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今天，随着经济全球化汹涌浪潮的惊涛拍岸，现代人在繁华富丽的物质文明中，成功地实现了对人类本质力量的自我关照，深深地陶醉于智慧生产的无穷创新之时，又不得不面对金融危机涤荡下惊悸不安的尴尬和孱弱。

这不得不让我们重提马克思对工业文明发展的卓越认识思想，在马克思看来，工业文明是一本打开了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书，这本书的灵魂就是产业哲学，它的骨骼与内容是一幅徐徐展开的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的人文画卷，那就是城市文化。

事实上，马克思对工业文明的认识，已经被当下现代商业文明发展再次证实：一方面，作为工业文明高端成果的代表，商业文明越来越体现着人类本质力量中令人无法拒绝的诱惑，直面商业文明已经成为人类文明历史进程中的当下主题；另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商业文明形态繁荣与危机彼此交织、错综复杂的文化图景，使得全球、国家、地区、城市、社区商业生产和活动都受到巨大的冲击，如何从金融危机的阴霾中实现突围，彻底构建现代商业文明中的“城市文化”，让人类创造的商业文明成果不再成为奴役和控制现代人性自由的“异化物”，不仅是当下文化精英、学者需要直面的沉重责任，也是所有商业人士不应该逃避的历史使命。

一种比较时尚而简捷的方式是，直接从西方商业文明成果中挖掘文化资源，然后移植、嫁接到中国大地上，于是，在中国商业市场这个庞大的超市货架上，我们可以看到无数的西方商业文明成果被直接翻译过来。客观地说，这些西方商业文明资源对于中国当下商业生产活动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毕竟，西方的商业文明成果是世界公认的一大笔财富。但是，正如中国民族的肤色与西方人相差实在太大一样，西方商业经营管理模式的强行移植，必然切断了中华民族商业文明自身的正常发展过程，在这种情况下，一切西方商业生产、经营、管理之道，都面临着人体移植器官必将引起排异反应的问题。如何在输入西方商业文明的新鲜血液的同时，保证中国这个庞大的商业身躯不出现排异反应，仅仅通过外来文化移植的方式显然是不够的。

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中深入、全面地挖掘商业文明历史资源，可以有效地避免上述排异反应。这里尤其需要澄清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就是长期以来，我们许多人片面地认为中国的商业文明无法与西方国家相比，认为中国深受农业文明的影响，商业文明远远不如西方国家那么发达。其实不然。如果仅仅以现代工业文明时期的商业文明成就而言，西方国家在这方面更为突出，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当我们把眼光放远到悠远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中国古代商业文明的成就足以和世界任何民族相媲美。然而，古代丰富的商业文明历史资源，要么由于我们自己的自卑，要么因为西方人的傲慢，被长期搁置冷落。

现在，我们需要对中国古代厚重的商业文明资源加以挖掘、整理、开发，而商业文明资源绝不仅仅指的是那些纯粹的商业经营管理经验，还有一切可以支撑起商业文明生产发展的历史文化资源。这种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文明形态胶着缠绕在一起的历史资源，恰恰是中国文明历史资源的一大特色，通过对历史、政治、管理等各种思想资源的重新解读，不仅仅可以恢复、还原中国民族商业文明的辉煌成果，还可以重新生发、滋生新的思想。同时，把中国商业文明历史资源与西方相似的地方加以比较整合，这样可以真正实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目的。

唐朝名史家吴兢所辑纂的《贞观政要》，是古代中国一部重要的历史著作，记载了唐太宗君臣之间政治、制度、人事、教诫、做人的各种道理，是唐代以后历代君王管理治国的“必修科目”。我们从现代商业管理之道的角度加以重新解读，编著了这本《李世民管理日志》，目的就在于上面所说的为中国民族现代商业文明发展提供本土的文化资源，实现中国民族商业文明的可持续发展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