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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起义能够成功，当然离不开革命党人长年累月、备极艰辛的工作，但是要说直接的关系，还真没有。起义的枪声在武昌城上空响了很久，革命党领袖才姗姗而来。1911年10月28日，同盟会二号人物黄兴在宋教仁的陪同下，乘坐轮船从上海赶到武昌，就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孙中山此时流亡海外，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附近四处演说，为革命募集资金，远隔万水千山，对这场起义的情况所知甚少。
起义是在仓促之间发动的，起事的士兵们吓跑了湖广总督瑞澂，赶走了统制（相当于师长）张彪，攻占了总督府，才发现缺一个首领。协统黎元洪被起事的士兵架了出来，却是个一言不发的“菩萨”。毕竟，人家黎协统是吃皇粮的，在体制内也算混得不错，造反是要冒砍头风险的，搁谁身上也是一百个不情愿。倒是一个叫汤化龙的人，适时登场，对稳定起义形势、保全革命果实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汤化龙，字济武，湖北蕲水（今浠水）人。1904年中进士，授刑部主事。两年后，他自请留学日本，入东京法政大学学习法律。正是在这一年，清廷下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1908年秋，汤化龙学成归国，任湖北谘议局筹办处参事。筹设各省谘议局是预备立宪的重要内容，这一机构主要负责议论本省应兴应革之事项，如预算、决算、税法、公债等，相当于各省的临时议会。武昌起义前，汤化龙已经被选举为湖北省谘议局的议长。1910年，在京师召开的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上，他被推举为会议主席，是第三次立宪请愿运动的领导者之一。
辛亥年五月，清廷的“皇族内阁”出台，汤化龙和他的立宪同党们都凉透了心。真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从内阁人选的名单来看，把持政权的满人亲贵们毫无立宪诚意（新内阁的13名国务大臣中，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7人），反而有借立宪之名揽权的嫌疑。作为改良派名士的汤化龙，对清廷绝望，对革命反倒同情和亲近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起义的士兵们邀请汤化龙参加新政府的会议，他竟欣然前往。起事的第二天，士兵们去谘议局找他，他不在，众人正惶惶不知所往，他自己从家里跑来了，并且爽快地表示愿意出面组织新政府，担任政事部长。除军事由都督黎元洪负责之外，其余职责皆由汤化龙大包大揽。湖北军政府收到的第一笔资助，就是汤化龙动员谘议局议员募集而来的。在革命形势尚不明朗的时候，如此迅速而果决地加入到“造反”的队伍中来，甘冒砍头灭族的大风险，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出山的汤化龙积极地给起义士兵们出主意，他告诉起义士兵，清廷官员柯逢时家中有通讯密码本，可以用来与各省联络；他建议他们给全国各省发电报，把起义的消息扩散出去，争取更多的响应。汤化龙亲自捉刀，起草起义通电，痛批清廷当政者假意立宪，实为揽权，排挤汉人。改良派的主要政治诉求就是通过立宪，分享满人的权力。汤化龙代笔的通电道出了他们的心声，也在他们的怒火上浇了一桶油。手里有点权力的立宪党人纷纷响应，投身革命阵营了。江苏和浙江两省的独立，主要是立宪派领袖张謇和汤寿潜的功劳。
武昌起事，清廷必要反扑。摄政王载沣谕令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劲旅，试图与驻扎在武昌城外的张彪余部汇合。瑞澂被撤职，但仍暂时署理湖广总督，戴罪立功，他待在楚豫号兵舰上等待援兵（当然也是方便随时开溜）。北洋海军舰队也在海军大臣萨镇冰的率领下开往湖北。
起初，黎元洪虽被推为军政府都督，却不视事，起义士兵依然处于群龙无首状态。汤化龙苦苦相劝，最终说动了这尊“黎菩萨”。黎元洪是一旦下定决心做事就格外决绝的人，他率领起义士兵击败了张彪余部，赶走了楚豫号兵舰。萨镇冰的舰队开到武昌城外，并没有急于向起义部队开火。黎元洪是北洋海军出身，早年曾在李鸿章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就读，他的班主任就是福建人萨镇冰。在战场上对垒的两军将领因为有这一层师生之谊，就存在着沟通的可能性。学生托人给老师带去一封信，信上所言不得而知，老师看了信，默然不语，却在战场上趋于中立了。汤化龙的弟弟汤芗铭就在海军舰队里任职，是萨镇冰身边的参谋官。萨镇冰的中立，与汤氏兄弟的斡旋有不少关系。不久，萨镇冰托辞年事已高，愿意隐退，他乔装为商人，乘坐太古轮船公司的客船去了上海。汤芗铭随即被推举为临时海军司令。等到北洋军南下与起义军交战，海军舰队就把炮弹打向了清军阵地。
督师赴鄂的荫昌也相当不给力，手握着号称当时最强劲的北洋新军，没有争分夺秒地扑灭起义火种，而是先派了两个标（相当于团）的兵力把守武胜关（位于河南信阳，地处河南与湖北两省交界处）。拖到十月底，北洋两个镇的兵力才全部抵达前线，与起义军展开了像样一点的战斗。荫昌这个战时指挥官一点儿也不称职，先是在信阳逗留，迟迟不愿赴鄂，后来终于进入了湖北境地，却赖在火车上指挥战斗。火车前后各安一个车头，摆出一副随时开溜的样子，还派重兵把守，唯恐敌军打过来。统军的将领这么胆小，部队的士气怎么可能好到哪里去？
就在荫昌迟疑、畏缩的半个多月时间里，起义军站稳了脚跟，扩充了兵员，起义的消息经过各地报纸的鼓噪，最大限度地扩散了出去。湖北各地纷纷响应起义，临近的湖南、江西两省先后宣布独立。革命的火种已经烧了起来，大有燎原之势。
10月28日，黄兴和宋教仁赴鄂。宋教仁这一年29岁，年纪轻轻却已经是革命阵营的元老级人物。1903年，他与黄兴一起在湖南创立华兴会，任副会长。1904年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法政大学，与汤化龙结下同窗之谊。1905年，他协助孙中山创立同盟会，任司法部检事长。
宋教仁来武昌的目的，是建立临时中央政府，争取外国的承认，让各国领事宣布革命军并非“叛匪”，而是与清政府具有同等地位的交战方。他与昔日同窗汤化龙在武昌见面，交谈甚欢，两人政治主张相近，都是宪政的铁杆拥趸。在两人的合议下，一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诞生了，这份文件已经透射出三权分立的思想。
汤化龙是湖北省名声显赫的士绅，而士绅阶层是地方实力派，因为他们手里有大把银子，人脉关系也极广，官府和军队都给他们面子，买他们的帐。在武昌爆发起义前，汤化龙领导着武汉的保安会。保安会是由商界和城市居民出于自保目的而组织的松散机构，会员多为店铺的伙计和市民，主要负责城市的治安和消防。但凡革命，总不免要发生些土匪乘火打劫、乱兵哗变抢钱之类的社会动荡事件，但是武昌起义之后，城市的秩序维持得相当不错。军政府因为名绅汤化龙的加入，获得了湖北士绅阶层的普遍支持，他们配合汤化龙，协调各地的保安会维持治安，成效显著。
因为像汤化龙这样的改良派的深度参与，辛亥年的革命变得温柔多了，破坏少了，流血少了，建设性的工作多了，这实在是我们这个百年多难的国家和民族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