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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度在二十九岁时，被人保荐入京，参加“经济特科”考试。考试地点设在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保和殿。时值夏季，来自各省的青年才俊共计一百八十六位，端坐在殿内答题。考题由光绪帝亲自拟定，可谓皇恩浩荡。
这里的“经济”一词，是经世济民、治理国家的意思。
清廷在庚子之乱后，重启新政，戊戌年间被粗暴废除的改革举措大多重新得以执行。慈禧太后西逃回来，打心底里意识到了变革的势在必行。要办新政，就得有懂新政的人才——方方面面的事情还不是人张罗起来的？
然而，就在几年前，慈禧太后谈“新政”而色变。推动新政的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流亡海外；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头颅在屠刀下纷纷滚落；光绪帝也因一场未遂的政变而深感自责，躲进了中南海的瀛台，不问政事。一场短暂而热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
谁能料到，短短几年后，大清帝国的政治走向突然急速转弯，重回新政的轨道。清廷一下子感觉到了新式人才的匮乏。传统的科举选拔制度难以满足新政对人才的需求，于是，清廷采纳了贵州学政严修在数年前提出的建议，下诏举行“经济特科”考试。
参加特科考试的资格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有的！必须由三品以上的官员保荐，皇帝亲自批准后，才可以进京考试。杨度是湖南人，保荐他的人却是当时的四川总督锡良，而非管辖湖南和湖北两省的湖广总督。这既是因为杨度早已盛名在外，也反应了当时官员的求贤若渴。
考试的结果下来了，杨度高居榜眼（一等第二名），状元是广东人梁士诒。杨度和梁士诒后来既是同事又是政敌。后者在辛亥年出任袁世凯内阁邮传部大臣，参与了逼清帝退位的活动，在北洋政府时期任总统府秘书长、国务总理等要职。当时的主考官之一就是湖广总督兼参预政务大臣张之洞，他是很有声望的封疆大吏。张之洞号香涛，时人尊称香帅。张香帅深深地记下了杨度这个名字。五年后，正是已经成为军机大臣的张之洞与另一位汉族重臣袁世凯联名推荐，使无一官一衔的杨度一跃成为四品京官。
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榜眼杨度没有等来封官晋爵的诏书，等来的却是抓捕他的通缉令。原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大臣瞿鸿禨时，听闻此次特科考试有维新党人混杂期间。状元梁士诒的名字，被说成“梁（梁启超）头康（康有为）尾”（康有为号祖诒）。当时，戊戌年的政治动荡余波未平，慈禧老佛爷依然对康、梁师徒恨得牙痒痒，心里还是很提防维新党人的。于是，一道要求查办的上谕传出，梁士诒、杨度及其他考生纷纷逃离京城。从金榜题名到朝廷通缉的犯人，只在旦夕之间，命运的跌宕，怎不让人唏嘘喟叹！
犹如惊弓之鸟的杨度悄然乘坐前往天津的火车，看望驻守在朝阳镇的伯父杨瑞生。杨度九岁时，父亲病故，与妹妹杨庄一起过继给伯父。伯父杨瑞生十五岁就随父参军，征战南北，数度死里逃生，后因军功官至正二品的总兵。
杨度逃离北京的第二天，爱才的张之洞就派人去天津请他回京——这可急坏了杨度的家人。他们误以为这是朝廷的追捕。四弟杨敞仓皇之间，只得派两名仆人，带上盘缠，分别守在北京丰台火车站和前门火车站。最后，守在前门火车站的仆人等到了杨度。仆人在出站的人流中看见了杨度，急忙冲上前去，将他拉上骡车，送到了不远处的东交民巷日本使馆。杨度曾自费留学日本，入弘文书院速成师范班，来自同乡湖南的青年黄兴是他的同窗。杨度与日本使馆的工作人员素有交往。仆人把随身携带的盘缠给了杨度。几天后，在使馆人员的帮助下，他乔装成日本人，潜出北京，乘轮船再渡东瀛。
避居日本求学的杨度潜心研读各国宪政理论，并且通过演讲、辩论和撰写文章的方式宣传宪政，因此成了声名远播的宪政专家。1905年，也就是杨度避居日本的第二年，清廷派出了由五大臣领衔的考察团出洋考察宪政。考察团兵分两路，户部侍郎戴鸿慈和湖南巡抚端方率领的一路考察团途径日本。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是该考察团的参赞，他也是杨度的湖南同乡。早在1897年，谭嗣同在湖南长沙倡办时务学堂，熊希龄就是该学堂的提调（即校长），梁启超则被聘为总教习。那时候，杨度开始对新学感兴趣，他经常去时务学堂蹭课，同去的还有后来的护国战争军事领袖蔡锷。杨度因此与熊希龄、梁启超熟识，坐而论道，指点江山。
宪政考察团在日本短暂逗留，熊希龄特意找到在此流亡的杨度和梁启超，不是为了叙旧，实在是有要事相托——熊希龄在端方的授意下，请杨度和梁启超做一回“枪手”，为五大臣撰写宪政考察报告。杨度欣然答应，写下了《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和《实施宪政程序》两篇长文。五大臣回国后，杨度的文章如期递送到端方面前，端方阅后，颔首肯定，斟酌润色后，呈送给了慈禧太后。第二年（1906年），清廷根据五大臣的报告，下诏预备推行立宪。在内忧外患的合围下，清帝国终于小心翼翼地踏上了宪政之路。
1907年10月，秋风起，落叶黄，对杨度恩重如山的伯父突然病故，潜回湖南奔丧的杨度悲恸难抑，写下挽联：
平生恩义，未忍追思，从兹落落一身，怅望出门谁念我？
国事栖皇，曾何所补，徒使悠悠千载，羁迟游子恨终天！
恩人已逝，而自己孑然一身，无端沦为钦犯，功名无着落，满腔抱负何处施展？跪在逝者的灵前，对峙着摇晃的烛火，怎能不生发既悲且愤的情思呢？
回到故乡的杨度继续以宣传宪政为己任。12月，他发动成立了湖南宪政公会，自任会长，起草《湖南全体人民民选议院请愿书》。他的老师、世称湘绮先生的名儒王闿运（号湘绮）修改了这份“请愿书”，并联络湖南的名流、士绅，联名上奏朝廷。这算是开了清朝国会请愿运动的先河。三年后，声势更为浩大的请愿活动在京城开展了起来，来自各省的请愿代表齐聚北京，在琉璃厂设立专门的办事处，持续不断地向清廷递交请愿书，恳请清廷从速召开国会。在一次递交请愿书的过程中，十七名学生代表拿出利刃，企图以自杀的壮烈方式表达请愿决心，众人急忙阻止，但还是有两名学生割下了自己身上的一块肉。
1908年4月，杨度抵京，这位曾遭清廷通缉、与当政者持不同政见的年轻人，无比意外地一跃而成为帝国的四品京官！慈禧太后传谕：“候选郎中杨度著以四品京堂候补，在宪政编查馆行走。”保荐杨度的，正是惜才的张之洞和袁世凯。宪政编查馆设立于1905年，相当于清廷推进宪政的领导小组，初名考察政治馆，直属军机处。杨度虽为“行走”，实际上就是该馆的负责人。此后，清廷关于“立宪”的文件，大多出自杨度之手。
袁世凯还为杨度提供了一个出入颐和园的机会，当时的袁世凯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在颐和园的外务部公所召集会议时，他请“宪政专家”杨度前来回答帝国官员们对于宪政的质询。袁氏与杨度一样，坚定地认为大清必须走宪政道路。他之所以如此“别有用心”地安排，是希望杨度借此机会，向帝国官员们宣传立宪精义，争取更多的支持者。
杨度入宪政编查馆三个月后，清廷颁布《各省谘议局章程》十二章六十二条，《谘议局议员选举章程》一百一十五条，令各省在一年之内成立地方谘议局。这就相当于各省先行开办地方议会，启动地方自治。在国家议会方面，清廷批准颁行了《钦定宪法大纲》二十三条，与之一起公布的还有一份《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该清单从法律准备、选举办法、户籍调查、财政准备、教育普及等方面，制定了渐进式、可操作的政治路线图。这些制度的颁布，杨度是主要推动者。
1908年，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孱弱的清帝国又少了强悍的统治者。满族少年亲贵当政后，袁世凯被撤销一切职务，逐出京城。携带家小与仆人的袁世凯黯然来到火车站，昔日同僚们都为了避嫌而不敢前来送行。当时正值隆冬，寒风瑟瑟。仓皇回首间，袁世凯看到了两张熟识的面孔，他们是严修和杨度。
袁世凯对自己的知遇之恩，杨度一直记在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