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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2月至1905年9月，在中国的东北和黄海地区，爆发了一场奇怪的战争。
奇怪之处在于：交战国一方是君主专制的俄国，另一方是已经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的后起之秀日本，日俄两国交战，战场却在中国；中国的领土遭烧灼，中国的百姓遭涂炭，而清政府竟宣布严守中立。
当然，这场战争中也不乏中国人的身影。那时候，张作霖还是一介马贼，他给日本人充当密探和马前卒，因此发迹；也有人帮俄国做事，被日本兵抓住，当众砍了头，砍头的照片又恰巧让留学日本的周树人看到了，深深影响了这个心里背负着弱国阴影的年青人，自此，他弃医从文，有了另一个广为人知的笔名：鲁迅。
这场战争的结局出人意料：小小的岛国打败了庞然巨物般的沙俄帝国。这一结局，与十年前中日甲午之战何其相似！当年，弹丸之国狠狠击碎了大清的洋务自强之梦。当俄国军队在日本的枪炮轰击下节节败退的时候，敏感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开始了艰难的思考：日本，究竟凭什么成为胜利者？
思考的答案是：立宪政体！
辛丑年，在西安避祸一年的慈禧太后起驾回京之后，开启新政，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敦促新政的领导机构：督办政务处。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清廷好了伤疤忘了痛，又在政治改革方面裹足不前，新政推行的效果寥寥。不过，此时的言论管制已经宽松许多，“立宪”的话题早已不是禁区。在日俄战争爆发前，知识分子和开明官员已经对此做了充分的讨论。
清廷开启新政后，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喜出望外。两年前，他和他的老师康有为遭清廷通缉，而六君子的头颅纷纷滚落在菜市口。那时候，他们的主张被清廷视为大逆不道。梁启超没有想到，短短两年之后，清廷的变革举动比他们当初的设想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此大幅度的转变令人咂舌。梁启超敏锐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变革政体的重要契机。于是，他以“爱国者”的笔名，在他主编的《清议报》第八十一期，刊发了一篇题为《立宪法议》的长文。在这篇文章中，他详细阐述了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这三种政体的含义和区别；他进一步指出，相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体是君主立宪。
君主立宪，就是制定宪法，把无限的君主权力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在君主立宪的政体下，君主虽然是社会的特权阶层，地位崇高，尊严至上，但是君主的权力不再具有专制体制下的无限性，而是受到宪法和议院的制约，君主的许多决定需要经过议院同意，不得为所欲为。这一政体的优点在于降低决策的失误，遏制野心家对权力的觊觎，调和君与民的对立，使人民在一定程度上享有参与政治的权力。
梁启超虽然不遗余力地呼吁立宪，但他并不主张立即变更政体，而是设计出一套“预备立宪”的方案：第一，皇上颁诏，在名义上确立君主立宪政体；第二，派遣大臣赴各国考察宪政；第三，创设法制局，起草宪法；第四，翻译、出版各国宪法以及相关著作；第五，公布宪法草案，征询全国各阶层意见；第六，达成立宪政体。
日俄战争尚在进行，驻法大臣孙宝琦预料此役俄国必败、日本必胜。他联合驻俄大臣胡惟德、驻英大臣张德彝、驻比利时大臣杨兆鉴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一个月后，他觉得意犹未尽，又单独写了一份奏折，呈给政务处。在这份奏折中，他重申了自己对日俄之战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战胜专制的俄国。接着，他反观中国，认为自庚子年之后，朝廷虽然力推新政，但国家仍饱受内忧外患的滋扰，大小臣工敷衍塞责，国人精神倦怠，新政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指出：造成这一结果的关键原因就是大清国没有与世界同步，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
孙宝琦单独上呈的奏折没有被政务处转给清廷的高层决策者，却鬼使神差地被上海的《东方杂志》全文刊发。这份杂志颇有影响力，奏折的内容被广泛传阅，其他报纸纷纷转载或评论，一时间舆论大噪，朝野震动。
孙宝琦是呼吁立宪的清廷大员，而与他遥相呼应的是身处江湖之远的张謇。张謇，字季直，江苏通州（今南通）人。甲午年，中日开战，慈禧太后从颐和园移驾紫禁城，满朝文武官员跪在路旁，迎候慈禧。那天，天公不作美，风雨大作，官员们浑身湿透，双膝泡在水里。年过八旬的张之万也在迎驾官员的队列中，他是张之洞的堂兄，由于岁数太大，不堪久跪，不能起身。姗姗来迟的慈禧太后乘轿路过时，竟不曾侧目，视百官若无物，轿子径直走了。刚刚在科举考试中夺魁天下、高中状元的张謇也跪拜在地，目睹此情此景，他心如死灰。一年后，四十二岁的张謇辞去官职，选择了做一名商人。
经营实业的张謇做得风生水起，1903年，他在家乡通州创办的大生纱厂已经颇具规模，资本雄厚。张謇平素热衷于教育和政治，他在这一年东渡日本，本是为了考察教育和实业，不料竟被日本的勃勃生机所打动，深切地感受到中日间的巨大差距。在他看来，这种差距正是专制与立宪这两种政体之间的差距。归国后，张謇就与汤寿潜、张元济、赵凤昌、张美翊等人研讨立宪问题，推动国内政治改革。
张謇在1904年先后编辑了《日本宪法义解》《日本议会史》等宣传立宪的著作，书稿完成后，他委托上海的老朋友赵凤昌印刷。图书印制过程中，张謇数次写信给赵凤昌，催问进展情况，急切之情表露无遗。书籍印好后，他广为散发，尤其是清廷的高层，比如当时任兵部侍郎的铁良。赵凤昌也利用他的人脉，托人向皇宫送了十几本。据说，慈禧太后也读过《日本宪法义解》，她在召见大臣时说：“日本有宪法，对国家甚好。”不明就里的大臣面面相觑，不知如何应答，只好唯唯诺诺地应承慈禧。
日俄战事焦灼之际，清廷重臣张之洞与魏光焘准备联名上奏立宪，张謇作为立宪派的领袖，受到了他们的召见，与他们一起详细商讨了起草奏折的事情。之后，他与蒯光典、赵凤昌、沈曾植等人历经数次商讨，终于写成了奏折的初稿，之后又数易其稿，反复修改，字斟句酌。张之洞读到定稿后，虽然通篇挑不出一句出格的话，但谨慎、持重的他还是没有立即将奏折呈送朝廷。张之洞劝告张謇：立宪的事情，应当先与北洋的袁世凯商议。
张謇与袁世凯本是老交情，他们俩曾在吴长庆的幕府当差。吴长庆是淮军将领，他创立的庆军在对太平军作战中表现不凡。吴长庆好读书，爱人才，被时人称为儒将，他是袁世凯的伯乐，对袁世凯器重有加，特意委托张謇教袁世凯读书。不过，张謇似乎特别鄙视袁世凯的作为，离开吴长庆幕府后，张謇与袁世凯断交二十年。后来，袁世凯官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手握八九万北洋新军，深得慈禧太后信任，是清廷的实力派大臣。袁世凯是新政的积极推动者，他编练新军、派遣留学生、开办新式学堂、创建实业……政治影响力非同寻常。为了推进立宪事宜，张謇不计前嫌，主动联络袁世凯的亲信杨士琦，了解袁世凯的最新情况。之后，他致函袁世凯，劝谏他体察世界大势，效法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伊藤博文、板垣退助等人，主持立宪，成就伟业。袁世凯经过慎重考虑，认为目前立宪的时机还不成熟，所以他没有采纳张謇的建议。不过，袁世凯很快复信，两人二十年余年的隔阂逐渐冰释。
日俄战争最终以日本在海陆两个战场的完胜而告终。日本人兴高采烈地庆祝胜利，而中国的立宪主义者们似乎比日本人还要高兴——战争的结果印证了他们的预测：立宪的日本必将打败专制的俄国。在立宪党人看来，这是立宪政体对专制政体的胜利！他们开始相信：宪政不再是洋人们的专利，国家的强弱之别不在于人种，而在于制度。日本可以通过立宪富国强兵，中国也一定能。俄国战败后，沙皇迫于国内压力，宣布立宪，这一举动深深触动了中国敏感的政治神经。
日俄之战的结局迅速点燃了国内立宪思潮的导火线。素有清议之名的《大公报》在战争结束后就刊载评论文章：“此战诚为创举，不知日立宪国也，俄专制国也，专制国与立宪国战，立宪国无不胜，专制国无不败。”上海的《中外日报》、《时报》也纷纷鼓吹立宪。急迫的中国人简单而草率地将日本对俄国的胜利归结为立宪对专制的胜利。知识分子奔走相告，报刊舆论也大力鼓噪，立宪思潮迅速激荡全国，上自大臣，下逮学子，无不将“立宪”挂在嘴边。“立宪”一词炙手可热，俨然国人的口头禅。
在日俄交战期间，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也没闲着，各国极尽敲诈勒索之能，向清廷提出更多的权利要求。另一方面，革命党人也加紧了步伐，结党、起义、宣传革命思想……闹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赤坂区的一栋普通民宅里，中国革命同盟会宣布成立，孙文被推举为总理。至此，星散的革命势力连成一气，建立了统一的指挥机构，孙文“一个人的革命”得到了广泛的响应。
内忧外患之下，慈禧太后的宫门不复宁静，奏请立宪的折子纷沓至来，如雪片般送到了她的案头。1905年6月，张謇再次写信给袁世凯，从袁氏的个人安危荣辱着眼，敦促他支持立宪。这一次，袁世凯心动了，他联衔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向慈禧太后奏请立宪。瞿鸿禨与袁世凯在官场上是死对头，两人一向明争暗斗，互唱反调，但此时，瞿鸿禨也赞成袁世凯的看法，认为“我大清该立宪”。云南巡抚林绍年、两广总督岑春煊奏请立宪的折子也接踵而至。皇族方面，庆亲王奕劻和他的长子载振支持立宪，一向主张改革的载泽自然站在了立宪一边。这些政治要人的意见深深影响了慈禧太后的决策。
1905年7月16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派遣官员出洋考察宪政。出洋考察大臣分别是镇国公载泽、户部左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农工商部左丞绍英。他们官衔不一，载泽是皇族宗室，端方代表了锐意进取的地方改革派，戴鸿慈和绍英是掌管财政和商业的重臣，徐世昌是统筹军事的官员。他们都是清廷的重量级人物。9月24日，五大臣在社会各界人士的簇拥下，来到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即将启程之际，只听一声巨响，一个名叫吴樾的刺客引爆了炸弹。刺客当场死亡，五大臣受轻伤。爆炸声不仅没能阻止立宪的步伐，反而让清廷意识到立宪的必要与紧迫。自此，清廷在立宪问题上不再犹豫摇摆，而是大踏步地迈入了政治改革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