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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元年6月15日，天蒙蒙亮，一辆人力车穿过交错如织的胡同，直奔北京前门火车站而去。车中坐的人，是中华民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唐绍仪。一名内阁职员恰巧在火车站撞见唐总理，只见他一身便装，身后跟着三名随从，径直登上头等车。火车随即开往天津。这名职员急忙赶回内阁办公地——铁狮子胡同内的前清陆军部公署，向内务部总长赵秉钧报告了唐总理的行踪。赵秉钧急报大总统袁世凯，大总统获知后，一声叹息：如此，国事奈何？
唐绍仪是不辞而别的。抵达天津后，他的辞呈才从天津电报局姗姗而来：“绍仪现因感受风寒，牵动旧疾，恳请给假五日，赴津调治。唯总理职务关系重要，不容一日旷废，并乞大总统于国务员中简派一员暂行代理。”三个多月前（3月13日），他受大总统之命，出任内阁总理一职。4月21日，唐绍仪组阁完成，在北京宣布内阁正式成立。新内阁的各部总长、次长大多出席成立大会，各界代表和媒体人士纷纷前来观礼，一派欢欣、蓬勃的场景。
时隔短短数月，堂堂内阁总理就撂挑子不干了。袁世凯立即派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往天津游说。在天津的利顺德饭店，唐绍仪和梁士诒通宵长谈。两人在袁氏幕下共事多年，私交甚笃。唐绍仪推心置腹地向梁士诒道出了苦衷：担任内阁总理的三个月内，沟通南北（北洋系和南方革命党阵营），委曲求全，却遭受各方阻挠，政治理想无法施展，不得已才挂冠而别。梁士诒苦劝无果。袁世凯心有不甘，随即派出陆军总长段祺瑞赴津劝说。面对说客，唐绍仪去意坚决，放出一句狠话：若要我留任，就用棺材来抬我吧。段祺瑞只得怏怏地无功而返。
无奈的大总统于6月28日在唐绍仪的辞呈上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此时，距离他任命唐绍仪为内阁总理不过短短108天。民国的首届内阁至此垮台。
唐绍仪出走一周后，十位内阁总长中先后有四位总长到总统府请辞，他们分别是：农林总长宋教仁、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次长王正廷（工商总长为陈其美，但他一直没有赴京就任，由王正廷代理政务）。他们都是同盟会会员。
袁世凯颇感沮丧。民国正值启灶之际，他不想这么早就与同盟会分道扬镳。大家都辞职了，他的脸上挂不住了，有种被人遗弃的感觉。
时间追溯至1912年3月10日，南北阵营达成妥协，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三天后，大总统按照南京临时参议院颁布的《临时约法》第43条，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委托其组织内阁。南京临时参议院顺利通过袁世凯的提议。
唐绍仪实在是国务总理的不二人选。他既是袁世凯二十多年的老部属，又是南方革命阵营的新朋友——他和孙中山是老乡，又在美国接受教育，政治理念与革命党人相近。在南北和谈中，他成功扮演了调和南北利益的角色。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中这样写道：“他（唐绍仪）具有现代政治家所应有的国际知识和经验，他和袁的长期友谊，也赢得了袁的高度信任。孙中山对他的尊重和乡情更是难能可贵。同盟会中的高干对唐也表现得极其友好，并竭力邀其加盟。由黄兴和蔡元培介绍，唐也于3月30日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宣誓加入同盟会。”袁世凯对于唐绍仪的同盟会会员身份并不介意，他希望唐绍仪能成为串联南北阵营的中间人物。
唐绍仪的组阁之路并不顺利。当时，虽然革命结束了，宣告退位的小皇帝寓居深宫一角，孙中山如约让位、荣归故里，但平静的表象之下其实暗流涌动，各派系力量明争暗斗，一刻未曾停歇。唐绍仪走马上任，深知平衡各方利益是首届内阁成功的关键。他提议将内阁的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实业、交通、司法、教育九部拆分为十二部，即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工业、商业、农林（由实业部拆分而来）、交通、邮电（从交通部拆分出来）、司法、教育。此举的主要用意是在内阁中增加总长和次长的职位，以便多安排几个人，缓和各派系力量在人事方面的争斗。不过，南京临时参议院不买唐绍仪的帐，一番激烈的争论之后，参议院最终只同意将实业部拆分为工商和农林两部。
让唐绍仪感到苦不堪言的还是各部总长的人选问题。焦点汇聚在陆军总长这个重要的位置上。南方革命阵营力推黄兴，势在必得。他们认为，领袖孙中山已经把大总统的位置让予了袁世凯，那么陆军总长之职非黄兴莫属。袁世凯可不这么认为，乱世当政，终究还是枪杆子说了算，陆军总长这么重要的职位，他无论如何也不允许其落入革命党人之手。在他看来，段祺瑞才是陆军总长的唯一人选。段祺瑞是追随他多年的铁杆拥趸，也是北洋系军人的头面角色。袁世凯明白，他的大总统头衔背后是北洋新军的撑腰，所以，当唐绍仪为黄兴力争陆军总长职位时，袁世凯态度坚决地说：如果芝泉（段祺瑞，字芝泉）不能担任陆军总长，那他这个大总统只好不当了。
革命阵营的二号人物黄兴是不计名利之人，正当南北双方争得不可开交之时，他挺身而出，在南方军界会议上声明自己无意陆军总长职位，更是声泪俱下地恳请大家从民国建设的大局出发，不要苦苦相争。其高风亮节可见一斑。黄兴退出角逐后，被袁世凯委以参谋总长职务，但他此时退隐之心已决，说什么也不肯出任。这一职位迟迟觅不到合适人选，只得由副总统黎元洪兼任。
陆军总长敲定后，唐绍仪拟定了其他各部总长的名单，即外交总长陆征祥、内务总长赵秉钧、财政总长熊希龄、教育总长蔡元培、司法总长王宠惠、海军总长刘冠雄、工商总长陈其美、农林总长宋教仁、交通总长梁如浩。从名单上看，南北双方人数相当（陆征祥为无党派人士，长于外交，名声在外；熊希龄为前清官员，擅长理财；段祺瑞、赵秉钧、刘冠雄、梁如浩出于北洋系，其余为南方革命党），但是北方担任的职位更重要，军政大权在握。
唐绍仪将费尽思量才拟定的名单提交到临时参议院，进入投票程序，结果交通总长遭到否决，唐绍仪随即提名立宪党中的名士汤寿潜为候补人选，同样没通过，无奈之下，唐总理只好亲自上马，兼任交通总长一职。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时占领上海，随后拥军自立为沪军都督。从区域建制上看，当时的上海只是道台级别，隶属江苏省。陈其美得知自己被推选为工商总长，认为这是江苏都督程德全与唐绍仪的阴谋，设置“虚职”，剥夺他在沪的军政大权。所以，他自始至终没有赴北京就任。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宋教仁对区区农林总长一职不甚满意，他年少气盛，雄心勃勃地想自己组织内阁。还没正式赴北京任职，他就三番五次向唐绍仪请辞。财政总长熊希龄意识到草创的民国财政困难，棘手问题多如牛毛，心中也打起了退堂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新任的国务员们迟迟未动身前往北京履职，唐绍仪拿出了十二分的耐心，四处游说，好言相劝，希望大家放下一时的小算计，共图大业。袁世凯也不断发电报催促。身在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适时通电南京的国务员们，力劝他们迅速北上。电文言辞恳切，声泪俱下，犹如一颗炸弹，在舆论界引发了轩然大波。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不惜版面，浓墨重彩，或劝说，或斥责。国务员们在各方的压力下，终于启程赴京。
随即，南京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并由各省议会重新选出新的参议员。新的参议员又重新选举吴景濂为参议院正议长、汤化龙为副议长。
至此，大总统、内阁、参议院人员基本就位，民国的政治架构搭建完毕，虽然这一切显得那么仓促、草率，但是在短短数月内就完成了从专制帝制向民主共和体制的转变，实属不易。
早在1874年，唐绍仪成为清帝国派往美国留学的第三批幼童，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身在民主共和的环境中，耳濡目染，其政治主张与南方革命阵营相近。在组阁的过程中，他确实与革命党交往甚密，在袁世凯面前为南方阵营的利益据理力争，这些行为当然会招惹北洋系人物的不满，他们纷纷向袁大总统说着唐总理的不是。唐绍仪似乎对自己和袁世凯的关系充满自信，他对流言蜚语不屑一顾。然而，众口铄金，再铁的关系也经不起持续不断的耳旁风，听得多了，难免心生罅隙。
按照《临时约法》的规定，大总统发布命令，必须经过国务总理副署才能生效——这是南京临时政府为防范袁世凯专权而设置的一道“紧箍咒”。正是这一制度设计给唐绍仪带来无限苦恼。袁世凯举荐唐绍仪为国务总理的初衷是让他协助自己处理政务，而唐绍仪偏偏不甘愿充当袁世凯的棋子。由于政见不同，总统和总理经常起争执。
譬如，在内阁人员的安排上，唐绍仪主张南北兼顾，以便调和矛盾，袁世凯却恨不得多多安插自己的心腹。袁世凯还越级指挥段祺瑞、赵秉钧等人，把唐绍仪架空了；赵秉钧等人也不怎么把他这个总理放在眼里，经常不出席国务会议，弄得唐绍仪尴尬无比。
袁世凯在大总统的位置上也浑身不自在，唐绍仪原本是自己多年的属僚，现在反而受他的约束。唐绍仪又和南方革命党打得火热，处处为他们争取利益，难免让袁世凯觉得他“吃里扒外”。由于袁世凯所受约束过多，他颁布的大总统令往往得不到有效执行。参议院的参议员们大多是年轻人，从政经验不丰富，个个以振兴国家为己任，认死理，不懂得妥协的艺术，往往为某些条文争得不可开交，导致行政效率低下。这让早就习惯“凡事自己说了算”的袁世凯感到很不爽。
导致唐绍仪出走的导火索是直隶总督的任命问题。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多为各省谘议局推选出来的，而且流行本省人担任本省都督的做法。根据这一成例，直隶通县（今北京通州）人王芝祥被拟推为直隶总督。王芝祥是前清将领，辛亥革命时附从革命，与革命党走得近。直隶省是北洋新军的核心地盘，直隶总督是各省总督之首，号称“天下第一督”，晚清重臣曾国藩、李鸿章都官居直隶总督，袁世凯怎么可能把这么重要的位置让给“外人”。唐绍仪却再一次与南方阵营站在了一起，同意由王芝祥出任直隶总督，于是他向袁世凯汇报了这件事，袁世凯未置可否，只是让王芝祥来北京。唐绍仪以为袁世凯同意了。
王芝祥很快就到了北京。当唐绍仪请大总统发布任命令的时候，得到的却是北洋军将领严词反对王芝祥督直的通电。袁世凯把电文递给唐绍仪，唐绍仪看后虽大为光火，却也无可奈何。军人干政在民国的政治生活中是稀松平常的事儿。
随后，王芝祥单独面见袁大总统，并满口答应了大总统给他安排的新职位——南方军宣抚使。当王芝祥拿着任命书请唐绍仪副署的时候，唐绍仪竟丝毫不知情。他这个内阁总理被撇得彻彻底底、干干净净。怒火冲上了脑门，他拒绝在任命书上签字。王芝祥只好拿未经副署的任命书去南京就任。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他这个内阁总理已经当得索然无味、形同虚设了。他决定出走。一夜的辗转思量，天微亮之后，他就叫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火车站而去。
他以这种固执而草率的行为，表达了自己对民主政治的坚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