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太子幼在朕膝前，每见朕心说谏者，因染以成性，故有今日之谏。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太子年幼时候在我的面前，常常见到我听到进谏心情很愉悦的样子，因此也养成喜欢纳谏的习性，所以才会有今天的进谏。
唐太宗对待纳谏的坦诚态度，不仅表现于鼓励进谏、虚心听取谏言，还表现在把纳谏之风灌输给自己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够秉承他虚心纳谏的风范，以此确保大唐天下政治清明、经济繁荣。虽然其中夹杂着浓厚的封建政权世代相袭的思想，但是，如果放在当时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无论从一个政治家对待继承人的政治能力培养，还是从一个普通的父亲对待儿子道德修养的垂范的角度来说，唐太宗如此做法显然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放眼当下，看看在社会上遭到广泛批评的“富二代”的种种恶劣表现，我们就应该惭愧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古代一国之君尚且能够做到的事情，为什么在经历了一千年历史文明洗涤之后的现代人，却远远不及古人？为什么富甲天下的皇帝可以如此放下架子，而我们那些不过很多“暴发户”级别的商人却显得如此肤浅无知？这或许值得我们今天所有功成名就的商人好好反思。
从为公的角度而言，“染以成性”可以塑造整个团队的精神风貌。领导层之间的勾心斗角、不思进取，会让所有员工如陷染缸，相反，团结进取的领导层可以促进整个团队形成富有战斗力的团队精神。
从私利的角度上说，优秀的领导对待员工批评意见可以为自己树立良好的形象，构建个人魅力，这对于商业贸易对手、管理层干部、手下员工都具有强大的吸附力，增加领导的威信。
陛下为人父母，抚爱百姓，当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自古有道之主，以百姓之心为心，故君处台榭，则欲民有栋宇之安；食膏粱，则欲民无饥寒之患；顾嫔御，则欲民有室家之欢。此人主之常道也。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陛下是天下百姓的父母，爱抚百姓，应当为百姓的担忧而担忧，为百姓的欢乐而欢乐。自古以来，有道的君主都是以百姓的心为己心。所以国君住在华丽的楼台馆阁，就要想到让百姓也有房屋可以安身；国君吃到好米鱼肉，就要想到让天下百姓也没有饥寒的忧虑；国君挑选妃嫔宫女，就要想到让老百姓也有娶妻成家的欢乐。这是国君应该具备的基本道德。
据历史记载，贞观二年，隋通事舍人郑仁基的女儿，容貌出众，姿色绝妙。文德皇后请求唐太宗纳她为妃嫔。于是太宗便聘她为充华。诏书已经写好，册封的使者尚未出发。魏征听说这名女子已经许配给陆家，就赶忙进宫向太宗进谏说：郑氏的女儿已许配人家，陛下再聘娶她，如果传到社会上，国君就有违百姓父母之道。太宗听说后立即亲手写了一封诏书回答魏征，深深自责，并立即停派册封使，并下令将该女子送还给她原来的丈夫。
直至今天，拥有至高无上地位的皇帝仍然是大众心中的难言的梦，这正如当年鲁迅在《阿Q正传》中借阿Q之口批评国民劣根性所说的“我喜欢谁就是谁”。但是，很少有人反省这种喜欢谁就是谁的做法，并非古代帝王普遍的做法，确切地说，这种肆无忌惮、纵欲骄奢的作风只能是那些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昏君所为，真正的有道之君虽然在历史上并不太多，但是，唐太宗以天下父母的道德规范克制自己欲望的做法，现在想来，真的并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
当然，唐太宗心系百姓有着维护自己政权稳定长久的因素，但是，在古代哪个帝王不知道天下乃自己“祖传之物”呢？但是，又有几个能够把天下治理好的？所以，当我们今天重读唐太宗在魏征的进谏下做到忧其所忧，乐其所乐，还是应该特别值得钦佩的。
关心职工利益，为职工创造尽可能多的财富，这是优秀领导必须承担起来的责任。乐其所乐可能比忧其所忧更难做到，优秀的领导并不仅仅满足于解决职工物质待遇，还要分享职工的快乐，真正融入到整个团队中间，打造团队整体和谐的精神。
臣窃闻之，天之将辅者仁，天之所助者信。今陛下初膺大宝，亿兆观德，始发大号，便有二言，生八表之疑心，失四时之大信。纵国家有倒悬之急，犹必不可，况以太山之安，而辄行此事！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臣私下听说这样的话，上天辅佐的是仁慈的人，百姓帮助的是守信义的人。现在陛下刚刚继承帝位，亿万百姓都在观望你的德行，才发出庄重的圣旨就改变圣旨，这会使得全国上下产生疑心，认为陛下像春夏秋冬失去秩序那样不守信义。纵使国家有亟须解决的问题，也一定不能这样做，何况凭着泰山一般安稳的局面而随便作出这样的事情！
贞观三年，唐太宗下发诏书：关中免除二年租税，关东免除一年赋税徭役。享受到福利的百姓都载歌载舞、相互庆祝。可是不久又有文书说：已经抽调服役的壮丁仍旧遣送服役，已经缴纳的租税，仍需要交纳完毕。百姓都感到很失望。于是魏征上书谏言，请求唐太宗不要频繁变动诏令，让百姓们认为国家追悔前言、反复无常。
管理者制定和执行决策，必须坚持善始善终的原则，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轻易变更正式宣布的决策。古代君王说的话是不会随意改变的。这样做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管理者是权威的象征，如果随意变更决策，必将丧失信用和权威性，很难对下属实施有效统御。第二，随意变更决策会给下属的执行工作带来非常多的困难，下属的工作必须围绕组织目标（决策）开展，行动一旦脱离目标，就不可能取得成果。如果目标随意变动，下属的工作就根本无法开展。
管理者制定重大决策时，一定要邀请所有组织管理人员参与，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争取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同。而决策一旦制定，就要贯彻到底，绝不轻易变动。
为陛下为此计者，于财利小益，于德义大损。臣诚智识浅短，窃为陛下异之。伏愿少览臣言，详择利益。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替陛下想出这种办法的人，在财利上有一些好处，在德义上却大大有损。我的确智慧浅薄、才识短缺，但私自为陛下惋惜。但愿陛下稍为浏览一下我的奏章，仔细选择有益的事去做。
这段话也是魏征针对唐太宗改变诏令的谏言。魏征认为，改变诏令继续抽调壮丁、缴纳租税，虽然可以在短期内获取财利，但从长远考虑，这种行为将带来很大的损失。魏征在这段话中提出了一个非常值得管理者们思考的课题——组织价值观？现实社会中不乏这样一群人：他们唯利是图，做事以利益为导向，只要利益足够驱动他们，就可以不顾惜其它的一切，诸如名誉、道德、诚信、友谊等。主导人们行为的是个人价值观；主导组织行为的则是组织价值观。一个人在错误价值观引导下，极有可能做出危害社会的事情，而一个组织在错误价值观的引导下做出错误的行为，其破坏性要比个人行为更大。想一想因为“毒奶粉”而灰飞烟灭的三鹿集团，它的消亡应当引起中国管理者的惊醒和反思！
错误的组织价值观绝不可能造就基业长青的企业。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评价松下幸之助说：“胡雪岩做到了红顶商人，买卖够大吧，但在他本人的一生中，就走完了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而松下幸之助去世了，松下公司照样发展。”为什么呢？因为松下幸之助是以“基业长青”为他的经营理念，他认为，企业的终极目的是造福人类，而赢利只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和保证。这种观念演化成松下电器公司的价值观，成就了它的卓越和伟大。
管理者必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不要因为眼前的小利而损害德义。
臣闻竭泽取鱼，非不得鱼，明年无鱼；焚林而畋，非不获兽，明年无兽。若次男已上尽点入军，租赋杂徭，将何取给？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我听说放干池塘的水捕鱼，并非抓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没有鱼了；焚烧整个树林来打猎，不是抓不到野兽，而是明年没有野兽了。如果次男以上的男子都被征召入伍参军，那么租赋杂役要靠什么人来供给承担呢？
“竭泽而渔”这个成语来源于《吕氏春秋·义赏》：“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
汉代刘安的《淮南子·本经训》中也记载：“钻燧取火，构木为台，焚林而田，竭泽而渔。”中国亚圣孟子更是鲜明地反对帝王官僚竭泽而渔的管理思想，由此对唐代帝王将相治理观念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贞观三年，右仆射封德彝等人，把年满十八岁以上未成壮丁的中男征召入伍，遭到魏征强烈反对，太宗很生气，并下令：即使尚未满十八岁，只要身体健壮的，也可征召。魏征坚决不在敕令上签字，并且对唐太宗讲述了上述一段不竭泽而渔的管理思想，终于打动了太宗，不仅撤销了政令，还赏赐了魏征大量财物。
魏征劝诫唐太宗的观点，放在今天来看，就是坚持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要只图眼前一点利益，应该从长远角度着眼，多考虑以后子孙的生存问题。
这很容易让人想起西方著名的国王路易十五，其在位时候对国家贡献无几，但是，在声色犬马方面却堪称古代君王中的登峰造极者，据说其著名皆因为他情妇蓬巴杜夫人那句名言：“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和中国唐太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培育市场，让市场保持一定的再生产财富的能力，这是优秀的领导者与一般人的重要区分。如果把市场最后的一滴油榨干，导致整个市场失去了再生产能力，到头来损失最大的还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