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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琢害农事，纂组伤女工，首创奢淫，危亡之渐。漆器不已，必金为之，金器不已，必玉为之。所以诤臣必谏其渐。及其满盈，无所复谏。
——《贞观政要·求谏第四》
从事雕琢工作就会妨碍农业生产，纺织带有图案的布，就会加重妇女们的劳动。一旦形成奢侈淫逸的风气，就是国家危亡的开始。漆器制造不停止，必定会再制造金器；金器制造不停止，必定会再制造玉器。所以，敢于进谏的臣子们，一定要在事情刚有征兆的时候就加以劝谏，如果等到过失满盈的时候再去劝谏，就来不及了。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问谏议大夫褚遂良：“以前虞舜制造漆器，大禹雕刻祭器，当时进谏的就有十多个人。制造酒食器皿这样的小事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苦苦劝谏呢？”于是，褚遂良就给唐太宗讲述了上面的谏官从小事进谏，实为防止更大的危害发生的深刻道理，这让唐太宗非常钦佩折服，从此，更加重视谏官们对自己小事进谏的意义。
上述谏议大夫褚遂良的话，从表面上看，是封建臣子为了维护王权统治而对主子的效忠，但是，在深层上，我们不难发现，任何事物都处于此消彼长的相互关联状态之中，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并非一定直接针对农业生产本身，诸如雕刻这样的手工业的发达，就直接影响到从事农业人口的数量和规模，最终将导致农业生产受到影响。
谏官的责任在于进谏，但是，进谏的目的并不是要等到大的危机已经出现，才出面阻止帝王，而是要以敏锐的洞察力，发现到目前的小问题背后必然引发的更重大的危机，通过对不起眼小事情的劝谏，实现防大患于未然的目的，这才是谏官的更高境界。
优秀的管理者应该目光长远，能够敏感地捕捉到当前信息背后必然引发的其他结果，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和对策，这是决胜于商界的一个重要经验。
臣闻于《管子》曰：齐桓公之郭国，问其父老曰：“郭何故亡？”父老曰：“以其善善而恶恶也。”桓公曰：“如子之言，乃贤君也，何至于亡？”父老曰：“不然，郭君善善而不能用，恶恶而不能去，所以亡也。”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我曾经听《管子》上说：齐桓公到郭国去，问那里的百姓：“郭国为什么会灭亡啊？”那里的百姓回答说：“因为国君喜好善而讨厌恶。”桓公说：“如果照你们的说法，他应该是一位贤明的国君，为什么还会亡国呢？”百姓回答说：“不是。郭国的国君喜好善，但是不能运用善，讨厌恶，而不能去除恶。所以亡国。”
贞观初年，唐太宗曾与黄门侍郎王珪在一次宴会上谈话。当时，有个美女在太宗身旁侍候。她本是庐江王李瑗的爱姬。李瑗败亡后，她被收入皇宫。太宗指着她对王珪说：庐江王实在荒淫无道，杀害了她的丈夫，还将她占为己有。王珪就对唐太宗讲述了上述故事，指出，现在这个美人还侍奉在陛下左右，陛下如果认为庐江王是错的，那就是知恶而不能去恶。暗示唐太宗把这个美女留在身边的行为，只能算是知道恶而不能去除身上的恶罢了。太宗听后非常高兴，称赞了王珪，并立即下令将这位美人送还给她的亲人。
王珪的“善善能用，恶恶能去”，包含的真理在于，一个人仅仅知道是非善恶，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这只能算是情感上层面上的认识，真正做到善，必须在行动上实现去除恶、效仿善的跨越，不能做理论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现代管理无不强调善善能用，恶恶能去，但是，真正落实起来往往效果甚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没有从根本上理解其意义。
不要把学习善、去除恶仅仅停留在知道的层面，应该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否则，只能算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同时，优秀的领导更应该注重通过自身的行动为员工作出表率，不管领导口头上是非对错的判断如何正确，只要没付出行动，与被指责的错误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陛下初平东都之始，层构广殿，皆令撤毁，天下翕然，同心倾仰。岂有初则恶其侈靡，今袭其雕丽？其不可二也。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陛下当初平定东都洛阳时，高楼大厦全部下令拆毁，天下欢呼，同心敬仰陛下。哪里有当初讨厌洛阳宫殿的奢靡，今天又去承袭它的华丽呢？这是陛下不可以修建洛阳宫殿的第二个理由。
贞观四年，唐太宗下诏征发士卒修建洛阳乾元殿，准备作为巡游视察的行宫。给事中张玄素上书规谏不可兴建的三个原因，上述是他向唐太宗陈述的第二个理由。
历代帝王登基之后，都要大兴土木，一方面是满足自身奢华安逸的需求，另一方面则是显示皇家显赫的声势，唐太宗下诏在洛阳修建宫殿，当然，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客观原因是作为巡游视察的行宫使用，正是因为这个看起来比较顺理成章的原因，当时唐代许多地位显赫的大臣并没有对此提出反对意见。
但是，如果从勤俭节约的生活作风，以及对天下百姓生活的影响而言，唐太宗的此举又应该被阻止，而当时地位低微的张玄素上书规谏，并且痛陈不可兴建的三个理由，不仅显示了他积极为君分忧、为国着想的古代儒家道德思想品质，还表明了他劝谏能够切中要害的政治分析能力。
勿初恶今袭，无疑在提醒现代管理者，创业时期能够轻易认识到的极其简单的问题，往往在事业有成之后，成了很难解决的大问题。问题本身并没有变化，但是，领导的心态发生了变化，问题也随之而变。
其实，现代企业领导经常所犯的一些错误极其低级，这些原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却往往让领导者阴沟翻船，因此，始终保持清醒的理性的头脑，不要被眼前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对于现代领导尤其重要。
魏文帝求市西域大珠，苏则曰：“若陛下惠及四海，则不求自至，求而得之，不足贵也。”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魏文帝打算买西域的大珍珠，苏则劝谏说：“如果陛下恩惠遍及四海，这些东西不用追求，自然会到来。能买得到的东西，就不足珍贵了。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西域封立叶护可汗，使者还没有回来，唐太宗又派人带大量金帛到西域各国去买马。魏征就向唐太宗讲述当年魏文帝到西域购买珠宝的典故，以此劝谏唐太宗学习效仿文帝的崇高德行，从文帝手下苏则的正直言论中吸取教训。于是，唐太宗深受震动，立即下令停止买马。
魏征谏议大有深意，其一，“不求自至”具有深刻的中国道家哲学内涵。看起来是一种“无为”之举，但是，通过树立君王的崇高形象，实现其他国家自动臣服的目的，这就是所谓的“无为无不为”的哲理，与古人用兵“不战而屈人之兵”的道理极其相似。这就提醒了唐太宗应该加强内在修养，实现以内治外的目的。其二，“不求自至”并非是消极的等待，而是积极创造各种实现“自至”的条件和因素，当各种条件和因素逐渐成熟之时，就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而在诸多条件之中，帝王最需要做的就是让恩惠德性遍及天下，虽然这多少有点收买人心的味道，但是，如果不能让天下百姓、周边国家感到唐帝国的恩惠，那么，所谓的“不求自至”又如何可能呢？
如果从现代企业管理思想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追求的最高境界无疑是不求自至了。
通过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击败商业竞争对手，固然符合商业市场竞争规则，但是，如果一个领导通过人格魅力的塑造、公司信誉的经营、团队和谐凝聚力的打造，实现商业贸易战中对竞争对手的吸附力，那么，这样的公司不仅可以赚取相应的利润，还可以获得更好的口碑。
顷有人上书，辞理不称者，或对面穷诘，无不惭退。恐非奖进言者。上曰：“此言是也，当为卿改之。”
——《贞观政要·纳谏第五》
不久前，有人上书进谏，言辞和道理有不符合陛下心意的，您就当面责问，追根究底，使他们个个感到羞愧退缩。这恐怕不是鼓励进谏的办法。唐太宗说：“这话说得很正确，我一定会为你提出的意见改正。”
上述一段言论来自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对手下重臣长孙无忌等人说：臣子对待帝王，一般都是顺从旨意而不敢忤逆，喜欢用甜言蜜语来讨取帝王的欢心。我今日要求你们逐一说出我的过失，任何人不得对我隐瞒。当时黄门侍郎刘洎回答说，陛下艰苦创业，功业伟大确实超过了自古以来的任何人，但是，前不久您对进谏者对面穷诘的方法，也许不恰当。太宗闻此言，当即表示以后将改正。
帝王们对待进谏者常常“对面穷诘”，一方面和帝王自身道德修养相关，另一方面，也在于进谏者的道理常常有不通，甚至有错误之处，这本来并不算什么大事情。至少在那个君臣阶级划分过于森严的社会里，皇上当面斥责大臣并不少见。但是，其在客观上产生的影响，不仅进谏者们的面子过不去，更严重的是，直接挫伤了谏言者的积极性，以及对帝王的信任感，导致言路的堵塞。
唐太宗虽然创下了中国古代帝王历史中的宏大政绩，但是，他并非圣人，当然不可避免地要犯这样的错误，但是，其可贵之处在于，通过门侍郎刘洎的回答，勇敢地承认了自己在纳谏中犯下的错误，并且当着群臣保证以后改错。这对于今天太多追求面子的管理者而言，足以令今人羞愧。
优秀的领导不会通过口舌之争占员工的便宜。因为当你以胜利者的姿态结束了和员工们的交谈之后，在员工心目中则多了一个心胸狭隘的领导形象，与其对员工理屈词穷的驳斥，获取毫无价值的心理安慰，不如让员工们获取口头上的便宜，这样可以让整个团队成员的关系更融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