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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当国君的法则，必须先考虑百姓，让百姓生存下去，如果损害百姓的利益来奉养自己，那就像割自己大腿上的肉来填饱自己的肚子，肚子是饱了，人却死了。
“君道第一”是《贞观政要》的首篇，全书的总纲。唐太宗在贞观初年与大臣们谈论为君之道时，提出了“存百姓”的思想。隋炀帝残忍无道，导致民不聊生。李世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他吸取隋亡的教训，确立了“存百姓”为治国安邦的思想。
“民本”一词最早见于《尚书》。民本思想在商周时期已经初见倪端。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逐渐形成和发展。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提出“仁爱”的思想体系。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肯定了百姓是国家稳定兴旺的前提和基础，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治理国家要“先存百姓”，现代企业的管理同样要把员工的利益放在首要位置。企业要靠员工来创造效益，管理者即使具有卓越的才华和超人的能力，也不可能一个人成就伟业。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创始人华特·克莱斯勒曾说过：“不管多么伟大的企业，都必须仰赖员工各自贡献才能和力量，才能创造出辉煌的成果。”如果管理者以牺牲员工的利益来增加企业的效益，最终只会导致众叛亲离，甚至破产倒闭；始终坚守“存员工”的思想，会赢得员工的拥护、支持、信任、尊敬，整个团队众志成城，共创伟业。
管理者不仅要在企业效益蒸蒸日上的时候体恤员工，更要在企业出现危机之时为员工考虑，绝不为了保全组织自身而损害员工利益。
若安天下，必须先正其身。未有身正而影曲，上理而下乱者。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如果想要天下安定，君主必须先端正自身行为。从没有身子端正而影子弯曲，上面治理得好而下面发生动乱的现象。
贞观初年，唐太宗跟左右近臣讨论治国的道理，指出“正其身”的重要性。
要想下属心服口服，管理者就必须加强自身修养，做出优秀的表率。孔子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管理者自身的修养就是一道无言的命令，让下属甘愿为其效力。
裴矩曾侍奉过隋炀帝和唐太宗。《资治通鉴》中评价他“佞于隋而忠于唐”，因为君主不同，明君造就了忠臣。唐太宗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者，用极高的修养使自己成为天下的表率。据历史记载，一次，唐太宗担忧官吏受贿，秘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试验他们是否受贿。有一个官员接受了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然而行贿也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行为的准则。唐太宗高兴地说，裴矩当官力争，不看我脸色行事，如果每个大臣都这样，何愁国家不治呢。
作为企业的管理者，要想获得下属的信服，自身修养是至关重要的。能“正其身”的管理者浑身闪耀着一种人格魅力，有形或无形，有意或无意间感染到下属。如果领导不严于律己，而对员工要求严格，员工自然不愿服从。不能使员工信服，员工不会尽其所能，整个团队就会人心涣散，失去向心力和凝聚力，影响团队的良性运作和健康发展。
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做到以自己的“正身”感染员工，为员工树立正身的榜样，让上进心强的员工主动地效仿学习，让落后的员工自惭形秽，发挥领导正身的潜移默化作用。
朕每思伤其身者不在外物，皆由嗜欲以成其祸。若耽嗜滋味，玩悦声色，所欲既多，所损亦大。既妨政事，又扰生人。且复出一非理之言，万姓为之解体，怨讟既作，离叛亦兴。朕每思此，不敢纵逸。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我常常想到，伤害自己的往往不是身外之物，都是由自身的贪婪欲求最终导致了祸患。如果一味沉迷于口腹之欲，声色犬马，自身的欲望越多，受到的损害也就越大。不仅妨碍了国家政事，而且搅扰百姓生活。要是再说出一些不合道理的话，那么，百姓就会民心涣散，怨声载道，最终自己众叛亲离。我每想到这些，就不敢有一点的骄纵懈怠。
“食色性也”，无论是口腹之欲，还是美色之念，在中国古人看来，并非一概都如洪水猛兽般可怕，但是，当一个人对自身本性欲求达到极端，即贪婪成性，骄奢淫逸，那么，就已经不再是合理的欲求，而是对自身严重损害的祸患了。
唐太宗亲眼目睹隋炀帝骄奢淫逸、国灭身死的历史剧变，深知自己如果放纵骄奢，必将重蹈覆辙的教训。由此，他不仅总结出深刻的治国经验：治国者当戒除骄奢淫逸，更可贵的是，唐太宗指出君王骄奢纵欲之过并非来自外因，而是完全因为自己的缘故，其看待纵欲的危害和原因的深刻性，确实令人赞赏。
唐太宗告诫不纵逸，并不是要求帝王消除个人的正常欲望，而是提醒要以国家社稷安危节制个人欲望，要以天下百姓生活来警示在位者慎言慎行，这对于他开创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繁荣局面具有直接的影响。
对于现代企业领导而言，不纵逸的现实指导意义至少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领导应该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不要放纵欲望，骄奢淫逸危害并不仅在于恶性消耗个人积累的所有财富，而且，将导致人性的扭曲，这对于一个公司团队而言，其危害就绝不是个人私生活那么简单了。
第二，不纵逸还包括在公司行政权力的使用上，领导切忌自以为掌握了生杀大权，肆意滥用手中的权力，因为这将直接导致整个公司团结朴实风气的瓦解。
第三，不纵逸并非让领导故意“装穷”过苦行僧的生活，而是在满足现代人正常需求前提下，不要有过分的贪婪欲求，不要让自己在员工眼中成为满身铜臭气的“暴发户”。
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国君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能广泛地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国君之所以昏庸，是因为他偏听偏信。……所以，人君如果广泛听取并采纳下面的意见，那么下情就可以无阻碍地上达，权贵重臣无法蒙上蔽下了。
一次，唐太宗询问魏征明君和昏君的区别，魏征提出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观点，受到他的高度赞赏。
魏征是一位耿介的忠臣。做官十七年间，对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明智的劝谏，涉猎之广，谏奏之多，言语之诚恳犀利，唐太宗把他比作一面镜子。不仅魏征直言纳谏，朝中很多大臣如王珪、虞世南、马周等也敢于直言，时刻提醒君王的言行。
臣子敢于犯颜直谏，唐太宗起着关键的作用。一、他善于听取并采纳各种意见，心胸宽广，兼容开明。接受逆耳的忠言需要勇气和宽容的心胸，唐太宗总是虚心接受谏言，而且采纳意见完善自己。二、鼓励臣子纳谏，广开言路。他不止一次提到希望臣子勇于直言，一再表明不会以冒犯尊严、违背旨意而对劝谏的大臣滥施杀戮。三、明辨是非、忠奸。多方听取意见之后，他对各种答案进行整合分析，清晰地筛选明智的见解，孰是孰非，谁忠谁奸，心中明了，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亲贤臣，远小人”，不被奸诈之人蒙蔽。
唐太宗的兼听纳下造就了一种开明的政治环境，朝廷上下形成了一股谏诤的风气，驱散混沌污浊的空气。
兼听纳下，是企业领导者必须具备的素质。人无完人，没有一个领导者可以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决策、想法都是正确的。领导者广泛收集各方面的意见，虚心接受员工的建议，集思广益，不仅可以修正缺陷，还可以迸发思想的火花，为企业获得更多的效益。
唐太宗的所作所为给管理者提供了一些借鉴：
一、广泛聆听每一个员工的意见，增加与员工的交流和互动，了解员工对企业的真实想法，获取有益的信息。
二、鼓励员工积极提出自己的建议，为员工搭建自由言论的广阔平台。
三、具有洞察力和敏锐的头脑，清晰地评估各种意见，采纳并实施好的建议、提案。
克终者鲜，败亡相继，其故何哉？所以求之，失其道也。
——《贞观政要·君道第一》
能够做到善终的君王非常少，国家衰败倾覆相继发生，这是什么原因呢？寻找君王们相继丧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治国之道啊。
贞观十一年，唐代名臣魏征向唐太宗上书进谏，畅谈古代帝王开国之时皆能驾驭英才，无不希望辛苦创建的伟业可以延续万年，但是，真正能够善终者却极为少见。魏征以古喻今，告诫唐太宗应该吸取此前亡国之君的教训，要将治国守道贯穿始终。
守道的这段言语，包含了如下几个方面的意义：
一、“克终者鲜”，魏征指出，历代帝王丧国并非因为他们一开始就是无可救药的昏君，相反，他们能够开创天下，依靠的正是超出一般人的智慧和谋略。但是，在打下江山之后，能够保持最初清醒头脑的就少见了。其继承者也往往如此，这样世代相传，败国就是早晚的事情了。
二、“败亡相继”，君王无不知道丧国之耻，但是，国灭身死的却并非孤立的个案，魏征的劝诫实际上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亡国之悲剧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社会历史现象，足见帝王对此应该保持更多的危机感。
三、“失其道也”，这里的“道”，指的是古代帝王都要身体力行的治国之道。虽然不同的历史时代，道的内涵并不完全相同，但是，有一点是一致的，就是帝王应该保持创立基业之时的英明，吸取前朝覆辙的教训，时时刻刻心想着偏离帝王之道必将丧国的历史规律。
人们常说“万事开头难”。其实，对于现代管理者而言，开创公司固然不易，但是，当你带领自己的团队已经在市场上打下一片属于自己的地盘的时候，并非意味着难事就此结束，相反，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如何让自己的行动固守经营之道，是你的团队究竟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对魏征守道的谏言如此铭记，为现代管理者提供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借鉴：
一、在公司有了良好的业绩之后，不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要知道真正的考验才开始。
二、管理者要意识到公司破产衰败是一种必然的社会现象，但是，并非不可避免，秘诀不仅在于公司的创立者本人能够善始善终，还要求继任者能够始终如一。
三、管理者不仅要了解商业经营之道，更要在实践上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