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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12日，刚刚抵达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城的孙中山在报纸上看到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的兄弟们在重洋之外的武昌城起义了，他思虑再三，决定暂时不回国，而是留在美国，请见美国国务卿和日本外交官，随后前往欧洲，游说各国政要。他希望能够获得外国人的贷款和支持，但是这些努力没有得到积极的回应。11月23日，他离开巴黎，踏上了漫长的回国之路。直到12月25日，他乘坐的英国邮轮“丹佛号”才在上海吴淞口靠岸。时隔十六载，这位革命家才结束海外流亡生涯，回到故土。
江浙革命联军在12月2日攻占南京，没过多久，金陵城下就集聚了二十多万响应起义的士兵，他们在各路将领的统率下，从江苏和临近省市陆续赶来。孙中山抵达南京时，受到了革命阵营的热烈欢迎，并且被拥戴为临时大总统。大家都以为孙先生肯定从海外带回大笔的真金白银，因为孙先生常年奔走于海外，与外国政府建立了良好关系。
1912年2月，南北和谈告成，大清亡，民国兴。孙中山如约卸任临时大总统职位，转而去实践他所倡导的民生主义，号召人民兴办实业，并亲自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准备筹借外资修筑铁路干线。南方革命阵营的二号人物黄兴暂时留守南京，负责善后。南京临时政府解散，附着于政府的政客们轻装简行，前往北京的新政府。驻扎在南京城外的二十多万士兵却不可能北上进京。二十多万士兵意味着二十多万张嘴，四十多万只手。张嘴要吃饭，伸手要军饷和枪械。这让黄兴痛苦不堪。
当时，驻扎在城外的军队可谓鱼龙混杂，沪军、浙军、铁血军、卫戍军、光复军……名目繁多。自封师长者二十六人，号称军官者更是多如牛毛。各路军官名下的士兵数量也含混不清，数百至数千人不等，以至于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难以统计到确切的兵员数量。各支军队互不统属，军官们为了扩充自己的队伍，不惜互挖墙脚，闹翻了就开枪互射。虽然高举革命大义，但大义不能当饭吃，军官们整日奔走于陆军部，讨薪索饷。他们听说孙先生并没有携带巨款而来，失望至极，立刻翻脸不买账，还讽刺他“放大炮”。南京临时政府在1912年3月的财政支出总计为975万元，其中陆军部支出893万元，其余各部的支出都可以忽略不计了。
很多人纳闷不解：此时，聚集在南京城外的军队如此之多，黄兴可谓手握重兵，其地位相当于身兼六省总督，何不挥师北伐，荡平北洋军？殊不知，兵多并不代表战斗力强。革命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只有粤军、浙军善打仗，其余部队称之为乌合之众一点儿也不为过。何况，打仗太费钱，留守在南京的黄兴最缺的就是钱了。
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状况相当糟糕。由于革命导致的地方秩序混乱，财政基础瘫痪，征税系统无法运行，地方政权又各自为政，赋税根本收不上来。孙中山寄希望于外国，举外债以解燃眉之急，但是直到南京临时政府解散，外国列强也没有伸手接济。黄兴身为临时政府的陆军部总长，每日为筹措饷银各地奔走，累到吐血。蔡元培当选为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穷得连办公场所都没有，他询问孙中山，得到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还是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借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三间房间作为教育部的办公室。蔡总长乘坐人力车去总统府领印章，更是被传为笑谈。
唐绍仪内阁成立时，黄兴自愿退出了陆军总长的角逐，对袁世凯给他安排的参谋总长职位也是力辞不就，袁世凯随即任命黄兴为南京留守，负责裁撤南方革命军。黄兴竟一口答应下来，他委任李书城为南京留守府总参议，马相伯为政务厅长，张孝准为军务厅长。
裁撤军队是需要钱的——没拿到足额的遣散费，谁甘愿放下手里的武器拍屁股走人？二十多万的士兵，有多少人真是为了革命大义？恐怕怀揣升官发财梦的人占了绝大多数吧。由于欠饷严重，而且军队还要被廉价遣散；士兵们连干饭都吃不上，只能喝稀饭勉强度日。士兵们终于不干了。4月11日夜晚，俞应麓统率的江西军第二十七、二十八团总计二千多士兵哗变，端着枪跑进南京城大肆抢夺钱财，还滥杀无辜，影响极恶劣。兵变发生时，黄兴不在南京，留守府的总务处长何成濬急调王芝祥统率的广西军进城平乱，不少哗变士兵被当场处死。翌日天晓，叛乱才被平息。事后，被处死的“乱兵”多达七八百人。当黄兴急匆匆赶回南京时，士兵们的头颅已经纷纷落地。他不忍猝视，心中自是悲苦万分。毕竟，这些追随他的士兵是因为供给极匮乏，才铤而走险去抢劫的，他作为军队的最高统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军队发生哗变后，黄兴一面加紧裁军步伐，一面给袁世凯当政的北京政府发去急电，诉说军队岌岌可危的情形，请求财政援助。袁世凯对此置之不理，因为北京政府自顾不暇，财政状况同样窘迫。退一步说，袁世凯即便有钱，也不会接济革命军，他巴不得革命阵营鹬蚌相争，自己渔翁得利！
唐绍仪在北京组阁后，熊希龄当选为财政总长。赴京上任前，黄兴再三嘱托他筹集一笔军队遣散费。熊希龄对这件事十分上心，上任后即与四国银行团（即英国的汇丰银行、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美国的美国银行）接洽，商议善后借款事宜。熊希龄的“理财高手”之名绝非虚传，他凭借自己的好口才，说服四国银行团的代表们，答应出借七千多万两巨款。不过，四国银行团的巨款也不是随随便便就借出去的，他们要求派人对中国的财政、军政进行监督。熊希龄还没来得及向黄兴报告此消息，就收到了一封电文，斥责他甘受外国人愚弄、使军政受制于外国，国家权力丧失殆尽。电文措辞严厉，不留颜面。落款处赫然署有“黄兴”二字。熊希龄火冒三丈，他本是受黄兴所托才费心尽力去借款的，没想到现在反遭斥责，一片好心挨了一记响亮的大耳光，这口气怎么咽得下？盛怒之下，熊希龄把黄兴发给他的催款电文公之于报，并将黄兴狠狠嘲讽了一番。两人自此闹翻。得罪了财政总长，黄兴的日子更加难过。
经过一番裁撤、整编，黄兴终于把手里的这个烫手山芋处理得差不多了——安徽都督柏文蔚带走了镇军，浙江都督朱瑞带走了浙军，江苏的军队交由江苏都督程德全统率，扬州的军队归中央政府直辖，广西、广东等地的军队或遣返原籍，或就地解散。
大功初成，黄兴执意向袁世凯辞去南京留守的职位。同盟会希望黄兴留任，以便保留实力，在南京形成一个与北洋势力相抗衡的力量，但黄兴去意已决。1912年5月31日，袁世凯批准了黄兴的辞呈，南京留守府由江苏都督接手。黄兴悄然离开南京，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湖南。离去的那一刻，他一定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