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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贞观政要·政体第二》
但凡大事都是起于小事。小事如果不在乎，日积月累发展成大事，就来不及补补救了。国家倾覆灭亡，无不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兼济天下苍生是古代儒家重要的思想，其对于历代封建士人政治抱负影响甚深。做大事、成大业似乎已经成为古人高傲不凡的标志。
东汉时有一少年名叫陈蕃，自命不凡，一心只想干大事业。一天，其友薛勤来访，见他独居的院内龌龊不堪，便对他说：“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他答道“大丈夫处世，当扫天下，安事一屋？”薛勤当即反问道：“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陈蕃无言以对。
现代企业管理也是如此。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说：“创业，其实就是想做事，想做实事，但不一定是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而是把自己的事做好，一点一滴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是大事了。”
唐太宗从推翻庞大的隋朝到开创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唐帝国，可谓完成了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事业，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自大，而是冷静地思考伟大事业来自小事的道理，这种思想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个人性格上的谨慎，而是对事物转化的一种科学认识。
管理者要从细微处入手，绝不放过任何“小毛病”、“小漏洞”。
今人颜貌同于目际，犹不自瞻，况是非在于无形，奚能自睹？何则饰其容者，皆解窥于明镜；修其德者，不知访于哲人。讵自庸愚，何迷之甚！
——《帝范·去谗第六》
人的容颜相貌就长在眼睛的附近，还无法自己审视自己，何况是非得失是一种无形的东西，怎么能够轻易觉察呢？人们在修饰打扮容颜的时候，都知道去照镜子；但在修养自己的德行的时候，就不懂得向明道的哲人请教。这是何等的愚蠢和迷惑啊！
唐太宗这段话要从以下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评判人的是非得失必须依赖客观的标准。《韩非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见，故以镜观面；智短于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镜无见疵之罪，道无明过之怨。目失镜则无以正须眉，身失道则无以知迷惑。既解窥形于明镜，不知问道于哲人，是愚惑之甚也。”人不借助镜子，就无法观看到自己的容貌；镜子好比一个标准，不借助于标准，人就无法判定自身所言所行的对和错。那么，照见人的是非得失的“镜子”是什么呢？答案是——正道，也就是规律和规范。
第二，问道需要向明道的哲人请教。人不可能自己知晓道，只有通过向已经明道的人请教，才可以逐渐掌握。这就是学习的重要性。现代社会日新月异，管理者要顺应潮流，不被社会所淘汰，必须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始终保持谦虚的态度，多多向别人请教学习。
时军国多事，剖断如流，深为时辈所服。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杜如晦对于当时军国大事，分析判断如同流水般明快敏捷，深为当时同辈所折服。
唐太宗手下著名的两大宰相房玄龄和杜如晦，前者胸怀宽广，善于团结同僚，容易与人共事，并且注意发挥别人的长处。后者经房玄龄推荐当了宰相，其才能善于决断，太宗凡有所谋划，都要等杜如晦前来定断，房玄龄称赞“非如晦莫能筹之”，“房谋杜断”遂成为历史佳话。
杜如晦的决断能力为唐太宗开创繁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局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反思杜如晦的剖断如流，我们不难发现，杜如晦能够成就这样的成绩，首先应该归功于房玄龄对人才的发现和挖掘，如果房玄龄对杜如晦的能力有妒忌之心，这种剖断如流就有被扼杀的危险。可见，开创一个完全为公、毫不为己的领导层氛围是如何的重要。其次，杜如晦的决断能力是在唐太宗真心赞赏、完全信任的情况下才出现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可以说，是唐太宗对人才的赏识成就了杜如晦的成就。
决断如流，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种拼搏和冒险精神，但是，这种冒险和拼搏不是“无知者无畏”，而是平时积累丰富知识的“胸有成竹”，因此，优秀的领导者应该平时注意学习知识，以备决断时候参考。
夫以铜为镜子，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用铜来作镜子，可以帮我端正衣服和帽子；用历史来作镜子，可以让我知道朝代的兴亡交替；用进谏之人来作镜子，可以让我明白政治得失。我常常保存着三个镜子，用来防止自己的过失。
这是唐太宗常常对属下说的“三镜”，据历史记载，当魏征死后，唐太宗哀叹：“遂亡一镜矣！”
自古君王身边均不乏忠臣谏官，但是，为何只有唐太宗成就了以魏征为镜照见政治得失的佳话？
唐太宗能够让魏征这样的镜子真正发挥作用，对于魏征等人提出的意见，他能够真正地采纳，而不是把谏官用来装点朝廷清明的摆设，这样，谏官们就可以充分地发挥镜子照射君王对错是非的作用。想想历史上几个著名的昏君，其手下并不乏魏征这样正直仗义的镜子，如商纣王与比干、夫差与伍子胥等等，但是，其最终结果是镜子一旦照出了帝王的得失真相，就立刻被帝王“摔碎”告终。
魏征为代表的“镜子”能够得到唐太宗的赏识，还在于镜子们自身具备了应有的能力，试想：历代皇帝身边谏官无数，能够做到魏征这样的又有几个？在这个意义上，好的谏官并不在于是否进谏直言，而在于进谏能够真正切中皇帝得失要害，那种貌似进谏，实为奉承的谏官，不仅无法起到镜子照见主人得失的责任，还蒙蔽了君王。惟其如此，唐太宗虽然对于魏征等人的谏言颇感不爽，但是，依然坚持听从，并深爱之，实为难能可贵。
优秀的领导者不仅应该理性地认识到自身能力的“短板”，需要“镜子”照见这些“短板”，同时，还需要把镜子的作用从消极的反映意见，提升到促进整个团队积极工作的层面上来，让镜子们不仅监督领导人，还监督整个企业的发展。
朕岂独有非于往时，而皆是于兹日？故亦庶僚苟顺，难触龙鳞者欤！所以虚己外求，披迷内省。言而不用，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谁之责也？自斯已后，各悉乃诚，若有是非，直言无隐。
——《贞观政要·任贤第三》
难道我只是在过去才有过错，今天做的都是正确的吗？显然是臣下对我奉迎顺从，不敢触犯皇帝权威罢了！因此我虚心地征求他人意见，用来排除假象，反省自己，即使是有的意见我并不采用，但是，我也愿意承担责任。如果我准备接纳谏言而你们臣下却不进谏，这个责任有谁来承担呢？从今以后，你们要竭尽忠诚，如果有不同的意见，请你们尽管直言进谏，不要有任何隐瞒。
这是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所说的一段肺腑之言。在唐太宗看来，魏征之死不仅使得唐朝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谋臣，还在于从此缺少了一个敢于向皇帝直言进谏的忠臣。
历代封建皇帝在任用人才上，皆擅长收买笼络人心，唐太宗能够发动“玄武门之变”获得帝位，与手下大批忠心耿耿拥护其登基的谋臣将士有关。所以，唐太宗在魏征死后表现得异常悲伤，其中不乏封建帝王失去得力助手的功利性目的相关，但是，在唐太宗眼中，魏征更是一位为国家利益而不惜牺牲个人一切的专门为公、毫不为己的正直的化身。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无法否认唐太宗和魏征的关系已经超出了君臣之间的层面，而确实具有了血肉相连的纽带关联。惟其如此，魏征之死才让这位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帝王如此真心惋惜和哀伤。
唐太宗在魏征死后提出“直言无隐”，与其说是对部下寄予的一种希望，不如说是只有魏征个人此前直言无隐的一种褒奖。
“忠言逆耳利于行”，优秀的领导并不在于是否知道这样的道理，而在于对待逆耳之言的态度上，如果说能够听进去逆耳之言的领导，算是境界比较高的话，那么，能否做到闻过则喜，才是对待直言无隐的最高境界，即使直言者所说的并非全部正确，但是，也应该虚心听取。
直言无隐只能算得上坦诚正直，所言之语是否正确还需要领导进一步理性分析和辨别，那种对所有意见都置若罔闻的固然不是好领导，但是，对所有职工提出意见一概答应照办的更是糊涂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