用惩罚之时，就想到没有因为生气而滥用刑罚。
此为历史上著名的魏徵谏太宗十思疏，《旧唐书》曾赞扬魏徵的奏疏“可为万代王者法”，太宗贞观十一年（637），魏征任门下侍中（宰相之一）时，是这一年所上四篇疏中的一篇。
面对贞观年间的太平盛世，唐太宗逐渐骄傲自满，在群臣面前公开炫耀自己：“武胜于古”，“文胜于古”，“怀远胜古”。并改变了过去的勤俭作风，生活奢靡腐化，大肆修建豪华宫殿，而群臣则一味歌颂升平盛世，魏徵连续向太宗上疏，劝诫太宗慎思慎行，太宗阅后感激地说：“得公之谏，朕知过矣。”
魏征所谏的十条，每一条都是针对人性的弱点，他告诫唐太宗在每个方面都要约束和克制自己。由于魏徵的坚持，太宗最终做出妥协，不仅克制自己的脾气与欲望，还成就了中国历史上求谏纳谏的最著名的一段佳话。正如唐太宗所说：“（魏徵的）随时谏正，多中朕失，如明镜鉴形，美恶必见。”而太宗由此总结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一零]也成为千古名言。
领导者在做出任何一个具体行为之时，首先应该考虑一下这个行为是出于满足自身的需要，还是有利于整个团队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