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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1月，一个星期一的早上，小学毕业两个月后，我走进了巴克公学。学校入口处绿色的大门，为我开启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上学第一天，我和其他那些12岁的孩子都感觉到了小学和中学的巨大差别。之前，小学同学们穿着校服拖拖沓沓地走在操场上，聊得热火朝天，但这里的学生们，一个个穿着笔挺的白衬衫，简直跟招生简章上的那些孩子如出一辙。布什小学的操场杂草丛生，凌乱不堪，而这所只有男生的校园里微风拂面、各种植物修剪得整整齐齐，一切显得井然有序。我需要学习这种秩序，而且需要尽快学会。
然而，午餐时，我已经意识到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在一个讲究传统而且有两千多名学生的学校里，只讲一种秩序而不讲多样化显然不太可能。课堂上，大家遵守同一套规矩，学生尊称老师为先生或小姐，回答问题时要举手以示礼貌。而在教室之外的操场上，大家讲的却是丛林法则。在音乐楼充满阳光的中厅里，大家遵循一种方式；体育课前在发霉的更衣室里，就是另一回事了。校园里的一切仿佛万花筒里的景象一般千变万化、令人充满期待。
来澳大利亚三年半，我已学会在不同的语言规范间切换自如。在家就用家人间的亲密用语，在学校就换成欢快、空洞的学校用语。问题是，巴克公学有许多不成文的规则和守则，让人难以把握。什么时候适合开什么样的玩笑，谈论自己谈到什么程度合适，跟谁说合适，我不断在这些问题上栽跟头，也不断总结着答案。
入学头几周，我并没有沉默不语，相反，我找到了自己的舒适圈。我和三个口齿伶俐、性格随和的澳大利亚孩子打成一片，好巧不巧，他们的名字都是J打头，分别是吉姆、乔恩和杰克，且把他们称为我的“三J帮”吧。班上那些壮志雄心的孩子动不动就嘶嘶叫喊着挥拳相向，一说起话来则极尽能事地证明自己有多么优秀，而我的“三J帮”似乎对一切都能淡然处之。一到下午，我们会买一盒澳大利亚最日常的外带食物——热薯条——一起吃，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几句。
有件事我一直没跟他们说，我入读巴克公学是因为我想参加辩论队。我第一次参加竞争性辩论是小学五年级，自那以后，只是偶尔参加一下。但我明白，辩论文化在悉尼的初高中根深蒂固。每个学校都有一支辩论队，每周参加联赛。辩论在学校生活中的地位非常奇怪。跟国际象棋或知识竞赛一样，辩论为不擅长运动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展示自我的舞台。但与这些室内活动有所不同，辩论享有很高的信誉，这得益于许多曾经的辩论队成员后来都大有作为。
在巴克，任何人都可以在周三下午参加辩论训练，但每个年级只有一支由四名学生组成的辩论队可以在周五晚上代表学校参加当地的联赛。想加入这支队伍，必须参加面试。面试定在2月的第一周，我想提前对其有所了解，于是聊天时提起这个话题：“嗨，辩论面试……”但似乎没人对此感兴趣。没准儿辩论面试对我来说就是小菜一碟？谢天谢地，有体育和其他课外活动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
但事实证明我错了，定于星期四下午4点开始的第一轮面试有30多个孩子参加。英语楼顶层的白板房里凉爽至极，让人感觉仿佛置身冰箱里一般。学生们独自或三三两两地来参加面试，穿着适合外面温度的衣服，一进屋都冻得打起寒战。主持面试的是年级主任蒂尔曼小姐，她是历史老师，看上去是个坚韧克己的人。
蒂尔曼小姐解释说，面试不会让大家进行一场完整的辩论。相反，每个学生拿到一个主题和立场（正方或反方）后，有30分钟的时间写一篇发言稿，内容须包括所持立场的两个论点。小学时，即便是在老师的帮助下，并且可以上网查阅，我们也需要好几周的时间来准备辩案，但现在我们必须在严格的时间限制下独自准备。蒂尔曼小姐说：“这样的面试形式不会让我和评委们对你们形成全面的了解，但能反映出你们的应变能力。”
在等候室里，我无意中发现，一些参加面试的学生显得胸有成竹。那些从三年级起就一直在巴克上学的学生，貌似不经意间让我们这些刚刚入读巴克公学的12岁孩子清楚了一件事：作为小学期间就参加青少年巡回赛的优秀辩手，他们期望在辩论这条路上继续奔跑。“我们在青少年巡回赛上表现优秀，希望可以继续辩论。”一名来面试的学生说完这句话环视了一下房间，希望得到大家的理解。
忽然，我听到蒂尔曼小姐叫我的名字。我想她可能会跟我说一下要求或说些鼓励的话，然而并没有。她只是递给我一个白色的信封，里面有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一句话：“我们应该实行义务兵役制。正方。”
读完最后一个字，一切开始进入高速运转模式。信封打开之前，急切等待话题的大脑和急需释放的紧张情绪，让我感到能量满满。面试室就在准备室旁边，是个没有窗户的小房间。一进去，想到可能的结果，我顿时紧张起来。相比来说，在准备室里的时光简直太轻松自由了。辩题让我仿佛置身于新的环境，并赋予了我新的身份。我由一个尚不清楚自己的信仰和别人对我的期望的12岁孩子，摇身一变，成了身处某个重要审议室里某项动议的坚定拥护者。
当然，我对自己的主张并无实际的发言权。这种自相矛盾让我顿时体会到一种自由的感觉。我轻易甩出各种观点，丝毫不考虑一致性或自己的真实信仰（立场非我所选）；我深入探究引起争议的各种问题的所有黑暗面（主题也不是我自己所选）。辩论中，主题的另一个说法是“动议”，在30分钟的准备时间里，我确实感到自己一直在“动”。
蒂尔曼小姐的敲门声让我一下子回到现实。面试室里，面试小组的三位老师坐在一张长桌后面。其中一位是我在迎新会上见过的胖乎乎的生物老师，他尽量表现得亲切而友善。其他两位老师则面色苍白，一拨又一拨来面试的孩子令他们疲惫不堪。
我走到中间，把目光锁定在两位老师脸庞之间的空隙处，这并不是真正的眼神交流，只是为了显得我很投入而已。我开始演讲：“每个人都有责任维护国家安全。当我们通过服兵役履行这一职责时，我们的社会会更团结，我们的军队会更有力，我们的生活会更幸福。”内心的紧张感和渴望得到关注的心情叠加在一起，使我的音调和音量随着所说出的每一个字越提越高。我意识到自己几乎是在大喊大叫了，接下来的一分钟里才把音量慢慢调整下来。
我的发言有两个论点：其一，每个公民都有服兵役的责任；其二，兵役制会使国家更加安全。事实上，我演讲的内容并非真正的辩论演讲，它更像是一个不着边际但又言辞恳切的请求。“请大家扪心自问，我们对自己同胞应该担负起什么责任。”我恳求道。场面极为尴尬。然而，我能感觉到，我提到的义务兵役制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得到了评委们的认可。后来我又谈到建立政治领导人与军事行动之间更直接的利害关系，这一观点让一位疲惫不堪的评委似乎从恍惚中短暂地回过神来。和我同时段面试的学生表现都很好，但没有格外出色的。我觉得自己有入选的机会。
面试完第二天，课间休息时，食堂附近的公告板上贴出了一张通知，抬头是“七年级辩论队”。名单上最后一个是我的名字，下面写着周三下午4点和教练碰面，进行第一次训练。这则通知让我感觉仿佛拿到了一张去往某个新天地的门票。
…
七年级的教练，是一个名叫西蒙的清瘦的大学生。西蒙曾是巴克辩论队最成功的辩手，这点在他身上着实看不出来。站在房间前面，西蒙的脸上呈现出石榴籽的颜色，如深红色的葡萄酒，而且疙疙瘩瘩的。他声音沙哑，显得不太自信。
周三下午4点，离上次面试已有一周，我们十几个人聚集在之前面试的空调屋里。斯图尔特、麦克斯、内森和我被选进辩论队。我们彼此坐得很近，但没有什么交流，只是简单寒暄了几句。三人中，内森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是一个敏感的孩子，看到他，我脑海里自然而然浮现出自然主义学者的样子。我们都没有认识到，离联赛开始只有两周了，这简直令人不寒而栗。
训练开始后，我亲眼见证了一个人的转变。西蒙站在白板前侃侃而谈，就像变了个人。他的姿态透出满满的内在动力，说起话来字正腔圆。脸上依旧是石榴籽的颜色，但呈现出一种有活力的红润。他拔下马克笔的盖子，在白板上写下一个词，“主题”。
“回想一下你最近一次的争论，”西蒙说，“尽可能多地回忆关于这次交锋的细节——发生争论的时间、场合、具体争论的内容、各自持什么观点，甚至是那些无礼的谩骂。”
“现在回答以下问题：具体的分歧是什么？”
我想到了与布什学校的一位老朋友的一系列口角，现在我这位老朋友在城市另一边的一所中学就读。这些争吵历历在目，但我发现很难回答西蒙的问题。对某些争论，我根本想不起来起因。就像噩梦一样，不记得内容，但其影响却挥之不去。另一些争论则让我记忆犹新。这些分歧先是由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引起的，之后争吵的点越来越多，历来发生的其他争吵、争吵中的轻视怠慢、曾经的成见，所有这些都成了争论的内容。
“这是个问题，如果不知道争论的主题，你怎么能决定说什么或不说什么？哪些观点要深究，哪些可以放过？甚至想不想就此争论？”
西蒙提到了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的研究，他们认为，比起集中于同一主题，人们更善于随时改变主题。也就是说，人们常常说一些诸如“关于这一点”之类的话来让说话内容看似与主题相关，但实际上已经在巧妙地改变主题。由于大多数人都喜欢轻松愉快、随意自在的闲谈，我们很少花时间去有意识地思考正在谈论的内容。“所以我们倾向于自在随意地谈及众多话题，但离解决问题却越来越远。”西蒙说。
“辩论者的做法恰恰相反。每一轮都以一个主题开始。辩手们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写在横线本上，写在准备室的白板上。我们可以把上述行为看作一种准确陈述。准确陈述分歧，才能明确聚在一起进行辩论的目的。”
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西蒙给我们传授了更多有关主题的知识，完全出乎我的想象，有些甚至显得极不合理。
西蒙认为主题是对双方产生分歧的要点的陈述。比如：
简是不可靠的朋友。
政府不应该为大银行提供紧急援助。
检验主题是否恰当的一个简单方法是把它写成否定形式。
简是不可靠的朋友。
简不是不可靠的朋友。
政府不应该为大银行提供紧急援助。
政府应该为大银行提供紧急援助。
辩题应使正反双方都认为该辩题公平地体现了双方立场。
辩论主题的决定性特征是其允许有两个立场。因此，像“经济”或“医疗保健”这样宽泛的主题不能成为辩论主题，因为这样的主题没有规定具体辩论什么。辩论主题也不能是纯粹的主观看法，比如“我很冷”，因为另一个人不能争辩说“不，你不冷”。
广义上讲，人们会就三个方面产生分歧，即事实、判断、规定，而每一种都形成了各自相应的辩论类型，即事实性分歧、规范性分歧和规定性分歧。
事实性分歧集中在对事情本身的看法上。形式表达为“X是Y”。其中，X和Y都是凭经验感知到的事物特征。
拉各斯是一个特大城市。
巴黎2014年的犯罪率比2016年低。
规范性分歧涉及对世界的主观判断，即在我们看来，事情是怎样的以及应该是怎样的。其形式可以表达为“A可以视为B”或“我们有充分理由相信A是B”。
撒谎是（应视为）不道德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明天会更好。
规定性分歧涉及我们应该做什么。通常采取“C应该做D”的形式，其中C是行为人，D是行为。
我们家应该办个健身会员卡。
政府不应该限制言论自由。
我发现这些知识很有趣，但随着培训课程接近尾声，我感到了失望的痛苦。没有什么秘密战略和撒手锏，只是学习了主题的分类；没有磨炼技能，而是做了一堆笔记。我在想，竞争性辩论是否像其他高竞技游戏（如国际象棋）一样，渐渐走向深奥，最终不再跟现实生活有任何瓜葛。
然而，第一天培训结束后的那天晚上，偶然间，我发现需要进一步审视这种担忧。
来澳大利亚生活的前两年，爸妈很少争吵，他们也很少和我争吵。观点不一致的情况比比皆是，但爸妈认为，我们没有时间浪费在争吵上，有太多事情摆在面前等待处理。尽管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慢慢敞开心扉开始争论，但仍然倾向于回避冲突。大多数时候，回避冲突效果还不错，但是，我们中一旦有人没控制住，接下来的争论就会纠缠不清，没完没了。
2007年春天，我们来悉尼已近四年时间，全家开始考虑入籍成为澳大利亚公民。从某些方面来说，爸妈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归根到底是考虑到税收等现实问题。然而，对我爸爸来说，这个选择还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在我们家，爸爸一直在强调保持文化根源的重要性，对他来说，“公民”这个词分量很重。
那天晚上，吃过晚饭，家里很安静，爸爸喊我下楼和韩国的亲戚通电话。当时我正忙着打游戏、发短信，所以拒绝了他的要求，待在书桌前没动。爸爸一挂断电话，便急火火地上楼来到我的房间。听到他急促的喘息声，我停下游戏。
“你竟然不听我的话？姑姑们熬夜打来电话，你连5分钟的时间都抽不出来？你从不和亲戚们聊天。”
最后这个指责在我看来是不真实的，因此也是不公平的。过去这一个月，我给他们发了好多信息。我承认，那晚我确实心不在焉，但这不能成为谴责我的理由。
所以我为自己辩护。“你在说什么？我经常和亲戚们聊天。”开始我用的是韩语，中途改用英语，这样做的初衷是为了我方便，但也带着其他目的。“你不是希望我多和朋友们交流吗？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融入吗？”父亲和我长得很像，只是脸看起来比我更宽，也显得比我更自信，这时他脸上青一阵紫一阵，下巴开始颤抖。
我没继续说下去，而是提了个问题：“等等，我们在争论什么？”当然，在主题上我们是统一的，都同意应该给亲戚打电话。但我和父亲产生了一个小小的事实分歧，那就是我和亲戚们通话的次数，但不知为何，这似乎变得无关紧要。
接下来的几分钟里，我们发现双方的争执源于一个判断。爸爸认为，我不屑于与韩国亲戚保持联系，没接电话便是这种漠视态度的表现。
一旦阐明分歧，我们的对话似乎就有了新的焦点，思路变得清晰起来。我和爸爸的争论一直持续到午夜时分，仍没有达成和解，我们说好第二天继续谈。但是，我们避免了争吵，因为我俩都对辩论的边界有清晰的了解。“真的要我说得那么清楚吗？”聊的过程中爸爸曾问道。我意识到，我的答案是“是的”。
辩论使我对家这个世界上小小的角落有了清晰的认知，晚上躺在床上时，我陷入思考，辩论还能照亮别的哪些领域呢？
…
与父母开始争论的同时，我在学校慢慢发现了各种竞争形式。巴克鼓励学生校内的相互竞争，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会把学生好与人争的精力引向外部，转向与其他学校的长期竞争中去。尽管学生们的集体荣誉感主要来自橄榄球队和板球队，但辩论比赛中，不管哪一队赢，大家都是在为自己的学校喝彩。初中时的各种集会上，数学竞赛获奖者和演奏双簧管的孩子们是大家心目中的偶像。
我认为这些活动会让人前途一片光明。刚移民到悉尼的那几年，我首要的目标是赢得别人的认可，而竞争性辩论的成功能带来美好的前景：被认可甚至受人钦佩。
即将开始的辩论季让我倍感压力，并开始担心我们的队伍准备得不够充分。只有一个人似乎不那么担心，那就是西蒙。第二次训练课上，他显得有些笨拙地站在白板旁，等着我们入座，声音和表情一样，沉着冷静、不急不慌。
“上周我们谈到了三类主题，分别是事实性的、规范性的和规定性的，还谈到了这三种主题相对应的分歧类型。你们可能也注意到了，这样的分类太简单，显得太井然有序了。
“现实生活中，我们同时会对很多事情产生分歧，在事实、判断和规定方面都会产生分歧，有时一句话里会包含上述三类分歧。所以我们要做的并不像确定争论内容那样简单。相反，我们的任务是把交错在一起的多条分歧一条一条捋清楚，为其中某些分歧制订解决方案。”
他走到白板前，写下了一个主题。
父母应该 送 孩子到当地的公立学校就读。
“现在，圈出可能产生争议的词，也就是可能引发双方产生分歧的词，并阐明论点。”
我把话题写在本子上，并圈出了“送”字。
答案似乎很明显，争议事关应该做什么，是属于规定性范畴的分歧。
父母 应该 送孩子 到 当地的公立学校 就读。
所有人几乎都给出了相同的答案，但西蒙不以为然。“双方还会在哪些词上产生分歧呢？试想一下看这个句子时的正反方，他们会在某些词上有分歧，哪些？”
大家沉默了一分钟，才豁然开朗，开始喊出答案。双方可能对“当地的公立学校”有分歧。双方在学校情况方面（如教师的数量）掌握的事实性信息不同，双方对学校的宗旨有不同的判断（如更注重学业成绩还是更重视融入当地社区）。他们还可能对“孩子”的需求、个性和愿望以及“父母”的责任和义务产生分歧。
父母 应该 送孩子 到 当地的公立学校 就读。
西蒙说，我们把这种练习称为主题分析，旨在揭示论证的层次。看起来是一个分歧，实际上可能是多个分歧。认识不到这种多重性会让讨论不在一个频道上，鸡同鸭讲。“如果双方讨论的不是同一话题，又怎么能奢望取得进展呢？”
主题分析作为一种揭示分歧层次的工具，意义有二。
首先，主题分析能让我们找到争论的核心，即最根本的分歧，其他各种分歧皆由此而来。例如，有关送孩子去什么学校入读的分歧，主要问题可能在于如何理解父母对子女以及对社区的义务。如果能在这一点上达成一致，就不至于让辩论陷入僵局。因此，看似规定范畴的辩论，实则是判断上的分歧。
其次，主题分析能帮助我们厘清主次，区分必须赢得的点和可以输掉的点。假设一位家长认为，学校配有完善的基础设施（事实），家长有义务改善公立学校体制（判断），他们应该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读书（规定）。另一位家长可能完全同意或完全不同意。但更有可能的是，他们选择中立。我们可以描绘一下这个灰色区域的情况，见表1-1。
表1-1 主题分析
由于在大多数辩论中，我们的目的不是消除与对方的分歧，而是为了让分歧处于更能被双方接受的层面上，所以我们很少必须争个你死我活。对于竞赛辩手来说，他们的主要目标是向观众推销己方的规定，仅仅在方法上达成一致就等于是完全赞同了。对于家长来说，其主要考虑的是作为一个公民如何尽到自己的责任，如果有其他方法可以服务于社区，方法上的不同是可以接受的。主题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新的折中办法，不求完全同意或完全反对，但求一定程度上的同意或反对。
整个下午，我们把在黑板上列出的一长串过去辩论过的主题讨论了一遍。我试着问了几个尖锐的问题，是关于反驳方面的，比如“那我们要怎么打败对手呢”？但西蒙只三言两语就又把我们带回到练习上。时光飞逝，转眼到了6点，西蒙和我们告别。“星期五大辩论见！”
…
周五最后一节化学课是在无菌实验室上的，终于快熬到结束了。演示台前，化学老师边往烧杯中的粉红液体中加着什么，边念叨着“滴定”。事实上，我对这种“魔法”连假装感兴趣都做不到，因为我心不在此。整个下午，手机一直在振动，全是辩论队发来的信息：“孩子们，出发！”我们这个四人组比较奇怪，有高个，有矮个，有的声音响亮，有的声音轻柔，但我们开始形成团魂，大家都尽力积极融入团队。
下午3点15分，下课铃声一响，我就冲出教室，到当地的烤肉店和队员们会合。其实我们都不饿，但感觉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就要比赛了，我们必须吃点东西。我看了看围坐在桌边的队员们，忽然意识到，我和队友之间明显的外在差异之下，其实存在着相似的内在情感。斯图尔特坐在椅子边上，粗声粗气、干脆利落地说出一条条颇具争议的观点；其他人向他提出疑问时，他倒显得很高兴。平日里麦克斯就常常沉着冷静、有理有据地提出疑问。内森性格随和，脸上总带着温和的微笑，但表达观点从不含糊。虽然还是把“三J帮”当作最亲近的朋友，但我感觉在这里找到了与我更志同道合的人。
在澳大利亚，辩论之夜由来已久。各类初中和高中联盟比赛安排不同，但大多每周一次，时间在下午5点到晚上9点。悉尼的辩论联盟每周五晚安排来自不同学校的两支队伍参加比赛，从七年级到十二年级的每一支队伍都会互相对决。
当我们四个人围坐在休息室里等待辩题发布时，几个年长的辩论队队员前来给我们提建议。有个魁梧的十一年级学生一把将我搂过去，跟我说要直击要害。他是个难得的跨界选手，既是橄榄球队员，也是辩论队队员。我们今晚的对手是附近一所名为布里吉丁的天主教女校的学生，此时几个人正在大约50米外的饮水机旁转来转去。这些女孩穿着悉尼私立中学典型的校服——格子裙和栗色的西装外套，看起来光鲜亮丽，我多希望穿的是我那件更干净的衬衫啊。
年级主任蒂尔曼小姐和布里吉丁中学的年级主任负责监督辩题发布。我们各自的啦啦队，如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个世代不和的家族蒙塔古和凯普莱特一样势不两立，在他们的注视下，两支队伍走到了房间的中央。之后，我们互相对视了一会儿。离我最近的那个女孩的脸上，显出担忧但又坚毅的神情。
蒂尔曼小姐把信封递给我们，然后高举她的秒表。“比赛现在……开始！”我大声读出辩题后，我们四个人迅速冲向准备室。“发展中国家应将环境的可持续性置于经济发展之上。正方，布里吉丁。反方，巴克。”我和队友们飞快跑上楼梯，脚步声让其他人纷纷侧身让路，我又一次体验到了“动感”。
准备室是个布满灰尘的储藏间，一进去，刚才奔跑的动力突然消失了。我们只有1个小时的准备时间，但前20分钟一片混乱，毫无成效。白板上写满了各种想法，却连一个可用的论点都没提出来。每个人都抱怨说，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丝毫理不出头绪。这情有可原。气候变化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于几个月前发布；我仿佛看到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深感失望的神情。这种感觉如影随形，挥之不去。
后来，在准备过程中一直奇怪地保持沉默的麦克斯忽然来了灵感。只见他大步走到白板前，将白板中央的一小部分擦拭干净。然后写下辩题：
发展中国家应将环境的可持续性置于经济发展之上。
“让我们做一下主题分析，”他说，“这场辩论到底是关于什么的？”
我们四人答案一致。主要的争议当然是关于规定——应把哪个置于哪个“之上”。然而，辩论双方也可以就“可持续性”和“发展”的描述意义和规范性价值产生分歧。正方还可以对“发展中国家”的情况及其权利和义务产生分歧。
发展中国家 应将环境的 可持续性 置于经济 发展 之 上 。
捋清具体分歧之后，我们选择把重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权利和责任这一问题上。我方认为不应该期望发展中国家去承担解决气候问题的成本。北半球国家能够在可持续性和发展之间进行权衡，有时会为了保证可持续性牺牲发展，这是令人欣慰的，但在有选择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有权选择后者。这样的辩论策略颇令人担忧，会让我们面临挑战；虽然我和队友们走出准备室时只写了一半演讲稿，但至少这一想法为我们的辩论开辟了一条道路，对此我感到无比欣慰。
辩论室灯光明亮，作为观众的家长们已经到场。爸爸妈妈特意盛装打扮，坐在第二排，一直向我挥手，直到我挥手回应。布里吉丁辩论队比我们到得更早一些。坐下来时，我注意到1个小时的准备之后，对手校服上的褶痕依然。
接下来我听到了主持人的声音。“欢迎来到七年级辩论赛的第一场辩论。请将手机静音，现在欢迎正方一辩开场。”
来自布里吉丁的一辩，是个扎着长马尾辫的严肃女孩。她站在教室中央，竭力不流露出紧张情绪，有一分多钟没说一个字。观众身体开始前倾，紧张地等待着。女孩终于用长而流畅的句子开始了自己的演讲。
“气候变化是我们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气候变化威胁着我们生活方式的方方面面。确实，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些国家也承受着环境灾难最严重的影响。”
要不是因为我是反方辩手，就已经被她说服了。她的发言展现了不同寻常的口才和激情。她表达了两个观点：其一，我们应该优先考虑可持续性而非营利性；其二，发展中国家事实上可以帮助遏制气候变化的最坏影响。这两点似乎无懈可击。然而，我感觉我方有机会：我们并不会在这两个观点上进行争论。
我方一辩内森走向教室中间时撞到了桌子。观众们在关心他有没有磕伤时，内森恢复了平衡。他调整好呼吸，准备就绪，平静地开始了演讲：“我认为这里存在一个误解。我方知道气候变化是个问题，发展中国家也确实有碳排放。我方同意正方一辩所述大部分观点。但我方想问的是：过渡到一个更加绿色的世界所需要的巨大经济和人力成本应该由谁来承担？”内森问完这个问题后稍稍停顿了一下，在这短暂的沉默中，我感觉到观众仿佛获得了某种启示。
内森接下来的演讲并不完美。我们都不知道如何进行合理论证或深入辩驳，因为之前的辩论训练还仅仅停留在话题层面。但我强烈地感觉到这轮我们领先了。教室另一边，对手显得茫然不知所措。观众席的第二排，我的父母先是相互对视了一眼，然后看向西蒙。教练飞快地向我们会意一笑。
…
自那晚开始，我迷上了辩论。辩论胜利了，我们收获满满。接下来的全校大会上，大家用阵阵热烈的掌声表达着对我们的认可。然而，在那轮比赛之后的一周里，我更清楚地记得的是准备室里的顿悟，与观众的交流，以及追赶对手和被对手追赶时感到的强烈刺激。
辩论初期，我只知道自己对辩论的激情来源于多个复杂因素。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和队友们在联赛中不断进步，我清晰地认识到了这项活动中我最珍视的东西是什么：辩论让彼此的分歧变得可以理解，由此，真实的世界得以在我们面前展开。在辩论联盟，我们这周讨论奥运会，下周讨论税法改革。我们把自己放进角色里，以对这些主题持有鲜明观点的形象出现在每场辩论中。虽然现实中我们从未离开过学校所在的郊区，但思想已带我们走遍了万水千山。
要进行一番类比的话，我唯一能想到的是除辩论外，我几乎同时期开始喜欢的一个电视节目——《观点》。该节目由网络主播芭芭拉·沃尔特斯于1997年创建，芭芭拉和固定的四五位女性共同担任主持，就当天发生的各种事件（“热门话题”）展开争论，并采访各种嘉宾。该节目旨在提供多元化的观点，其方法是由不同时代、不同个人背景和不同职业背景的人组成专题讨论小组。
在我听来，这些主持人个个能言善辩。当然，我们在历史课上读过葛底斯堡演说，听过纳尔逊·曼德拉的录音带，《观点》的女主持人们与他们不同，自成一派。她们在《观点》中的表现收获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她们每天对从政治到名人八卦等真实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争论不休，观众们天天迫不及待地追着节目看。
此外，《观点》四五位主持人的情况似乎与我作为辩手的情况相似。这些女士都是经验丰富的主播，当然，她们背后有一群幕后工作人员。她们全年都在纽约的同一个演播室里拍摄：美国广播公司23号电视演播室。虽然她们希望走遍世界，让《观点》照亮世界的每一个角落，但是她们只能依靠问题研究、谈话技巧和对热门话题的明智选择来完成节目的制作。
在这之后，我的初中时期，即2007——2009年，都是围绕日历上标出的各项辩论活动的日期来度过的。尽管父母和老师都要求我全面发展，并为我报名参加学校的乐队和低级别的运动队，但他们无法撼动我坚定的追求。没办法，我就是感觉只有在周三下午的辩论训练到周五晚上辩论比赛之间的50个小时里，过得最充实。
三年中，学校辩论队从未取得过压倒性胜利。在辩论中，“好”有多种定义，但“胜利”只有一个：击败对方。我们不是没有胜利过，但是运气往往在四分之一决赛的时候就会用光。尽管失望沮丧，但对我来说，永远不会放弃辩论。在辩论联盟中，每位辩手都对其他学校对手的情况一清二楚，并时刻关注着谁的排名上升了、谁下降了以及谁出局了。这种出局的耻辱绝对令人无法忍受，你会感到自己禁不住大场面。
离成功总有几步之遥，这让我们这些15岁孩子的自尊心大受打击。一方面，已掌握的辩论技巧足以让我们在大多数回合中获胜，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没有好到辩论时能够信心百倍地为自己的直觉提供有力证据。因此，我们花了大量时间思考自己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并设计出各种攻其不备的方案。2009赛季接近尾声时，情况危急。当时在准备室，我们发现自己提出了一个颇具威胁性的问题：如果我们不仅能分析主题，还能操纵主题使之对我们有利呢？
8月举行的这轮比赛，我校主要对手是诺克斯文法学院。比赛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这场比赛吸引了一位著名的嘉宾——胡德先生前来观战，他是巴克大学辩论项目的负责人，是一位英语老师。他温和睿智，知识广博，在辩论方面经验丰富。教练带领我们在一轮一轮的比赛中积累经验，而胡德先生关注的是趋势、基本原则和漫长的辩论生涯。
除了在巴克的工作，胡德先生还担任联盟的议案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由资深教师和行政人员组成，负责编写每个赛季的辩论主题。2009年早些时候，胡德先生曾解释辩论主题是如何制定的，当时我就已深深被他折服。
胡德先生告诉我，对于什么是好的辩题，不同流派看法不同。然而，大多数人都同意，一个好的辩题包括以下几个基本要素：辩题必须是公平的（不偏袒任何一方）、深刻的（能够支撑三至四个论点）、易懂的（不需要专业知识），以及有趣的（足够新颖，具有挑战性）。胡德先生说：“这听起来很容易，但执行起来困难重重。
“想象一下，你想组织一场关于经济问题中工作过度的辩论。主题应该是什么？通常来说，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我们认为人们工作太辛苦’，但这种表述太宽泛，而且定义不清。我们可以将其调整为‘我们认为弘扬过度工作的文化弊大于利’，但转而又意识到，调整后的题目并没有将政策层面纳入辩题。我们必须努力避免辩论内容宽泛庞杂，例如‘我们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崩溃’这样的题目就应该避免。辩论主题最终的确定是深思熟虑、反复修改和灵感突发的综合结果——‘我们应该实行一周四天工作制’。”
胡德先生说：“辩题的确定可能需要花费一整天的时间，因为后续的许多事情取决于辩题是否合理。众所周知，有些辩手和教练曾以辩题被‘操纵’为由拒绝接受比赛结果。因此，辩题必须禁得住推敲。”
这个解释让我感同身受。日常生活中，我们肆意地挑起争论，不考虑分歧的主题，更不考虑其能否激发公平而富有成效的对话。但在竞争性辩论中，辩题拟定专家们需要倾注无数个小时，以确保为辩论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
那个周五的晚上，从辩题发布开始我们就麻烦不断。在诺克斯校内一栋大楼的玻璃中庭，我跟对手面对面站着。男孩叫富兰克林，戴着硕大的手表，留着跟他父亲一样的发型。我们正在等待辩题发布。这种一对一的交锋就像拳击比赛中的对峙，要找准机会将对手一击毙命。那天晚上，不知怎么了，对峙中我先眨了眼，转头避免和富兰克林对视。装有辩题的信封交到我手上时，我总感觉哪里不对劲。辩题是：我们应该使消遣性毒品合法化。正方，巴克。反方，诺克斯。辩题和立场让我感觉胃都开始翻腾起来。
这个动议出现的时机太糟糕。九年级的健康课上，我们刚刚学完违禁药物这一单元；后来在全校大会上，一位已出狱的罪犯曾受邀来做励志演讲，告诉（说告诫更合适）我们一定要走正道；我们的期末考试有将毒品的名称与肢体残缺的图片相匹配的题目。准备室是个说话会产生回音的空旷空间，我和队友们坐在里面，感到万分沮丧。
大约过了半个小时，我们四人一致认为，不可能赢得比赛。州卫生局的公益广告像音乐带一样在脑海中不断回响，使得任何自由主义的想法都难以得到认可。40分钟过去了，突然我灵感乍现。“如果我们不是把所有的消遣性毒品合法化，而是使其中一些危险性很小的毒品合法化，会怎么样？”队友们对这一观点有所怀疑，但我提醒他们，没有更好的选择。因此，我们决定将消遣性毒品定义为处方药，不包括任何具有严重副作用的药品，如麦角酸二乙基酰胺
和摇头丸。
辩论室里，一辩斯图尔特无比坚定地阐述了我方立场。“我们所下的定义清晰地划定了自由和公众健康之间的界限。这与专家对这一问题的想法是一致的。”当斯图尔特介绍我们给出的消遣性毒品的定义时，反方辩手们扭动着身体发出抗议。听众们起先似乎对对手的反应感到困惑，但慢慢理解了我们的策略后，也转而指责起我们来。诺克斯队队员的父母嘴里也发出“啧啧”声表达着不满。坐在前排的胡德先生摘下无框眼镜，整了整羊毛衫，眼神越过我们，盯着我们身后的砖墙。
唯一一个看似没有领会到我们的阴险狡诈的是裁判。从斯图尔特一开始发言，这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大大的眼睛透出天真神情的大学生，就毫不犹豫地记下了我方的主张。对手指责说：“巴克一方对这场辩论的定义太拙劣，应该取消其参赛资格！”显然对方装腔作势的态度让评委很反感，他皱着眉头听完后，向我们投来同情的目光。三辩麦克斯总结我方观点时，我已经看到了一个惹人妒忌的事实：我们要赢了。
我们确实赢了。赛后我们征求胡德先生对比赛的看法。我惶恐不安，但靠近了看，这个人似乎并没生气，他看上去很疲惫，好像有某种引力往下拽着他的肩膀和脸颊一般。他坚定而平静地告诉我们，我们在辩论中耍了花招，偷换了概念：“也就是说，为了在本轮比赛中获得优势，你们错误地定义或曲解了辩论主题，这不公平。”
胡德先生解释说，“松鼠”
和辩论主题制定者是死敌。当“松鼠”可能很有趣，比如说，在关于美国政府是否应该干预伊拉克战争的辩论中，有支队伍将“干预”定义为措辞强烈的谴责。胡德先生还说，“松鼠”终会遭到惩罚。“那支队伍最后把自己都绕晕了，评委们一定会惩罚他们。”
然而，辩论中，“松鼠”偶尔也会得逞，就像我们在这次辩论中一样。因此，辩论主题制定者们花了很多心思来防止辩题被“松鼠”篡改。他们措辞严谨以消除歧义，并附以额外的说明。然而，百密一疏。“跟所有人一样，我们依赖的是大家的诚信。”胡德先生叹了口气说道。
胡德先生收拾好旧皮包，跟我们道晚安。这时，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两句话：“松鼠”就在我们中间。“松鼠”害怕了。
…
我当时不知道的是，只要我们想找，公共场所中“松鼠”无处不在。对于巴克的学生来说，九年级和十年级
之间的过渡意义重大。学校初中部全是男生，高中部男女混校。因此，升入十年级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跨越”。我是2010年1月升入十年级的。对一群15岁、处于青春期的男孩来说，这种“跨越”带来的变化有点令人恐惧。每个人都开始疯狂涂抹体香剂。
进入高中的第一天，大家在尴尬的沉默中度过了又热又潮的早上。除了少数几个外向型和炫耀型人格的孩子，大家自动男生和男生扎堆，女孩和女孩聚在一起，眼神闪烁着，避免相互对视。上法语课学单词“男孩”和“女孩”时，老师贝尔顿夫人无法抑制兴奋，她指指教室左边，说出单词“男孩”，再指指右边，说“女孩”。
下午，到了一天中最热的时候，尴尬似乎被打破了。在通往食堂的蜿蜒队伍中，在靠近体育场的绿色长椅上，孩子们开始交谈起来。他们互相讲笑话，聊生活中的点点滴滴。一点一滴似纽带一样把大家连接在一起。校园很快喧闹了起来。到周五下午，已经有六人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
女孩子们的加入改变了学校文化。在初中，大家喜欢那些寡言少语、粗声粗气的典型澳大利亚男孩，到了高中则是那些善解人意、能说会道的孩子备受欢迎，他们特别擅长“心与心”的交流。操场，这个男孩子们曾经野蛮竞争的战场，现在成了大家敞开心扉的地方。我看着我的“三J帮”和那些运动型男孩犹犹豫豫地调整着自己，不禁惊叹：“这潮流的转变啊！”
校园文化发生的变化，加上我们思想趋于成熟，大家开始谈论起政治话题。虽说升入十年级了，但我们仍然是很容易受外界影响的。有一次，班上几个同学发起一项活动，我们为红毛猩猩祈祷了一夜。然而，学年快结束时，大家开始对政治、文化和宗教问题形成越来越强烈的看法。敢于直言的孩子们自信地谈论着“不公正”和“不公平”，令人羡慕。
2010年，在澳大利亚掀起了一场广泛的文化辩论：“政治正确是否已走得太远。”“政治正确”这个词带有贬义，指旨在控制攻击性言论的措施。由于这些措施涉及从严肃的审查制度到社会约束的方方面面，关注“政治正确”的人们永远不缺乏激发自己心中怒火熊熊燃烧的素材。争论充斥着电视辩论和报纸专栏，弥漫在一家人出行的路途上和晚餐桌上，也终于渗透到校园的操场上。
对我来说，把对“政治正确”的抽象讨论以一种具体形式展现出来的是我的朋友吉姆。吉姆直率、精明，军训时曾担任班长，初中时就很受欢迎。因此就算他就种族和性别开着伤人的笑话，也没人敢真诚地表达出受伤的感觉。比起美国情景喜剧中那些精雕细琢的笑料，比起英国广播公司那些自作聪明的特别节目，我更青睐吉姆的幽默感，是如此简洁精练而又充满讽刺和批判。然而，我发现，要开得起玩笑，就必须在内心做出妥协。
现在，吉姆发现自己被孤立了。朋友们都责备他说话太伤人：“你不能这么说。”面对指责，吉姆挺直腰板给出了千篇一律的回应：“伙计，你这是政治正确。”
朋友间就此无休无止地争论着。我不禁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围绕这样一个沉重而又众说纷纭的词争论不休呢？“政治正确”就像一个咒语，只要一提及，便纷争不断，便使人怒气冲冲。之后，我忽然想明白了，“政治正确”这个词本来就没有被设定为中性词。用这个词的正是那些最担心“政治正确文化”的人，因为这个词带有一个前设，即这种文化是真实存在的，而且是糟糕至极的。这些人依靠这个词组来获得不公平的优势。简而言之，就是在辩论中当“松鼠”。
这种策略在我看来是恶毒的，但吉姆用“政治正确”这个词时，我没有看到任何恶意。相反，我察觉到，这其实是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其逻辑是：如果你不相信能改变他人的想法，或者你不相信他们能保持真诚，你就会在讨论中对各项因素做出对自己有利的规定。虽然批评吉姆的声音尖锐刺耳，甚至带有虚张声势的意味，但这样一种防御姿态有其正当理由。
到最后，在辩论中耍不正当手段的努力几乎总是会弄巧成拙。过不了多久，另一方便会重新阐释这个词使其对自己有利。捍卫政治正确的人把这个概念重新定义为“仁慈”，由此，便将反对政治正确的人们置于反仁慈的荒谬立场上。2002年，工党政治家马克·莱瑟姆创造了一个新词——“新政治正确”，并将其解释为“这个国家的保守派集团对在政治辩论中保持礼貌的虚伪要求”。总而言之，“政治正确”一词本身就包含两极分化的意义并会使公众两极化。
后来，4月的一个下午，十年级第一学期期末，我们对“政治正确”的争论取得了重大进展。吃午饭时，吉姆正在大谈政治正确帮派的最新劣迹，我们的朋友艾莉，一个以直率著称的褐色皮肤的女孩打断了他。我不禁深吸了一口气。然而，艾莉并没有谴责吉姆，也没有尖酸刻薄地反驳。她只是提出了几个问题。“你说的政治正确是什么意思？告诉我，我们争论的到底是什么？”吉姆看上去吃了一惊，他结结巴巴地回答道：“就是让那些讲没有恶意的笑话的人自惭形秽。”
接下来的10分钟，艾莉和吉姆找到了争论的核心。例如，他们一致认为“大多禁止言论的法令是不可取的”，也都同意“大家越来越愿意建立一个包容性强的学校”。他们的分歧主要涉及笑话，即说话者的意图或听者的体会是否会影响到我们对笑话的看法。找到双方都承认的分歧所在，同时避免操纵术语使其对己方有利，这些虽不能消除潜在的冲突，但在此基础上的争论会更加清晰，更能持续进行下去。
听着艾莉和吉姆的争论，我在想，“松鼠”带来的最大弊端是否源于避免眼前分歧的冲动呢？其目的是通过让对方没有立足之地而提前锁定结果。采取这种方法可以取得短期胜利，但也排除了真正交流的可能。
“二战”期间，英国议会曾就下议院新会议厅的设计展开辩论。温斯顿·丘吉尔倾向于将其设计成一个长方形的小房间，认为这样有利于培养对抗情绪。而议会第一位女议员南希·阿斯特则主张设计成圆形会议室，认为这样更符合我们这个越来越理性的时代。“我常常在想，如果部长们和前部长们不必再像被拴住的狗一样坐在一起互相对视，那么争议就不会那么激烈了。”双方一致同意的是，辩论的环境很重要。用丘吉尔的话说，“我们塑造了建筑，之后建筑又塑造了我们”。
我们的日常争论与实体建筑关系不大，而与谈话的主题息息相关。然而，阿斯特提出的更加合理的建筑设计令人尊敬，这样的设计并没有试图掩盖分歧，而是致力于更好地表达分歧。“主题”一词可以追溯到古希腊语的“topos”，即地方。把它想象成一个共享、开放、有待共同去发现的地方，还是一个狭窄、充满敌意和陷阱的战场，选择权在我们自己手里。
学期的最后一天，胡德先生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递给我一张纸。纸崭新，拿在手里感觉清凉凉的，让我不禁想起了辩论主题发布时收到的信封。他说：“这是一份邀请函，邀请你参加州辩论队的面试，就是每年都参加全国锦标赛的那支辩论队。你该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