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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是生性逞强，也许是命中注定，我从小就事故频发，有小的，有大的，有不太要紧的，也有危及生命的。所幸的是，我都有惊无险地顺利康复了。趁着自己还能记得细节，赶紧写出来。
1971年的冬季很冷，在汝南县小郭庄，河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那年我4岁，穿着厚厚的棉衣棉裤，和同村的小伙伴一起在田间地头玩耍。陇上的庄稼地和回村的土路之间是一条灌溉用的水沟，大约一米宽，但有近一米深。伙伴们互相激将着问谁能从土路上跳到水沟对岸，我看着不算宽的小沟渠，骄傲地对伙伴们许诺：“我可以跳过去！”在伙伴们的注目下，我稍加助跑，纵身一跃，但厚厚的棉裤限制了奋力的小短腿，脚上的棉鞋也不给力，我从空中落到了离对岸只有几厘米的冰上，瞬间破冰滑落水里，冰水至胸，臊得我手忙脚乱地爬上岸，顾不得跟伙伴们解释，落汤鸡似的往家跑……到家后，尽管撒谎告诉父母是无意滑到了水沟里，我还是服服帖帖地挨了一顿打，然后我把衣服脱得干干净净，等着妈妈烧热水擦身，换干净衣服。
儿时的玩具是奢侈品，家里一般买不起，只能等到爸爸出差时给我买了作为礼物带回来。1972年，经过我数次央求，爸爸花了1元1角9分钱在驻马店工业局对面的小百货店买了一个我垂涎已久的玩具大炮，上足了劲儿之后，一拉引线，可以把一个小塑料炮弹发射到两米外的地方，很酷。得到玩具以后，我跟邻居家孩子炫耀了好几天。但不到一周，玩具就弄丢了，再也没找到，我很伤心。父母则是以此为鉴，不愿意再给我买玩具。我只好自己学着制作各种玩具，其中纸折的玩具有很多花样。大约在1974年我即将上小学一年级那年，我拿着刚刚用一大张纸折好的双篷船，和伙伴们一起到大马路旁边的水沟放船启航。我选择了一片宽阔的水域，蹲在水边摆弄纸船。一位小伙伴搞恶作剧，故意从背后推我，没想到他一把没拉住，直接把我推到了水沟里。这条水沟很深，我又没有防备，一头栽进去，先喝了两口水，呛得难受才反应过来，遇险了！我当时不会游泳，也不知水沟究竟有多深，惊慌失措地拼命往岸上爬，在闯祸小伙伴的帮助下上了岸，带着一身臭水跑回家，自然又是免不了挨一顿打。
我是个“旱鸭子”，对于把头没入水中有莫名的恐惧，直到现在也只会蛙泳这一种泳姿，而且一定是脑袋一直浮在水面之上，一直用口鼻呼吸，不会换气。
1985年的盛夏，天气特别热，郑州西郊的西流湖的水面很宽，可以荡舟，也可以游泳，是避暑的好地方，但每年都会有几人甚至十几人在其中游泳溺亡。8月酷暑，去北京上大学之前，我和哥哥、表姐结伴去西流湖租船游玩。退还船只之前，离岸边也就十米左右，我跃跃欲试，想下去扑腾几下。在哥哥和表姐的鼓励下，我下了水，双手紧紧把着船帮，身体在水里，双腿拍打水面，很惬意。眼看离岸边只有几米距离了，我决定松开双手，闭眼游到岸边。一阵努力地扑打之后，我感觉已经游到岸边了，就试图直立起来歇息一下，没想到双脚踏空，身体下沉，咕嘟咕嘟喝了两口水。惊恐之下我意识到自己遭遇险情，紧急间告诉自己要镇定，在水下憋着气铆足了劲儿，全身使劲拼命往上浮，脑袋露出水面后大叫一声“救命啊”，来不及换气，“啊”字没有说完我就沉入水下，咕嘟咕嘟又喝了两口水……我这样理智地挣扎了三四次，居然没有迎来表姐和哥哥的救援。就在我内心生还的希望迅速破灭之时，我的左胳膊好像被人抓住了，于是我一动不动地配合着，被一位小伙子拉到了岸边浅滩。这时的我，喝了一肚子湖水，肺里也呛了水，早已筋疲力尽，瘫在岸边，勉强感谢了救命人，大口喘着粗气。我哥哥水性很差，下水自身难保，但表姐小黎在江苏丹阳境内的京杭大运河边长大，水性颇好。表姐过来问我情况时，我一肚子委屈和后怕，嘟嘟哝哝说了几句。下午回到家，我们给父母讲述了遇险经过，母亲很生气，狠狠地骂了一顿表姐和哥哥。其实，他俩对我非常好，只是事发突然，他们有点儿措手不及。小黎姐一开始看到我挣扎，以为我在搞恶作剧，故意逗他们，但很快就意识到我是真的遇险了，便呼叫附近游泳的小伙子去救我，这才有了今天写故事的可能。这次落水之后，我发誓要学会游泳，万一将来遇险还能生还。所以后来在清华读书期间，我大二就去学了游泳。
我小时候对交通安全不太当回事儿，总觉得自己机智，可以和汽车抢道，不会出意外。上初中的时候，为了与爸爸会合，我每周末都会骑车往返于郑州北郊的省会计学校家属院和西郊的省电业局家属院。那时候的郑州，汽车开始多起来，常常人车抢道，交通一度相当混乱。有一次，我骑车到省体育馆附近的拥堵路段，混乱中被挤在两辆公交车之间。没想到两辆车越靠越近，给我留的空间也就比自行车略宽几厘米，我左右手紧握自行车把手，拼命挣扎着，不停碰撞两边的公交车，在身体失去平衡的情况下一边大声呼喊司机救命，一边艰难支撑着……终于，一辆车先开过去，我瞬间侧翻倒在路上。后面跟进的汽车在我身前急刹车，我赶忙站起来，双手手背早已被公交车磨破，血迹斑斑，真是捡了一条命。
后来在郑州读高中，有一年暑假，在北京航空学院读硕士的哥哥毅坚骑车带着我从会计学校的家里去电业局家属院，又是在通过省体育馆附近的拥堵路段时，哥哥骑车速度越来越慢，我决定跳下来步行。万万没想到，就在我跳下的瞬间，后面一辆吉普车恰好冲过来，我被撞倒在地，小腿卡在了吉普车右前轮和挡泥板之间，吉普车急刹车停住。我忍着疼，一骨碌爬了起来。吉普车司机吓得脸色苍白，下车问我是否受伤，我觉得没啥事儿，就安慰司机让他走了。没想到，在回家的路上，我的左侧小腿越来越疼，骨头里钻心地疼，一晚上没睡着觉。第二天我又休息了一天，疼痛才逐渐消失。但此后的好几个月甚至一两年，只要我剧烈运动，左小腿就刺骨地疼。现在想想，当时一定是骨折了，而且没痊愈，留下了后遗症，但为了省钱，我就没去医院拍片进行检查。
我酷爱浪漫而令人心旷神怡的冰雪运动，但在河南没有滑冰的条件。我上初中的时候，郑州流行滑旱冰，全城有很多旱冰场，花两毛钱，租一双四轮旱冰鞋，系好鞋带，就可以在水泥场地里滑一个小时。左一跤、右一跤，滑了两次就学会了，很惬意。1997年底，我到普林斯顿大学工作，学校有一个非常好的室内冰场，每年9月底至次年4月底对师生开放。为了去那里滑冰，我买了第一双属于自己的花样滑冰鞋，后来又买了速滑冰刀鞋。1999年，我还专门跟一位兼职教学的本科生上了一学期的花样滑冰课，学会了换脚、倒滑、急转、单脚滑，甚至学会了冰上跳跃和转圈，可以跳半周，虽然没少摔跤，但都无大碍。我很享受滑冰带来的心灵驰骋之感。
2002年6月29日下午2点，普林斯顿大学冰场夏季不开放，我来到了离学校不远、一号公路边的室内滑冰馆Ice Land Rink。那天，滑冰的人很多，冰面比较拥挤，但我的感觉非常好，在人群中穿来穿去，开始滑花样，试图练习好久没有尝试过的半周跳。我最后的记忆是试图跳起来……恢复知觉的时候，我坐在冰面上，面前站着一个急救人员，他伸出两根指头，我说“two”（2）。他让我跟着他的手指转动头部，然后把我扶到滑冰场外的座椅上。这时候我才觉得头部剧烈疼痛，难以忍受，鼻腔里有液体。我要了一张纸巾擤鼻涕，没想到用力擤的瞬间，右边脸部开始肿胀，短短几十秒之后，右边脸肿成了球，右眼被肿胀的皮肉挤在里面，无法睁开，左侧脸部却没有变化，我当时的样子一定很吓人。显然，我是脑震荡了，可能会脑出血，脑组织也可能受伤了。
冰场救护人员很紧张，要求我赶紧去看急诊，要叫救护车。我婉拒了其叫救护车的提议，居然自己睁着一只眼，驱车到了普林斯顿大学医学中心接受急诊检查。拍了29张X光片之后，医生告诉我，我的面骨裂了，但裂开的面骨没有分开，也没法儿打石膏或绷带，只能慢慢修养；脑组织没有明显出血，但颈部和头部有大面积软组织挫伤。结论是，回家静养一个月，让渗到脸部的体液一点点被吸收。我虽然放心回家了，但头部剧烈的疼痛让我彻夜未眠。头疼持续了两三天才逐渐减轻，而右侧面部的肿胀直到一周后才消去。后来得知，我是在冰面上跳起后摔倒，脸部着地，撞击了冰面，导致面骨骨裂的。
1997年底，我离开斯隆-凯特琳癌症研究所去普林斯顿大学做助理教授。圣诞节前，仁滨和我，连同清华生物系小我两届的1987级同学申健、1986级同学王亚林，驱车去美国东岸最大的滑雪场基灵顿，一共滑雪三天。这是我第一次学滑雪，收获颇丰。第一天下来，我摔了几十跤，也不知道是摔的还是累的，全身酸疼，但学会了大A滑法，即两腿尽量分开，两个滑雪板在最前部并拢、后面分开，这样可以增加阻力。三天下来，所有绿道（初学者雪道）对我来说都没问题了。1998年圣诞节后，我与申健、亚林再次结伴前往基灵顿，我学会了双板平行滑，虽然技术很一般，但征服了所有的蓝道（中级道）。1999年圣诞节后，我们第三次去基灵顿，我的平行滑技术又有长进，征服了大部分黑道（高级道），也称黑钻石雪道。2000年圣诞节后，第四次去基灵顿，我可以在除极速雪道外的所有雪道自由速降，包括几条双钻石黑道。随后几年，我达到了自己高山速降滑雪技术的顶峰。我非常喜欢速降时身体失重的感觉，也特别享受遇见雪包之后腾空的感觉。
2008年回国后，我对滑雪的热情丝毫未减，但没想到第一次滑雪就出了一次大事故。2009年1月中旬，我和饶毅及清华的几位同事结伴去距离北京近250公里的崇礼区万龙滑雪场，那里有十几条很不错的雪道。饶毅不会滑雪，便叫了一个私人教练教他。同去的俞立的滑雪技术非常好，速降时走“小S”很轻盈，两个雪板能平行贴在一起。第一天气温很好，零下四五摄氏度，基本没风。除了饶毅，其他人都赶着在雪场关门前坐最后一班缆车上山。我们一共滑了二十多趟，滑遍了雪场所有的高级道，我们都觉得这没多大难度。第二天寒流来袭，气温骤降到零下20摄氏度左右，五六级的西北风呼啸着，体感温度在零下30摄氏度左右。我们在外面滑雪不仅不会出汗，而且滑上两趟就手脚冰冻透心凉。这样的天气很不适合滑雪，所以那天滑雪的人特别少。我们勉强滑了一上午，计划下午再滑一两个小时就提前结束。午餐后，我们再次上山，在一条黑道上速降时，我冲在前面，凛冽的北风把残雪吹得挡住了我的视线。当我感觉到双板遇到阻力的时候已经太晚了，雪道中央一处凹陷的地方有一个不小的雪堆，我直接滑进去了。双板遇阻减速，但我的身体还在随惯性高速前行，我极其清醒地向下倾倒，以脑袋为支点，身体和双腿在空中180度翻转，重重地摔在雪道上。
我躺在雪道上，头部剧烈疼痛，脖子无法动弹，眼睛什么也看不清，心里想：这下完了！我试着动了动双脚的脚趾，似乎还有感觉，那就不会下身瘫痪。俞立赶过来，站在我旁边，问我是否需要帮助。这时我才发现我的滑雪镜已经摔裂成了好几片，这种高强度、高柔韧性的滑雪镜戴在我脑袋上居然能摔碎，可想而知，我的脑袋与雪道地面的撞击力有多可怕。我勉强站立起来，重新穿上双板，慢慢滑到雪道尽头。卸掉滑雪装备以后，我开始全面感受到头颈部的剧痛，脖子无法转动，稍稍动一下就疼痛难忍；嘴张不开，一张嘴就剧痛；无法吞咽，咽一口唾液就剧痛。我觉得自己很可能脑出血了，硬撑着到雪场医务室做检查。医生让我眼睛跟着他的手上下左右转动，又摸了摸我的颈部问疼不疼，然后告诉我问题不大。但我实在无法忍受剧痛，于是大家决定提前返京。
返京的近250公里路程是一个煎熬，崇礼的海拔有1 300米左右，而北京的海拔只有几十米。也就是说，汽车一直在慢慢下坡，我头疼和耳朵疼的情况因此不断加剧，显然是因为身体无法适应不同海拔造成的压力差。饶毅一路还在讲不少人因为摔倒当时无事、半夜猝死的故事。虽然他本意是劝我去做全面检查，但已经招致全车清华同事们的不满，于是他们改为唱歌给我放松打气。人声、歌声对我的心理是种安慰，但声波其实加重了我的痛苦，我不忍辜负他们的好意，强忍着鼓励他们继续“飙歌”。
好不容易熬到了北京，因为疼痛没有减轻，也无法吞咽，我还是在深夜11点赶到北医三院急诊科做了全面检查，拍了58张X光片，最终结论是脑部无明显出血，头颈部大面积软组织挫伤。我回到家已是凌晨1点半，但疼痛让我彻夜无眠。当时仁滨和孩子没回来，妈妈和我同住，为免她担心，我尽量表现得无大碍。但其实，一直到2009年2月下旬，我的脖子基本无法转动，左右转动10度以上就疼痛难忍，晚上睡觉只能平躺，这样可以保持脑袋与身体的相对位置不变。睡着以后，我每次翻身必然疼醒，只能用双手协助脑袋和身体同步翻身。这次事故之后，我连着几年没去雪场。2014年恢复滑雪以后，我比以前谨慎多了，总觉得自己在2009年又捡了一条命回来。