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9岁生日之前，我已失去了表达不同意见的能力。那是一种缓慢的侵蚀：能力并非在某一个瞬间突然丧失，而是缓慢而稳定地衰退。起初，我抗拒过。尽管反对意见像卡在喉咙一样说不出，但我还是能想方设法将其吐露出来。而后来我厌倦了随争论而来的努力、风险和自我表露，开始在言语间的沉默中逗留，默默地告诉自己：既然沉默，就一定有办法好好待在这个安全而隐蔽的角落。

2003年7月，父母和我刚刚从韩国移民到澳大利亚。我们之所以下定决心移民，是为了在生活、工作和教育方面寻求新的机会。当初得知要移民时，我满怀兴奋，但现在，身处悉尼北部城郊安静、富裕的沃龙加，我觉得移民的决定很愚蠢。我们背井离乡、远离好友、吃不到真正的辣椒做的食物、离开了4800万说我们自己语言的同胞，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走在沃尔沃思商场的冷冻食品过道间，爬上当地公园的游戏架，有种疏离感，让我感觉自己是被冒冒失失选中的，这简直令人懊恼透了。

对于我的抱怨，父母表示同情，但无动于衷。他们不断重复“过渡”这个词，让我感觉，为了某个美好的愿景，我的那些不适和困惑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父亲和母亲截然不同。父亲在朝鲜半岛最东端的一个乡村小镇上长大，家族庞大而保守。妈妈则来自首尔温文尔雅的进步人士家庭。父亲有意回避物质享受，而母亲天生喜爱奢华；父亲喜欢和人打交道，母亲爱独自思考。然而，移民的过程却凸显了两人共同的品质：强烈的独立性和实现梦想的决心。

来悉尼的最初几周，父母在城里忙着处理一系列事情，大部分时间我都是在租来的那辆车子的后座上度过的。购买家具、登记税号、租赁公寓……这一切将我们与这座城市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没有一样能让我对这座城市产生亲切感。每当我问他们自己能做点什么时，父母总是告诉我，我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好好适应新学校，好吗？”

沃龙加郊区的这所布什小学，当地人管它叫丛林小学。学校周围是野生动物保护区，恣意生长的植物蔓延着，眼看就要进到校园里。灌木丛爬在教室的窗户上，废弃的阶梯教室的座位上长满人耳大小的蘑菇。夏天，校园郁郁葱葱，绿意盎然。然而到了8月，在一个寒冷的周一早上，我读三年级的第一天，树叶泛着淡淡的银色，校园的尽头显得黯淡无光。

年轻的霍尔小姐身着浅蓝色裙子，站在3H班的黑板前。她的表情是那么亲切，脸上的线条都显得柔润起来。她示意我进门。我慢腾腾地往教室前面走着的时候，她在黑板上写下了几个字，字体非常漂亮：“徐辅贤，韩国”。我面前，三十几双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这特殊的词语组合。

接下来的一周，我成了全班关注的焦点。我发现，操场上最滑稽、最令人乐不可支的是假装争论。一位同学会称赞西方文明的某个成就——“白面包好在哪里？”我会用刚掌握的几十个英语单词回答：“不，大米更好！”其他人摇摇头，但他们无法掩饰对于冲突即将发生的兴奋。

不到一个月，随着我引起的新奇感逐渐消退，我和同龄人之间的分歧呈现出不同的基调。一旦在运动场上或小组项目中起了争论，而我不停地试图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便会引发一阵阵的愤怒。在这样的零和博弈中，我弄清楚了一件事，奇怪和不合群之间只有一步之遥，仅需要一个手势或几个被曲解或误会的词，就能把人从界限的一边推向另一边。

最难过的语言关是日常对话，其语速之快、节奏之层层叠叠、立场观点之大反转，对我来说无一不是艰难的挑战。争论时，这些难点交错在一起，会让情形变得更为复杂。语言变得不再确切严谨，压力让人感到精疲力尽。语言上我没多大长进，时常用词不严谨，动不动就说出碎句破句，演讲时磕磕巴巴。

一些孩子，倒不是说对我怀有多大恶意，只是本能地想展示自己的力量，于是尽情发挥自己的优势，对我步步紧逼。他们皱起眉，问是否有人能听懂我说的话。另外那些孩子出于善意，支支吾吾地尽力不挑起矛盾，弱弱地说一句“无所谓”，便走开了。几个月来，我一直不想输。那个好斗的我、那个讨价还价的我、那个殷殷恳求的我都曾努力过。

然而，到2003年11月，学年快结束时，我忽然发现自己不愿再争论，没有任何事情，也没有任何原则值得争论。如果我试图推翻上述论断，双腿、胃以及喉咙便会一起反抗。

所以我学会了在脸上挂一副心不在焉的微笑。课堂上，我毫不犹豫地承认自己的无知；操场上，我会立刻承认自己的过错。我的语言技能不断提高，但最依赖的单词却只剩下了“是”和“好”。妥协的最初那段时间，我还尽力记住那些我没有说出来的分歧，盼望某天能重新来过。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亦慢慢消退。

2005年1月，升入五年级的我已经找到了门道，用随和可亲为自己带来最大益处。学校成绩单上的溢美之词说我性格阳光、遵守指令。朋友中间，我成了那个调解冲突，引导大家形成意见共识的人。父母跟韩国的亲戚们汇报说我非常适应新环境。

确实没错。开始，我会因为在争论中没能坚持立场而觉得尴尬。而现在，我认为与人争辩，争得面红耳赤、唾沫横飞才是最令人尴尬的事；而且，平时做再多运动，争论时根本不顶用。我感觉自己已经找到了安全度过童年时期的最佳办法。

时间来到了2005年3月，一个春日的下午，我两年来形成的习惯因一件事而彻底改变。

…

午饭后，走进大礼堂，我因自我背叛而诅咒着自己。事情是这样的：三天前，五年级赖特老师鼓励大家加入学校组织的一项新活动：“辩论是结构严谨的争论，双方争取俘获听众的大脑和内心。辩论是智慧之争。”一番话说完，没几个人动心。我正要往教室外走，老师拦住了我，要我加入，我点了点头。多么不可思议，为避免争论，我选择了辩论。

辩论规则很简单。先由一个中立的第三方指定辩题（比如，应关闭所有动物园）并确定各由三人组成的正方和反方。不管自己真正所持立场，辩手必须站在抽到的立场上进行辩论。由正方一辩开场，接下来双方辩手依次交替发言，所有辩手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表达自己的立场（对这次辩论来说，每人4分钟）。

最后，由精通辩论的另一中立方——裁判判定胜负。裁判依据以下三个方面的表现对辩手做出评判：态度、内容和方法策略。其实，要做出最终的评判，裁判在内心回答一个问题足矣：到底哪一方让他信服？

辩论前一天晚上我没睡好。一般来说，辩论的准备时间是有限的，在15～60分钟。但我们这次有好几天的准备时间，这简直就是上帝垂怜啊。对我来说日常争论的难点在于其即时性。我曾经多么盼望争论时时间能暂停，哪怕只停一个瞬间，让我理顺思绪，找到合适的措辞。现在，作为正方一辩，我可以提前把一切准备好，因此哪怕再细碎的时间，我都用来收集资料、写辩词。

举行辩论赛的礼堂布置得很简单。台上有两张桌子，每张桌子后面有三个座位，高度适中，刚好能看到坐在台下的六十几个学生。为了避免被他们盯着看，我走在了两个队友后面。伊莎贝拉大跨步地走着运动员的步伐，而神经兮兮的蒂姆则局促不安地挪动着双腿。雨水滴滴答答地打在头顶的金属屋顶上，那节奏让人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对手来自五年级J班，已经就座。我们踏着台阶快接近他们的位置时，他们一闪一闪的目光里透着嘲笑的意味。其中有两个女孩很快恢复了热聊，并向观众席中的朋友们挥手致意。第三个辩手亚瑟是个优秀生，戴着金边眼镜，一直盯着我们这边看。在操场上争论时，亚瑟就很不好对付，从植物学到“二战”，无所不知，他会尽情地展示自己的聪明才智，机关枪速射般地抛出一个个论据，而且会一次次打断别人，直到把对手弄得哑口无言。

然而，在这个舞台上，我们有同等的思考时间，亚瑟看上去就没那么不可一世了。以前，我只注意到他扬起的眉毛和锃亮的鞋子，现在我发现了他衬衫上的小污渍，还有右脸颊上的痣。

舞台中央，赖特老师用手拢了拢狮毛一般浓密的头发，宣布辩论开始。她的声音透过麦克风听起来轰轰的：“大家下午好，欢迎光临！你将要观看的是一场辩论。辩论中，只要有人在发表演讲，我是说不管任何人，其他人都必须安静地倾听。”她把一根手指放在嘴唇上，发出“嘘”的声音，足足持续了20秒。

然后，赖特女士用另一只手拿起一个笔记本：“现在打开本子，画六栏，每个发言者一栏，我要你们在每栏里记下每位辩手提出的所有观点。辩论的规则是，对每一个论点都要做出回应，不为别的，仅仅是因为它被提出来了。”观众们争先恐后地按照老师的要求做起来。一些孩子用尺子比量着画出均匀完美的直线，其他人则徒手画。“辩论结束时，你们手里记下的要点就是判断胜负的依据：不是根据自己所持的立场，也不是根据辩手是谁，而是根据论据的质量。有问题吗？”

接下来我听到了辩题——“我们应该取缔所有动物园”，紧跟着是我的名字。我感到房间里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转移到了我身上。零零星星的掌声中，我整理好索引卡，走到舞台中央。

从舞台前面看出去，那幅情景我之前从未见过。每一双眼睛都一眨一眨地看着我，嘴巴静静张开着。裁判是六年级的老师，此时他的笔尖落在空白的记事本上，准备记下我的观点。从来到澳大利亚，这是我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声音有人倾听。

多年来我一直在避免争论。难道错了？难道我应该早一点儿奔向辩论？

…

现在，2005年那决定性的一天已经过去十七年了，我仍然在为达成有效争论而努力。十七年来，我取得了几个里程碑式的成绩：我曾两次赢得世界辩论锦标赛冠军；执教过世界上最成功的两支辩论队——澳大利亚学校辩论队和哈佛大学辩论联盟；我走遍世界各地——从韩国到澳大利亚，再到美国和中国，在每个地方寻找着表达不同观点的更好方式。辩论之路没有终点。

这本书是对我迄今为止并不太长的辩论人生的反思，总结了两种形式的辩论。

一种是竞争性辩论，很正式，竞争双方在公正的裁决者面前就指定的主题进行辩论。此辩论形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起源于古希腊的修辞教育和早期的宗教活动，其发展演变与议会民主的发展交织在一起。如今，竞争性辩论在世界各地的高中和大学蓬勃发展，众多前总统和首相、最高法院法官、行业领袖、获奖记者、杰出艺术家和民间组织领袖都曾参加过各类辩论赛。辩论这项活动，学起来很容易，但掌握很难。因此，从儿童到总统候选人，都可以在辩论活动中受益。

另一种形式的辩论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分歧。虽说没多少人参加辩论队，但大多数时候，每个人都会以某种形式进行争论。既然我们不仅对事物应该是怎样的存在争议，而且对事物本身是怎样的也存在分歧，那么仅就事物的认知就有可能引发纷争。在随后产生的争论中，我们试图说服他人，找到解决方案，检验我们所持观点，捍卫尊严。我们认定，个人、职业和政治利益不仅取决于我们赢得争论的能力，而且取决于我们以正确的方式获胜的能力，这是毋庸置疑的。

我的观点是，竞争性辩论可以教会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表达异议。能恰当表达异议意味着你能得偿所愿、可以减少将来有可能发生的冲突，你还可以与对手保持联系。本书将就上述方面展开阐述。然而，我想用更为温和的措辞来定义一下辩论的目标：就分歧展开争论产生的结果比根本没有分歧还要好。

为此，我在本书中呈现了一套工具包及其有效证明。

在此书的前半部分，我介绍了竞争性辩论的五个基本构成部分——主题、论点、反驳、修辞、沉默，以及此五部分所涉及的技能和策略。我相信，这五个基本要素及相应的技能和策略足以揭示出我们日常争论的真实面目。一句话，它们构成的知识体系比形式逻辑更容易掌握、比谈判技能适用范围更广。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前半部分探讨的竞争性辩论知识应用于生活中的四个方面——无理争辩、关系、教育、技术，并举例说明有效辩论如何改善我们的私人和公共生活。我想阐明的观点是，有几千年传统的竞争性辩论足以证明，社群应该在允许争论的基础上构建，而不是靠避免争论来运行。诚然，任何真正的证明，并不总能得出清晰明确的结论。辩论的历史充满了支配、操纵、花言巧语和排斥。然而，我想说，辩论也使一些更美好的事情成为可能：生活和社会因激动人心、充满爱意、有启示意义的分歧而更加丰富多彩。

我承认此时写一本关于有效辩论的书显得有些不合时宜。我们这个时代，很少有人会与政治对手开战，但分歧在我们心中激起的猜疑、蔑视和仇恨似乎与以往并无二致，依然深刻广远。由此产生的纷繁争论中，我们心怀恶意，自说自话。就在双方越来越有意展开一番辩论之时，维持交谈所需的价值观和技巧却陷入低谷。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极化。极化并非由于意见相左，甚至与分歧太深或太频繁都不相关，而是由于我们不会表达异议，致使分歧令人痛苦，毫无益处。

喧嚣声中，一些人已经放弃了表达异议的愿望。2012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在一次私人集会上表示，约47%的人将永远站在民主党一边，这些人是那些从不缴纳所得税的长期接受政府救济的人。四年后，民主党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将其对手的支持者中的一半描述为“可悲可叹之人”。两位政治家事后都表达了歉意。认为有些人无法说服，无法与之进行理性辩论的说法是很犯忌讳的。尽管如此，这种观念还是成为选举政治的主流逻辑。

这种信任缺失的最严重后果可能发生在家里，体现在恋人、朋友和家人之间的沉默中。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几周后，持不同政见的人们参加的感恩节晚宴缩短了30～50分钟。“就全国范围看，感恩节晚餐交谈时间因家庭成员支持不同党派而缩短了3400万个小时。”

可悲的是，再没有比感恩节家人都聚在一起时更好的辩论时机了。我们处在一个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个人自由、政治选举权以及全球化的时代，公共广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多样化，公众对话中争议不断。承认我们的时代缺乏分歧并非要贬低上述重要成就，也不意味着我们要把过去浪漫化。事实上，我们从未张开双臂迎接这种多元化，也从未更好地处理过我们的分歧。因此，我们需要开辟一条新的路径。

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代，我们可能尤其渴望达成共识——摈弃差异，专注于共性。作为一个天生害羞的人，我常常能感受到这种本能的力量。但我也亲身体会到了这一渴望的苦果。

在悉尼度过的童年时光中，有好几年，日常生活中我尽量避免争论，就算有，也是围绕达成共识的目的而争论。这段经历让我坚信，不存在任何争议的惬意生活是单调乏味的。维持那样一种生活需要太多的妥协和自我背叛。它会慢慢侵蚀一个人最有价值的品质，其中包括真诚坦率、勇于挑战和敏感脆弱。

在世界各地的所见所闻使我确信，没有分歧的政治生活是贫乏的。一个国家最好的形态便是允许争论不断发展演变。这个观点比其他任何观点都更加尊重人类的多样性和人类未来的开放性。纵观历史，执拗地坚持同一性，易走向专制和原始的多数主义。在一个自由民主国家，社会不仅应该允许争论，而且应该建立在充分争论的基础上。

…

初到澳大利亚的那些不开心的日子里，我知道我痛苦的根源是什么。在主日学校，我明白了，世界上之所以存在多种语言，是由于在一个叫巴别的城市发生过一次争吵。曾经，世界上所有的人讲同一种语言，他们傲慢地决定建造一座塔，高耸入云、直达天堂。此塔穿透天际之时，愤怒的上帝再不能坐视不管。他把语言打乱，人们从此再也无法相互理解。随后上帝把人们分散到世界各地。

我能换一个视角看待这个故事，是多年以后了。巴别塔的倒塌让世界陷入混乱，但新的文化和方言由此而出现——作家托尼·莫里森在她的诺贝尔演讲中曾有力地阐述了这一观点。我们被逐出巴别塔，在宽阔处定居下来，从此踏上艰辛的旅途，开始辛苦地翻译。

是的，巴别塔的倒塌使得人类从此陷入争论，但人类也得以开启更广阔的生命历程。

人们经常问我，是如何找到自己的声音的，他们问的不是和朋友一起时，而是在激烈的争辩中。多年来，我苦思冥想但找不到答案。这几天，我茅塞顿开，以下不正是最好的答案吗？对冲突的最佳回应并不总是争辩，但争辩可能是最具启发性的回应。争辩要求我们敞开自己，而武力的斗殴和忍耐自制都无法让我们做到将自己敞开。在与世界的冲突中，我们清晰地明白了我是谁、我的信仰是什么。

现在，我们习惯于将争辩视为社会的痼疾，或看作不满的起因。确实，它是痼疾，也是起因。然而，我最终希望的却是让读者相信，争论也可以是一种疗愈，一种重塑世界的工具。

2005年3月那个春日午后，我第一次走进辩论室，对此还一无所知。但我有一种感觉，自己有了一艘救生筏，只要我紧紧抓住不放，这艘救生筏不仅可以拯救我，还可以带我走向更光明的未来。站在台上，我凝视着观众，感觉到内心有一种东西在萌生：是雄心，焕发着勃勃生机和永不磨灭的雄心。

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脑海里想着演讲的前几句话，感到脚下的土地无比坚实。我想，一旦开始，便可能永远不会停止。因为，一旦发声，你永远不知道接下来会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